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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明威精神”与尼采哲学

作者:苏顺强




  唯意志主义的创始人是德国哲学家叔本华。他从意志和表象出发提出了生存意志学说和著名的命题“世界是我的表象”,“世界是我的意志”,并从生存意志出发创立了他的非理性主义和悲观主义的人生哲学。叔本华认为,生命的本质是生存意志,这就决定了人生的必然痛苦、人生的徒劳和虚无。“一切生命,在其本质上皆为痛苦”。“每一个体的不幸似乎是出自一种突发的例外事例;但是,一般意义上的不幸,却是出于必然的法则”。“人生是一个逐渐解除幻想的过程”。“所有幸福皆为虚无缥缈之物,而所有苦难则为实实在在的东西”。“我们可以把我们的一生,看作是在令人惬意之虚无的寂静中出现的一场毫无用途的骚动时节”。“生存所具有的全部形式,都在向我们展示着生存之空虚”。“时间,以及由时间所导致的所有时间中存在之物的终有一死,不过是生存意志向自身展示其努力奋斗之一无所获的形式”。[8]尼采作为叔本华的学生,其哲学思想与叔本华的生存意志说存在直接的渊源关系。他继承了叔本华的悲观世界观,在《悲剧的诞生》中尼采讲述了一则古老的神话:国王弥达斯终于找到了酒神的养育者和教师西勒诺斯,强迫他说出“对人来说什么是最好最妙的东西”的答案。西勒诺斯说:“可怜的浮生啊,无常与苦难之子,你为什么逼我说出你最好不要听到的话呢?那最好的东西是你根本得不到的,这就是不要降生,不要存在,成为虚无。不过对你还有次好的东西——立刻就死。”[9]
  如前文所述,海明威也发表了类似于叔本华、尼采的言论,而且他的全部作品都在向世人展示世界的荒诞、非理性,人生的痛苦、无意义,以及人与世界的紧张对立关系。他的全部故事都发生在战场、狩猎场、拳击场、斗牛场等危机四伏的被失败和死亡的阴影笼罩着的场所,这些场所没有秩序、规则可言,没有理性可依,有的只是荒诞、痛苦和死亡。弗朗西斯·麦康伯因为怯懦而遭老婆唾弃乃至背叛,而找回了男子汉的勇气却丧失了性命。《杀人者》中,一面是紧锣密鼓的谋杀,一面却是厌倦了东躲西藏的束手待毙。《印地安人营地》中,一面是成功地接生新生命的自豪,一面却是忍受不了痛苦折磨的自杀。《太阳照常升起》中的人们,一面是喝酒、斗牛等无休止的狂欢,一面却是人间地狱般的漫长煎熬……不得不在这样的世界求生存的人们,无论你具有如何顽强的生存意志,无论你选择怎样的生活态度,你的失败、毁灭或死亡是别无选择的,总之,你的悲剧结局是注定了的。《永别了,武器》中亨利借火中的蚂蚁很好地描绘了人在这个世界痛苦无奈的命运:“我有一次野营,加一根木柴在火上,这木柴上爬满了蚂蚁。木柴一烧起来,蚂蚁成群结队地涌向前,起先往中央着火的地方爬,随即掉头向木柴的尾端爬。蚂蚁在木柴尾端聚集得够多了,就掉到火里去。有几只逃了出来,身体烧得又焦又扁,不晓得该爬到什么地方去。但是大多数还是朝火里跑,接着又往尾端爬去,挤在那还没有着火的尾端上,到末了还是全部跌在火中。”[10]即使为世界的民主、和平事业而投身于一场正义战争的“反法西斯英雄”乔丹,也无法摆脱掉浓浓的悲观意识;圣地亚哥的“乐观”在对非理性世界的宽容中也透露出几分凄凉。因此,海明威笔下的人物,无论是长篇小说中的人物,如亨利、杰克、乔丹等人,还是他的短篇小说中的人物,无论他们最终选择怎样的人生态度,他们的生存信念都是以其悲观的世界观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他们的全部思想和行动都无一例外地浸透着痛苦感、徒劳感和悲哀感。因此,海明威以及他笔下的人物都和叔本华、尼采一样对世界和人生持一种悲观的信念。
  但是,海明威和尼采一样又不甘于这种叔本华式的悲观。尼采发现了“酒神精神”以拯救苦难人生,赋予人生以审美的意义。尼采说:“甚至在生命最异样最艰苦的问题上肯定生命,生命意志在生命最高类型的牺牲中为自身的不可穷尽而欢欣鼓舞——我称这为酒神精神。”[11]尼采提出酒神精神,是把悲剧所显示给我们的那个本体世界艺术化,用审美的眼光来看本无意义的世界永恒生成变化过程,赋予它一种审美的意义。把不断创造又毁掉个体生命的意志充盈的世界看作酒神艺术家,站在他的立场上来看待自己的痛苦与毁灭,那么,现实的苦难就化作了审美的快乐,人生的悲剧就化作了世界的喜剧。周国平在《悲剧的诞生·译序》中把酒神精神的要义、尼采的悲剧世界观概括为“肯定生命,连同它必然包含的痛苦和毁灭,与痛苦相嬉戏,从人生的悲剧性中获得审美快感”。[9]由此,尼采在宣称“上帝死了”的同时,向人类内在生命本身开掘出一种精神力量以替代传统外在的英雄救世和基督教道德观念。正是在这种观念的指导下,尼采呼唤具有强力意志和旺盛生命力的“超人”,主张“重估一切价值”、“打倒偶像”。
