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5期
王一川先生学术研究中的三个关键词
作者：胡疆锋
三、中国
相关著作：《中国现代卡里斯马典型》（1994）、《中国形象诗学》（1998）、《中国现代性体验的发生》（2001）等
王一川先生曾多次去欧美留学或访学，治西学颇有心得。当他带着新的学术视野和比较眼光回国后，他却深刻地认识到：研读西方学者的优秀成果十分重要，怎么强调也不过分；但是，作为中国人，更重要的是时时处处想到自己的学术发展，研究中国自己的学术问题，注意从“中国体验”（Chinese experience）出发，只有这样才能在学界立足，才能赢得中国和外国学者的敬重。
王一川先生也正是这样做的。自提出修辞论美学以来，他始终聚焦于中国问题和中国文本。如《中国现代卡里斯马典型》（1994）一书借鉴了当代社会学和政治学领域的“卡里斯马”(charisma)概念，考察了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正面英雄典型，提出了“中国现代卡里斯马典型”这一新概念，由此考察20世纪初至90年代初期小说人物类型，涉及“五四”文学、革命文学、文革文学、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文学、新写实小说、先锋小说等，揭示了现代文学的审美与文化属性之间的复杂关系，对于重新理解中国现代小说具有强烈的理论与实践意义。《中国形象诗学》(1998)延续了这一思路，对中国的语言形象、表征形象、神话形象、家族形象、市民形象进行了深入的研究。1990年代以来，王一川先生的探索逐渐聚焦于中国的大众文化、影视文化和媒介文化，他运用独特的修辞论视角，以文化批评的方式对张艺谋、冯小刚、陈凯歌、霍建起等导演的电影，对中国当代影片的文化类型、后历史剧、网络文化、短信文化等进行了及时的跟踪和考察。近年来，王一川先生倾向于从文化现代性角度来考察中国文学，把20世纪中国文学置于审美现代性和汉语现代性的坐标点上去理解，分析与古典性文学不同的现代性文学新传统，目前已完成的课题《现代文学中的汉语形象》，也是聚焦中国问题的一次探索。
多年来，王一川先生持守于体验、修辞和中国等焦点，注重对西方文论的吸收和对中国传统文论的激活，合乎逻辑地求新求变，往往在相关领域发其先声：他的《意义的瞬间生成》是国内第一部研究西方体验美学的专著；《语言乌托邦》第一次完整概括了西方的“语言论转向”；《20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库》首次把金庸列入了大师行列（名列第四）；1997年，当张艺谋导演正如日中天的时候，他第一个提出了“张艺谋神话的终结”的概念；《中国现代性体验的发生》第一次从文化体验的角度对现代文学进行了全新剖析；一般的文论教材停留于“文学媒介一般指文学语言”等传统观点时，他却创造性地提出了“媒介优先”、“媒介关乎意义”的观点，认为文学媒介指的是口语、文字、印刷、大众、网络等媒介，它们往往先于语言发挥作用。
王一川先生还提出了一些富有启发性的术语或概念，如“中国现代卡里斯马典型”、“修辞论美学”、“汉语形象美学”、“中国现代学”、“中国现代性文学”、“索源体”、“跨体文学”、“异趣沟通”、“怨羡情结”、“媒介优先”等，还成功转化了一些传统诗学术语，如“异物重组”、“异体化生”、“正衰奇兴”、“拟骚体”、“骚讽”、“流兴”、“兴辞”等。这些术语本身虽然并非尽善尽美，但一旦提出它们，就有利于开辟新的学术领域，能把一些本应受到重视却长期被漠视的领域引入到诗学研究中，有可能树立新的学术范式，激发起人们的对话欲望。
王一川先生在指导学生做论文时，也常常鼓励学生要勇于创新，他认为做论文不要只盯住所谓的一流人物，一来这些人早就被做过了，二来“一流”、“二流”的说法其实是人为的，新一代学人应该对此重新打量、重新发现，重要的不是跟着定论走，而是重新找到新问题，做出新发现。在他的支持下，他的博士生先后研究了汪曾祺、李长之、梁宗岱、铁凝、路遥等一系列被人们淡忘或不被特别看重的理论家和作家，获得了专家的好评。
纵观王一川先生的学术研究，我们难以看到四平八稳的圆通与中和，而时常能领略到合情合理的突破与创新。对王一川先生未来的学术之路，我们有着更多的期待。
胡疆锋，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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