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9年第1期
我们来看看鲁迅的演说词
作者：钱理群
三、心怀警戒
这同时意味着，鲁迅对公开演讲者所扮演的公众角色，是心怀警戒的，或者说是他所不习惯，不自在，甚至是要竭力回避的。他几乎在每一次演讲的开头，都要反复地申说：“我自己觉得我的讲话不能使诸君有益或者有趣，因为我实在不知道什么事，但推脱的时间太长久了，所以终于不能不到这里来说几句”（《未有天才之前》）；“我不会演讲，也想不出什么可讲的”（《关于知识阶级》）；“我没有整篇的鸿论，也没有高明的见解”（《文艺与政治的歧途》）；我的演讲“没有什么可听”而且“无聊”（《无声的中国》）；“这学校是邀过我好几次了，我总是推宕着没有来”（《革命时代的文学》)；“我也没有什么东西可讲”(《读书杂谈》)等等。不能把这些话看作是演讲者照例的谦辞，至少鲁迅不是这样的。在我看来，这正是显示了鲁迅在演讲时内在的紧张感。
四、正视言说困境
如果前文说的只是外在环境的紧张，那么，这内心的紧张或许是更为深刻的：它揭示了鲁迅的内在矛盾。鲁迅当然知道也并不否认演讲的作用，特别是青年在听讲过程中表现出来的热情，以及对思想和知识的渴望，他是感受得到的，并且也会从中受到某种激励；但他更深知，或者说更深切地感受到了公开演讲中的言说困境。
对这样的言说困境的正视，其实是鲁迅演说中相当核心的东西，与他的演说的主要内容，也就是他的正面表达，形成了一种张力。但由于都只点到即止，很容易被忽视，却是我们阅读时首先要注意的。
五、“演讲近于做八股”
鲁迅在《关于知识阶级》的演讲中说：“讲演近于做八股，是极难的，要有演讲的天才才好，在我是不会的”。[11]这真是一语中的：“做八股”其实就是鲁迅在同一演讲中说的由于“想到种种利害”，自觉、不自觉地“在指挥刀下听令”言说，或者说得好听一点，按照社会公认的规则即所谓“公意”说话，这正是鲁迅所要拒绝的“整篇的鸿论”、“高明的见解”、“有益”或“有趣”的话，因为鲁迅说得很清楚：“真的知识阶级”是“不顾利害的”，“要是发表意见，就要想到什么就说什么”，而这却是演讲“八股”所禁忌的。这正是所面临的困境：自己想说的话不允许说，或者说了没有人听；别人——不只是当权者，而且包括“公意”，甚至是听众——要自己说的话，自己不想说，不愿说，说不了。于是，鲁迅就只好宣布，自己不是“演讲的天才”，不会表演，因此也就“不会”演讲了。
六、能将心里的话说尽吗
这同时提出了一个问题：演讲能完全袒露心里的话，无保留地显示真实的自我吗？鲁迅在《无声的中国》里坦言承认：“讲演时候就不是我的真态度，因为我对朋友，孩子说话时候的态度是不一样的”。这是鲁迅早就说过的：“偏爱我的作品的读者，有时批评说，我的文字是说真话的。这其实是过誉”，“我自然不想太欺骗人，但也未尝将心里的话照样说尽，大约只要看得可以交卷就算完”。[12]公开演讲就更是不能“将心里的话照样说尽”的，鲁迅曾这样告诫年青朋友：“和朋友谈心，不必留意”，“可以脱掉衣服，但上阵要穿甲”，因为“鬼魅多得很”，“是要提防，不能赤膊的”。[13]鲁迅作公开演讲显然是“穿甲上阵”的，并非处处坦率直言，但他仍然坚持“说些较真的话，发些较真的声音”[14]。其实这是更加难能可贵的。
七、有身份与架子，就不能畅所欲言
