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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之行》：对秩序的永恒追求
作者：唐冬梅
《印度之行》的名字来源于美国大诗人惠特曼（1819—1892）发表于1871年的《草叶集》。诗人咏唱：“向印度航行啊！怎么，灵魂，你没有从一开始就看出上帝的目的！地球要有一个纵横交错的细网联结起来，各个种族和邻居要彼此通婚并在婚媾中繁殖，大洋要横渡，是远的变成近的，不同的国家要焊接在一起。”[1]诗中的印度象征着灵魂的归宿。而福斯特笔下的印度同样超越了其地理含义。这个古老的东方国度不但气候多变，地域广袤，而且社会群体复杂，宗教纷争不断，它代表着浩瀚的宇宙，成为“一个长期错乱的星球”的缩影。小说家通过“阐释人类在一个我们迄今尚无法理解的宇宙世界中所面临的困境”，来寻求“一个更加持久的人类之家”，[2]寻求秩序和爱。该小说的故事发生在20世纪初叶，穆尔太太携未来的儿媳来印度看望在昌德拉任职的儿子——朗尼。她们在昌德拉的旅行受到各方面的热情接待，从特顿市长的“桥会”，到菲尔丁的家庭茶会，直至阿齐兹精心安排的山洞之旅。可是这一切并没有使她们看到“真正的印度”。
福斯特曾言：这本书是关于为人类灵魂寻找一个永恒的家的。印度这块土地，这片天空不过是用来承载这个梦想，承载人类不灭的希望与恒远的痛苦。因而这本书便成为福斯特痛苦地追寻信仰追求秩序的一个历程。[3]福斯特曾两次去印度。小说中的印度既是他亲身经历的国度，更是象征意义上的“印度”，本质上是混乱分离状态的象征。印度的混乱分离状态首先体现在它是一个有不同种族划分，不同宗教信仰，不同文化背景，不同性别之间相冲突的杂合体。“没有谁能真正代表印度”在小说中始终回旋荡漾。其次，大自然的威力以及人在自然面前的渺小也映衬出印度的混乱和无序。印度是动物的王国，它们占领着所能占领的每一个角落，人绝非万物之主宰，谁也成不了谁的主宰，甚至一只黄蜂都可以以主人自居。小说中的每一个人物都能体现印度纷繁特征的一个侧面，总之作家笔下的印度是一块让人的雄心遭受挫折的地方。外来的殖民者不能统治印度人的心，来考验这块神秘土地的阿德拉反被它考验，一向自认为成功潇洒的菲尔丁在这儿痛失友谊，喜欢神秘却不能容忍混乱的穆尔太太在这里遭遇精神崩溃。似乎没有一条道是通往“印度”的成功之路，没有谁能超越无处回避的分裂状态，没有什么力量可以使它和谐整一。
福斯特意欲把《印度之行》作为寻求世间秩序和人类和谐的灵魂之旅、精神历程，然而，他最终发现：人类社会难以避免的命运是“一个永恒的不断分裂与不断调和的过程”。[4]秩序或许存在于神性之中，而分裂与隔膜在人类之间却是亘古如斯。“它存在于不同种族之间，不同宗教之间，不同文化之间，不同性别之间，甚至存在于人的自我和本我之间。”[5]
小说给我们展示了两种相互对立的社会秩序：一是英国殖民者强加给印度人民的秩序，另一种则是印度人自主发展的秩序。这两种秩序的对立一开始就由对印度城市昌德拉的环境描写暗示出来。英国殖民官的寓所建在一块高地上，俯视着肮脏的街道，平凡的寺庙，简陋的集市和印度人居住的黑暗的房屋。而火车站建在第二个高地上，“除了头顶上的一方天空，与这个城市不分享任何东西”。事实上英国人对印度人采取的是一种统治者的姿态。正如朗尼·希斯洛普对他母亲所说的，“我们到这里来不是为了表现得温文尔雅…我不是传教士，不是什么工党党员，也不是抱有模糊同情心的文学家。我们到这儿来的目的是为了执行正义，维持秩序。”(p69) 这种对待印度人的高傲态度几乎是所有英国殖民官吏和他们的太太门所采取的态度。有个英国女人在英国人开办的俱乐部里公然宣扬：“我们唯一的办法就是冷淡他们，对他们不要客气。”(p48) 而一外科医生的老婆更为残忍地说；“我们对一个土著所能做的最好的事就是让他去死。”俱乐部是不允许印度人进入的，就连印度知识分子、医生和律师也不得入内。生活在印度的英国官吏们只管对印度人发号施令，而拒绝与印度人交往。在他们看来，印度人松懈、懒散、古怪，而且十分危险。有人甚至认为生活在纬度三十度以内的炎热气候里的土著都是畜类。在福斯特看来，英国殖民者的狭隘自私和霸权主义嘴脸都是英国的公学制度培养出的。在《英国性格琐谈》一文中，作家指出：冷漠顽固，谨小慎微、求全责备、市侩实际、缺少幻想、虚假伪善，这些特点在任何国家的中产阶级身上都不难发现，但在英国它们却成了民族的特点。[6]由此我们不难看出，英国殖民者试图在印度建立的秩序在本质上是不稳定的，因为它无视印度人的价值观和根本需要，是完完全全的异质外来文化。
