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13期
从莎剧中看莎翁的妇女观
作者：伍 娜
在《暴风雨》中，作者用浪漫主义手法塑造了一个生活在远离现实世界的净土之上的“闻足音，然则喜”的可爱的米兰达的形象。在万顷波涛的大海里，浮现出一个虚无缥缈的仙岛，米兰达在那儿长大，她除了镜中的自己，还没有看到过一个女人的脸蛋，除了她爸爸之外，没见过别的男人。此刻她却正沉浸在初恋的幸福里——正和她一见钟请的腓迪南在岩穴里对弈。忽然，她抬眼看见：洞口外围聚着那么多用善意的眼光打量着她的人。这当儿还有什么可以和她的惊讶、喜悦、兴奋相比呢？她情不自禁地嚷着：“神奇啊！这里有多少好看的人！人类是多么美丽！啊，新奇的世界，有这么多出色的人物！”米兰达这一段情绪激荡的表白，像一曲赞歌，不再是对神的礼拜，而是对热闹的歌颂。“人类是多么美丽啊！”这与哈姆雷特这位具有人文主义理想的英雄对人的赞美“人是多么了不起的一件作品！……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是遥相呼应的。中世纪天主教会曾抬出神性，压抑人性，宣扬天国，否定人世。人文主义者敢于打破上帝和天国至高无上的垄断地位，把信仰摔回人间，交托给人类自己，这是了不起的，是具有历史进步意义的。“热闹类是多么美丽啊！”这一声富于诗意的惊呼，正是剧作家一心一意要向观众倾吐的肺腑之言。这里有着他的创作激情，有着他的幻想。可以说，这是杰出的人文主义者企图通过他最后一部作品，向遥远的后人传递的一个信息；这是诗人行将离开人间，为人类未来的祝福。这动人的诗意，使我们的视野变得那样宽广，瞩目于一片美好的远景——一个光明灿烂的新世界。
二
我们不难发现，在不同的时期，莎士比亚所刻画的女性性格、命运、结局，随他创作期的不同各有差别。莎士比亚的早期创作（1590-1600）正值英国日益强盛的时期。莎士比亚身居此社会和时代，无不受到鼓舞和浸染。他的喜剧创作也受到了同时代的英国剧作家的影响，所不同的是莎士比亚更注重题材的挖掘，他以歌颂新人新事为主，突出爱情和友谊的主题，散发着浓厚的抒情气氛。他强调新的生产关系不仅改变着男性的世界观，而且也促进女性观念的转变，尤其是青年女性的觉醒，显示了时代的进步。他赞同男女平等的口号。封建专制的不合理性使女性失去了独立的人格，女性一旦觉醒，就成为了这个社会不可忽视的力量，所以，女性在他的喜剧中占据了中心地位，女性的情感世界、人格追求和学识品德就成为了他高歌礼赞的重要内容。他用大量的活生生的故事证明了女性的了不起。他眼中的世界完美和谐，他心底的喜悦溢于言表，于是他对社会的矛盾和斗争，采取了和解的方式。因而他的喜剧也就有了“有情人终成眷属”的完美结局。但由此推及的关于莎士比亚的妇女观是新型的人文主义之说，我觉得就不是那么科学了。
莎氏站在人文主义的立场，从男人的眼光出发，描写了女性的丰富思想感情和喜怒哀乐，表现了她们为争取个性自由、婚姻自主以及独立人格的进步妇女观。不过，其局限性也是明显的。莎氏的妇女观，在某种程度上，仍然是男人对女性的一种恩赐，女子个个鲜美亮丽，但男人不必去适应之，而是让女性去适应男人，男子即使有过失，也只能让他们去向女性认错，女人给予原谅迁就，决不恩断情绝。他写爱情，还是走“才子佳人”的老路，恋爱的对象大多是门当户对的贵族，资产阶级的有为青年（这一点主要是满足当时剧场观剧的贵族和资产阶级口味造成的）；男性出身高贵，受过良好的教育，女子养在深闺，修养品德（外出都假扮男子）或为丈夫保持贞洁，等男人的凯旋。不可否认，莎士比亚笔下的少女的确富于反传统性。不过少女只是莎翁妇女形象体系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仅就她们的塑造推断莎士比亚的妇女观显然是不全面的。而实际的情形是：在莎士比亚笔下她们的反叛性也极为有限。只要稍做深入分析我们就会发现，这些青春少女们虽大都憧憬自由奔放的新生活，但她们的自由独立性只表现在个人爱情上，而且仅仅是对不合理的家长意志的违抗。她们的行为既没有对大社会的等级构成威胁，更没有对小家庭的有序和谐带来不利。首先，她们的爱大都发生在本阶级的圈子里。活跃在莎翁艺术世界中的这些爱的使者们，不管在爱情上如何大胆、执着、热烈，但很少有人突破阶级界限。《第十二夜》中富有的伯爵小姐奥利维娅对利里亚公爵的信使萌生了爱，这似乎是个例外。但奥丽维娅在大胆追求之前，对小使者的身世却不能不推论，这既显现了她的细心，也反映出莎翁是把社会等级地位作为缔结美满婚姻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对待的。当然，在莎士比亚的艺术世界中并不是没有超越阶级、阶层界限的爱，如《两个高贵的贵族》中狱卒的女儿对贵族巴拉蒙的爱和《哈姆雷特》中奥菲利娅对哈姆雷特的爱就是典型的例子。不过在莎士比亚的笔下这类爱情大都以失败告终。狱卒的女儿和奥菲利娅的发疯象征性地说明这种超等级的爱与常理不合，是不成立的。由此可见，莎士比亚的爱情观念并没有突破传统的社会等级观念，而是以其为基础的。
