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5期
中国现代乡土文学对农民形象的塑造
作者：陈运贵
一
五四时期，中国觉醒的知识分子在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中很快彻悟到要拯救中华民族凝滞的文化心理状态，当他们力图分析故乡农民苦难的根源时，自然获得了乡土文学的创作视角。塑造人物形象，尤其是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一直是五四乡土文学的美学追求，作品中的农民不仅是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个体，而且在他们身上沉淀着深广的社会历史文化内涵。五四乡土文学完成了叙事模式的现代转型：限制视角代替全知全能的视角，倒叙大量出现取代顺叙一统天下的局面，农民形象成为小说的叙事结构中心，具有现代意味的叙事模式因和主流意识形态及精英文化具有亲和力而成为小说叙事的一个重要特征。
“五四”之后，中国开始了缓慢的由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的转型，一大批知识青年从偏远的乡村故土走入现代都会，寻求现代文明。知识者“人”的意识的觉醒，使得他们开始以一种新的眼光去看乡村与农民。昔日最低贱卑微的农民在“人”的意义上获得了解放；过去常常在艺术视野之外的农民与乡村生活，成为文学重要关注的对象。以鲁迅为代表的作家最早深刻真切地描绘了中国农民的形象，站在历史的高度对“农民意识”进行无情的揭露和鞭挞，致力改造“国民劣根性”，以启蒙者的身份启发唤醒沉默的国民魂灵。鲁迅用他哲人的敏锐的洞察力发掘出“国民的劣根性”，这种劣根性在农民身上得以最显著地体现，诸如麻木冷漠、迷信保守、目光短浅、因循守旧、固执狭隘、欺弱怕强、盲目自大等等，成为根深蒂固的“农民意识”。这一意识渗入民族灵魂，成为整个中华民族心理基础结构的一部分，似沉重的梦魇压在国人身上，阻碍着人民的觉醒，影响着历史的进程。《故乡》、《祝福》、《阿Q正传》等就描绘了各种各样、特色迥异而在灵魂深处又同是“老中国底儿女”——农民的形象。
这个时期，紧随鲁迅以启蒙者姿态写农民的作家还有蹇先艾、许钦文、许杰、彭家煌等乡土作家。他们把笔伸向幅员广阔的乡村，刻画了各具特色的农民形象，描绘出具有不同地方色彩的乡村动乱、萧条、落后、愚昧的真切生活图景。他们基本上是在表现农民的悲剧命运上做着开掘，即使偶有显示出农民觉醒动向的作品，也只是表现农民在重压之下的个人反抗，如蹇先艾的《水葬》、王任叔的《疲备着》等。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不仅在于“侨寓者”的生活条件不能使他们感受到乡村土地上的巨大变化,更在于他们自己的思想状况。他们所感受到的自由、平等、博爱、民主等资产阶级文化意识上的觉醒与他们落魄苦闷的处境交织在一起，使他们格外容易注意农村的破败、农民的麻木，所以多静止地进行原生态文化展示,远远处于他人之上的“狂人”的呐喊。就如乐黛云所说：“五四乡土文学在本质上是觉醒的现代作家，以西方文化为参照系，对本土文化进行的历史‘反观’与‘反思’”。[2]
乡土文学作家选择那些来自病态社会的人们，来表达他们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因而呈现在他们作品中的主人公则都是沉默的灵魂。这些作家虽以积极姿态投身于创作描写中，但他们都有意识地与真实的乡镇社会保持一定艺术距离，在真实具体的场景或气氛描写中让主观感受自然地流露出来。创作者的这种平实、冷峻的客观写实态度与创作表现方式使得“五四”乡土小说体现为以生活真实为基础的悲剧特色。
