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9期
论《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形象
作者：袁思强
就其对手而言，曹操、周瑜、司马懿等都非泛泛之辈，皆是旷世奇才、高明之士，然而诸葛亮比他们技高一筹，并最终战胜了他们，其谋略单就智算华容道的小插曲“实而实之”令操走投无路，便足见一斑。所有这些，似乎都是为了表现诸葛亮那胸有千山万壑、大勇若怯、大智若愚、料事如神的才智的；似乎这些智者都是成了诸葛亮的陪衬，真是把诸葛亮给写成神了。
诸葛亮虽料事如神，但他是人，万无一失是不可能的，他也有窘境之时。所谓：“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拿“兴汉室，图中原”这一目标来讲，诸葛亮是个失败者。可以这样说，事之成败，全视领袖人物的能力如何而定。作为战略家、丞相的诸葛亮来讲，他的策略有三方面的失误，也正是这三方面使“出师未捷身先死”留下了终生的遗憾，过早地走上了灭亡之路。
首先，他在把握方向、驾驭全局的统揽能力上仍有欠缺。作为一个首脑，应有较强的战略意识，要善于从国家的战略高度考虑问题，通晓上情，吃透下情，关键时刻能牺牲局部利益或个人利益，要把握全局性方向性问题，识大体，顾大局。如前面提及的“刘备伐吴”“荆州主将任命”问题上，诸葛亮就受到忠的思想束缚而做出有损大局的决策，就其丞相职责而言是一种在其位而不谋其政的失职行为。
又如他在辅助后主时，作为蜀汉最高决策者，却不顾实际情况，六次出师北伐，这种出于报知遇之恩，唯恐完不成托孤重任的思想，而绝不是出于洞察大势、掌握时机的考虑，是极不明智的。当时三国鼎立形势已基本确定，一时难以改变。总体实力上看，曹魏较吴、蜀强大，明智的领导者，只宜发展国力，养精蓄锐，提高与魏、吴抗衡的能力。因为在这种势力下，任何军事行动均不能取得实质性的胜利，六出祁山结果也正说明了这点。何况以小国与大国拼消耗，打持久战，对小国是极不利的，要打的话也宜智出奇兵，速战速决才有点希望。
第一次北伐前，太史谯周劝道：“臣夜观天象，北方旺气正盛，星耀信明，未可得也。”又直劝诸葛亮：“丞相深明天文，为什么勉强而行呢？”天象自然虚妄，但的确反映了大臣不宜直言的心声。六出时，谯周又以天象劝诸葛亮应谨守国土，不宜妄动，实际上已是暗示：连年征战，士兵已是损伤不堪，多有怨心，人民已困苦不堪，滋生怨恨。而孔明却一概听不进去；反以拜祭先帝堵众人之口：“臣亮五出祁山，未得寸土，负罪非轻；今臣复统全师，再出祁山，誓竭力尽心，剿灭汉贼，恢复中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种以死相报以示忠诚之举，其实是孔明只为“一个人名节的自我完善，”而忽视了国家事业的成败，在这种关乎国家兴衰的关键时刻，作为首辅之臣的他却一意孤行，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奋“人力”以抗“天数“不重功垂后世，只要尽忠当时的做法，是他最大的失策。真正的大有作为之人，绝不会因人情作过多的个人考虑而不敢作为，也不会因感恩戴德，为表忠诚而违心悖势地做于国于民徒劳无益的事情，真正的贤相，不在于其自身的“完美”，而在于推动历史的有为。
作为领导人，还应善于抓大事，不应为小事而忙碌，他应是指挥者、决策者的角色，应学会让更多的人为自己去做，这才是领导的艺术。诸葛亮怕别人不似自己尽心，便“罚二十以上皆亲览，”“常自校薄书”“亲理细事”。古人云：坐而论道，谓之三公；作而行之，谓之士大夫。昔丙吉忧牛喘，而不问横道死人；陈平不知钱谷之数，曰：“自有主者。”诸葛亮这种舍本求末的亲力亲为，一则影响其对大事的决断，二则没有发挥下属的才干，且防碍培养人才；三则使己碌碌无为。不足取也。
