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0期
鄂西南少数民族获奖作品的文化解读
作者：戴宇立
一、退役军犬与最后一只白虎的文化呼应
李传锋是从鄂西南走出去的我国土家族著名作家，他因独特的动物小说创作在中国文坛独树一帜。他以鄂西南土家族独特社会文化为题材的短篇动物小说《退役军犬》、长篇动物小说《最后一只白虎》，于二十世纪80—90年代获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奖，最早架起了鄂西南独特民族地域文化与现代文化共融的桥梁。动物小说成为李传锋传播鄂西南土家族文化的最佳形态。也可以说，李传锋的动物小说书写着土家族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本章以他的短篇小说《退役军犬》和长篇小说《最后一只白虎》为个案研究，希望作家一直致力维护的民族传统文化，能在现代社会得以承继鲜活的生命力。
李传锋创作于改革开放初期的中篇小说《退役军犬》，作家从动物视角，通过退役军犬黑豺的眼睛来观察人世的悲剧，抨击因20世纪下半期的“文革动乱”所带来的中国社会灾难；以动物的善良与爱心，来反讽人性堕落而自食恶果。从作家早期20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创作的《退役军犬》中，人们就可以发现这种文化悲情的书写。作家从动物视角，通过退役军犬黑豺的眼睛来观察人世的悲剧，抨击因20世纪下半期的“文革动乱”所带来的中国社会灾难；以动物的善良与爱心，来反讽人性堕落而自食恶果。在小说结尾，退役军犬黑豺为救主人身负重伤，作家笔调中潜藏着对动乱社会的悲思。该小说不仅具有独特的叙事视角，更兼有深刻的社会意义，因而广受读者青睐。土家族的传统文化精神传播，在该小说中通过作家不动声色的冷静叙事得以充分展示。
李传锋于20世纪末期创作的长篇小说《最后一只白虎》，文化悲哀贯穿其小说始终：诗情画意的自然山林哪里去了？小公虎神往的家园为何不复存在？小公虎被人类无数次围追堵截，无处可逃。它在被人类枪杀前的最后一声长啸，如惊雷，如霹雳，震撼长空，向人类发出的绝望的哀鸣，愤怒的控诉。李传锋在该书的《后记》中谈到，“在湘、鄂、川交界的崇山峻岭中聚居着一个古老而年轻的民族——土家族，白虎便是我这个民族的图腾。这个民族是极为珍爱虎的。在白虎身上涌动着一个民族的热血，寄托着一个民族的命运与希冀。”不难看出，作家已经将自己与白虎视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关注民族的不幸命运与希望，这大概就是作家创作动物小说的原动力。
在李传锋的动物小说中，充满着对人类民族传统文化精神的呼唤，以及对人类文明严重流失的痛心与拷问。在《最后一只白虎》中，作家列举了人类荼毒大自然生灵的种种丑恶现象；贪婪的山民，凶残的偷猎者，愚昧的市民，落后的猛兽馆……他痛心地看到了人类民族文化精神的严重缺乏。因此，在李传锋的动物小说中，始终贯穿着一种对民族传统文化的反思，交织着对现代文化的批判精神，试图从人类与动物的不同视野，探究人与自然精神共融的沟通渠道，意欲建立一种人与自然进行文化沟通的渠道。于是他在动物小说中，尝试从人类与动物的不同叙事视角入笔，探索二者精神共融的可行性。
同时，在李传锋的笔下，形形色色的动物因人类的介入导致精神变异，而这种变异又直接改变着动物世界的生存方式。这种动物生存方式的改变是由善向恶的逐渐转化，是一种下意识的自我保护，反过来，它又成为直接威胁人类生存的利器。这就是人类不尊重大自然而自酿苦酒，自食恶果，到头来只弄得个两败俱伤。在《最后一只白虎》中，小公虎在动物世界的生存方式因人类的恶性介入而改变。原本白虎与外界动物是相互依存，又相互竞争，这与人类世界一样。但该小说中除了作家刻意塑造正面形象小公虎外，其余三只虎在被人类捕获以后，都已经完全丧失了斗志，变得慵懒无比。动物世界的退化，也折射出人类社会的堕落。至此可见，作家的文化反思是深刻而又意味深长的。
