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期
阿拉上海人
作者：郑午然
“叫什么名字，老曹吗？”
“曹瑞华，”老曹仍然躺在摇椅上，不肯起来，“就是你们定的反共救国军上尉连长。”
“上尉连长？那是个错案，不是已经给你们纠正了吗？”
“没有谁通知过我。”
“明天开个会，”工宣队主任一阵沉吟，“给你平反。”
摇椅上的曹瑞华此时肯站起来了。早年的机灵鬼感激涕零地走近工宣队主任，双手作揖，跪倒在地上。“别这样，你要感谢的是组织——”工宣队主任说，明显小看了一个上海人的精明。
“不，我要平反，”得寸进尺的老曹仰着脸，“我要回上海。”
“回上海？”
“是的，我要离开这里。”
工宣队主任摆摆手走了。老曹很颓丧。九江劳改农场的日子还得一天接一天地过。这年冬天，一颗殒石砸破了养猪场的棚顶。透过巴掌大一个缺口，摇椅上的他又看到天上几颗寒星，仿佛还在朝他眨眼。老曹不能会意。五年后，农场里新来一个场长，患先天性眼疾，有事没事老是一个劲地闪动着眼睫毛，频率很快。有一天，场长将他叫进场部。那么多年过去，老曹也早已忘了天上几点星光给过他的预示。
“曹瑞华——”场长喊道。
“到！”
“我已经看过你的案卷，也许能帮助你。你有什么要求吗？”场长眨着眼。
“我要回上海。”
“我不能决定你回上海，但是，我可以同意你离开农场。”
“我要离开农场。”
此时是1974年岁末。早在这个年头，这位原则性明显不强的场长就敢于私下里找关系，找到自己的老家江西万安县一位公社书记，同意虚开一张落户证明，接收一位与该公社八竿子都打不着的九江劳改农场释放人员。事情张罗了两个月，一番公函来往后，1975年1月20日，上海人曹瑞华得到了一张落户证，以及农场开具的“清理回乡自行就业”证明，可以走了。天黑前他们动身。同行的还有上海交大毕业的那个学生，从前脸上英气勃勃，如今胡子拉碴，不成人样；另一个是上海教师进修学校的体育老师，如今瘸着一条腿。他们同一批离场，当然结伴，专抄小道，故意在一片树林里磨蹭几个小时。天亮时分爬上一座山头，脚底下就是滚滚长江。
“快快快！”
晨曦照射下的长江泛着满目波光，但是瘸着腿的体育老师像是见不得天日，口里不停地嘟囔着“快快快！”，很急促。胡子拉碴的交大学生一样惶恐，他们担心的是后面有人追来，对他们说有指示，现在农忙，你们不能走。曹瑞华却提议，稍停半分钟，大家一齐回头朝九江劳改农场鞫个躬，道声再见。匆匆忙忙中他们俯身道了声再见，然后顺利过江。老天没有在这个渡口再开他们的玩笑，火车轰隆隆地将曹瑞华送到了上海。
偌大的上海一处弄堂里有他多少年来魂牵梦萦的家，不足十平米，被已婚的几个兄弟分割得七零八落，几乎没有老曹的插足之地。夜里他还得在这个家睡下来，紧挨着老父亲，父子都满含愧疚，尤其是父亲。白天他上街头溜达，捡废纸，捡菜叶。天热起来了，正午的烈日下，老曹会在街头随便哪一株行道树下席地而坐。童年少年时他就熟悉这些地方，变化不大，一草一木都能牵动他的记忆。他甚至依稀还能记起孩提时代有过的金色梦想，当然如今都褪了色，像废铜，像烂铁。午后三四点，他从树下站起来，信步往前走，最大的梦想就是在哪个角落捡到一块废铜烂铁。秋天他在一座拱桥上找到了一个像样些的谋生路子：经常有人拉着满载的板车过不了桥，这就用得着老曹了。帮着推一把，他能拿到三毛五毛钱。从此老曹愿意守候在拱桥下了。只是行得山多终遇虎，老曹说，有一天，他冒着急雨费尽劲将一辆板车推上桥，气喘吁吁地正要揩一把脸上的雨珠和汗滴的时候，不巧转身就与一个打伞的路人撞在一起。这个人认出了他，躲都躲不掉，他们是很多年前的小学同学。
“怎么弄成这个样子？”
