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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逸诗语言艺术的审美特征
作者：陈永敬
然而，对于这样一个重要的文学现象，历代的专论却不多见。即便在讲隐逸文化时提到隐逸诗，也多是一笔带过。并且在价值取向上，许多学者往往对按儒家思想要求，隐居后放言直陈社会黑暗的隐士大加赞扬，而对隐居后沉湎于山水田园之中，对社会现实“万事不关心”的隐士往往有不少贬损之词，认为后者“对现实社会、现实存在没有任何触动”，是“有些无趣”的。但是，如果从艺术的、美学的角度来考察隐逸诗，我们却实在不敢苟同这样的观点。无论是痛斥黑暗现实的雷霆之声，还是“万事不关心”的寂寞情怀，不管它们在社会功利价值上有些什么差别，但在艺术价值、美学价值上都是平等的，都是中国人文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同为中国文学艺术中的无价瑰宝，永远闪耀着“美”的光芒。本文就试图从语言表达艺术的角度，对隐逸诗的审美特征作一个简略的分析。
一、隐逸诗的语言表达充满着自由的张力
中国古代没有“自由”这个词汇，但人格的独立和不受羁束的“任情任性”却一直是广大隐士追求的目标。自从远古的许由推辞了尧帝把天下禅让给他的美意后，人格独立和自由便罩上了神圣的光环。在“自由”面前，一切功名富贵包括天子的权势都成了一钱不值的肮脏东西。考察历代隐逸诗，我们不得不为诗人语言的直率、自由所倾倒。嵇康在他的诗中描绘了“俯仰自得，游心太玄”的境界，表达自己“越名教而任自然”的自由理想。陶渊明说自己“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认为出仕做官是“误入尘网中”，是“深愧平生之志”的违背自由意愿的行为，辞官归隐才是“复得返自然”的正途。在陶渊明的大量诗作中，都表达了这种对人格独立和自由的追求与向往，使得他的隐逸诗在浓浓的田园风味中透露出一种任情任性的自由之美。到了唐代的大诗人李白，更是以无比豪迈的气度唱出了对自由的向往和赞美。面对专制皇权的约束，他竟敢“天子呼来不上船”，直言“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面对名利的诱惑，他轻蔑地说：“功名富贵若长在，汉水亦应西北流”；面对人生的种种烦恼和失意，他更是洒脱地吟唱，“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且放白鹿青崖间，须行即骑访名山”，“人生飘忽百年内，且须酣畅万古情”。李白用他那“兴酣落笔摇五岳，诗成笑傲凌沧州”的非凡气度，表达出了对人格自由的强烈渴望、热情梦想和执著追求，把隐逸诗语言的自由之美发挥到了极致。其他的隐逸诗人如与李白同时代的“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醉月频中圣，迷花不事君”的孟浩然，以及唐以后历代的隐士，在其诗作中都不难找到表达自由之情的妙词佳句。
二、隐逸诗的语言表达独具空灵与虚静之美
隐逸是对自由、正义的追求和维护，这是从隐逸行为的精神本质上而言的。而从隐逸诗的艺术风格上看，由于绝大多数人士都选择田园、山林作为归隐之地，隐逸诗也多是通过对田园、山水的描绘来“以景言志”，故而隐逸诗在艺术风格上呈现出了明显的“空灵虚静”的审美特征。胡应麟在《诗薮》中说：“有以高闲、旷逸、清远、玄妙为宗者，六朝则陶（渊明），唐则王（维）、孟（浩然）、韦（应物）。”这段评语，精练地点明了隐逸诗语言艺术空灵虚静的审美特征。限于篇幅，在此仅举陶渊明、王维隐逸诗中的只言片语作一个简略的分析。
陶渊明有诗云：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饮酒》其五）
山涧清且浅，可以濯我足。（《归田园居》其五）
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暖暖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归田园居》其一）
怀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籽。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归去来兮辞》）
白日掩荆扉，对酒绝尘想。时复墟里人，披草共来往。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归田园居》）