莎士比亚第二个时期（1601—1608）的悲剧创作也是和社会变化有着密切关系的。17世纪初，伊丽莎白女王的统治已近尾声，英国社会政治生活急剧转变，一方面，王权和资产阶级的联盟开始破裂，另一方面，资本的原始积累造成了人民的日益贫困，农民起义不断发生。这一切使莎士比亚感到震惊，现实的黑暗给他当头一棒，他的理想与现实严重脱节。他渐渐认识到，在都铎王朝和斯图亚特王朝的统治下，社会的矛盾不是缓和而是加深，社会的道德不是提高而是普遍下降，这就导致了社会生活中各种各样的悲剧产生，如权力悲剧、爱情悲剧、家庭悲剧、金钱悲剧等。这个时期，莎士比亚的现实主义戏剧观已经形成。他立意要“反映人生”，要让戏剧成为“时代的缩影”，“显示善恶的本来面目，给它的时代看一看自己演变发展的模型”。于是，他由早期对人文主义者颂扬喜剧创作转到对人性丑恶者谴责的悲剧创作。世风日下的环境不仅男人变坏，而且女性也深受其害。莎氏描绘她们对情欲的迷恋，对权势的追求，对人性的践踏，给国家和人民带来无穷的灾难。但也有一部分女性仍保存着善良的本性，她们为了争取爱情的自由和政治的自由，争取道德和人格的尊严，同邪恶斗争，终因涉世不深，经验不足，势单力薄，成了邪恶情欲和阴谋诡计的牺牲品。莎氏悲剧中的女性向两个极端的变化，是他密切观察社会的结果。同样，由此而推断，莎士比亚塑造的女性形象体现了人性，是现实中妇女的真实表现，是女性本质的准确反映，因而认为他的妇女观是开明的。我觉得这也是不成立的。
从莎士比亚第二时期的创作题材来看，他的妇女观就不可能是进步的。因为他这个时期的悲剧和历史剧都是以一些古代传说和一些外国古代历史为素材的。《哈姆雷特》就是以丹麦学者萨克逊·格拉马契克在十三世纪初写成的一部古老的故事为基础的。《奥塞罗》基本上是从意大利著名小说家拉尔狄·琴奇奥（1504-1573）的短篇小说《一个威尼斯的摩尔人》那里借取来的。《麦科白》是以国王麦科白统治着十一世纪的苏格兰的历史纪事录为题材的。这些素材所反映的都是中世纪或中世纪以前的社会状况。在那个时候，妇女的地位是绝对低下的，女性形象也是被否定的。如希腊神话中的潘多拉特洛伊战争中的三个女神以及《圣经》里的夏娃，她们无一不是作为罪魁祸首的祸水女人。莎士比亚以这样的素材来进行创作，以这样的女性形象为基础来描写他作品中的女性，就会不可避免的打上中世纪封建思想的烙印——对女性贬低、歪曲，甚至加以彻底的否定。因此，莎士比亚在创作的第二时期里体现的妇女观是传统的、保守的。他笔下的女性，正是中世纪时期否定的女性形象的翻版，她们要么是圣母玛利亚式的温柔弱女子，要么是祸国殃民的坏女人。温柔、软弱、屈从的女性在莎剧创作的第二时期作品中随处可见。在《哈姆雷特》中，莎士比亚就借哈姆雷特之口发出了“脆弱啊，你的名字叫女人”的感叹。在他的笔下，软弱是女人的特征，屈从是女人的美德。奥菲利娅就是其中一个典型例子。她纯洁得就像一张白纸，无忧无虑、温柔娴雅，然而，她那和平的、透明的、梦幻的世界又那么脆弱，一旦与现实接触就被击得粉碎。当她同哈姆雷特的爱情遭到父亲和兄长的反对时，便“轻松地或者说是不以为意地顺从了家庭的压力”。乔特鲁德是个意志软弱的女子，无论是前夫还是后夫，都百依百顺，把他们看作是自己的主宰和靠山，看作是自己生活中的幸福和希望。还有苔丝蒙德娜同朱丽叶一样，敢于违背父亲的意愿，偷偷出走和奥瑟罗秘密结婚，但婚后就把自己的一切都委之于丈夫，成了丈夫的奴隶。不管丈夫对她进行怎样的侮辱，她都逆来顺受、委曲求全。当奥塞罗骂她是娼妇并动手打她时，她还责备自己，认为自己“是一个该受管教的孩子”。甚至在临死前还要爱米莉亚“替我向我仁慈的夫君致意”。她的软弱、屈从导致了她人生的悲剧。总之，莎士比亚在他的作品中，宣扬的是父权文化下对女性早已固定的道德规范，由此看来，“家庭天使”、“贤妻良母”仍是莎士比亚心目中抹不掉、挥不去的理想女性。莎翁保守的妇女观除了体现在他对女人软弱、屈从的赞美上，还体现在他笔下男主人公的言辞上。如在《哈姆雷特》第一幕第三场，雷欧提斯教训奥菲利娅道：“一个自爱的女郎，若是向月亮显露她的美貌就算是极端放荡了。”另外，莎士比亚还借哈姆雷特之口来表达他对妇女的厌恶和否定，说妇女们“烟视媚行、淫声浪气”。莎士比亚在他的作品里一边对女性贬低、否定，另一边却对男性大加赞扬。他笔下的哈姆雷特“有一颗高贵的心”、是“国家所瞩目的一朵娇花”、“时流的明镜，人伦的雅范”、“举世注目的中心”。他笔下的男主人公都是伟大的，他们的失败似乎都是妇人导致的。由此可见，莎士比亚在剧作中流露出来的对女性的偏见，是中世纪传统观念留在他身上的烙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