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6期
我当火车司机的经历（１９８０—１９９５）
作者：佚名
撞死另一个自杀的，是在天津郊外。上午。那时我已经上了西德进口的专包车。专包车大都闲着，天天擦车等待任务。但是兵不打仗要练兵，专包车不走专运也得练车。这次撞人便是专包车拉着北京到唐山的309次民用列车时发生的。没有站岗的，自然就没人阻拦自杀者。远远看见一男子站在铁道旁，通过其身形、动态，真的能看出他不是正常的行人，有点儿悬。果然，距他二三百米时，他猛地跑上来，背朝火车，头枕在了钢轨上。因为他的身体躺在了钢轨外，所以只是撞坏了脑袋，尸体好好的，也没有掉鞋。帮师傅处理完现场后回到车上我想，这男子看上去不像个知识分子，但也一定是个聪明、细致、善于思考的人。他在自杀前一定很好地思考计划过自杀的每一个细节。跑上铁道的距离不远不近，体位避免轧烂身体，背向火车减少恐惧，只撞头免得死不了又能保个整尸体。我甚至一厢情愿地认为，保个整尸体不仅为了好看，他甚至考虑到了这样死后会尽量少给收尸人添麻烦。
我属于淘气的小工人，在家行三，从小人送外号“坏三儿”。一天，司机长、我、东方红1的师傅正在检查机车，我假装没事儿地走到他跟前，突然把从圆明园捉回的一条红黑相间的蛇亮在他鼻子前。因为他的脸太黑，看不出脸红，但内眼圈儿却全红了。他吓得当时就翻了脸，还告到了车队，弄得大会说，小会点，扣没扣奖金我忘了。虽然不安分，但我有小聪明、好学的优点，干活也干净利索，和我接触长了，师傅们大都还挺喜欢我的。像我这样纪律不好的人，即使成绩再好，也不会轻易考上正司机的。我西德车的师傅，也是我们车的司机长。他不但人好，技术在全段也是数一数二的。偌大的内燃机车，每个零件的内部构造他都了如指掌。尤其是这种德国车，本来原理都一样，却处处都比国产车复杂、讲究。在他的调教下，结果我们这一期的第一次考正司机，我的成绩竟然挺棒。车队的书记、队长对我有看法，认为我这调皮捣蛋的小屁孩儿若是考上了正司机，就要将上千人的生命和千百万的国家财产交给我，这怎能让人放心呢？那时候三十多岁能考上正司机，就算很了不起了，绝对是机务段的佼佼者，而我才不到二十一。专包队也归运转车间管，但又有一个比车间主任高一级的副段长直接领导专包队，加上经常拉着中国的和来访问的党国元首、首脑级人物满处跑，致使专包队的头儿自然有点儿不尿车间一级的领导。矛盾由此而生，专包队并有了“牛逼队”的终身外号。专包队也管一些民运机车，一次一个民运司机没有看见前边列车撞死的人，又轧了一遍，虽然其罪过不如前面列车的司机大（前面的属于撞人不知道、不停车，该算“事故苗子”），但也是个错误。此车间的领导便在大会上批评道：“牛逼队、牛逼车，见了死尸不停车。”这句话不但广被传颂，还流传了很多年。车队死活不想让我考上正司机，并找到握着考试生杀大权的车间，车间就非要按考试成绩办。并说他不行你们车队别让他考啊，让他考，人家考上了你们又不要？鹬蚌相争，我便考上了。那年我们一期的九十多人只考上了四个。当时据说我们是中国铁路史上最年轻的火车正司机。
真正开火车的是正司机，副司机只是打打下手，甚至没有驾驶火车的权利。让我这样一个散漫不羁的毛头小子攥着一千多人的生命飞驰在祖国大地上，领导怎么都觉得悬。结果是虽然考上了正司机，却照常把我当副司机使用，只不过我有驾驶的资格。为了尽快扶正，我像皇太子、接班人那样，下狠心要管住自己，要夹着尾巴做人。每次领导添乘检查工作，我都尽力表现得稳重、谦虚、纪律性强、技术精湛。效果最好的招术，应该是少说话，只适当说领导爱听的话。如此一番韬光养晦，果然有效。当然了，能送两瓶洋河大曲或两条大前门烟更好。我没送，但给队长买过茅台，却要了钱。