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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李白诗歌的精神内涵
作者：林最芬
儒道两家在李白身上相辅相成，他总是择取有利于自我人格完善的因素而抵制消极方面的影响，始终在用道家的处世态度去追求儒家的入世理想。李白对道家的消极避世是持否定态度的，如对巢、由、夷、齐抑多于仰：“巢由洗耳有何益？夷齐饿死终无成！君爱身后名，我爱眼前酒。”（《笑歌行》）虽有时也用以自比，但那只是为了显示其不同流俗的气节，而不是表示弃世归隐的决心。相对儒家而言，李白则又显得超脱。他不仅对迂阔腐儒予以辛辣的嘲讽，如《嘲鲁儒》，对屈原那样高洁自持而不知自谋其身也表示异议，主张功成身退：“君不见沧浪老人歌一曲，还道沧浪濯吾足。平生不解谋此身，虚作离骚遣人读。”可见他既不同于庄周，又不同于屈原。
在李白的个性发展过程中，魏晋遗风对他起了极重要的作用。魏晋时代，生命意识开始觉醒，文学也由自发走向自觉，当时的士子志人开始意识到宇宙永恒与生命短暂的悲剧冲突，再加上社会的动荡不安，所以都表现出时不我待、建功立业的强烈社会责任感，切望于人生的虚无中有所建树。这正是出于对生命的热爱与眷恋，希望以增强时间密度、提高生存质量来延长有限的人生。他们表现出对社会人生的极大关注以及年华老逝、功业未就的焦虑与感慨，一代雄主曹操在《短歌行》中极典型地表达了这种心态：“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这种慷慨悲歌在建安七子的作品中也都有反映，竹林七贤的放诞佯狂也是出于对现实的关注和无法忘情，以“悠然见南山”自得的陶渊明也有“盛年不再来，一日难再晨。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杂诗》其一）的自勉自励。对生命、对时间的清醒意识，另一方面也导致了人生无常、及时行乐的心理，这种倾向在魏晋南北朝士阶层的清谈放诞中达到了极至。生命意识对李白的影响很大，他一身兼备了上述两种倾向。一方面，个体的自觉意识向外发展，表现为对社会现实的关注，使他对人生价值的实现带着自觉、自主的热情，极自然地采纳了儒家的积极用世精神；另一方面，这种自觉意识内向发展，对生命终极目标的清醒认识又使他追求绝对的精神自由，任性纵欲，追求现实人生的享受，道家的自由精神哲学又投合了他。
所以，李白能并庄屈以为心，一身兼有两种看起来似乎不相容的精神，使他的诗歌既有外在的飘逸超脱，又有内在的慷慨沉雄，成为中国诗歌上蔚为奇观的异葩。
三
李白带着一个年轻浪漫的理想主义者的激情与自信涉身社会，以为天地宽阔，任他驰骋，但他狂放不羁、率性而为的个性在当时社会注定了他与功名无缘。
到唐代，中国封建社会结构已臻于完善，儒家思想占据统治地位，仁义礼信绵延织就的三纲五常，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宗法等级制度，首先在意识领域使整个社会成为个性自由的牢笼。同时，功利主义的儒家思想又在集体无意识中确认仕进为知识分子的唯一出路、唯一正道。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完善，科举取士制度的建立，又使知识分子不可能像战国时代那样择主而事。所以，仕进就意味着驯从最高独人意志，意味着自我的失落。而李白，唯以自由人格自重，他的积极投身仕途，只是出于对自我才华的极端自信和实现自我的强烈要求，是为了更好地实现自我、证实自我，假如无法保持自己的独立人格，高官厚爵对他只是名缰利锁，弃之犹恐不及。在正统的封建秩序面前，他是个叛逆者，这注定了他的仕途蹭蹬，坎坷不遇。
现实的痛苦，在艺术领域得到升华。李白的诗歌以长安三年为分水岭明显地分为前后两期。前期的豪放中闪烁出飞扬跋扈的自信，后期的豪放则更多的是狂歌当哭的悲慨。长安三年，李白对社会现实，特别是对上层社会有了深刻的认识，抒写怀才不遇的悲愤成为后期的诗文主题。但他始终不曾放弃自己的理想，不曾完全绝望，他没有像陶渊明、王维那样隐退而求内心的宁静，寄情山水，自放于世俗之外。浪漫的想象力，对自我才能的自信，清醒的生命意识，都促使他于反抗的同时继续着对理想的执着追求。这种理想与现实的持续激烈冲突，最后指向慷慨悲壮喷薄万里的书生之愤。现实的压抑与失望，使他于诗酒中寻找自由驰骋的理想王国。
