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2期
苏童历史小说创作论
作者：冀肖力
的责任的剖析，以及畸形的生存环境对生命的压抑和神秘的扼杀鲜活人性的宿命圈套。作品中的几位女性形象，无论是敢爱敢恨、敢做敢说的三姨太梅珊，还是为生计所迫嫁给陈佐千、从谨慎讨巧到肆意争斗以至最后疯癫的四姨太颂莲，甚至是躲进佛堂的大太太毓如、压抑自我卑贱做人的二太太卓云，都殊途同归地体现出人性欲望与扼杀生命的精神枷锁之间的角力。《红粉》、《米》等同样也有着十分完整的故事外壳和复杂的人性呈示，如《红粉》关注妓女们的个人遭遇、生存意识和人性状态，而非传统的反封建题材，在表达历史必然规律性与偶然不定性的关系中显现出历史的真实与对人性的思考。
后期苏童的历史小说主要以两部长篇《我的帝王生涯》和《武则天》为代表，“这里有两座宫廷，两种历史”，前者是“我随意搭建的宫廷，是我按自己喜欢的配方勾兑的历史故事，……”，是苏童对传统历史小说所关注的“大写历史”的“戏仿”，作者对历史的怀疑与嘲弄态度尽在其中。《武则天》是所有苏童历史小说中最有迹可寻的一部小说，对作者所一贯关注历史的重新构建与阐释无多少意义可言，但一些叙事手法的运用还是颇有新意的。
三
早期苏童作为先锋小说创作的重要作家之一，着力于形式的讲究，向历史小说创作转型后，将这种形式上的实验所取得的经验与历史内容结合起来，写出了极富独特个性的历史小说，苏童的创作长于意象的营造、氛围的设定，走的是历史小说创作精致的一路。
苏童的历史小说创作避开了传统历史小说庞大的宏观叙事结构，其笔墨多在“乡村史”、“家族史”、“个人史”乃至“心灵史”上下功夫。他“着眼于历史的局部具体性与个案生动性，在一角一隅、半鳞半爪中让人感知其沧桑变迁、世事轮回”，放弃对历史进行全局性观照与思考的野心，不厌其烦地聚焦在一些小人物小事件上，力图复活的是与个体相关的历史。在苏童的作品中，他对陈旧故事切入角度的独特与叙述的个性化使旧瓶里的新酒较前愈发香醇，带给读者耳目一新的历史场景。作者对发生在历史时空中的故事的叙述，是通过三种方式来实现的。
1、让人物直接置身于历史情境中，作品通过一个全知全能的上帝式的“叙述人”串起完整清晰的故事，来表达作者对历史、人生的思考与阐释。以此方式，作者在客观冷静的叙述中显示出一种写实的气度，而并非都用他一贯擅长的以意象来营造心灵虚像的叙述语调。《妻妾成群》中，人物形象得以强化，故事情节十分完整，以浓郁古典的韵味叙述了旧时代一个腐败的封建家庭之间妻妾的斗争和红颜薄命的主题。这类主题在中国文学中屡见不鲜，但作者通过对叙述这个陈旧事件所需要的客体对象的选择，显示出他创作的独特性来。他没有把注意力放置在主题的“反封建”意义上，而是通过白日梦、乱伦意识、死亡预感等给习惯于传统阅读的读者带来了一种“陌生化”的效果，并运用“叙述语言在表达上获得审美意义上的提升”，将人们对历史的感受带人了神秘的氛围、深邃的悲剧之中。《米》也以一种客观的语调叙述了一个流浪汉从乡村来到城市，以忍辱负重、心狠手辣的手段成为米店老板进而成为黑社会头目的故事，貌似冷静的叙述中传达给读者厚重的历史沧桑感和原生态历史丰富混沌的面貌。
2、通过作品中有意设置的一个“第三者”的叙述切入历史时空。这个“第三者”相比于作品中的主要人物来讲，是处于比较独立的位置的，它不一定在故事中担负重要角色，但却是作者把所叙述对象与接受对象串起来必不可少的桥梁与纽带。这个“第三者”具体在作品中可以被称为“我”，也可以是其他名称，如“我祖父”、“我父亲”等，但基本上都是在一个与“我”有血亲关系的人的对话中进行，作品就是在这个“第三者”的回忆或参与之下完成叙述的。
老冬爷的一生对我们来说是个谜。他的坟头如今孤单单立在河的左岸，与童姓家族的祖坟隔河相望……
老冬爷的一生在故乡一直是个谜。他在世时是村里最好的竹匠。可是人人都知道他不是童姓家族的人。我祖父跟老冬爷爷差不多做了一辈子朋友。给老冬爷做完七七忌日那天，祖父神情恍惚，看见已故的老朋友把自己藏在堂屋的每一件竹器里，脸上露出他特有的平淡而悠远的笑容，他的灵魂就缩在竹器里向我祖父叙说着什么。祖父说他头晕，于是爬到刚编好的一张冰凉的篾席上静坐着，坐了整整一个黄昏。我家人平素缄默不语，从来不恨谁。但我们总觉得祖父对老冬爷的感情来得不寻常。在我们故乡，一切都可以追根刨底，就在那个有风的黄昏，我们听祖父讲了一个外乡人的故事。在淡青色的天光里，那家蓬头垢面的外乡人渐渐走近了我们的村子。我第一次看见的时候，他蜷缩在一只露顶的松木箱里……
在《罂粟之家》、《1934年的逃亡》、《飞越我的枫杨树故乡》、《祭奠红马》等“枫杨树系列”小说中，叙述都是在这种前提下进行的。在上面引述的苏童小说的一段文字中，“坟头如今孤单单立在河的左岸，与童姓家族的祖坟隔河相望”的老冬爷的故事在“我祖父”的回忆中展开，而叙述中频繁出现的“我们”(重复出现在“我”的叙述和“我祖父”的叙述中)将童家村与“村里最好的竹匠”、“外乡人”老冬爷之间筑起了一堵无形的壁垒，苏童历史小说创作的家族特征由此得到体现，其中“我”的出现也给读者带来一种似是而非、似真实却更迷糊的新奇的阅读感受。
3、通过几种“叙述人”交错叙述来实现对历史故事的书写。这种手法有利于在几种角度对同一段历史进行叙述，这突出地表现在长篇历史小说《武则天》的写作中。在《武则天》中，共出现了三种“叙述人”，即全知全能的“叙述人”、作为太子弘的亡灵的“我”和作为影子皇帝睿宗的“我”。从正面写武则天的经历时，采取的是一种全知全能的角度，而从太子弘、睿宗这二个“我”对宫廷事变的叙述则从侧面对武则天进行表现，从而造就了作品的立体多元的结构，丰富了作品的表现力与内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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