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建立后，相当一段时间中，佛教的社会基础并不稳固。在当时并存的佛、道、儒三教之间，充满了矛盾和斗争。李唐统治者为了神化自己，称道教祖老聃李耳为自己的祖宗，这样，道教便居于佛教之上。儒教实际并非宗教，而是治理国家和为人处世的学说，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主干部分，为唐代统治者所必需，也是士大夫安身立命的依据。佛教要想存在和发展，一面需要同儒、道两家既斗争又和解，一面需要广泛宣传自己的作用和主张，争取统治者的扶持和民众的信仰。
唐初三教斗争，关系着佛教的生死存亡。在这个严重关头中，僧法琳奋起护法，连续写出几篇文章。在《三教治道篇》中，他比较了儒、道、佛三教的内容和作用，认为："若事亲殉主，则以忠孝（儒教）为初；远害全身，则以道德（道教）居始；利生救苦，则以慈悲（佛教）统源。奉孝怀忠可以全家国，行道立德可以播身名，兴慈运悲可以济群品（众生）。济群品则恩均六趣（六道），播身名只荣被一门，全家国乃功包六合（天地东南西北，泛指天下）。故忠孝为训俗之教，道德为持身之术，慈悲盖育物之行，亦犹天有三光（日月星），鼎有三足，各称其德，并著其功。遵而奉之，可以致嘉祐也。"他还认为："释氏之教也，劝之以善，化之以仁，行不杀以止杀，断其杀业，以断杀故，而民畏罪。王者为政，闭之以狱，齐之以刑，将杀以止杀，不断杀业，以不断故，而民弗禁。"在这里，法琳貌似公正地对待三教，实则以让步的策略为佛教的存在辩护，宣扬佛教比儒、道二者高明。但这仅仅是佛教徒的一厢情愿，只有得到统治者和社会的普遍承认，佛教的存在才能成为现实。
现在我们来看看佛教会遇到怎样的对待。
法琳《对傅奕废佛僧事》一文，由皇太子李建成奏呈唐高祖后，唐高祖被文中的说法所折服，几乎放弃了兴道废佛的念头。到了唐太宗时，虽然统治者还是压制佛教，对待法琳，也欲置诸死地，但佛教终于度过了难关，其重要性开始为统治者重视。唐太宗在《大兴善寺钟铭序》中指出："皇帝道叶（协）金轮，心居黄屋，覆焘万方，舟航三界。欲使云和之乐，共法鼓而同宣；雅颂之声，与梵音而俱远。"（《全唐文》卷10）佛教认为，菩萨应世做转轮圣王，因乘驾的轮子分别为金银铜铁四种质地，就相应地称为金轮圣王、银轮圣王、铜轮圣王和铁轮圣王。金轮圣王统治四天下（四大部洲），其他圣王依次递减一天下。三界是佛教对六道众生所居世界的划分：最下为有食欲、情欲等粗鄙欲望的众生所居的欲界；欲界上面是色界，居住者有男无女，具有细微轻妙的欲望；色界上面是没有形体但有生存者的无色界。这些说法，实际上是阶级社会中，等级制度和社会差别在宗教领域中的反映。法鼓、梵音，都是佛教字眼。很明显，唐太宗的这个说法，将皇帝等同于金轮圣王，以普渡众生的救世主的身份自居，这体现了统治者利用佛教巩固统治的目的。在这里，人间的活动和天国的形式结合在一起，此岸的行为利用彼岸的行为作辩解。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在佛教的麻醉下，封建统治者君临人世，就是天经地义的事，就有了安定的基础。这实际上是西汉董仲舒天人感应论的翻版。
