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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之行》：对秩序的永恒追求

作者：唐冬梅

　　阿齐兹与穆尔太太的友谊是作家想表达的最理想的人际关系。穆尔太太是一个带有神秘主义色彩的基督教人道主义者。虽然来自不同的文化环境，她没有任何种族偏见，尊重并自觉遵守伊斯兰教规，在清真寺遇见阿齐兹后，两人很快成为朋友。当阿齐兹被诬告犯有故意强奸罪而遭逮捕及出庭受审过程中，她始终没有站在本国同胞的一边。她深信阿齐兹的清白无辜，反对阿德拉起诉阿齐兹。然而他们的友谊却因穆尔太太在马拉巴山洞发生的意识危机而中断。那无变化，无意义，空荡荡，令人混乱的山洞群象征一个人类必须面对却又无法了解的宇宙。山洞里除了回声什么都没有，而绵延不绝的回声似乎告诉她：“怜悯，虔诚，勇气——世界上什么东西都有，可什么东西都毫无价值。”各自独立的每一个山洞似乎预示着不同种族，不同阶层，不同文化的人类群体各守其“洞”，无法亲近。山洞内壁上反射出的两片火光不能融合，因为“一个呼吸着空气，另一个呼吸着石壁”（p125）；人类同样不能融合，因为他们愚蠢地制造着各种不同的价值体系和宇宙秩序。
　　阿德拉与朗尼的婚姻无望也说明，在种族不平等，帝国利益高于一切的背景下，要发展美好的婚姻关系几乎是不可能的。同样都是英国人，在英国两人心心相印，何以在印度得不到发展，反而走向破裂呢？根本原因在于他们对印度人持截然不同的态度。阿德拉真诚，善良，一心想了解真正的印度；而朗尼与过去不同，在印度专横无理，自以为是，他对阿齐兹和高德波尔教授的粗鲁无理令阿德拉不堪忍受。面对阿德拉在法庭上对印度人的撤诉，朗尼毅然决然地解除了与阿德拉的婚姻关系。
　　种种关系的破裂说明，纵然人们有着友爱相处与人格尊重的心理基础，但是由于种族不平等与潜在的民族歧视意识，这种沟通不得不面临困窘局面。
　　除了对人际关系的探讨，作家还试图从宗教的角度探寻建立世界秩序的可能性。《印度之行》为三部分结构，分别题为《清真寺》、《山洞》和《庙宇》，分别代表伊斯兰教，基督教和印度教。在小说世界里，与英印关系研究相关的主要是伊斯兰教和基督教，而印度教则被幻化成一种无所不包的爱的理想境界，反映的是作家的一种愿望。在福斯特看来，阿齐兹所代表的伊斯兰教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对阿齐兹来说，“我们的感觉”是印度前景的基础，而小说中所表现的“我们的感觉”只是自我怜惜和怀旧，这种自我哀婉情结强化了自我中心，并最终形成在殖民者看来如洪水猛兽的民族主义情绪。在小说末尾，阿齐兹对菲尔丁说道：“为什么要强加给我们这么多痛苦呢？先前我们怪罪你们，现在我们也怪罪自己。我们变聪明了。在英国有麻烦之前我们保持沉默，但是等到下一次欧洲战争爆发的时候——哈哈，那就轮到我们动手了。”基督教倡导“爱一切”的上帝，可在福斯特笔下的英属殖民地印度，基督教则具有排他性。一位叫骚雷的传教士在沉思中认为，所有的人都可以进入上帝的圣殿，但是黄蜂，橘子，仙人掌，水晶，泥巴，骚雷先生体内的细菌也可以登堂入室吗？“这太过分了。我们必须排斥某种人，否则我们就会一无所有。”
　　与此形成对照的是被赋予博爱品质的印度教，这种爱的施予完全没有局限性。高德波尔教授特别代表了印度教关于宇宙是一个整体的观念。任何一件事都代表着整个世界。这种思想超越了世间的一切分别：善恶，好坏，内外，生死等。世间的一切分别都没有意义，无限而单一的宇宙才是永恒、真实的存在。最让作家震惊的还是印度人对爱神的崇拜。在小说的第三部分，作家用十分浓重的笔墨来描写印度教的爱神降临仪式。整个仪式没有形式，没有秩序，祭坛上一片混乱，只是一些互不联系的神像的堆积，然而却别有一种秩序。当人们冲破警戒圈，看到爱神银像时，“脸上容光焕发，表情格外美。这种令人陶醉的美似乎并不属于个人，因为它作为一种内在的精神力量存在时，能使他们人人都彼此相似”（p326）。[8]印度教作为一种理想化的超宗教似乎只是海市蜃楼里的一次宗教庆典，即使不是全无希望，也还有待时日。
　　无论是基督教，伊斯兰教还是印度教，都试图以某种超验的秩序来解释这个现象世界，都赋予“未知”以价值。然而，在福斯特看来，每一种宗教都显得不足。