与之相对应的是印度人自主发展的社会秩序模式。福斯特认为秩序是“某种从内部演化而非从外部强加的东西；它是一种内在的稳定机制，一种充满活力的和谐体，在社会和政治的范畴中它从来就没有存在过，除非是历史学家们出于方便而作的模型”。[7]小说的第三部分“神殿”描述了高德波尔教授主持的博爱之神克利希那的诞生大典。这一盛典集中体现了印度秩序所具有的活力，颂扬了充满着神秘，混沌和张力的生命之魂，体现了宇宙混乱之中的内在和谐。人类只有在这种状态下才能“找到完整”（p286），才能达到天人合一，平等博爱的境界，从而消除人类的一切分歧和疏离：“他们爱所有的人，爱整个宇宙…（他们）此刻融入了一片泛宇宙的温暖之情”(p286)。然而作家悲观地认为，无论是从外部强加的秩序还是自主发展的社会秩序，都是脆弱的，空洞的和毫无意义的。
人际关系是人类追求秩序的另一种表达方式。福斯特以南亚次大陆上英国人与印度人之间的关系为背景，对人际关系进行了最深入，最复杂的探索，探讨了人际关系的可能性与局限性，希望与隐患。作家在文中描述了各种社会群体之间的隔离，如英国—印度人与印度人之间，英国人与英国—印度人之间，穆斯林与印度教徒之间等，但其核心部分始终是围绕着英国—印度人与印度人之间的隔离，以及双方偶尔做出的试图克服这种隔离感的，徒劳的尝试。在小说的第一部分，英国殖民官想通过举办“联谊会”来弥合他们和印度人之间的鸿沟，可对托顿太太来说，这仅仅是为了“将来有那么一天高级官员的到访而检验一下她的社交能力”。（p59）当穆尔太太和阿德拉小姐看着印度的客人乱哄哄地挤在网球场的另一边，他们看到了令人悲哀的且意味深长的一幕——“被海潮隔离的孤岛”。主人托顿先生仅仅是敷衍地说一些客套话，然后退到了“草坪上英国人那一边”（p64）。显然，“联谊会”不仅没有起到弥合鸿沟的作用，反倒加深了鸿沟。
阿齐兹与菲尔丁之间的友谊是作家最赋予同情的人际关系。顽强、宽容而富有智慧的菲尔丁认为世界上的民族“正在试图相互沟通，如果再辅以善意，文化和智慧就再好不过了”。他同印度医生阿齐兹的友谊最初是真挚而深厚的。他邀请阿齐兹参加茶会对于后者而言具有“绝对的意义”。茶会之后，阿齐兹得出的结论是，“除了菲尔丁，没有哪个英国人能理解我们”。菲尔丁随后探望了生病的阿齐兹，结果后者把他妻子的照片拿给他看，这是一个印度知识分子对一个英国人所能表示的最深厚的友谊和亲密的兄弟之情。马拉巴山洞事件发生后，菲尔丁公开地站在阿齐兹这一边，因而成为英殖民者的众矢之的。然而到小说的后一部分，他们的关系不是加强反而是疏远了。首先是他们文化上的差异。他们在语言上存在的一些不沟通，造成了一些令人啼笑皆非的局面。在信仰上，菲尔丁是无神论者，而阿齐兹信奉伊斯兰教。对婚姻，菲尔丁认为“任何男人一旦有了妻子儿女，就无法轻装旅行了”，他宁愿死后留下某个思想而不是一个孩子。这些足以让阿齐兹难以理解。对友谊，阿齐兹认为朋友之间应该肝胆相照，因此他把心中所有的秘密都倾诉给了菲尔丁，但菲尔丁并没有以同样的方式回报他。再者，他们都处在日益激化的种族矛盾中。菲尔丁虽没有狭隘的种族偏见，但他潜意识里瞧不起印度人，认为他们落后，胆怯，缺乏个性。阿齐兹虽然热心好客，但心灵深处认为，英国人差不多都十分冷酷而古怪。在潜意识里，他处处提防英国人。总之，种族矛盾是使他们友谊受阻的最大障碍，而文化差异则是两个民族之间沟通的绊脚石。英国人和印度人之间的鸿沟是如此深广，以至在小说结尾，两个朋友不得不分手。对阿齐兹而言，菲尔丁“作为人是他的朋友；作为英国人就是他的敌人”。（p83）他“怀着抽象的仇恨盯视着他”，（p314）对他痛苦地喊道：“无论如何要打倒英国人。这是肯定的。…我们要把你们清除出去，是的，我们要把每个该死的英国人都赶进海里去，然后——你和我就会成为朋友了”。（p316）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