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5期

现代主义在中国新诗领域里的整合

作者：王爱军

　　现代主义被整合的第三阶段状态是理性状态。诗人往往借鉴西方现代主义技法，表现诗人对人生和时代的深沉思索，即冷静谛视人生。既强调表现自我高扬自我的心性，又对民族责任感和社会忧患意识加以关照。“朦胧诗”最具代表性，比如雷抒雁的诗歌《小草在歌唱》和顾城的《眨眼》。同时，诗人们在广泛探求本体和人类文化的时候，能把现代意识和东方古老文化结合起来，以一种哲理化的冷静态度来构拟一种人类文化的永恒模式，来探索生命和宇宙的奥秘，逼进形而上，这不能说不是最大的理性和自觉。显然，先有哲人之思而后进入文学画廊，闪烁着智慧的光芒。典型代表是杨炼及其诗歌《礼魂》篇章。他曾说“让这片土地，这些人，这个现实及文化在我的诗中获得统一，进而使诗成为最我的，也最人类的一个象征”[7]，正是有了这样清醒的认识，他的诗作才获得了震人心魄之力量。
　　理性状态的另一方面突出体现在：作为20世纪80年代的“现代派”论争，极力张扬着最大的理性。表面看似狂热，但背后隐含了对现代主义接受的冷静思考和理性实践，共同促成了第三个阶段状态的呈现。首先，“三个崛起”的大讨论，使得“朦胧诗”的影响超出了诗歌的范围，成为促进整个新时期文学思潮理论变化的重要一环，从而加速了文字自觉时期的到来。随着朦胧诗的发展与争鸣广泛深入地展开，也随着反思大潮的席卷，一批朦胧诗的始作俑者开始进入冷静反思与系统借鉴的创新期。他们在既超越现实社会，又超越个人命运的尽量客观的境界中获得一种全方位意识，在注意诗人主体意识的同时并未堕入唯心主义，而始终自觉地坚持：“在主体意识上还有时代意识和人民意识，并且，主体意识越鲜明，便越能表现历史和现实生活的真实，越能为祖国和人民立言，主体最终仍然从属于或服务于客体。”[8]这样言说难以视为盲目和狂热，有的只是理性。舒婷认为“对于我自己来说，一个人的生活有了重大变化和挫折，——沉默既是积蓄力量，沉淀思想，在抛物线之后还有个选择新方法的问题。”[9]她是以忧伤的眼睛冷静透彻沉默，从而进入理性的自觉。顾城也是这般冷静地对待传统，“传统不是一个单向的过程，一个对象，而是一种关系，一种能动的结构，不仅古人使今人存在，而且今人也使古人存在，他们相互吸引、排斥、印证”[10]顾城本着还原人类心灵的童贞和维护纯精神世界进行诗歌实践，虽然最终未得实现，但诗人理性的审视和整合下的经典之作永远定格在文学史上。
　　综上所述，可见阴郁、明朗、理性确实是西方现代主义在新诗领域里被整合的三种明显状态。但是，如何看待它们之间的承接性以及像前文述及的是一条上升的曲势线呢。首先，是时代和社会大环境这个外在因素。社会在时间流程上是前进的、上升的，政治、文化亦然，也是经过了从蒙昧闭塞、开放活泼、洞悉反省这样一个前进的过程。而作为一种文学思潮的现代主义亦如此。它被接受的流程是，从陌生拒绝到接受认可再到融入融合，从压制到宽容再到相融互动。这样，很容易造成视觉、感觉、知觉上的上升态势。其次，是个人与政治文化的整合。20年代的政治文化环境下，由于个体心灵迷惘而使得现代主义被整合成私人话语（个人话语）；40年代，人们因情绪高涨而使得现代主义被整合成政治话语（社会话语）；60~70年代，人们因思想迷失后而到80年代的思想大解放，出现了精神复活与文化反思，也使得现代主义被整合成文化话语（历史话语）。这样从私人话语到政治话语再到文化话语的过程，也是客体（文学）在主体（作家读者）心理上的折射变化的渐进过程，仍呈上升态势。由此可见，内外因素共同构筑了现代主义被整合的阶段性状态及其连贯性，它暗合了文学发展的内在规律。
　　
　　参考文献：
　　[1]袁可嘉《我所认识的西方现代派文学》，转引自《文学概论参考资料》，1992年10月，P261。
　　[2]波特莱尔《随笔》，见《西方文论选》（下）。
　　[3]黄参岛《<微雨>及其作者》，《美育》第二期，1928年3月。
　　[4] [8]曾艳兵《东方后现代》，广西师大出版社，1996年9月，P23。
　　[5]朱自清《新诗的进步》，见《新诗杂语》。
　　[6] 曹辛之《编余小记》，《诗创造》，星群出版社，1947年10月。
　　[7]杨炼《杨炼谈诗》，《当代文艺探索》，1985年11月。
　　[9]舒婷《以忧伤的眼睛透彻沉默》；《当代文艺探索》，1985年3月。
　　[10]顾城《光的灵魂与幻影中前进》，《当代文艺探索》，1985年3月。
　　王爱军，男，江苏淮阴师范学院中文系讲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小说、诗歌研究。
　　

[1]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