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5期

中国现代乡土文学对农民形象的塑造

作者：陈运贵

　　与此同时，这一时期的作家在各自创作中也包含着明显的矛盾。一方面，他们身上大多不同程度地受着当时某些虚幻理性的影响，在创作中难免“急功近利”，而缺乏一种深沉的历史感和时代感。究其原因，主要是从40年代起，由于救亡与内战，我国政治、思想、文化重心急剧地向着工农兵方向倾斜。空前激烈的阶级、民族斗争，必然触动文艺这根最敏感的神经，文艺的功利主义此时得到最大的强化。而作为中国革命主力军的农民，便理所当然当作“革命先锋”、“英雄人物”的形象在文学作品中频频出现，备受赞誉。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农民作为小生产者的思想弱点被严重忽视了，对“农民意识”改造的艰巨性、长期性认识不足，甚或把农民身上的许多弱点当作美好品质而大加颂誉。另一方面，在一些作家的笔下，也出现了一些较为复杂性格的农民形象，如二诸葛、老孙头、梁三老汉等农民身上，我们依然窥见到了中国农民艰难沉重的精神世界，小生产者固有的“劣根性”。然而，遗憾的是，对于这种小农意识的剖析即便允许，其对象范围也只能严格限于落后的转变型的人物，作为“农村新人”的衬托人物，处于“陪衬”地位。或许也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看到这时期作家笔下“农村新人”形象，大多显得单薄、苍白、抽象，难免成为过眼烟云。
　　从创作主体与作品的人物主体随着时代变动而不断交叉错位的角度来看，40年代，战争扰乱了一切，知识分子放弃了在社会文化中的指导地位、启蒙精神，因而作家对作品中的人物形象采取一种敬仰的姿态。孙犁说:“我最喜欢我写的抗日小说，因为他们是时代、个人的完美真实的结合，我的这一组作品,是时代和故乡人民的赞歌。”[5]这一时期，知识分子成了精神贵族，不断陷入被嘲笑和揶揄的尴尬境地，作家只是更自觉地去适应新的文化环境，努力从思想感情上同工农兵大众打成一片，在深入现实中获得农民的美学思想、艺术趣味和情感认同，这种认同最终导致启蒙与被启蒙的错位。这一时期的乡土作家与创作对象间的空间距离、心理距离拉近，并完全彻底地认同农民话语，在作品中我们可以见到：在革命中轰毁自身的旧意识所发出的爽朗笑声；来自建设新生活的种种冲突所感受到的幽默情趣；在反帝的过程中表现出的农民的韧性等，此时的农民不再是被侮辱被损害的形象,而是在革命斗争中成长起来的一代新人，作家把作品中的人物放在较高的实地视点上。诚如陈继会在《理性的消长》一书中所说：“大多数作家真诚敬仰着自己的描写对象，有时把一些局限和弱点都给肯定了。”[6]五四时期的被“启蒙”对象最终成了神，但农民在被“神话”、“偶像化”的同时，也失去了真正的独立价值，变成了适应某种政治需要的工具。
　　
　　三
　　
　　建国后相当长一个历史时期的极“左”思潮，更把农民形象拔高到当时诸阶层难以伦比的地位。到了五六十年代，作家愈来愈站在对作品中的人物仰视的角度上，这条道路只能越走越窄。从现实斗争的角度看农民，更重视农村中先进人物的创造和对农业合作化、大跃进、人民公社等一系列运动中出现的人物形象本质的揭示。在此过程中，作家更像是乡村的“外来者”，虽然他们尽力用农村的语言刻画自己的人物。实际上，当时不仅仅是赵树理，许多作家都对与现代性背道而驰的乡土中国的农民形象、对他们的语言方式和生存状态表现出强烈的留恋情绪。
　　周立波的《山乡巨变》是通过特定地域乡村的日常生活展开的，他对农民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的冲突与矛盾，持理解和宽容的态度，而且似乎丝毫也不掩饰自己对南方乡村口语的欣赏。李准的《李双双小传》试图塑造我国农村先进劳动妇女李双双的形象，然而给人印象最深的却是那位思想保守、浑身散发着泥土气味的孙喜旺。1960年，柳青长篇小说《创业史》第一部在刊物上的连载，标志着中国作家对农民形象的认识开始跨越“赵树理的时代”，朝着迎合农业现代化目标的方向而迈进。严家炎在一篇题为《关于梁生宝形象》的文章中认为在梁生宝的形象塑造上，有以理念取代形象、故意拔高而牺牲了他本身的“农民气质”的偏颇。