在诗歌王国中，他的情感世界是完全开放的。对自由理想的执著追求，对社会黑暗的挥斥指陈，怀才不遇的悲慨，生命的彷徨，构成内涵丰富的书生之愤，在他的诗歌中倾泻出来。“《离骚》为屈大夫之哭泣，《庄子》为蒙叟之哭泣，《史记》为太史公之哭泣，《草堂诗集》为杜工部之哭泣；李后主以词哭，八大山人以画哭；王实甫寄哭泣于《西厢》，曹雪芹寄哭泣于《红楼梦》。”（《老残游记·序》）刘鹗以“哭泣”二字概括一部中国文学史，而李白则是以他的诗狂歌当哭。
李白的诗都是至情至性的自然流露。前期的飞扬跋扈，源于对自身才能的高度自信，后期的狂歌当哭，源于对理想的执著坚守。面对挫折，假如他能忘情诗酒，忘身道教的神仙世界，那么他就不会有如此强烈的感情激愤。李白被迫离开长安后时时流露出对长安的留恋、眷顾，其实正是他对理想无由割舍的真情流露。在《长相思》中直言“长相思，在长安”，以“美人如花隔云端”喻理想之可望不可及；在《金乡送韦八之西京》中云：“客自长安来，还归长安去。狂风吹我心，西挂咸阳树。”以匪夷所思的想象表达自己对长安的眷恋。
对自由理想的执著，使他自然地转向对社会黑暗的批判，进而抒写怀才不遇的悲愤。李白在长安时已经认识到统治集团内部的恶浊倾轧：“君王虽爱娥眉好，无奈宫中妒杀人。”（《玉壶吟》）在《鸣皋歌送岑征君》中对尔虞我诈、争权夺利、群奸当道、贤能贬黜的现象又予以生动勾勒：“鸡聚族以争食，凤孤飞而无邻。蝘蜒嘲龙，鱼目混珠。嫫母衣锦，西施负薪。”不仅揭露和抨击当时政治的黑暗，也表达了自己不愿与群奸为伍的耿介性格。在《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中以“骅骝拳跼不能食，蹇驴得意鸣春风”喻当时的社会现实，“一谈一笑失颜色，苍蝇贝锦喧谤声。曾参岂是杀人者？谗言三及慈母惊。”借用典故，说明谗言之可怕，抒写被谗毁的愤懑。在这首诗中，李白以“一生傲岸苦不谐，恩疏媒劳志多乖”概括了自己一生的遭际。假如说这时候的李白还寄希望于明主，对社会的批判还停留在抨击那些谗言惑主、狼狈为奸的群小上，那么经过安史之乱、系身浔阳时，他则把批判的锋芒直指最高统治者：“树榛拔桂，囚鸾宠鸡。舜昔授禹，伯成耕犁。德自此衰，吾将安栖？”借典故表达自己对肃宗滥用刑罚、罪及无辜的愤懑，同时，他也认识到唐朝社会已不可抗拒地走向没落。李白对社会的批判是深刻犀利而大胆的。
对黑暗社会的清醒认识使诗人直欲弃世而去，“少年早欲五湖去，见此弥将钟鼎疏”，但对理想的执著又使他欲弃不能。因而他的诗歌往往表现出动天地、泣鬼神的生命彷徨感。这在《<行路难>其一》中表现得最为突出。面对金樽清酒、玉盘珍馐，而至于“不能食”“心茫然”，可见其内心的痛苦；诗人“欲渡黄河”却“冰塞川”，“将登太行”又“雪满山”，世路艰险，济世已不可能，只好“垂钓碧溪”以求独善其身，却又“乘舟梦日边”，弃世归隐也同样做不到，这就使理想与现实尖锐地对峙起来，表现出莫可适从的歧路彷徨感。这种生命的彷徨感充分显示出诗人张扬的人格力度。
总之，李白以诗歌抒写自己的至性真情，表现自己的喜怒哀乐，诗歌是他追求自由理想历程的艺术记录。他的《临路歌》可谓自撰的墓志铭：“大鹏飞兮振八裔，中天摧兮力不济。馀风激兮万世，游扶桑兮挂石袂。后人得之传此，仲尼亡兮谁为出涕？”这是李白对自己悲剧一生的总结和歌哭。
四
不必讳言，李白有的诗歌中有时也流露出人生无常、及时行乐的消极思想，这是他的局限性。仔细分析来看，这其中有受道家消极出世思想影响的痕迹，也不乏一个痛苦的清醒者的自忘与麻醉。现实生活中的不得意，对生与死的较透彻的历史反思，在宇宙永恒面前个人的渺小和无能为力，使诗人不自禁地滑入那绵软的泥淖，那是一种深沉的孤独与无奈。纵观几千年的中国文学史，我们可以发现，在诗文作品中流露出对现世的失望和无可奈何的悲哀的，并不在少数。李白的诗歌精神就其主流来说，还是积极的。自由精神和理想主义始终是李白诗歌创作的动力，也是诗歌精神的指归。
林最芬，浙江省舟山蓉浦学院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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