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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唐送别诗的豪迈浪漫之风及其成因
作者：周露露
隋唐以来，由于边境战争的频繁，疆土的扩大，以及民族经济文化的交流，人们对于边塞生活日渐关心，对于边塞的知识也逐渐丰富起来，一些诗人对边塞的风光以及生活充满了好奇和向往。特别到了开元前后，朝廷开始形成了以征战为荣的风气，一部分仕途失意或者是想建功立业的文人，更是把立功边塞当作求取功名的新出路。
在盛唐时期，许多著名的诗人都亲赴边塞，入暮参战。例如岑参就有“功名只向马上取，真是英雄一丈夫”（《送李副使赴碛西官军》）的豪迈之语，反映了诗人强烈的建功立业精神。而对于那些科场失意的文人来说，去边塞参战不失为踏上仕途的另一条出路，因此才会有“天子不召见，挥鞭遂从戎”（岑参《送祁乐归河东》）这样的诗句。正所谓“条条道路通罗马”，唐代官位最高的诗人高适就是由此而显达的代表。因此，在友人前往边塞的送别诗歌中，往往隐含着这样一种思想：好男儿志在四方，大丈夫应当以建功立业为重，而不是为儿女情长所困。正是盛唐诗人这种开阔的视野，广阔的胸襟以及一往无前的英雄主义精神给送别诗抹上了一层豪迈浪漫的色彩。
3、爱好漫游求仕，离别乃是常事，诗人们的豪情壮志胜过依依惜别之情
对于盛唐的诗人来说，通过漫游求仕树立名声，也是通往仕途的“终南捷径”。而盛唐之所以能产生大量的送别诗，与诗人们偏爱漫游有很大的关系。纵观盛唐时期的文学史不难发现：诗人们在仕进之前或者求仕受挫之后往往周游南北，广泛结交，与志同道合的友人们同游胜景、吟诗作赋，这在盛唐已经成为一种流行的风气。然而，天下无不散之筵席，有相聚必然会有离别。不同的是，这种相聚和离别对于漫游的盛唐诗人们来说只是旅程的一个小插曲，纵使有依依不舍之情他们也不会停下前进的脚步，这就使得相聚和离别对于诗人们来讲已经成为一种常事。正是因为盛唐的诗人通常云游天下，广泛结交，相聚和离别频繁，送别诗中才会给我们展现出其开朗豁达、进退自如、积极向上的一面。
李白在他三次大范围的漫游过程中，足迹遍布全国，接触了形形色色的人物。耳熟能详的《赠汪伦》即是李白在漫游过程中与偶然相识的朋友告别时的即兴之作。据考证，杜甫从二十岁开始，高适在五十岁以前也都有过长期漫游的经历。[4]三位大诗人因此在漫游期间结下了深厚的友情，成为文坛流传的一段佳话。在这种频繁的相聚和离别过程中，诗人们写下了大量充满豪情壮志的诗歌，在一系列送别诗中，澎湃的建功立业之情远远掩盖了依依惜别之感。李白的《梦游天姥吟留别》是他在受到排挤离开长安后所作。这首诗系他临别朋友表白的心迹之作，但诗歌的重点却不是抒发离别之情，诗人运用了夸张的语言和奇特的想象表达了其壮志未酬、理想破灭的愤懑。再如高适的《别董大》，也是诗人在漫游过程中所作。诗歌的前两句描写了北国风光，烘托出诗人送别董大时的失意心情，但是后两句“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既表达了对友人的安慰与鼓励，又流露出诗人乐观向上的精神以及期盼建功立业的心情。
综上所述，盛唐的送别诗犹如那个奋发有为的朝代一般给我们展现了豪迈浪漫的美学风貌，其语言、思想、意境令人耳目一新。究其原因，盛唐的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繁荣发达赋予了文人们优越的心理以及广阔的发展空间。在内外因的影响下，送别诗的哀怨伤感之风在盛唐文人的笔下大大削弱。这种明朗的格调、乐观的精神、刚健的风骨使盛唐的送别诗独具一格，成为文学史上的一道奇观。
注释：
[1]胡启文：《高适送别诗中的送别情调》，《淮南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5期。
[2][3]孙琴安：《唐诗与政治》，第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4]李美容：《论唐代诗人的漫游》，中国文学网。
周露露，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传播学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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