　　作为生活在世纪之交，身处大变革时代的文学家，福斯特从不同的社会秩序，多样化的人际关系，以及三种主要宗教等方面全方位地重新审视一触即溃的社会秩序，深入探讨人类存在的实质，希冀寻求一种宇宙意义上的新秩序。然而小说的结尾告诉我们，人类在一个混乱的世界中寻找和建立秩序是何等地不易。面对这个复杂而无理性的世界，人类任何概念性的框架都无法囊括它的多样性和丰富性。
　　1978年，爱德华·赛义德的《东方主义》出版。在这本书中，赛义德将文学研究与政治，社会，历史紧密结合起来。他从“话语—权力”的角度分析了殖民地与宗主国之间的政治，文化二元对立关系。他认为在这种对立的权力话语模式中，宗主国处于中心地位，而殖民地国家则处于边缘的位置。边缘国往往仅仅作为宗主国神话的陪衬，被置于贬损的境地。借助于后殖民理论，我们就会发现，作为长期生活在进行殖民主义扩张的英国作家，福斯特的思想难免不受白人中心论的影响，难免不带有明显的文化优越感。他的出身、文化、教育和经历使他难以彻底摆脱殖民视角。于是我们看到了福斯特的双重文化身份和意识：他倾心于神秘的东方文化，但又留恋理性的西方文化；他同情印度人民反殖民统治的斗争，但潜意识里留恋英帝国的辉煌；他真诚地对待印度人民，但又不自觉地流露出种族偏见。在福斯特之前的许多英国作家如吉卜林等，早就对印度构筑了几乎是标准化的印度意想——混乱、混沌、愚昧、落后、肮脏、神秘、不可理解，没法说。《印度之行》中的马拉巴山洞就包含了上述的所有意象。福斯特的双重性也同样表现在人物的描述上，特别是对印度人物高德波尔的描写充满了种族歧视，把他写成简直是一个奸诈的、小丑式的人物。作为一个有良知有社会责任感的作家，福斯特看到了种族偏见和殖民统治严重地妨碍了东西方平等交流，但深受西方文化的影响，他的作品中流露出西方民族的优越感也是自然的。
　　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重读《印度之行》仍有着很强的现实意义。它让我们意识到，当全球化的趋势加剧发展的时候，人类需要的不是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同化，不是强势经济对弱势经济的挤兑，而是在保持民族文化、民族经济的独立的前提下的相互沟通。
　　
　　参考文献：
　　[1]惠特曼（美）.草叶集[M].北京：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p769.
　　[2]Beer， John. The French New Novel and English Romanticism[A]. In Herz， J. Scherer & Robert K. Martin. (eds)E.M. Forster: Century Reevaluations[C]. London: The Macmillan Press Ltd.， 1982.p126.
　　[3]李昊.永无止境的灵魂之旅[J].四川外语学院学报（vol.17）第3期，2001.
　　[4]K.W.Gransden. E. M. Forster[M]. Edingburgh and London: Oliver and Boyd，1962，p16.
　　[5]Lionel Trilling.E.M.Forster[M]. London: The Horgarth Press， 1967，p130.
　　 [6]Norman，Page.E.M.ForsterM].London:Macmillan，1987，p3.
　　[7]Forster，E.M..Art for Art's Sake[A].In Two Cheers for Democracy[C].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1951. p93.
　　[8]Forster， E. M.. A Passage to India[M]. London and New York: Penguine Books， 2000.(文内注释均出于此书)
　　唐冬梅，女，江苏南通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英美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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