那年月这酒很不好卖，我哥在新侨饭店，费点劲能买到。把酒挂在车把上兴高采烈地奔机务段骑，搬车过铁道时磕在了调车信号机上，一瓶茅台变成了一片香气。我使劲拧了拧书包湿的地方，并舔了舔手。又费劲，又买了一瓶，我却赔了八块多。那时大概一瓶就是这个价钱。半年后，我终于当上名副其实的正司机。虽然老师傅叫我“窦大车”时总是带有点谐谑的眼神和语气，但我一点都不在乎，心里还是美滋滋的。尤其是每逢列车迎着初升的太阳行在弯道上时，我定要探出车窗回头一望，想这飞奔着的、闪着金光的、一千多米长的钢铁巨龙竟是被我驾驭的，那很牛的感觉便会登峰造极，一夜的困乏也会跑得不知去向。有时候我还会在想象中，用八一电影制片厂的片头音乐来伴奏此情此景。老师傅驱困的方法则不如我雅，一个后来当了车间工会主席的师傅，大冬天的，他会饱含一口茶水将头伸出窗外，用力向正前方一喷，一百公里左右的时速，冰凉的水雾便回洒到脸上，然后他缩进头来大喊一声：好痛快！必须缩进来喊，因为头在外面连气儿都喘不上来，就更难大喊了。后来我也试了一次，是挺刺激的，但只试过一次。当了正司机，就是到了山海关休息时泡起姑娘来，我都多了几分自信。能给一小桶柴油，能从北京捎来十斤挂面（北京的面好，白），这在当时都是挺重要的。甚至可以偷偷地把想去北京的人放在后司机室带过去。但这件事风险较大，领导发现要扣奖金，一般的交情不会干。如今想来，那真是我人生中感觉最辉煌得意的一段日子。
每到撞了人的时候，我那副司机师傅总是坐在驾驶室里不动，说是必须有人看车，否则坏人上来把车开走了就坏大事了。后来我才知道，他虽然当过坦克兵，却出奇地害怕尸体。于是，我就要一个人去处理死尸。紧急停车后，尸体经常是在后面四五百米处，白天还好，若是夜里，我就要一个人拿着手电筒到后面去找，荒郊野外，没有一点灯火，除了手电照到的地方，什么都看不见。如果尸体在车底下，还得拽出来，赶上血肉模糊、五脏遍洒的，也得硬着头皮冲上去。奇怪的是，每次魂飞魄散的害怕感并不是在当时，而都是在过后。这种事情搞完了回到车上，就是碰上再好的红日，我都不会有心情回望巨龙找那种登峰造极的感觉了。自从上了火车头，差不多平均每年都要撞一个人，开了十多年火车，大概撞了十来个人。然而到了第四五个的时候，我就基本不害怕了。
后来我下了专包车，转为开一般的民运列车了。下来的原因是自由散漫。具体的事件是两个。一个是拉着朝鲜的慈父领袖金日成过秦岭。当时我们前面有一台当地的电力机车拉着，列车尾部还有一台推着，我们的机车只是在中间帮助使使劲，显得不很重要。前面的司机室人多，便让我检查完机械间在后司机室呆着。那时我已经玩了几年摄影，当我正用“孔雀DF”拍摄晨雾中秦岭的美景时，队长从机械间进来了。这便成了总结会上我被批评的一个错误。我认为呆着没事拍张照片没什么，他们说这是执行专运任务，没事坐着行，照相不行。更恶劣的事件发生在北戴河的站台上，当时接谁回北京我忘了，大概是小平、耀邦量级的人物。开车前我到后面车箱（厢）办什么事，正好碰上专运处的保卫科长从车厢下来，我认识他，他不认识我。他问我是干什么的，我看他那一本正经、煞有介事、牛逼哄哄的样子，还阴沉着狗脸，便也冷着狗脸反问他是干什么的。我心想，车站警戒了好几层，跟铁桶似的，还有谁能在与首长咫尺之遥的地方溜达？纯属吃饱了没事儿撑的，想耍耍威风。我的狗脸不但越来越冷，我的狗嘴甚至还出言不逊了，他的狗脸则被气得越来越白。最终我也没告诉他我是谁，只很牛地告诉了他车里拉的是谁。回到北京他便告了我的泄密状，车队就坡下驴，便把我调到民运机车上去了。他是跟车的保卫科长，车里拉的是谁他比我更清楚，我跟他说车里拉的是谁倒成了泄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