佛教的这个作用，除了最高统治者以外，从唐初到唐末，统治阶级中大大小小的人物也都看到了。李师政一语破的："惟佛之为教也，劝臣以忠，劝子以孝，劝国以治，劝家以和。弘善示天堂之乐，惩非显地狱之苦。不惟一字以为褒贬，岂止五刑而作戒。"（《广弘明集》卷14，李师政《内德论》）刘禹锡入木三分，认为佛教"革盗心于冥昧之间（偷窃的念头尚未显露便自觉地革除了），泯爱缘于生死之际。阴助教化，总持人天。所谓生成之外，别有陶冶，刑政不及，曲为调柔。其方可言，其旨不可得而言也。"（《刘禹锡集》卷4，《袁州萍乡县杨岐山故广禅师碑》）李节则十分坦白："俗既病矣，人既愁矣，不有释氏使安其分，勇者将奋而思斗，知者将静而思谋，则阡陌之人皆纷纷而群起矣。"（《全唐文》卷788，李节《饯潭州疏言禅师诣太原求藏经诗序》）总之，佛教或者像儒家"道（导）之以德"（《论语·为政篇》）那样，积极地发挥预防作用；或者躲在幕后，悄悄地发挥操纵作用。这样，佛教同儒学一样，成为统治阶级分别操于两只手中的同等重要的法宝。因此，统治阶级对于佛教，是断然不能割爱的。
统治阶级的这种态度，体现了佛教存在的现实性。因此，尽管三教斗争激烈，但是，往往归于握手言欢；反佛坚决的人，不管是道教还是儒家，不是为"通人所讥"（《旧唐书》卷192《吴筠传》），就是受到行政处分。个别皇帝的毁佛政策，既不能持久，也不能永为定式。僧人对于这一点，深有体会。唐德宗贞元十二年（796）四月，唐德宗庆生辰，召集给事中徐岱、兵部郎中赵需、礼部郎中许孟容、四门学博士韦渠牟，以及道士万参成、郗惟素和僧人鉴虚、谭延等，一共12人，作为三教代表，在京师麟德殿讲论三教。讲论完毕，僧鉴虚卖了个乖，说："诸奏事云：元元皇帝（老子），天下之圣人；文宣王（孔子），古今之圣人；释迦如来，西方之圣人；今皇帝陛下，是南赡部洲之圣人。臣请讲御制赐新罗铭。"唐德宗对僧人把自己同三教教主等量齐观，相提并论，自己的著作被吹捧为经典，十分高兴，不禁面带"喜色"。（《唐语林》卷6）这说明，法琳强调的佛教功能，得到了以皇帝为代表的统治阶级的承认。北宋人钱易评论这次三教论衡是："初若矛盾相向，后类江海同归。"（《南部新书》乙部。同书同部还说："三殿谈经，自此始也。"同书丙部说："麟德殿三面，亦谓之三殿。"麟德殿在东内，是唐高宗麟德年间修的大宫殿，用于皇帝会见公卿大臣、外国使节和举行盛大集会。唐代皇帝亲自观听的三教辩论会，早在唐高祖武德八年[625]就举行过，不过没在内殿，而在国子学。我所见到的在内殿举行三教辩论会的最早纪录，是在唐玄宗开元初期。《宋高僧传》卷17《利涉传》说："开元中，……玄宗诏三教各选一百人，都集内殿。"儒方代表大理评事、秘书省校书郎韦玎，挫败了道士葉静能和僧人思明。僧人利涉上场，大耍无赖，恶意中伤，以韦玎的姓氏谐音作了一首偈说："我之佛法是无为，何故今朝得有为？无韦始得三数载，不知此复是何韦？"引起唐玄宗对唐中宗故后韦庶人乱政的回忆。经核实，韦玎不是韦后宗戚，才免杀头之祸，"敕贬象州百姓"。翦除韦党才三数载，可见这次辩论应在开元初期，比贞元十二年这一次早约八十年。唐玄宗一朝，将兴庆宫由离宫改为起居、听政的正式宫殿，即南内，成为政治重心之所在。但开元初期尚未这样做，故这次内殿谈经不可能在南内，也不在三殿，可能在东内紫宸殿，即内朝正殿。）
统治阶级的这种佛教政策，表明佛教顺应社会状况，有其滋生发展的适宜土壤。因此，佛教在唐代，异军突起，蔚为大观，继隋代创立天台宗、三论宗、三阶教之后，法相宗、律宗、净土宗、华严宗、禅宗、密宗等宗派，鳞次栉比，应运而生。于是无山不寺，无处不僧。到会昌毁佛时，天下拆毁政府正式批准的佛寺共四千六百多所，未经政府正式批准的私自设立小型招提、兰若共四万多所，收上等良田数千顷，还俗僧尼二十六万零五百人，收寺院奴婢十五万人，并为国家税户。可见佛教具有相当势力。
佛教滋蔓昌炽，对社会生活的渗透相当广泛、深刻，全社会的崇佛也相当严重。我们可以看看下面一些事例。