因此，他不无讽刺地指出：“哪怕是生活中一件极为平凡的事，梁生宝也能一眼就发现它的深刻意义，而且非常明快地把它总结提高到哲学的、理论的高度，抓得那么敏锐，总结得那么准确。这种本领，我看，简直是一般参加革命若干年的干部都很难得如此成熟如此完整地具备的。无怪乎有的读者会觉得梁生宝的思想政治水平比区干部还高，而有的评论文章则更是称颂他‘具有思想家的风貌’了。”[7]在农民形象的塑造上，从服从一个时期的农村政策出发，柳青塑造了梁生宝这个社会主义“新人”的形象。就文学观而言，作者对农民的认识还停留在当时比较肤浅的思想层次，最终却导致了他笔下农民形象与农村生活的断裂，也使出现于这一时期文学作品中的农民形象，普遍的单薄苍白和不真实。冯牧说：“毛主席曾这样写道，‘现在全国农村中，社会主义因素每日每时都在增长，广大农民群众要求组织合作社, 群众涌现出了大批的聪明、能干、公道、积极的领袖人物。’在《创业史》中给人带来了深刻难忘印象的梁生宝，不正是这种农民当中的新的领袖人物的一个生动逼真和富有典型意义的写照么?”[8]冯健男认为，梁生宝“不是农民气质或农民意识的体现”，而“是一个无产阶级化了的青年农民的高大而又真实的形象，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新人的形象。”[9]
　　此时文学已不再是文学，而沦落为政治图解的工具。60年代中期后，阶级斗争学说的提出，使得上述“断裂”现象进一步加剧。如果说，浩然1957年动笔、1966年才出齐的三卷本长篇小说《艳阳天》，虽然有意识地表现农业合作化运动中“激烈的阶级斗争”，并且让“工农兵读着方便、喜欢”的话[10]，那么，在“文革”中完成的四卷本长篇小说《金光大道》在农民形象的塑造上，则完全步入了公式化和极端化。人们发现，有关农村的方针政策越来越偏离中国农村的“固有形态”, 文学作品中的农民形象完全没有了农民的气质，高大泉这个“农村新人”的亮相，则标志着“假大空”的人物几乎全盘占领中国文坛。至此，作品中的农民形象直接演变为一种泛政治符号，作为形象本身并不具备多少艺术价值，相反却具有相当的政治个性。在主流意识形态的观照下，这些形象与政治表现出少有的趋近性，承载了过多的政治激情抒发的使命和责任，社会理性成为形象内在的“生命”。
　　由此可以看出，中国现代乡土文学在从五四到文革前的发展过程中，不仅如实地描绘了中国乡村的历史变革，表现了中国农民从封闭愚昧正逐步走向开放文明的心路历程；而且随着社会变革，作家们不失时机地转换着自己的价值观和审美观，进而逐渐升级到对农民的崇拜，使他们自身角色越来越灰色化，最后丧失在民间话语与新的国家权威合流的工农兵主流话语中，而作品中的农民形象也从沉默的灵魂到觉醒的一代再一跃成为生活的主人，逐渐以高昂的姿态呈现，成为创作主体的老师乃至景仰的对象。
　　
　　参考文献：
　　[1]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2]乐黛云.“乡土文学”研究的新收获[J].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丛刊,1987(2).
　　[3]吴组缃.吴组缃小说散文选·题记[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4.
　　[4]蒋光慈.关于革命文学[J].太阳月刊，1928(3).
　　[5]孙犁.孙梨文集[C].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3.
　　[6]陈继会.理性的消长[M].郑州：中原农民出版社,1989.
　　[7]严家炎.关于梁生宝形象[J].文学评论，1963（3）.
　　[8]冯牧.初读〈创业史〉[J].文艺报，1960.1.
　　[9]冯健男.再谈梁生宝[J].上海文学，1963（9）.
　　[10]浩然.寄农村读者—谈谈〈艳阳天〉的写作[N].光明日报，1965.10.23.
　　
　　基金项目：安徽省教育厅人文社科基金资助项目(2006SK262).
　　陈运贵，男，安徽皖西学院中文系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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