从《退役军犬》到《最后一只白虎》，作家在其小说中的文化传播，经历了从传统文化的坚守，到现代文明对传统文化的呼应，最后二者逐步自然交融的轨迹，从而成为鄂西南土家族文学与现代文化接轨的很好范例。
二、从撒忧的龙船河到五月飞蛾的文化变异
2005年12月，我国土家族著名女作家叶梅的中篇小说集《五月飞蛾》，与鄂西南土家族作家邓斌、向国平的文学评论专著《远去的诗魂——中国土家族“田氏诗派”初探》，同获第八届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这不仅展示了鄂西南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与理论研究的强劲势头，也确立了其在中国民族文学史的现代化地位。对照这两篇获奖作品，可以发现其由传统民族文化传承向21世纪的现代文化传播的转型。这正好构成鄂西南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历史与现代交融的文化巡视。
在叶梅创作数百万字的小说、散文等文学作品中，塑造出无数鲜活感人的鄂西南土家族艺术形象，不仅为中国土家族文学的艺术画廊增添了独特光彩，而且受到世界的赞誉。叶梅的中篇小说《花树花树》，被译成英法等多国文字在海内外发行，并入选联合国编译的《世界小说选》。译著中称赞叶梅说：“她以对鄂西土家族风土人情的描述，引起文学界及读者的关注。她的作品，尤其是对女性及妇女解放进行深入探究。” 可以说主流文化精神建构着叶梅文学创作的新境界，她用文学向世界传播了中华文化尤其是土家族文化的无穷魅力。
民族文化传播始终是叶梅小说创作的母题。而在她数十年的小说创作中，一直保持着对鄂西南土家族在社会变革中文化演变的关注。本章以叶梅中篇小说的代表作《撒忧的龙船河》与《五月飞蛾》为个案研究，其体现了作家从传统文化的坚守，到现代文明的寻觅与张扬，试图探寻她在土家族文学创作中文化传播的变异轨迹。
叶梅的小说《撒忧的龙船河》（1994），着意描写了覃老大等土家人“走豌豆角”、征服野性龙船河的生存背景与生存方式，赞颂土家人不屈不挠的生存意识及奋斗精神，充分展示了土家族撒尔嗬文化底蕴的现代生命力。在《撒忧的龙船河》中，叙述了土家人覃老大以及与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两个女人（一个汉人，一个土家人）的爱恨情仇，这部小说的叙事穿越了二十余年的时空距离，展示了叶梅对土家族在社会发展进程中的文化思考。我国西部当代少数民族作家阿来的长篇小说《尘埃落定》，其写土司部落的生存方式，土司部落间的恩怨情仇，构成了《尘埃落定》既写实又魔幻且荒诞的特殊现代品味。与《尘埃落定》相比，叶梅选择了一种更贴近现实的写意手法，营造小说多元文化氛围，这种现代品格或许能为更多受众所关注，这大概也是作家进行小说文本创作的初衷。在这部小说中，人们可以发现叶梅对民族传统文化的关注已经注入了现代传播意识。
叶梅的中篇小说《五月飞蛾》（2002），展现了一幅21世纪中国西部社会的城乡变迁图。小说情节看似平淡，但人物关系错综复杂，矛盾冲突环环相扣，一波三折地向前发展。现代化大都市与西部乡村的场景交替换片，折射出21世纪初中国西部传统文化观念的巨大变革。《五月飞蛾》是叶梅的一部重要作品，这部作品在全国也引起较大关注。它成为叶梅文学创作的重要转折点。21世纪初的叶梅已经把创作目光转向到城市“寻金”的西部农民，开始了从鄂西南民族地域向城市现代社会的文化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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