唐太宗贞观十九年（645），玄奘由印度取经回国，到京师西郊时，"道俗相趋，屯赴阗闼，数十万众，如值下生（下生取典于弥勒菩萨从兜率天下凡）。将欲入都，人物宣拥，取进不前，遂停别馆。通夕禁卫，候备遮断，停驻道旁。从故城之西南，至京师朱雀街之都亭驿，二十馀里，列众礼谒，动不得旋。……致使京师五日，四民（士农工商，泛指社会各行业人士）废业，七众（所有佛教信徒，包括出家五众：比丘[和尚]、比丘尼[尼姑]、式叉摩那尼[学戒女]、沙弥[小和尚]、沙弥尼[小尼姑]，在家二众：优婆塞[男居士]、优婆夷[女居士]）归承"。（《续高僧传》卷4《唐京师大慈恩寺释玄奘传》）唐代世俗人物，即使功劳最大威望最高，也没有这么多人自发地停业几天去欢迎他。
唐宪宗元和十四年（819），朝廷迎佛骨于凤翔法门寺，韩愈上《谏迎佛骨表》加以反对。他说：百姓见皇帝这样敬信佛教，他们"岂合更惜身命？焚顶烧指，百十为群，解衣散钱，自朝至暮，转相仿效，惟恐后时，老少奔波，弃其业次。若不即加禁遏，更历诸寺，必有断臂脔身以为供养者"。（《韩昌黎集》卷39）唐懿宗咸通十四年（873），朝廷再迎佛骨于法门寺。佛骨到京师后，"公私音乐，沸天烛地，绵亘数十里"。（《资治通鉴》卷252，唐懿宗咸通十四年条）朝廷举行的其它大典，都没有这么隆重。
至于民间的崇佛，其虔诚的程度也是令人难以想象的。政府的公文曾指出："流俗深迷至理，尽躯命以求缘，竭资财而作福。未来之胜因莫效，见（现）在之家业已空。事等系风，犹无所悔。"（《全唐文》卷30，唐玄宗《禁僧徒敛财诏》）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终南山中有一尊观世音菩萨铁像。人们传说观世音曾在这里现身，铁像经常放射光芒。于是长安市民背负米曲油酱，跋涉数十里，争相礼谒。一到大斋日，礼谒者多至千人，少亦不减数百。他们投宿在铁像周围，顶礼膜拜，念观世音菩萨名号，祈求铁像现露光芒。有人说常见圣灯，高低不定，或在半山，或在平地。唐代宗大历十四年（779）四月初八（佛诞节）夜里，众人合声礼念，见有"双圣灯"出现，一个兵士大声呼叫着"观世音菩萨"，扑上前去，逐渐接近亮光，"忽然被虎拽去，其见者乃是虎目光也"。（《太平广记》卷289，《双圣灯》条引《辨疑志》）
以上这些崇佛的狂热事例，千秋之下，使人瞠目结舌。
士大夫就是在这样的佛教环境中生活着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自然免不了为积习熏染。他们或者耳濡目染，先入为主；或者为社会潮流所裹挟，习而不察。于是在世界观形成的时候，他们已经对佛教取信奉的态度了。
现在以杜牧为例加以分析。杜牧所写《杭州新造南亭子记》一文，本书前文已多次引用，该文批判了佛教对社会的危害，歌颂了唐武宗的毁佛行动。但杜牧在不少诗作中，一再表示自己对佛教的崇奉态度。《将赴吴兴登乐游原一绝》诗说："闲爱孤云静爱僧。"（《全唐诗》卷521）怀政禅师院》诗说："莫讶频来此，修身欲到僧。"（《全唐诗》卷526）《将赴京留赠僧院》诗说："空悲浮世云无定，多感流年水不还。谢却从前受恩地，归来依止叩禅关。"（《全唐诗》卷526）《行经庐山东林寺》诗说："紫陌事多难暂息，青山长在好闲眠。方趋上国期干禄（到京师谋求官位俸禄），未得空堂学坐禅。"（《全唐诗》卷526）他对佛教的崇奉，便是由于佛教环境的积染。
唐文宗大和二年（828），杜牧25岁，在东都洛阳应进士举以第五名被录取。他立即赶回京师长安，一月光景，又应制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而被录取。这使他立刻成为京师地区家喻户晓的人物。他偕同一二同年，春风得意，兴致勃勃，到长安城南自己家乡附近的文公寺游览。"有禅僧拥褐独坐，与之语，其玄言妙旨，咸出意表。"这位僧人问起杜牧的姓字职业，同行者向僧人夸耀杜牧的累捷事迹。僧人看看他，笑着说："皆不知也。"杜牧非常惊讶，作诗说："家在城南杜曲旁，两枝仙桂一时芳（唐人把考科举比喻为攀折月亮中的桂树枝条，杜牧连中常举和制举，故称'两枝仙桂'）。禅师都未知名姓，始觉空门意味长。"