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5期
论苏童的家园意识
作者：张 翼
一、无所归依的故土情结
18世纪德国著名浪漫派诗人诺瓦利斯对哲学下过这样的定义：哲学原本是怀着一种乡愁的冲动到处去寻找家园。这样的形容用在苏童身上应该是非常恰当的。
作为六十年代出生的作家，苏童应该说是比较幸运的。他躲过了三年饥荒，躲过了上山下乡，令许多人谈之色变的文革对他们来讲留下的不过是童年玩闹的记忆，他们没有被培养出政治敏感性，也没有坎坷的人生经验。而正因为如此，他们的精神世界里缺乏一种神圣的使命感。这使得他们在写作上很容易出现一种精神层面的苍白。现实对他们来说，确实存在一种生存困境，即无法超越的写作局限。而作为对这种局限的打破性的行为，他们开始转向历史，以一种逃遁的姿态在历史中寻找着他们的精神家园。
就苏童个人来说，这也有一种对童年经历难以割舍的情怀。作为移民的后代，他虽然出生在苏州这样一个富庶之地，但是毕竟是在父辈才移居的，祖辈生活在长江中心的一个小岛上。作为移民的后代，苏童不能完全地融入到都市生活当中去，但是他又真实地生活在都市中。这种生存状态造就了他的一种矛盾的心态，即成为了飘荡在都市与乡村的中间人。他缅怀追忆着故乡，但是又不可能真正成为一个乡村人，他也无法将他的根落在故乡。他只能在自己的想象中编织着对祖先的崇拜与好奇，追寻着自己的精神家园，那个“原乡”的世界。他可以拥抱故乡，但是他无法真正融入故乡。他以“枫杨树”系列的作品来表现着他的“枫杨树”故乡，用一个个穿梭在城市与乡村之间的身影，来表达着一种无所归依的迷茫。那一个个漂泊着的影子，实际上就是苏童在寻找精神家园的过程中那迷惘的脚步。“家园”作为一种经验性表达，在苏童的笔下已经迷失了方向。《一九三四年的逃亡》中的那首自白诗很清楚地说明着苏童的感受，“我的枫杨树老家沉没多年我们逃亡到此便是流浪的黑鱼回归的路途永远迷失”。他逃离了城市回归到乡村去寻找内心的家园，但是即使是想象中的这个故乡，也无法给他一种归宿感，无法实现真正的回归。[1]
而在这种精神支配下，苏童站立在乡村的土地上创作，其中的各个主人公，也都感染上了这种漂泊感，无数次地走出乡村，试图寻找着自己的理想家园，他们都把眼光放在了与乡村对立的城市（这虽然是与苏童逃离城市回归乡村的个人经验相反，但在本质上是殊途同归）。可是在城市中也无法找到归宿感，最后还是无法摆脱故乡的精神约束而在精神上以一种无奈的姿态回归到故乡，一种失落与飘零感充满着人物的整个人生。①不论是《一九三四年的逃亡》中的陈宝年，还是《逃》中的三麦，甚至《米》中的五龙，都以一种乡村叛逆者的形式出逃，而最后，或者无法脱离故乡，如陈宝年赖以维生的手段是在乡村里学会的手艺，而环子怀孕后也把她送往老家；或者在反叛中不自觉地怀念故乡，如陈三麦的一次次出逃后又自己返回故乡，而最后死前凝视着风筝这一细节，暗示着对故乡的怀念；或者在一种生存困境中逃离家乡而最后又是在一种生存困境中返回家乡，如《米》中的五龙，在涝灾后离开家乡到城市谋生，但时刻想念着的是家乡的米，而最后也带着一火车皮大米和遍体鳞伤的身体回到家乡。但是所有人物的回归行为，都带有一种无奈和失望，家乡对他们来说，仍然并不是一个理想的精神家园，但是，经过一番追寻后也并未寻觅到理想的栖息地，还是以一种无可归宿的形式返回家乡。他们一生都在追寻，也因此而注定了一生漂泊。
二、个人存在价值认同感的追寻与回归
可以说，在这种反复的追寻母题中，这种对理想家园的追寻，实际上也是一种对个体存在价值认同感的追寻。正是因为在现有的生存状态中无法认同个体存在价值，才不断追寻或重建一个理想家园。[2]而苏童执着于追寻母题的原因，有很大一部分与前面所提到的精神层面的苍白有关。正是因为在前辈们的丰富人生经验的阴影下，现代人的心态中经常会出现强烈的迷茫感，即对自我价值的一种怀疑态度。寻求一种身份认同成为了现代人常见的精神行为。“在晚期现代性的背景下，个人的无意义感，即那种觉得生活没有提供任何有价值的东西的感受，成为根本性的心理问题。”但是即便现代社会给人沉重的压抑感，在追寻理想家园的最后，我们却又不得不带着失落回到现实社会，因为只有这才是最真实的生活，是现代人最后不是归宿的归宿。苏童把这种现代人苦闷的心态以无可归宿的漂泊来形象地表现出来，应该来说也是抓住了时代的主流心态的。
在他的笔下，也正是因为那片颓废、腐朽的乡村土地，而造就了主人公的一次次逃亡。但同时它又是散发着绚丽迷乱气息的一片土地，因此也吸引着逃亡者的返回。《罂粟之家》其中的一段话很深刻地说明了这种叫人欲罢不能的感受：
那就是我家的罂粟，那就是游离于植物课教程之外的罂粟，它来自父亲的土地却使你脸色苍白就仿佛在恶梦中浮游。田野四处翻腾着罂粟强烈的熏香，沉草发现他站在一块孤岛上，他觉得头晕，罂粟之浪哗然作响着把你推到一块孤岛上，一切都远离你了，惟有那种致人死地的熏香钻入肺腑深处，就这样沉草看见自己瘦弱的身体从孤岛上浮起来了。
沉草是一个典型的逃亡者，但是他的逃亡一直只是内心的一种欲望，却永远无法付诸实施，就是因为这片种满罂粟的土地正如罂粟一样，让人痛恨却无法离开。在文中沉草的出场便因为罂粟的熏香而晕厥，这就是作家的一个暗示性安排，罂粟在文中代表的，其实就是如它一样腐朽的枫杨树土地，如同在工作队面前只要地契不要斗争地主的枫杨树人们。而沉草作为受新思想教育的青年，也迷失在这样的土地中，其中他与庐方的一段简短的对话就体现了他这种迷失的无奈：
“沉草。周末了，我们去打网球。”
“草坪呢，草坪在哪里？”
“就在你家院子里打。”
“没有球，球掉下去不见了。”
“我带着一只球。”
“我已经忘了怎么打网球。”
网球在文中就是其中与罂粟对立的一个代表性事物，代表着背叛枫杨树文化的现代事物，而罂粟则代表了腐朽的枫杨树土地。沉草刚回来的时候曾试着做网球，而最后使他明白的是“在枫杨树的家里你打不成网球，永远打不成。”从这个角度讲，他也想过脱离这块迷乱的土地，但这种脱离是他自己无法下决心实现的，而最后工作队对他的处决对于他来讲反而是一种解脱，他甚至有一种期盼的意识。但是即使是解脱，他也要求死在罂粟缸里，他与罂粟的联系是无法剪断的。这种复杂又矛盾的情感，实际上就是一种精神上的出走与返回，他以无奈的归依与救赎的背叛完成了这个角色身上展示的整个心态，而他的最后一句话“我要重新出世了”也喻指了他最终以死亡的形式追寻到了他的理想家园，只有彻底脱离现有生存方式，他才能真正找到自己的存在价值，“重新出世”。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