其次，诸葛亮的民主、科学、善断的决策能力还稍欠火候。作为首脑，决策要民主，集纳群言，集思广益。领导决策的正误优劣，直接关系着事业的成败。诸葛亮在伐魏决策上便是一意孤行，以致功败垂成。不失时机，权衡利弊的决断力，诸葛亮远不如曹操、司马懿、邓艾等，操以“有权谋、多机变”著称，司马懿克日擒孟达，邓艾偷渡阴平，都显示出非凡的决断艺术。诸葛亮在荆州守将任用上就因忠的束缚而缺果断，结果反受其乱，北伐时又不采用魏延之出子午谷径取长安之计，只顾求稳，错失良机。其对手司马懿对此也深为惋惜：“诸葛亮平生谨慎，未敢造次行事，若是吾用兵，先从子午谷径取长安，早得多时矣。”
再次，诸葛亮在培养、任用人才方面的不得力，也导致了他最终的失败。
诸葛亮可以说是一个疏于培养人才的人，这是领导的大忌。说严重点，诸葛亮只培养了一个人才，即姜维。诸葛亮一生只是在追求人格的自我完善，凡事亲力亲为，不放心下属去做。以身作则是需要的，但一个国家那么多事情，你有三头六臂也难做完。个人的能力毕竟是有限的，所谓孤掌难鸣。一个聪明的领导应善于培养、收揽人才为自己工作，不单要自己能干，而是要更多的人都如自己般能干，发挥群体的才智，何愁大业不成。而操、权就较善于培养、录用人才，充分发挥这些人的能力为自己服务。蜀地本来就人才不盛，却不去办学兴教育培养后备人才，当第一代将才相继去世后，造成青黄不接，无人可用，以致到了“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的地步，出现这种捉襟见肘的局面，孔明是难辞其咎的。他也深深感到这一失误的痛苦，当他听到赵云、关平、张苞等的死讯的反应，不是大哭昏倒，就是吐血就可知，为何呢？就是因为再也无人可助其实现进取中原的宏愿。
在任用人才上，孔明亦有较明显的失误。其一是用人不当。如任用关云长为荆州守将而破坏了联吴抗曹大计，当然，这里亦有其因忠的局限性造成错误决策的原因。任用教条主义者马谡为独当一面的主将，几乎招致惨败，组阁时，任用奸邪小人在后主身边，以致他在四出祁山被小人进谗而回成都错失了进取中原的良机，造成将士在外卖命，闲人却在他们背后捅刀子这种令人寒心的局面。
其二是在任用人才上过于苛刻。孔明用人方面远不及曹操、孙权高明，诸葛亮明确强调才德并举的，他任用的郭悠之、费祎、董允等，确是“良实、志虑忠纯、贞良死节”之臣。这也是在孔明先前身后内部得以保持稳定的重要原因，不过，有得必有失，对德过分的强调、苛求，往往会因小节而废大用，使一些虽有瑕疵，但确有才能，可以发挥很大作用的人才被埋没了，这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人才的开发。蜀地本就人才不多，蜀汉在其第一代精英凋落后迅速走向没落，与其人才的萎缩有很大关系。对此，孔明是有一定责任的。但孔明却依然不明，斩因战失利的马谡便是其再次失策。马谡并非没有长处，平蛮时“攻心为上”的策略、不同意北伐，表明他对全局的认识甚至超过孔明，其反间计使司马懿被罢黜，看得出他是个出色的谋臣，诸葛亮既错用他于前，就该躬自反省，妥善处理他于后，应使其戴罪立功。马非顽冥不化之人，他会吸取教训，立功赎罪的，孔明没给他这个机会，这对蜀汉也是一个重大的损失，蜀人才缺乏十分突出，老成凋谢，新秀未起，诸葛亮应从蜀汉的长远考虑，多方延揽人才，培养人才才对。像马谡这样的人，如假以时日，可以相信，他定会是一位出色的将才，可孔明轻率地把人材杀掉了。痛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