  不管海明威是否曾经接触过尼采学说,也不管他是从什么途径接受尼采影响的,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海明威的言行和创作所表现出的人生哲学思想与尼采存在着惊人的相似。首先,他同样在认识到人生的痛苦、虚无本质之后,不是否定人生,而是通过对人生痛苦、虚无的抗拒从而在根本上肯定人生。海明威和他笔下的主人公们都曾经因为发现世界的残酷非理性、人生的虚无痛苦而在迷惘中徘徊消沉,但他们很快就学会了正视死亡,把痛苦和死亡当作一种美的事物来接受。“死自有一种美,一种安静,一种不会使我惧怕的变形。……一个人有生就有死。但是只要你活着,就要以最好的方式活下去”。[4]进而认识到“一个人只要在反叛死亡,他就会成为天神那样的主宰死亡的人物,也就乐在其中了”。[4]于是,海明威的小说,一方面向世界展示了人生各式各样的必然痛苦与不幸,一方面又通过“准则英雄”形象展示了人借以蔑视痛苦、超越虚无的勇气、意志和生命力。曼纽尔、乔丹、圣地亚哥这些英雄虽然身处各式各样的痛苦不幸之中,但他们毕竟没有被吓倒或征服,相反,他们凭借勇气、尊严和生命力顽强地执着于生,以一种悲剧的形式肯定了生命的价值和意义。
  其次,海明威敢于反叛传统和权威,致力于开掘新的人生价值,并最终赋予人生以审美的价值。海明威反对基督教道德,称宗教是“麻痹人民的毒品”;他淡漠来世,“我的灵魂也许不会得救。谁他妈的关心自己的灵魂是否得救呢?明智地丢掉自己的灵魂,是人的职责”。[4]他只希望做一个“真正的人”,一个生命力量和意志力量旺盛的人,一个有勇气面对苦难并超越苦难的人。他笔下的英雄也都在努力成为最优秀的斗牛士、渔夫、猎人、拳击手等。海明威热衷于描写失败或死亡,他的英雄们最终都难逃厄运,这是因为在他看来,“失败和伪装巧妙的胆怯更富于人性,更为人所爱”。[12]尼采也说:“假如你们在伟大的事业中失败了,你们自己因此便是失败了么?假如你们自己是失败了,人类因此便是失败了吗?假如人类也是失败了,好吧,别在意!”“失败了的事情因其失败更应当被人尊敬”。“当不可能骄傲地活着时,就骄傲地死去”。[13]他们在不同领域中共同发现了失败和毁灭背后隐藏着的人的永恒价值:尊严、勇气和生命力。尼采把这种价值赋予他的“超人”,海明威把它赋予他的“准则英雄”。我们清楚地看到,准则英雄如同超人一样,他们的人生态度中激荡着一种抗争激情。这正是尼采对人生给予充分肯定的原因:“然而,死和死亡寂静便是这未来唯一确凿和一切人共同的事情!多么奇怪,这唯一确凿和共同的事情对人们几乎毫无影响,他们距离感觉自己与死相邻最为遥远!我看到人们根本不愿意思考死亡思想,为此甚感快乐。”[13]
  总之,海明威透过自己的言行,尤其是透过他的“准则英雄”形象,向世人展示了一种与尼采的人生哲学如出一辙的审美的悲剧人生观。人生是痛苦、虚无的。人生所能获得的唯一永恒的价值和意义就在于鼓足勇气与人生的痛苦和虚无进行殊死抗争。这种抗争不求有所收获,也不可能获取胜利,只求在不屈的抗争中表现出人的完美无缺的勇气、顽强的生命力和至高无上的尊严。这就是海明威和他的准则英雄的审美人生观。准则英雄的敢于直面人生悲剧、追求超越和永恒的人生态度,不正是酒神精神的显现吗?通过圣地亚哥、乔丹等个体的痛苦、失败或毁灭以及他们所表现出来的永不屈服的精神,我们难道不是更加强烈地感觉到人的生命意志的丰盈和不可毁灭吗?准则英雄们抗争后的肉体毁灭(或失败)和精神不败不正说明人的生命意志的不可穷尽吗?他们在审美层面上找到了人生的终极价值和意义,从而执着人生、肯定人生,他们因此而欢欣鼓舞,这正是海明威精神所蕴含的人生哲学。
  总而言之,“海明威精神”的形成,与他生存的时代有关,与他的不平凡的人生经历以及以此为基础形成的文化心理结构有关,与西方文学传统中的人文精神因素有关,但其与唯意志主义哲学尤其是尼采的悲剧人生观存在着更加显著和密切的内在价值关系。
  
  参考文献:
  [1]童庆炳:《太阳照常升起》,《文学自由谈》,1999(5)。
  [2]海明威:《老人与海》,吴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年。
  [3]苏顺强:《海明威的创作道路》,《襄樊学院学报》,2005(6)。
  [4]辛格:《海明威传》,周国珍译,浙江文艺出版社,1983年。
  [5]董衡巽编选:《海明威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
  [6]加缪:《加缪文集》,郭宏安译,译林出版社,1999年。
  [7]罗维特等:《规则:重新评价——海明威论》,《当代作家评论》,2000(1)。
  [8]叔本华:《叔本华随笔和箴言集》,李小兵译,三联书店,1988年。
  [9]尼采:《悲剧的诞生》,周国平译,三联书店,1986年。
  [10]海明威:《永别了,武器》,林疑今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年。
  [11]杨恒达:《海明威》,长春出版社,2001年。
  [12]海明威:《老人与海》,董衡巽等译,漓江出版社,1987年。
  [13]周国平:《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
  苏顺强,湖北襄樊学院中文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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