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2期
苏童历史小说创作论
作者：冀肖力
和大多数先锋小说作家的创作一样，苏童的小说主要分为以历史时空为背景的小说和反映当代人精神与心理的作品两类，苏童的历史题材小说与其他一些先锋作家如叶兆言、余华、格非等的历史小说一起，因为一反传统历史小说主题和创作手法、关注形而下的历史情景、对“历史”的重新阐释与定义，以及对“冷面”历史大面积渗入主体情感而被称为“新历史小说”。
一
九十年代初，先锋作家的形式实验由于自身创作与读者接受的双重限制，逐渐褪去了最初的炫目光环，呈现出脆弱的一面，不变已难以为继。为摆脱写作困境，他们纷纷转型，不再一味地讲究技巧，开始将曾被自己摒弃的故事与意义纳入笔底视野。但是决定与现实文化环境发生联系的先锋作家们，首先遭遇的是自身阅历的缺乏和对现时生活把握的无力性，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将目光转向了历史时空，想象与虚构成了他们拾掇历史碎片关注现实精神的重要手段。这种出于自身变更创作需要而对历史关注的目的，使他们对历史的理解呈现出逸出传统的特点。
苏童的创作向历史领域开拓正是发生在这种转型大气候之下。作为在新历史小说领域创作颇丰、影响较大并取得了代表性成就的作家，他对历史进行了一番自我诠释，并在这种创作观的指导下创作了一大批历史小说。
1、新的历史观：历史不过是一堆纸质的碎片。苏童说：“什么是过去和历史?它对于我是一堆纸质的碎片，因为碎了我可以按我的方式拾起它，缝补叠合，重建我的世界。”这是一种典型的历史传统的不肖子孙所持的历史观。在它的背后，是对历史不再充满敬畏和尊重，不再关注几千年来史家们所热衷的大写状态的惯性历史，而是把目光投向了传统历史所忽略和不屑于触及的个人史、心灵史，用自己的现时观念阐释着处于历史时空人物的行为处事。于是，苏童笔下，名垂青史的帝王将相们却不是国计民生的支撑者，他们在历史舞台上上演为满足自己欲望而进行无穷阴谋、杀戮的闹剧，如《武则天》里的武则天和她周围的那帮官僚将相们；名不见经传的帝王是糊里糊涂地当上的傀儡皇帝，为逃避帝王生涯而日夜渴慕普通人的生活，如《我的帝王生涯》里的端白。在他的笔下，更汇集了地主、下层平民、竹器商人等卑微的生命形式，汇集了妓女、小妾、白痴、土匪等丑陋的生命形式，他们因为利益、仇恨、情欲而逃亡、厮杀、挣扎，充满污浊之气。这就是苏童目光里的历史，阴暗、灰色而无丝毫神圣之感。
2、历史的偶然性：历史时时被一些偶然的、不确定的因素左右着。历史作为一种流程，是必然规律性与偶然不定性所不断交锋不断交错的结果。“偶然的因素并不是历史本质的范畴，但它是历史本来的存在，是历史本色的一种现象”，苏童在创作时放弃或不屑于对必然历史规律的探究，而把目光向那些充满了偶然性的、不确定的历史，对历史抱一种游戏态度。《我的帝王生涯》中，根本不曾梦想当国王，也不具备当国王魄力与能耐的少年端白，却在战战兢兢中度过了八年的帝王生涯，究其原因，竟是其祖母皇甫夫人“跟你们男人们开的一个玩笑”，“我制造一个假燮王，也只是为了以后更好地控制你”，把国家大事视为儿戏，而致使“燮国”的一段历史重写。《1934年的逃亡》、《飞越我的枫杨树故乡》等小说整个历史背景与氛围都十分模糊，主题意蕴也极其多意，充满了宿命感和不确定性。
3、历史的庸常性：历史由一堆充满了复杂人性、琐碎晦暗的原生态场景构成。以苏童为代表的“新历史小说”作家们在创作中将历史还原到本来面目，不在作品中昭示本质的历史，而是描写出本色的活生生的历史，其中充斥的是善恶兼具的人性，苦难悲剧的生存境况。在其“枫杨树故乡”系列小说中，疯子、白痴、逃亡、灾难、死亡等生命形态与生存方式竞相上演，呈现出琐碎晦暗的场景。苏童对历史场景的呈现不做主观的评价，而是召唤读者参与到对历史的定义与判断上来。长篇小说《米》中，五龙怀抱着对城市的美好愿望从灾难中的“枫杨树”乡村出发，却一开始踏上城市土地就遭到打击，在城市生活的砥砺中，他人性中阴暗、丑陋的一面充分暴露。其生存状况的窘迫，在生活压迫下人性的扭曲变形，生命中残存的些许温情，共同构成了一个丰富复杂的多元存在。
二
苏童的创作以历史题材的最为瞩目，其历史小说创作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87年和1988年，主要作品有《1934年的逃亡》、《罂粟之家》等中篇作品。这些小说与莫言写作的“红高粱”系列等“家族历史小说”一脉相承，通过其独有的叙事方法，重现某种历史氛围中的种族生存状态。《1934年的逃亡》中竹器商人陈姓家族荣辱兴衰的不可捉摸性，有关性、生殖和瘟疫灾难之间因果联系的隐喻，都展示出历史本身晦暗、苦难、迷惘和悲剧性的一面。《罂粟之家》与其相类似，但其主题又融入了匪行、暴力、仇杀等因素，更显示出种族历史的血腥幻景，颠覆了传统的革命历史经典叙事。这两部历史小说以冷漠的目光审视和剖析历史，把历史的混沌、神秘和宿命等原先状态呈现出来。
1989年以后，苏童历史小说创作转入第二阶段。“从1989年开始，我尝试了以老式的方法叙述一些老式的故事，《妻妾成群》和《红粉》最为典型，也是相对比较满意的篇什。我抛弃了一些语言习惯和形式圈套，拾起传统的旧衣裳，将其披在人物身上，或者说是试图让一个传统的故事一个似曾相识的人物获得再生。”在这一类描写“妇女生活”的作品中，历史不再呈现为破碎的表象，而成为十分完整和清晰的人和事，以作者自己的方式“缝补叠合”的重建着，它们虽不及前一阶段的小说那样厚重深邃，但也是非常鲜活生动的历史，具有人性的深度。《妻妾成群》有着传统的“一夫多妻”的表层呈现，但内在探讨的却是传统历史所不曾涉及到的悲剧承受者本身对悲剧所应负有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