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3期
文学文本翻译中文化误读的类型
作者：范司永
But I, a maid, die maiden- widowed.
译文一：他本要借你(软梯)做捷径，登上我的床，可怜我这处女，活守寡，到死还是处女(方平译)。
译文二：他要借你做牵引相思的桥梁，可是我却要做一个独守空闺的怨女而死去(朱生豪译)。
方译较忠实地再现了原文中朱丽叶盼望着夜月降临，挂一条软梯在楼房前，让她的心上人罗密欧在流亡之前，爬进她的闺房和他度过一夕难忘良宵；而朱译却把to my bed译为“相思”，把widow译为“怨女”，原文的女主角渴望与情人共度良宵的内心独自，在译文里却被故意“误读”，是为了中国古代才子佳人式的缠绵的精神之恋，灵与肉的炽热情感不见了踪影，只剩下中国文化的礼教伦理——性忌讳和性压抑，译者对原文文本结构的解构完全是以中国文化的伦理纲常进行的，刻下了译者当时自身文化的伦理规范的踪迹。
五、政治文化误读
翻译活动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它必须受特定历史条件下意识形态的制约。大多数文学文本具有阶级性和政治性，使译者在某种程度上脱离了原文的客观性，造成政治文化层面的“误读”，这可在中国翻译史中得到证明。
林纾同助手合作翻译了很多外国文学作品，其中有很多“讹”即“误读”，除了一些技术上的误译外，有一部分“讹”是同他的政治思想和阶级立场是分不开的。如林译《魔侠传》(即《堂吉河德》)中，他利用其译笔发泄他对民主革命的憎恨，把原文“愿上帝降罪于你们这班侠客”译为“似此等侠客，在法宜桥首而诛，不留一人以害社会”，并且加上注释：“吾于党人(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人)亦然”。[4]再如，晚清时期，面对列强入侵，外族统治，当时的文人志士充分发挥小说的政治教化功能，不少本来政治色彩较淡或甚至毫无政治色彩的外国小说，在译介到中国时，都被加以一种“政治性阅读”从而产生政治文化层面的“误读”。
美国女作家斯托夫人(其原名为H.E. Beeches)的名著Uncle Tom's Cabin，被林纾和魏易合译为《黑奴吁天录》，她的另一部没什么名气的作品《五月花》( The May Flower)被当时一家报纸的译介文章《批茶女士传》所选介，原文作者也被译者由Beeches音译为“批茶”，其名著Uncle Tom's Cabin也被讹误为《五月花》而张冠李戴，这种不经意的误译却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批茶女士超越了废奴主义形象的局限，被晚清新学之士鼓吹为追求自由平等和慈悲救世的女英雄，是“世界主义之代表”，斯托夫人和批茶女士虽同属一人，但斯托夫人仅仅被视为黑奴惨状的叙述者。夏晓虹在论证了翻译文学文化误读的个案后深刻地指出：“因误译而造成的‘误读’，得到的却是正解与正果”。[5]我认为，译者无意的讹译解构，把文学以外的因素——救国救民、追求平等自由和女英雄观——补充入文本，显示了读者的先进的政治倾向性，是在文化“误读”基础上的文化重构。
六、美学意象误读
语言，是交际的工具，思想的外化，文化的载体。语言，即“美”的载体，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作为“美”的载体的语言，可以说，也应该是审美客体。翻译同时涉及两种语言，因此，作为审美主体的译者将同时面临两个审美客体：汉语和英语。译者需要研究两种语言的美。文学中的美学意象在原文文本中有其特定的图式结构和审美意蕴，译者解构原文的形象必须顾及作品的环境、情景、人物、原作者的文化价值观、思想倾向、道德和艺术情操。译者对原文美学意象的解构，内化成自己的意象图式，且在译文里加以重构，使之外化为与美学效果对应的形象，这便是美学意象的正译和正读；但原文的美学形象和译语的形象往往存在着微妙的差异，译者极易无意错解这种意象，产生“误译”和“误读”，有时，译者突显译语文学中的美学意象，不惜故意曲解原文形象，使之在译文里改头换面，进行有意的误译和“误读”，经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只有综合把握文学文本翻译中文化“误读”的类型，我们才能对其准确地定位，从而寻求正确的理解途经。
参考文献：
[1]奈达.语言 文化与翻译[M].山东外语出版社，1997年版，第75页。
[2]王左良.翻译:思考与试笔[M].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7年版，第105页。
[3]辜正坤.外来术语翻译与中国学术问题[J]. 中国翻译，1998年，第6期。
[4]马祖毅.中国翻译简史(增订版)[M].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8年版，第46页。
[5]夏晓虹.斯托夫人与批茶女士[A]（王宏志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13页。
范司永，男，湖北襄樊学院外语系教师，研究方向：文学翻译的艺术、英语教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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