老曹不能解释，自己怎么会弄成这个样子。这个人摇着头要走，几步开外，忽然又返身回来。上海人在心头一番算计之后也可以有惊人之举，他掏出厚厚一沓钱，一百块，要塞给推车的老同学。
“我能帮你做什么吗？”老曹问，盯着对方，这笔钱在当年可真不少。
“什么都不用你帮。”
“那我不会收你的钱，谢谢。”
“收下吧，老曹。”
“不会收的，再见。”
“……”
拱桥下老曹也不能去了，他不想在这里再遇上那种久违的故人。一个大胆的念头出现在他的脑子里——不是捡菜叶，捡废纸，捡废铜烂铁，老曹要将外地奇缺的上海货倒腾到各个地方去。说干就干，头几站他到上海附近几个省份，几个来回，倒买倒卖开始做得像样了。1976年初，他冒险到了四川。这一次倒霉，在成都被派出所民警扣住了。首先要交待来历，老曹也肯交待。但说是上海人，上海查无此人；说是江西万安人，万安查无此人。拘留所里，老资格的老曹从早春熬到深冬，看着一拨拨人进来又出去，最后独享一大间屋子。盘算一下这一年的所得，只是学了一口不太地道的成都话。1977年春，解除“逃犯嫌疑”的老曹再返上海，身体垮了下来，整日在街头随便哪一株行道树下，独自唉声叹气，似乎天底下倒霉的只有他一个。岁月不饶人，糊里糊涂的，他已经三十六岁啦。转眼又到初夏，忽然有人愿意将一对母女介绍给他。行道树下的老曹一开始还以为自己做白日梦，掐一下大腿，却原来是真的，这位返城的女知青撇下四川的农民丈夫，带着一个五岁的小女孩，回到上海，要成一个新家。
新婚头两个月，老曹还不免畏畏缩缩。女知青当年下乡，披红戴彩，锣鼓喧天的，这让他有些自卑。但再往前回忆回忆，早年他离开上海到九江棉纺织厂当机修工，也享受过锣鼓接待。老曹内心里安宁下来。婚姻持续到第三个月，妻子不干了，因为老曹原来是上海“黑户”。离别的时候双方都有点忧伤，五岁的小姑娘牵着妈妈的衣角，此时突然走近老曹，轻轻地叫一声“爸爸”，而之前她一直拒绝认这个继父。老曹俯下身来，紧紧地抱住小姑娘。但这一幕不能再闹下去，横下心来的母亲拉走了女儿，否则母女俩可能走不成了。“黑户”是他们逾越不了的障碍。五年后老曹再婚。这一次他不隐瞒自己的“黑户”身份，女方实际上也摸清了他的情况。婚礼在老曹刚刚购置的一套房子里举行，蜜月里他们同时得办房子的产权证，产权证上填女方的名字。这大概也是一个败招。半个月后女方随即提出离婚，老曹两次短暂的婚姻史至此全都以失败而告终。
孑然一身的老曹现在只能住旅馆。一家小旅馆收留了他。清晨起来他替旅馆倒垃圾，半夜里他冒着冷风给客人开门。小旅馆的门斜对着那套一度属于他的房子的窗口，半夜里窗口还经常亮着光，起初他禁不住总要探出半个身子，在嗖嗖冷风中，觑一眼那扇窗口，想象一下里边的场景。前妻已另组家庭。后来他也懒得张望了，开门后立即关门，很快就回到自己的被窝里，旅馆免费给了他一间腾空的小储物间。一年下来，跟他混熟了的几个服务员，她们都是小年轻，舍不得他走了。但老曹必须走，年龄上他已经是她们的父辈，过不了几年，他快要成为这个年龄段的女孩子的祖辈了。1987年，老曹与一个朋友结伴到了合肥。
此行老曹要做的仍然是倒买倒卖。那一天，他们在合肥一家小饭店喝了点酒，走上街头，老曹意犹未尽，突然吹牛说，自己是上海人中“下海”最早的一个，早在1976年就开始搞投机倒把了。老曹自叹，这一辈子，要不是老天爷专和他对着干，他早该是百万富翁甚至上千万身家了。朋友劝慰说，现在还不算晚。老曹苦笑起来，晚了晚了，这几年赚一点钱就在九江上海来回跑，到处申诉，时间都浪费在这上头了……而且老曹的申诉毫无结果，没有人能够解决他的难题：恢复他的上海户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