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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后期创作中悲情根源探寻
作者：王 平
杜甫的创作主要集中在后半期，其诗歌的主导风格，正是于国家处在激烈震荡、王朝倾危的安史之乱前夕形成。他目睹数十年天下瓦解、民生哀号的满目疮痍，其本人的生活也充满磨难和饱受颠沛流离之苦。在血与泪的滋养下，他的诗歌创作达到了巅峰状态。杜甫诗歌之所以能悯悯动人，流芳千古，也正是因为他的诗蕴含着一种厚积的感情力量，而当这种情感每欲喷薄而出时，他的仁者之心、他的儒家涵养所形成的中和处世心态，又把这喷薄欲出的悲怆抑制住，使它变得缓慢、深沉，变得低回起伏。所有这些因素，相互交织形成了杜诗的主要风格——沉郁顿挫。即杜诗中既有强烈的人生情感，同时这种情感又得到理性的控制，使得悲怆之余，更有蕴积的沉郁之痛。
这种悲怆沉郁，在文学中可从悲情的美学角度来理解。
悲情在美学中指人生失意的沉痛，是主体对现实、社会、人生的伤怀。在哲学层面表现为人生的喜与怒、哀与乐、离与合。悲情在中国的美学领域体现得较为深刻，在中国的文学中表现得更为淋漓尽致。“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月明之夜，诗人孤单影只，借酒消愁，愁肠难断，愁思之情油然而生；“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凄冷的笔调融合了亡国之痛、孀居之悲、沦落之苦，因而显得格外深沉与厚重；“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凄清晚景中蕴含着诗人客居天涯无限的感慨与哀思。而杜甫在他后期诗歌的创作中更是将悲情演绎得出神入化。
究根到底，这种悲怆的情感源自何处呢？下面就试从以下两方面进行探寻：
一、因壮志难酬、生活困顿而悲
早年的杜甫与李白一样，以大才自许，具有高远的志向：“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望岳》）“何当击凡鸟，毛血洒平芜。”（《画鹰》）“侧脑看青宵，宁为众禽没。长翮如刀剑，人寰可超越。”（《画鹘行》）可以看出杜甫不甘凡庸的追求。带着这样的豪情过了一段“放荡齐赵间，裘马颇轻狂”的漫游生活，故他的早期诗歌具有高昂的格调、进取的激情。但当他为仕途入长安后，在理想与现实出现强烈反差时，诗人的浪漫豪情不再固守，逐渐消退，从而在诗歌中流露出失意的沉痛。
(一) 壮志难酬、贤人失志的苦闷
杜甫生在奉儒守官并有文学传统的家庭中，从小受到的是儒家正统教育，因而有务必在仕途上有所作为的雄心，他称做官为他们家的“素业”，他的政治理想就是“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终其一生，高蹈出世的念头很少占据他的头脑。当他满怀着“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的信心来到长安参加了由李林甫操纵的一次考试而落入骗局后，梦想开始破灭，接着长安十年的困守，彻底粉碎了诗人“要路津挺出”的预想，陷入壮志难酬、贤人失志的苦闷中。“雄姿未受伏枥恩，猛气犹思战场利”、“青丝络头为君老，何由却出横门道？”（《高都护骢马行》）大有“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之概，诗人借马喻人，寄寓了自己抱负难展的感慨；“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直抒个人抱负难以实现，将诗人在长安干谒奔波的苦况和壮志难酬的郁愤刻画殆尽；“却忆年年人醉时，只今未醉已先悲。数茎白发那抛得？百罚深杯亦不辞。圣朝亦知贱士丑，一物自荷黄天慈。此身饮罢无归处，独立苍茫自咏诗”（《乐游园歌》），诗人苦投无门，对己之不遇而发感叹，一生理想和抱负难以实现，寂寞惆怅时只好借吟诗以自慰、抒愤。仇兆鳌评论道：“朝已见弃，而天犹见怜，假以一饮之缘，其无聊亦甚矣。”此时杜甫诗中的悲伤情怀已初见端倪。
