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5期
王一川先生学术研究中的三个关键词
作者：胡疆锋
一、体验
相关著作：《意义的瞬间生成》（1988）、《审美体验论》（1992）、《中国现代性体验的发生》（2001）、《文学理论》（2003）
在王一川先生看来，“体验”不同于一般“经验”，而是人生意义的瞬间生成，是人超越此在的有限性而飞升到内在澄明之境的中介。用他的话就是：“体验体验，以身体之，以血验之。”在文学理论的课堂上他多次从阅读的角度强调了“体验”的意义：“学习文学理论，需要从个人的文学阅读记忆开始。因为，文学对人的作用归根到底是依赖于诉诸个人的阅读体验的。搜寻我们自身的文学阅读记忆，有助于从文学与人生的联系上思考文学的社会角色。”早在1986年，王一川先生就开始了对“体验美学”的探索，他提出：艺术不应只是对于现实的“再现”或“反映”，而根本上应是人的活生生的生存体验的表达；正式踏上“体验美学”的研究之路，是从王一川先生的博士论文《意义的瞬间生成》（1988）开始的。在这本论文中，他梳理出了西方美学的两条发展线索：一条是由亚里斯多德开创的注重一般审美经验或审美意识的“经验美学”；另一条是由柏拉图发端的突出深层审美体验的美学，他称为“体验美学”。比较而言，“体验美学”更贴近艺术的内在审美特质，而在以前，我国美学界对这两条线索一直是混为一谈的。《意义的瞬间生成》全面而系统地探讨了“西方体验美学”，阐释了从柏拉图到马尔库塞的体验理论，这部论文在1987年通过答辩时获得了蒋孔阳、胡经之、乐黛云等评委的积极评价。
在完成博士论文之后，王一川先生的困惑在于：相对经验美学，体验美学虽然很有魅力，但用它来分析现有的文学艺术现象却很难。这时，在牛津大学的博士后研究（1988-1989）给他带来了转机，他的研究开始从西学转向中学，从纯理论思辩转向文本批评，但他仍然牵挂着体验美学，13年后王一川先生在《中国现代性体验的发生》（2001)一书中延续了对体验的思考，他提出：现代性并不应只是理解为一种思想、政治、经济或社会结构状况，而应从根本上理解为中国人在现代世界的新的生存“体验”，应该“回到中国现代性的地面”——体验，这里的“体验”作为中国人的具体生存境遇，既是一种历史现实，又是一种审美现实。从体验的角度看，中国文化从传统向现代的演化不是以军事史、政治史、思想史的方式展开，而是以活生生的生活经验展开；从体验的视角出发，王一川先生对清末民初文化转型与文学作了新的探索，具体地分析了王韬、黄遵宪、李宝嘉等文本中的现代性体验状况，并将其分为惊羡体验、感愤体验、回瞥体验和断零体验。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中国现代文学既然和现代性体验交织渗透在一起，那么，也就不妨打破中国现代文学的“五四”时限，称其为“中国现代性文学”，这样，中国现代（性）文学的发端就不是1919年，也不是1898年，而提前到了1840年。这本专著开拓了一种文化、体验与审美互通的阐释格局，构成了一种广阔的现代性诗学视野，使得“文化体验”问题成为了现代文学和诗学研究无法回避的命题。
王一川先生后来提出的“兴辞诗学”，也和这一阶段对中西方体验美学的研究有着直接关系。他的《文学理论》（2003）在中外对话的基础上激活了中国的体验美学——兴辞传统，抢救和转化了中国古典文论的重要范畴——“感兴”和“修辞”，并和体验论美学、修辞论美学、认识论的主张相整合，结合文学的主导属性、文本层面、阅读层面、文化类型、批评阐释各方面，构建了“感兴修辞”文论（“兴辞”文论），认为文学是“一种感兴凝聚为修辞、修辞激发感兴”的艺术，赋予了“感兴”与“修辞”这两个古典文论范畴以强大的张力和现实意义，为中国文论的现代形态开拓了新的理论空间。
二、修辞
相关著作：《语言的胜境》（1993），《语言乌托邦》（1994）、《中国现代卡里斯马典型》（1994）、《修辞论美学》（1997）、《汉语形象美学引论》（1999）、《汉语形象与现代性情结》（2001）
熟悉王一川先生的人会发现，无论他讨论什么话题，提出什么样的观点，都会首先进行细致的文本分析（无论是理论文本还是创作文本）和修辞分析。他坚持认为，文本批评是文学理论的生长域，是理论武器的制造场。他多次告诫学生：“文学理论专业的一个通常弊端是空想多而实干少，天马行空地畅想却找不到具体落脚的地面。在读书时悉心寻找个人治学的具体落脚地面，例如文本分析或个案研究，应是当前每个研究生最为紧要的事情。”他要求学生在撰写读书报告时，都必须进行“扩展讨论”，集中分析一个文本。这种注重文本研究的取向明显区别于沉迷于美的本质、艺术的本质等基本原理的旧路。这一诗学思想集中体现在他多年来提倡的“修辞论美学”上。
在赴牛津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时，王一川先生体验到了一次影响深远的“语言论震惊”。他发现，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美学出现了“语言论转向”，形成了新的“语言论美学”主潮，语言在西方美学、文论和人文学科上扮演着崭新的角色。回国后他对这些新现象作了潜心研究，完成了《语言的胜境》（1992）、《语言乌托邦》(1994)等专著。后者首次系统探索了20世纪西方语言论美学，将语言论美学分为“语言乌托邦建构”与“语言乌托邦解构”两个时期，对象征主义、唯美主义、心理分析美学、符号学美学、现象学美学、结构主义、分析美学、阐释学美学、接受美学、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新历史主义等流派或思潮作了深入分析和归纳。可贵的是，王一川先生并没有满足于把将语言论美学原样照搬到中国，而是冷静地分析了语言论美学的“乌托邦”迷误，如非历史主义和反历史主义。在《语言乌托邦》的结尾，他已隐约提出了一个新主张：中国美学应当建立一种“多种异质性美学格局”，这就是他后来提出的“修辞论美学”。《中国现代卡里斯马典型》（1994）、《修辞论美学》(1997)、《汉语形象美学引论》(1999)等都是这一探索的结果。
王一川先生提倡的“修辞论美学”，是力图在文化视野里将语言论美学、体验论美学和认识论美学进行综合，实现“内容的形式化、体验的模型化、语言的历史化、理论的批评化”，既注意“内转”，也注意“外突”，力图把“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结合起来。这意味着把对文学的总体社会历史情境和文化语境的关怀、对个体体验特质的追求，都落实到对语言的细致阐释中，强调采用语言学模型去分析和阐释文本，同时把研究对象纳入到重建的文化语境中去，通过语境阐释对象，又通过对象阐释语境，从而形成对象与语境的双向阐释。只有这样，社会(文化和历史)、体验(个人和心理)和社会性语言(文学和艺术)才能在某种意义上获得立体的、丰富的、深刻的和生动的阐释和理解。修辞论美学不是一种纯理论美学，不是基于“本质”思辨而建立的系统理论大厦，而是始终不离具体文本阐释的批评性理论，这一研究立场与我国古典文论“理论和批评并无明显分野”的传统，和西方的“批评的理论化”和“理论的批评化”的趋势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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