鲁迅在《读书杂谈》里有一个分析，也颇耐琢磨：“一做教员，未免有顾虑；教授有教授的架子，不能畅所欲言”，“这或者有人要反驳：那么，你畅所欲言就是了，何必如此小心”，但实际上“教授自身，纵使自以为怎样放达，下意识里总不免有架子在”。[15]这就使我们又想起了鲁迅《夜颂》里的那句话：人在白天的公开场合里，总是戴着“人造的面具”，穿着“衣裳”的。教员、教授，都是人的一种身份，一种社会地位，为了和这样的身份、地位相适应，就得有“面具”与“衣裳”，“总不免有架子在”。演讲者也是自有身份的，而且在公开场合是不能不“顾虑”自己的身份的，鲁迅也不例外，而每种身份都会有相应的“面具”和“衣裳”以至“架子”，就会对人的言说形成某种限制，真正的“畅所欲言”在光天化日之下的演说里，是不可能的：鲁迅对这样的演说必有的局限是看得很清楚的。
八、听众也是“戏剧的看客”
鲁迅更警惕演讲可能存在的陷阱。他在《文艺与政治的歧途》里特意指出：“刚才我来演讲，大家一阵子拍手”，“那拍手是很危险的东西，拍了手或者使我自以为伟大不再前了，所以还是不拍手的好”。[16]鲁迅居然视听众的“拍手”为“危险”，这样的敏感很特殊，却有着深刻的意义。鲁迅在《娜拉走后怎样》这篇著名演讲里，提出了他终身关注的一个命题：“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牺牲上场，如果显得慷慨，他们就看了悲壮剧；如果显得觳觫，他们就看了滑稽剧”。对鲁迅揭示的“看客”现象，曾有过这样的阐释：“中国人在生活中不但自己做戏演给别人看，而且把别人的所作所为都当作戏来看。看戏（看别人）和演戏（被别人看）就成了中国人基本生存方式，也构成了人与人之间的基本关系”：“每天每刻，都处在被‘众目暌睽’地‘看’的境遇中；而自己也在时时‘窥视’他人”。[17]不难想见，鲁迅在演讲者与听众之间，也强烈地感觉到了这样的“被看”与“看”的关系。被“众目睽睽”的“看”，这在鲁迅心理上不能不产生一种表演感，严肃的思想启迪、心灵交流变成演戏，拍手的热烈，不过是表示演得精彩，满足了听众的娱乐欲望，成了“明星”：这正是他最为恐惧，并且要竭力逃避的。同在《娜拉走后怎样》里鲁迅又说：“对于这样的群众没有法，只好使他们无戏可看倒是疗救”，[18]鲁迅之延宕以至拒绝演说，正是同样的意思与态度。
九、警惕在“拍手”中丧失话语自主性
“拍手”的危险，还在于它容易使演讲者热昏头脑。这就是鲁迅说的，“拍了手或者使我自以为伟大不再前了”。从表面上看，在演说场中，是演讲者在引导听众，实际上听众的反应，特别是他们的拍手也在影响、以至引导演讲者，特别是如果演讲者被冲昏了头，就会自觉、不自觉地被听众的拍手所表达的群体意志所支配，不由自主地说听众希望、要求自己说的话。这样的热热闹闹与自我陶醉中话语自主权的丧失，在鲁迅看来，才是真正危险的。
十、“我不是站在引导者的地位”讲话
鲁迅还要追问的是，演讲者自我角色的认定。他在《关于知识阶级》的演说里，明白表示：我想“发表一点个人的意见”，“我并不是站在引导者的地位”。[19]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定位，鲁迅因此与众多的知识分子演讲者划清了界限：他们或自命为“青年导师”，或以充当“国师”为己任，他们与听讲者的关系是“引导”与“被引导”，自认为真理在握，演讲的目的是要听众都相信自己的话，跟着自己走向光明的坦途。鲁迅却明确告诉听众：我并不“要诸位都相信我的话”，理由简单而朴实：“我自己走路都走不清楚，如何能引导诸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