杜甫在仕途屡经坎坷，贤人失志、怀才不遇的苦闷让诗人终身无法摆脱。当他对镜悲白发之时，老大无成的悲哀便笼罩在心头。在宴会上，他会“忽忆雨时秋井塌，古人白骨生青苔。如何不饮令心哀！”（《苏端薛复宴简薛华醉歌》）他看见古建筑中“苍鼠窜古瓦”，也不禁感叹：“冉冉征途间，谁是长年者？”（《玉华宫》）“儒生老无成，臣子忧四藩”（《客居》）以及“抱主身已老，入朝病见妨”(《入衡州》)其中透露的都是壮志难酬，白首无成的遗恨。
(二) 居无定所、穷困潦倒的悲哀
杜甫一生潦倒，食不裹腹，漂泊不定，辗转于甘肃、四川、湖北、湖南等地直至病死湘江舟中，让世人为之叹息。天宝六载诗人离乡到长安应试以求取功名，不幸因权贵操纵而落选，诗人从此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而不得不奔走权贵之门，投赠干谒，却毫无结果，身处异地而仕途不济，生活便陷入尴尬局面，过着朝不保夕的困顿生活。在困居长安时期，诗人一度住在城南少陵附近，成为被世人遗忘的“少陵野老”。朝不保夕、无米下炊、衣不蔽体的困顿让诗人无可奈何。“杜陵野老人更嗤，被褐短窄鬓如丝。日籴太仓五升米，时赴郑老同襟期。”（《醉时歌》）便是诗人困居长安时所作，“野老”、“短褐”、“日籴”可见诗人当时之窘迫。他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老妻寄异县，十口隔风雪。谁能久不顾？庶往共饥渴。入门闻号咷，幼子饿已卒。吾泞舍一哀，里巷亦呜咽。所愧为人父，无食致夭折。岂知秋禾登，贫窭有仓卒。”亲人咫尺天涯，无粮而眼睁睁看着幼子夭折，催人泪下。“翠柏苦犹食，明霞高可餐。”“不爨井晨冻，无衣床夜寒。囊空恐羞涩，留得一钱看。”（《空囊》）一贫如洗的苦况让诗人无法释怀。生计问题压得这位“窃比稷与契”的诗人喘不过气来，残羹冷炙的生活让诗人充满了屈辱感。“纨绔不饿死，儒冠多误身”，“有儒愁饿死”既是诗人悲惨的经历也是对现实的强烈控诉。
缺衣少食已经让诗人狼狈不堪，加上居无定所的漂泊更让人心寒。纵观诗人的一生，大半是在漂泊中度过，且每次都是居处在变而凄楚的生活状况依旧。就其居所而言，拥有一草堂已经是极大幸事。长安时期便开始落居杜陵，被贬官使他的流徙一度延续，靠朋友的义气周济而流浪度日；安史之乱后携家避难鄜州羌村，投奔灵武途中被俘长安，后奔赴凤翔，被贬华州后弃官开始了“漂泊西南天地间”的人生苦旅；赴同谷，在此寓居期间没有得到任何援助，这是杜甫一生中生活最困苦的时期，组诗《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便淋漓尽致地叙写了他极度穷困的生活状况：“手脚冻皴皮肉死”（其一）“男呻女吟四壁静”（其二）“我生何为在穷谷？中夜起坐万感集”（其五）“三年饥走荒山道”（其七）。萧涤非便评到：“真是到了惨绝人寰的境地”。千古名篇《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便写到：“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布衾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抵成都，依靠亲友的帮助，在西郊浣花溪畔建成草堂，草堂的建成结束了诗人多年的流离生活而露出多年少有的愉悦心情，一草堂这样多少布衣平民都不耻的生活根基，杜甫却欢之雀跃，可想当时诗人生活的困顿和心中的凄楚。在严武病逝生活失去依靠后，杜甫离开成都再次流浪，由四川流于重庆，最后迁居夔州，两年之后漂泊湖南，贫病交加中濒临绝境，最后在湘江舟中含恨辞世。
壮志难酬、仕途不济、困顿的生活让怀有满腔抱负的杜甫垂手叹息，诗歌也一改前期的豪壮浪漫色彩，用抑郁的笔调抒写了现实的苦闷与悲哀。
二、因国家破败、生灵涂炭而悲
杜甫之所以具有永恒的魅力，不仅在于他给中国古典诗歌提供了范本，将诗歌演绎得炉火纯青，出神入化，更重要的是诗人那楷模式的中华民族文人品格。他继承和发扬了孟子的“大丈夫”精神，以天下为己任，忧国忧民，诗圣那种忧国忧民无已时，君圣民安死方休的崇高精神为世人敬仰。诗人一生满怀济世情怀，“杞国家无事忧天倾”的入世思想让杜甫无法超脱世情。但诗人生不逢时，他所生活的年代正值唐王朝由盛转衰时期，国家破败，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这种忧伤伴随着诗人直至终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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