在这些诗句中，陶渊明用简淡、真淳的语言，表现出了归隐田园之后恬静安然的心境。不过是一条山涧，一个村落，几缕炊烟，几瓣菊花，几声狗吠，抑或是饮酒、耕作、赋诗等日常行为，在陶渊明的笔下，却变得那么清纯、那么美丽、那么富于哲理情趣。在恬静、淡远的田园中，诗人找到了安顿灵魂的绝好去处，暂时忘却了尘世的种种烦恼和愤慨，显得闲适安然，晏如也，自娱也，酣觞赋诗也。正是这些超凡脱俗的诗篇，使陶渊明赢得了“古今隐逸诗人之宗”的美誉，其诗风影响深远，孟浩然、王维、韦应物等著名的隐逸诗人，无不受其影响。
说到王维，又略有些不同。他的诗风除了禀承陶渊明的恬静淡远外，还以禅意入诗，平添了几分空灵清幽之美。如：
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辛夷坞》）
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鹿柴》）
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鸟鸣涧》）
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竹里馆》）
读着这些诗句，我们不禁会诧异于其意境的空寂和清幽。在这些诗句里，有生命的过程，却没有生命的意识。人在这里不仅是解脱了的人，而且是虚化了的人，不仅超脱了尘世俗情，甚至超越了生命本身。正如陈铁民在《王维新论》中所说：“辛夷花默默地开放，又默默地凋零。非常平淡，非常自然。没有目的，没有意识。没有生的喜悦，也没有死的悲哀。而面对花开花落，诗人好像完全无动于衷，既不乐其怒放，亦不伤其凋零，他似乎已忘掉自身的存在，而与自开自落的辛夷花融合为一了。”如果说陶渊明的隐逸诗是充满人生性情的“有我之境”，那么王维的这些诗句则是超越了自我意识的“无我之境”了。陶、王的隐逸诗，都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共同铸就了隐逸诗“空灵虚静”的审美特征。宋代苏轼在《送参廖师》一诗中说“欲令诗语妙，无厌空且静。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把隐逸诗空灵虚静的审美特征从理论上作了概括，成为中国诗歌美学的一个重要命题。
三、隐逸诗的语言表达是一种悲情的绝唱
虽然陶渊明在诗中把田园描绘得那样恬静和美好，但是，隐逸并不是一条优哉游哉的坦途，它是需要付出代价的。张立伟在其《归去来兮——隐逸的文化透视》一书中指出：“贫贱的折磨，富贵的诱惑，往往还加上权势的逼迫，这是不同程度上悬在隐逸头上的三把刀子。”隐逸的文人，以贫贱孱弱之身抗议权贵邪恶，维护道义尊严，其困苦辛酸，其悲壮惨烈，不能不令人为之动容。
竹林隐士之一嵇康，面对司马氏的黑暗专制，虽归隐山林仍悲愤难平，放言反抗，写下名垂千古的《幽愤诗》，最终激怒了司马氏集团，惨遭杀害，用生命为代价证明了隐逸诗人的高贵品格和情操。
嵇康的死是悲壮激烈的，而绝大多数“苟全性命于乱世”的隐逸诗人所受的困苦和折磨，同样是令人感慨万千的。曾为彭泽县令的陶渊明，为着对自由和正义的执著追求，不为五斗米折腰，毅然挂冠辞职，“种豆南山下”，但最终竟沦落到“夏日抱长饥，寒夜无被眠”的悲惨境地。有时甚至“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还得拄杖沿途叩乞讨。而就在这样严酷的生活环境中，陶渊明还能泰然地与人谈玄论道，真正做到了“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读来令人感动，令人敬佩。杜甫弃官飘泊到成都后，生活也极为贫苦，居住的茅屋还经常“为秋风所破”，但在贫困的折磨中，他仍然时时关注着国家和人民的命运，以诗歌为武器，对黑暗的现实进行无情的文化批判。在李白的诗中，悲壮之美更是表现得淋漓尽致。“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当凌云的壮志被黑暗的现实无情地砸得粉碎之后，其心中的悲苦是何等深切。因此，李白的许多诗歌都充满了人生理想被毁灭之后那种痛彻心肺的悲情呐喊。“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人生苦短，壮志难酬，诗人只能“将进酒，杯莫停，会须一饮三百杯”，以浓烈的酒精销蚀万古的愁怨，但往往还落得“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销愁愁更愁”的结局。这种人生理想被毁灭的悲剧，使隐逸诗成了悲情的千古绝唱。
陈永敬，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中文教育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