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0期
评叶开的《莫言评传》
作者：梅 隽
二、严谨求实的考证精神
传记的生命在于真实。一部传记的作者应该在选用资料时有一种职业的严谨求实作风，一来是对传主负责，二来也是避免读者的误读和以讹传讹。在《莫言评传》里，从作者叶开的种种努力可以看出他在写作时的严谨求实。在目前几本权威的当代文学史著作里，介绍莫言的出生年份都是1956年。但是叶开告诉读者莫言真实的出生时期并非现在常用的1956年3月25日，而是1955年2月17日。这种差异自然不是一种记忆模糊产生的结果，叶开便通过事实告诉了读者这种差异背后的真相，并且对于其所隐藏的历史秘密又生发出了理解莫言的一个新视角。作为传记作者理应坚守“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往往真实的力量更能打动人心。用平常眼光看来，莫言为了提干而修改自己的真实年龄，是件不很光彩的事情。可是当读者在作者叶开的笔下看到“一个曾经背着八十多斤石头，走几十里路”的莫言时，在这些真实的行为里，便看到了一个为改变自己命运而努力的莫言，感受到了一种人与命运抗争时的韧性。这一切实录都是完成莫言形象不可或缺的重要材料。
从严谨方面来看，叶开做得更是有点“不厌其烦”。例如分析莫言最具代表性的作品《红高粱》时，叶开更是严谨而认真地从故事真实的历史背景考察起，分别从莫言自己、莫言的朋友和莫言的大哥三处来说明这个历史背景的真实面貌。历史永远不能重返，可是这样的考察就会更加接近历史的本源。叶开在这里也间接证明了一部优秀文学作品背后总有着真实而复杂的生活源泉。紧接着在书中第五章《不死的父亲》一节，作者又开始用大篇幅对莫言写作《红高粱》时是否受到马尔克斯《百年孤独》的影响展开细致而缜密的论述。莫言自己在这个问题上一直持否定的态度。而叶开却通过考证《百年孤独》的中译本出版时间和莫言《红高粱》的创作出版时间，两个文本的叙事风格以及莫言自己的某些谈话录得出了一个与莫言不同的结论——“莫言于1985年春天甚至是提前到1984年下半年读到了《百年孤独》，1985年秋天开始写《红高粱》。”并且强调“莫言如果想绕开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悄悄地溜走，否认这部长篇小说和《红高粱》之间有关系，那么他应该寻找到更加有说服力的证据来才行。”这样的严谨考证既是对传主真实创作历程的必要注释，又证明了在当代中国文学历程里一个新时代的文学风气是作家们不可能回避的文学史事实。
在这种写作态度下，对莫言的形象介绍反而起到了一种很好的效果。不仅加深了读者对传主的理解，而且彰显了传记作者自身对中国当代文学发展所具有的理论素养和知识储备，使这部评传也更有学术分量。
三、多维视角下的传主观察
法国哲学家丹纳在他的代表作《艺术哲学》中提出了种族、环境、时代三要素对艺术的影响作用。其实对于一个人来说，这种影响更加深刻和直接。在《莫言评传》里，叶开在关注传主个人的成长经历之外，将视角放到了传主的家族、传主所处的时代、甚至传主生活的地域上。在这种多维的视角下，一些看似与传主的成长没有紧密联系的事物浮出了水面，使读者知道了它们是如何成为影响传主成长的潜在原因，传主又受到了它们怎样的影响。
从对莫言家族的描述中，作者叶开看到了其家族遗风在莫言人格形成中的重要作用，告诉了读者现实中莫言的“我爷爷”不仅真实存在，而且对他的影响是巨大的。从对莫言所置身的新中国实施文字改革的这一时代事件的议论里，作者看到了由此带来的传统文化的割裂对莫言世界观潜在的影响。再到对高密东北乡这片土地的“三不管”特征和村里那座教堂的交代，引出了由这片土地所造就的人们性格中的狂野和虔诚。可以说，叶开从这些独立于传主之外的事物上找到了一条传主精神性格发展过程中剪不断的“脐带”，莫言也就是通过这根“脐带”获取着支撑他的文学世界的巨大能量。
这种多维视角的观察加深了评传本身的厚重，每个视角所构成的不同层次叠加在同一个人身上又凸显了一种政治社会和历史文化背景下的宏大主题，这不但拓展了这部评传的思想内涵，而且对传主的刻画也更加入木三分。当然，这部评传也并非完美无缺。例如在交代一些时代背景时略显繁冗，特别是在讲述一些完全脱离传主之外的历史故事时有些拖沓，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传记内容联接上的松弛和不连贯。不过总的看来，为一个处在“进行时”的人物对象作传，同时又在无法把握其真正完整的人生内容的情况下，作者叶开用自己的文字和讲述已经抓住了传主莫言的“精、气、神”，他让读者看到的是一个“人”为了改变人生所做的努力，然后才是一个“作家”莫言的诞生。一本《莫言评传》当然没有囊括全部的莫言，在听到莫言说他自己还写有几百首诗时，叶开在文后注释写到：“那么本书写到的就是三分之一个莫言，其他三分之一是他的家庭和爱情，还有三分之一大概就是诗人莫言。”(《评传》第326页)这是不能避免的遗憾，因为“他的精彩故事，还在继续”。叶开已经如自己所言“虚构”了一个莫言，一个“有故事”的莫言。传记终究不是历史文本，虚构也未必是件坏事。无论是作者的有意为之，还是因为有时强做“无米之炊”的写作需要，“虚构”让传主少了几分刻板，多了几分生动；少了几分脸谱化，多了几分个性化。同时，一本评传如果没有一定主观上“虚构”的参与，也就不能称之为“评”传了。
爱默生说过：“确切的说，没有历史，只有传记。”在很大程度上，历史就是各种传记的总和。换言之，一部传记也可看作是对历史的有益补充。中国当代文学作为一个尚在成长中的学科，要想真正把握其中的过程，对作家进行个案的具体研究就更有必要了。所以说建立在个案研究精神上的《莫言评传》也对方兴未艾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提供了一个可供参考和借鉴的个案研究资料和研究策略。某种程度上，这部评传甚至也有着“给史家做材料，给文学开生路”的间接作用。所以，应该对《莫言评传》的作者所做的努力给予充分的肯定，因为他“虚构”的莫言是如此精彩！
梅隽，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2007级硕士研究生。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