较之于古典小说, “五四”现代乡土文学的叙事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小说的“叙述人”具有充分自由的时间、空间。这种叙事角色的转变不仅可以带来灵活的叙事视角，而且也改变了叙事时空观念，当乡土叙事被纳入到现代视角中重新进行结构时，即呈现出乡土理念的现代哲学意蕴。比如《祝福》作为现代乡土小说，不仅创造了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相互转化的双重叙事视角，以第一人称写祥林嫂的死，以第三人称写祥林嫂的生，而且时空结构及其情节构造与人物所处的乡土风俗及其人生理念联系在一起，由此构成了整体性的小说结构。这种叙事方式对人物心理世界有比较深刻的挖掘，叙事结构和时空转换也有较好的选择，并且通过完美的叙事展现人物形象的本质，直接影响到20、30年代众多的乡土作家。
二
然而，时代没有更多地让知识分子品味自己的感觉，五四时期的思想解放很快让位于经济解放和政治解放，大革命以它强大的震撼力，改变了现代文学的面貌，社会变革的主体逐渐由知识分子让位于劳动民众。社会的变化使得知识分子的历史地位迅速发生变化，迫使中国知识分子的眼光从个人转向社会，“那巨大深刻的变化，使我内心震动，我努力想了解这些变化的实质，认识它的趋向，慢慢从自己的小天地探出头来，要看整个时代和社会。”[3]面对大革命的失败以及抗日战争爆发，中国知识分子已经意识到了自身的弱点和局限，他们真心真意地到工农民众中去，在对自身进行思想改造的同时，再一次自觉地重新寻求在中国革命中的位置。同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介绍、传播，也为作家创作提供了一个新的文化环境。“一切被压迫群众不但是反抗统治阶级的力量,而且是创造新社会的主人”，他们断言，“阿Q时代是早已死去了！”[4]从这里，我们明显地看出作家审美观念的转变：强调作家放弃知识分子的启蒙主体地位，大众已经觉醒而不再需要启蒙。这一时期的乡土文学不同于20年代的“侨寓”文学，作家有了更多的机会接触农民和乡村，时代让他们与农民有了同命运感。所以，在进行审美创造时，一改20年代在前台独自抒情的姿态，这时则以隐形姿态出现在作品中，模仿农民话语完成其叙述，让农民自己演绎自身命运，作品中开始出现了觉醒的一代。
如果说五四乡土文学展示的是心灵真实的乡土，30年代则描写了现实真实的乡土。不同于20年代以西方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的意识入手，这时期的创作主体从经济的视角来观察农村，认为造成乡村破败的原因不再仅是农民自身的弱点，即使老一代农民也不像祥林嫂、阿Q那样至死不悟。作品不再是沉闷的悲剧意味，出现了现实中的真实农民形象。30年代巨大的自然灾难和外来经济的冲击，使得土地上的“悲剧”骤然升起，丰收反而成灾，于是农民和土地那种牢不可破的关系第一次发生了动摇，乡村变成了骚动不安的场所，劳动民众开始以其行为力量出现在历史舞台上，出现了年轻一代的农民形象。在描写农村题材的小说中,大多不约而同地描写和反映了不堪忍受社会重压、狂怒起来抗争的农民和风云咆哮激荡的乡土。如萧红的《生死场》中，作家借作品中的人物之口喊出“生是中国人，死是中国鬼”的时代最强音；姚雪垠的《差半车麦秸》最早塑造一个农民游击队员的生动形象，写出了新一代农民转变的过程。
从40年代开始, 由于社会运动的重心转向政治革命(救亡与内战) ,对农民们的觉悟估计过高，忽视了“农民意识”改造的长期性、艰巨性；加之“五四”时代觉醒的个性、自我意识、独立精神等现代意识难以找到生长的土壤，缺乏一个相应的物质基础等诸多复杂因素，五四文学的启蒙精神便逐步地被淡化、削弱，中国现代文学农民形象激烈嬗变，一大批簇新的农民形象“农村新人”走上并逐渐占领文坛。“农村新人”形象的塑造较早的可追溯到40年代的解放区作家赵树理，他的《小二黑结婚》、《李家庄的变迁》等一系列作品，塑造了不少“农村新人”。许多作家受其影响，他们的作品或多或少、成就不一地塑造了“农村新人”的形象，如李季《王贵与李香香》中的王贵，袁静、孔厥《新儿女英雄传》中的牛大水，马烽、西戎《吕梁英雄传》中的雷石柱、武得民，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的张裕民，周立波《暴风骤雨》中的赵玉林、郭全海等。这一时期的乡土文学，认可的是农民的价值观点，多用传统的伦理道德观来审视一个人，这种缺乏理性的关照不能不限制了它的发展，这种离得太近的感觉有时难免“不识庐山真面目”。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