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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女孝经》和《女论语》看唐代的母训文化
作者：赵 红
第一，母训文化生成的自然性。从教育和心理学角度来看，母亲是人生的第一位老师，其言行品德、知识教养对孩子人格气质的养成具有直接的影响。儿童期主要是养成教育，同时也是培养品格意志、开发创造想象的最佳时期，儿童的记忆力是人生中的黄金期，课督子弟读书，如能在发蒙期打下基础，则一生受用无穷，这既是所谓早期智力开发。母亲是儿童接触最多的人，日夕相伴、耳濡目染，母亲之言行品德对儿童成长极为关键。
第二，母训文化生成的必然性。首先，唐代女子接受教育之广泛、女子观念之清新和女子地位之重要，在中国古代史上独具风采。开元、天宝以降，随着科举进士制的盛行和士人政治的形成，教育普及和文化下移的趋势愈益明显，使女性受教育的机会也大为增加，从而提高了广大女性的学识教养，也为更好地培养子女打下良好基础。其次，母亲担当教育者的角色也是唐代私学的一个特例，李浩先生在其著作中提出：
唐代教育主要可分为官学和私学两大类型。官学并非所有人都能享受，加之唐代官学并未随科举制度的出现而进行调整，考教分离，国学教育落后于考试实际，官学包括国学并不为时人所特别看重。士人们反而依重私学。[15]
由以上两方面因素必然促成唐代母教的成功。
第三，母训文化的历史传承性。唐代士人对私学的重视，使得母训文化在唐代相对引人注目。事实上，自魏晋门阀士族形成以来，士族高门之家族教育不外乎家风培养与家学因袭两大要目，而这二者与母系一方所具备的门风教养关系甚密。因此，结姻婚对时对门第声望的讲求，是必要的，即不仅强调父系亲属应具有较高的素养，同时强调母系亲属应具有良好的品格和学养。惟其如此，才能承绪传家、光大门楣。唐代女教书中有关母仪母教的内容，对现代子女教育也不无借鉴启发意义。
参考文献：
[1]梁启超全集[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2][唐]杜佑.通典[M].食货七.卷七,北京：中华书局,1984.
[3][14]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99.
[4][5][6][9][11][12][13]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99.
[7][15]李浩.唐代三大地域文学士族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2002.
[8][宋]王谠.唐语林[M]卷7.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10]陈尚君.全唐诗补编[M]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92.
※本文为石河子大学高层次人才科研启动资金项目“唐宋女教书研究”（RCSX200513）
赵红，新疆石河子大学文学艺术学院教师。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