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2期

知人论世 论从史出

作者:罗晓静




  一
  
  “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选”之类的课程,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高等学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专业课、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相关专业的基础课以及高等学校人文素质教育的公共选修课。它对全面提高学生的专业素养和综合素质一直具有重要作用。然而,随着社会文化的发展、培养模式的变化以及自身局限的凸显,这样一门传统课程面临逐渐边缘化的危险。因此,其课程体系的改革创新亟待进行。
  随着我国社会和文化又一个转型期的到来,高等学校教育思想和教学观念的改革引起越来越广泛的关注,中国现代文学自身学科观念和课程体系的创新也日渐深入,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选”课程的教学改革已逐渐成为一种必然趋势。近年来,国内外同行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选”课程的教学改革主要致力于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教学观念不断完善。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的配套课程,“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选”课程逐渐增强了自身的独立性。作家和作品不再仅仅是文学史知识框架的填充物,而成为具有相对独立性审美和学习的对象。
  第二,教学内容不断更新。“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选”的主要内容是作品,囿于传统观念(如单一学科需求、单一授课对象等)编选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选教材,显然已经不能适应当前多元化教学的需要。因此,国内外相关高校先后出版了新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作品导读等教材。
  第三,教学手段不断丰富。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和现代化教学设备的普及,多媒体教学自从20世纪90年代进入高校以来就被视为改革教学手段、改变教学方法的基本途径之一。“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选”课程亦受益于此,通过文字、图像、声音、视频等媒体的综合运用,提高了教学内容的真实感和表现力。
  但在笔者看来,目前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选”课程还存在如下几个问题:
  其一、教学观念有待调整。一方面,“作家作品”课程的性质、内容和定位等不够清晰,理论上的探讨显得较为欠缺;另一方面,或许受到学术传统的影响,国内目前不少课程或教材要么比较求全,没有突出经典性和独特性;要么比较守旧,没有做出适应价值重构的文化选择。
  其二、教材体例亟待更新。目前国内的许多教材,仍然采用或者只提供作品或者“作品为主,评点附后”的传统编写体例。这种编写体例不仅导致重复性教材大量出现,造成资源的浪费;而且其内容本身不过是作品的集束,对阅读者和学习者很难真正起到引导或导读作用。
  其三、教材形式较为单一。许多其他传统学科的本科基础课教材,相继实现了信息化、网络化;但迄今为止,国内尚无正式出版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选”之类的网络多媒体教材。
  就以上存在的问题,笔者提出“现代中国经典作家作品阐释”这一新的课程名称,对本课程的体系创新和教学改革进行一些思考,并将之应用于教学实践考察其效果。
  
  二
  
  教学观念是教学活动的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教学观念的改变亦可以带来教学活动的整体变化。“现代中国经典作家作品阐释”课程体系创新,首先必然涉及教学观念的改革。
  第一,以“大现代文学”史观为基础,建构“现代中国经典作家作品阐释”课程的时空界域。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的断代和分期问题引起学界广泛讨论。学者们对延续了几十年的“近代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分期进行挑战,强调以一种“整体性”的文学史观来考察20世纪中国文学发生、发展的历史。一种“大现代文学”的史观和诉求,已在现代文学界获得普遍认同。
  面对“大现代文学”史观或“整体性”的文学史观,作家作品课程的史观也需要作出相应调整。中国近代、现代、当代文学作品选等各自独立的状态和格局,完全可以打破进行重建。在此,笔者倾向于使用“现代中国”这一提法。时间维度上,中国近代、现代、当代打通;空间维度上,大陆、台湾、港澳整合。这种时间和空间的界域,能够增加本课程的涵盖面,让教师获得更大的灵活度和选择权,也让学生接触更为广泛的文学资源。
  第二,以“重构经典”为背景,确立“现代中国经典作家作品阐释”课程的经典观念。
  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们对“经典”的理解发生重大变化。在新的时代环境、文化语境和学术氛围中,政治意识形态不再是划定和解读经典的唯一标准,学理的、尤其是审美的要求日趋彰显,即经典的主体性和个人性越来越突出。
  以“重构经典”为背景,“现代中国经典作家作品阐释”课程体系创新尤为强调对现代文学“经典”的重新认识和发现。在多元化的文化和学术语境下,学者(教师)不必一味遵从文学史传统对经典作家、作品的定位,可以充分发挥主体性、个人性,以自己的学术观念、审美判断和价值立场作为标准,遴选出“经典”作家作品作为教学内容。这不仅可以使教学内容更加生动、丰富,而且符合国内外学术思想发展的趋势,亦可能带来学术研究上新的突破。
  第三,以“传记批评”为方法,转换“现代中国经典作家作品阐释”课程的侧重点。
  “谁最有权利对文本说三道四”?以现代解释学的观点来看,读者与文本之间的解释空间是无限的,而作家和文本之间的解释空间是有限的。也就是说,如果有一种文学的科学,作者是相对可靠、具有科学性的东西。这种观点在中西方是有共识的,中国一直有传记批评的历史,西方理论和批评领域也一直没有停止过复活传记批评的努力。
  以“传记批评”为方法,笔者主张“现代中国经典作家作品阐释”课程创新体系应该从侧重作品研究转到作家研究和作品研究并重。针对目前文选类课程较为忽视作家研究,尤其是作家个体、个性研究的缺陷,教学中可以重点阐释经典作家的生命、情感、创作历程,以人性、人生、人情为观照点,引导学生进入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个体、触摸一个个真实的心灵世界。作家的生命和心灵,是教师可以通过史料进行有限还原的。而文本阅读,在很大程度上也许应该彻底交还到读者手中。
  
  三
  
  教材,是教学活动的依托和基础,教学观念的改革必然要落实到教材编写的具体实践当中。“现代中国经典作家作品阐释”课程体系创新,亦当以教材建设为主要工作,着力于从教材体例和教材形式两方面进行突破。
  首先,教材可以采用“纪传体”的编写体例,即以人物为纲、时间为纬,重点反映经典作家的人生经历、情感遭遇、创作道路和思想主张等。具体说来,“现代中国经典作家作品阐释”教材可以“现代中国文学”为总体背景,精选1895年至当下最具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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