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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唐送别诗的豪迈浪漫之风及其成因
作者：周露露
一、盛唐送别诗豪迈浪漫之表现
1、语言上春意盎然
如果从语言上比较唐诗和宋词不难发现：宋朝犹如一个多愁的秋天，而唐朝则是一个浪漫的春季。这一点在唐宋人对于离别场景的描写上体现最为明显。比如宋代的柳永在漂泊异乡时抒发了这样的愁绪：“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雨霖铃》）纵观整个文学史中的送别诗不难发现，大部分文人在描写送别场景时即使没有直接描写凋零的秋色，也总是难掩秋日的落寞与哀愁。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唐朝特别是盛唐的离别诗中在用语上却春意浓浓，大部分作者倾向于以欣欣向荣的春色为背景描写离别，或者以春色为比喻来衬托自己乐观明朗的心境；即使是那些描写边塞恶劣天气的送别诗，因其用语的豪放同样透露出春天的热烈与张扬。
山水田园派诗人王维在其赠别朋友的诗中描写了清新动人的春色，如《渭城曲》：“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整首诗虽然是在描写给友人送别的场面，但轻盈的语言让我们没有丝毫的沉重和忧伤之感。再如他在《送沈子福归江东》里说：“唯有相思似春色，江南江北送君归。”尽管没有直接描写春景，但却能把对朋友的惜别之情比作遮拦不住的江南江北春色，想象新鲜，感情自然。这种送别的浪漫在李白的笔下有更为直观的流露，如他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开头两句“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即给我们展现了烟花烂漫的春色。在《赠汪伦》中，“桃花潭水”的比喻空灵、形象、生动，让读者感受到春天一般生机勃勃的友情。而边塞诗人岑参更是“把依依送别的诗写得奇丽豪放”，他的《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比喻出人意表，虽写漫天飞雪，气候恶劣的严冬，却能给人蓬勃奔放、无边春意的感觉，这样的浪漫乐观实在令人叹服。
2、意境上雄厚遒劲
在我国文学史上，建安的诗歌以遒劲质朴著称，具有“慷慨悲凉”的独特风格以及反映现实的时代精神。建安风骨这一优良的传统一直影响着后代文人的创作。唐诗在陈子昂、李白的倡导下，继承了建安诗歌的传统从而创造出唐诗所独有的铿锵有力、抑扬顿挫的风骨美。这就使唐朝的送别诗摆脱了以往文人描写离别时哀怨忧伤，浅吟低唱的风格，取而代之的是感情上的豪迈奔放，意境上的雄厚遒劲。特别是盛唐的送别诗，由于文人心境的乐观向上，大部分诗歌不论是否带有感伤都体现出雄浑悲壮、刚健昂扬的风骨美，展现出明朗健康、昂扬向上的时代精神。诗人们建功立业的豪情壮志在送别诗中俯拾皆是。
边塞诗人岑参对于送别情景的描写向来场面开阔，雄浑有力，其诗歌中所体现出的风骨美堪称唐诗的典范。岑参笔下的自然景色奇特而瑰丽，诸如“君不见走马川行雪海边，平沙莽莽黄入天”(《走马川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瀚海阑干百丈冰’愁云惨淡万里凝”、“纷纷暮雪下辕门，风掣红旗冻不翻”（《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之类的诗句格调刚健，遒劲有力，体现了诗人独特的审美眼光以及乐观主义精神。这一点在王昌龄的诗作《送柴侍御》中也有所表现：“流水通波接武冈，送君不觉有离伤。青山一道同云雨， 明月何曾是两乡。”诗人运用化远为近的笔法，用“流水”、“青山”、“明月”等意象表达了“人分两地，情系一心，山川又怎能阻隔”的观点，将离别的深情表达的豁达而洒脱。
3、思想上自信乐观
盛唐的经济文化繁荣发达，政治环境相对宽松，诗歌地位得到了制度保障，这些优越的外部环境使得文人们自信乐观，求取功名之心也相对强烈。盛唐的送别诗中大体描写了与友人、同僚、家人分别的情景，而这些分别通常是因为一方为了仕途进行漫游或者官员调动的需要，这样的分别并不是国破家亡时的生死离别也不是被迫离家征战，相反却是文人们迈向仕途或者升官的一个出发点，因此，这些送别诗中体现出的思想往往是对离别者的祝福和羡慕，而离别者本人通常也是乐观、自信甚至是自负，充满了建功立业，求取功名的雄心壮志。
高适虽然是和岑参齐名的边塞诗人，但据刘开扬先生考证：其送别诗的数量远多于边塞诗。殷蹯在《河岳英灵集》里称高适的诗“多胸臆语，兼有气骨”，这在其送别诗中也有较明显的体现。[1]例如他的《别董大》，虽然是在“千里黄云白日曛，北风吹雁雪纷纷”的恶劣天气里和友人分别，但诗人并不是沉浸于悲伤之中，而是豪爽地劝慰友人：“ 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诗人坚信朋友到了新的地方定能成就一番事业，建立辉煌的功绩。而深受佛老思想影响的王维在说出“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时，虽然也有对朋友元二出西安难觅故人的担忧，但更多的还是为朋友的出使而高兴，这可以从诗歌前两句的景色描写中反映出来。至于李白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更是给人自然清丽之感，全诗轻快明朗，春意盎然，末尾两句“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既表达了伫立江边的诗人对友人的不舍之情，同时更流露出诗人对于扬州这个繁华城市的向往，语气中非但没有伤感还夹杂着对友人前往扬州的羡慕之情。
二、盛唐送别诗豪迈浪漫之成因
1、经济文化繁荣，政治环境宽松，诗人们对未来的向往之情胜过离别的忧伤
大唐王朝的建立结束了近四百年的纷争动乱，实现了人民所渴望的国家统一，并在开元、天宝年间把中国封建社会推向了辉煌的顶峰。强盛的国力，广阔的疆土使文人们具有强烈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在文化上，据史料记载，“唐代的君主或者帝后多有爱好诗歌的习惯，有的并擅长此道，或品赏，或创作，或倡导，或君臣唱酬，切磋诗意，品第高下”[2]，这对唐诗的繁荣与兴盛，对诗人地位的提高无疑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此外，唐朝实行的以诗取仕制度使唐诗对于政治的介入产生了难以预料的作用，这使得诗的地位在政府制度方面得到了保证，处于难以摇撼的独尊地位，同时也为诗人们猎取政治功名提供了广阔的空间。[3]
在这种优越的外部环境的影响下，诗人们大多自信乐观，因受儒家入世思想的影响，纷纷抱有跻身仕途求取功名的政治愿望。由此而产生的离别不仅没有感伤的基调反而还带有浪漫主义的色彩。文人们对于本身才学的自信以及未来的向往大大削弱了离别时的忧愁感叹。比如一生有过三次大范围漫游的李白一直抱有“天生我材必有用”的自信心，不论其本身是否具有政治才能，一直都在期盼得到玄宗的重用，坚信“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行路难》）。正是因为具有强烈的政治抱负，盛唐的文人在送别之际往往不会拘泥于现实的困顿，而是眼界开阔，相信远方定有自己或者友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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