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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超常教育30年

作者:刘美艳 单志艳



观性、超常教育的重要性、超常教育的特殊性、超常教育的实践性与创造性等观点。1947年于上海中学正式启动的聪颖儿童的超常教育实验,曾作为资料,在沈亦珍先生1948年受英国文化委员会邀请赴英国讲学时放映交流,引起国内外同行的强烈反响。截至1999年底,在沈亦珍主持上海中学校务的1946—1949年间接受教育的学生中,就培养出了4位中科院院士,10余位部级以上干部或大学校长,研究院院长以及多位解放军高级将领。另一位对超常教育提出自己系统思想的是杨振宁先生。他从人格完善的角度出发,提出了自己的超常教育思想的核心——“正常发展的教育”。他的超常教育思想集中体现为:不赞成开展“少年班”,认为超常儿童早期教育应当坚持正常发展、完善人格和通才教育的原则。
  综上,沈、杨二人的思想有一些相悖之处,在超常教育方法论问题上更是存在明显分歧。但不难看出二人对超常儿童的认识和态度上是一致的,即都重视超常儿童这一特殊群体,珍视他们的才华,赞同对其进行重点培养和教育。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讲,沈亦珍的超常教育思想倾向于“快”,而杨振宁的超常教育思想倾向于“好”,这就为“又好又快”的“双超常教育”理念奠定了扎实的思想基础。说明“又好又快”的“双超常教育”理念顺应了时代潮流,符合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1.3.2 对国外超常教育思想成果的引进
  近年来,我国广泛加强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一些研究成果分别在“世界天才儿童会议”“美国儿童发展研究年会”上得到了同行的好评,更主要的是在交流的过程中吸收了国外的先进研究成果。最近,姜敏敏等人引进了“双重特殊儿童”的概念,即在某些领域存在特殊能力但在某些领域又存在障碍的个体。文中对双重特殊儿童的特征、鉴别及干预进行了系统论述,填补了国内这一领域的空白;施建农和华国栋引进Marsh等人的跨文化研究成果“大鱼小池塘效应(Big—Fish—Little—Pond—Effect)”,论述了普通班中开展超常教育的必要性。Marsh等人的跨文化研究证明,普通班中的超常儿童表现出比超常班的超常儿童更高的学业自我概念,更低的焦虑水平,而学业自我概念对学业成绩有显著的预测作用。这些研究引起了国内对于超常儿童安置的思考与讨论。另外研究者对于国外超常教育立法体系,课程设计的介绍也为我国超常教育理论体系的构建提供了参考。
  从“双重特殊儿童”到“普通班”与“超常班”双轨制及其相互补充,都是宏观上“又好又快”的“双超常教育”理念的思想萌芽。从微观上讲,“双超常教育”既要坚持超常儿童成长与教育各有关矛盾双方的对立统一,又要解决“两极”带来的难题,“双重特殊儿童”的超常教育和双轨制超常教育模式都成为“双超常教育”破解的实践难题。
  
  2 超常儿童的教育实践
  
  2.1 实践成果
  经过众多教育工作者的努力,我国的超常教育实践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成果。主要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在超常儿童的选拔上,形成了自己的鉴别体系,采取多指标、多途径、多方法对超常儿童进行鉴别与筛选;编制了智力、个性等多项问卷,改善了最初被动推荐的局面,实现了对超常儿童大范围的鉴别。其次,在超常儿童的培养上,超常教育实验班和普通班级中的超常教育实验两种形式并举。自中国科大首创少年班以来,12所高校先后举办了超常教育班,如西安交大、华中理工大学等。此外,各地的中小学也加入到了超常教育行列中,1984年天津市教育局建立了我国第一个小学超常儿童实验班,1985年北京八中建立了中学超常少儿实验班。自1995年4月13日经民政部正式注册批准成立中国人才研究会超常人才专业委会以来,超常人才教育的系统工程得到了很好的发展。从模式上看,有连读班、基础强化班、创新与创业班、教改实验班等;从专业来看,已从理到文;从规模上看,已从其“班”发展到系乃至学院,如浙江大学的竺可桢学院、东南大学吴健雄学院等。第三,超常教育专家还通过开展讲座,作报告,为家长和教师开展教育咨询等形式,澄清社会上关于超常儿童的一些误解,帮助家长和教师正确认识超常儿童的成长。最后,一些个别教育学校通过总结实践经验,建立了超常教育教学和管理的校本体系,如江苏天一中学。
  超常教育实践打破了我国人才培养的常规,为国家培养了大量高精尖人才的同时,也完善了特殊教育体系的完整性,正如北师大教育学院特教系主任肖非教授说:“没有特殊教育的基础教育,是不完整的基础教育;没有超常人才教育的特殊教育,则不是完整的特殊教育。”
  
  2.2 急需解决的问题
  2.2.1 鉴别手段尚待改进
  超常儿童的测试与选拔是超常儿童教育的首要环节。测试与选拔的水平决定了超常教育实验的起点并直接影响到超常教育的质量。目前所采用的智商测试、问卷筛查的鉴别方式使大范围鉴别超常儿童成为现实的同时其弊端也显而易见。概括起来讲,它忽略了创造性天才、艺术天才、潜慧儿童;测验的结果往往受个人的经验和成绩的影响,也无法摆脱不同文化背景的左右;智力的本质至今没有定论。所以,以智力测验和问卷为主的鉴别方式无疑是有失偏颇的。
  G.A.戴维斯认为“有多少英才培养计划就有多少鉴别天才学生的不同战略和方式”。加德纳认为,“超常教育的宗旨应该是开发多种智能并帮助学生发现适合其智能特点的职业和业余爱好。贯穿此宗旨的首要工作就是将这部分孩子准确鉴别出来。而究竟什么是更科学更全面的方式呢?
  鉴别评价尺度既是标准又是导向,传统鉴别评价尺度的片面性违背了“又好又快”双超常教育的宗旨。因此,我们有必要从双超常教育新理念出发,研发出一套本土化的鉴别和评价体系。
  2.2.2 超常实验班数量锐减
  近年来,各地超常教育实验班纷纷停办,13所高校中仅剩中科大坚持为早慧孩子提供特殊教育,但目前仍面临教育专才缺乏,择生标准不完备等问题。超常教育实践限入了冰火两重天的境地。一方面,超常儿童确实存在,创新教育的目标迫切要求对这部分孩子进行培养;另一方面,由于缺乏系统、科学的理论指导,超常教育实践出现了很多不理智的做法,如重视显性知识学习,忽视隐形知识积累与创新能力的培养,使得结果喜忧参半。
  “双超常教育”明确提出显能与潜能的和谐教育,指出发现和开发潜能应当成为超常教育急需弥补的一个重要方面,要采取各种形式,加强超常儿童的平常教育和平常儿童的超常教育,从而,有效遏制超常教育“短视”“近视”现象。
  2.2.3 超常教育制度有待完善
  不同国家和地区对超常教育的支持力度不一。一些国家和地区通过立法,从上层建筑的角度支持超常教育。如菲律宾、韩国等。对比之下,我国政府对超常教育的支持和鼓励有待加强,如通过教育立法为超常教育提供保障,设立国家级的教育和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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