这是唐人孟棨《本事诗》中关于杜牧这首诗原由的说法。《全唐诗》卷524和《樊川文集·外集》都把这首诗题为《赠终南兰若僧》，首句作"北阙南山是故乡"，其馀文字小异，僧人名休。无论是城南还是终南，都不妨碍我们透过它的字面意义，做出对当时社会的一般了解。通过这则故事，我们可以想到，一些与世隔绝的僧人，对于周围发生的与自己不相干的事情，一无所知；这种白痴状态，却被谈玄说空给掩盖了，反而给人一种震慑一切的威力，使那些天真烂漫的青年服膺于神秘莫测、不可兑现的宗教力量，甚至终生不悟。个别士大夫由于种种缘故，在世界观成熟以后，还会有一些反佛的言论和行动，但终无力改变整个社会的崇佛潮流。
士大夫从小读儒家经典，接受了孟子关于"人之患在好为人师"（《孟子·离娄上》）的教诲。韩愈因为抗颜为师，还受到人们的指责。柳宗元对这种社会现象和人情世故深有了解，说："今之世不闻有师，有辄哗笑之，以为狂人。独韩愈奋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作《师说》，因抗颜以为师。世果群怪聚骂，指目牵引，而增与为言辞。愈以是得狂名，居长安，炊不暇熟，又挈挈而东。如是者数矣。"（《柳宗元集》卷34，《答韦中立论师道书》）柳宗元在这种社会压力下，竟然"避师名久矣"。（《柳宗元集》卷34，《报袁君陈秀才避师名书》）在这种社会风气的影响下，士大夫在和僧人的交游中，往往谦虚有馀，认为自己不行，自觉地将自己置于被教诲开导的地位。独孤及《诣开悟禅师问心法次第寄韩郎中》诗说："障深闻道晚，根钝出尘难。浊劫相从惯，迷途自谓安。得知身垢妄，始喜额珠完。"（《全唐诗》卷247）权德舆《自扬子归丹阳，初遂闲居，聊呈惠公》诗也说："蹇浅逢机少，迂疏应物难。"（《全唐诗》卷322）态度是何等的诚实，何等的谦虚！
僧人却不是这样。他们对人们称自己为法师、律师、禅师，泰然受之，还时时做出开导世人、指引迷航的大智大觉的姿态。本书第四章第三节第二段落曾指出：传统说法以为寒山是唐初僧人，近人余嘉锡先生考证出他是唐末隐士，"为僧为道不可知"，"为仙为佛，总属寄托"。但寒山传世的诗中，有不少佛教诗，则是确凿无疑的事实。他写道："凡读我诗者，心中须护净。悭贪继日廉，謟曲登时（顿时）正。驱遣除恶业，归依受真性。今日得佛身，急急如律令。"又说："下愚读我诗，不解却嗤诮。中庸读我诗，思量云甚要。上贤读我诗，把著（着）满面笑，杨修见'幼妇'，一览便知'妙'。"（《全唐诗》卷806）那装腔作势、大言不惭、自高身价、好为人师、以社会弊病矫正者自居的样子，不禁使人哑然失笑。所以能够这样，无非是佛教环境造成的习惯势力给他们以凭借，他们以这种凭借，装腔作势，俘获信徒，反过来又发展了佛教环境。
在这种佛教环境、佛教氛围的熏染下，士大夫培养起了佛教情绪、佛教心理和佛教信念。张翚游览佛寺，首先产生的感觉是："一从方外游，顿觉尘心变。"（《全唐诗》卷114，张翚《游（一作题）栖霞寺》）耿湋游览佛寺，感叹道："浮世今何事，空门此谛真"（《全唐诗》卷268，耿湋《春日游慈恩寺寄畅当》）；到僧房看看，便"更悟真如性，尘心稍自宽"。（《全唐诗》卷268，耿湋《题惟幹上人房》）李颀投宿在僧房，听到僧人赞唱佛教颂歌，便"始觉浮生无住著（着），顿令心地欲皈依"。（《全唐诗》卷134，李颀《宿莹公禅房闻梵》）孟郊一行数人夜聚僧人院，通宵浮想联翩："何处山不幽，此中情又别。一僧敲一磬，七子吟秋月。激石泉韵清，寄枝风啸咽。泠然诸境静，顿觉浮累灭。扣寂兼探真，通宵讵能辍！"（《全唐诗》卷375，孟郊《与二三友秋宵会话清上人院》）吕温夜宿山寺，听到磬声，酝酿起了皈依空门的想法："月峰禅室掩，幽磬静昏氛。思入空门妙，声从觉路闻。泠泠满虚壑，杳杳出寒云。天籁疑难辨，霜钟谁可分？偶来游法界，便欲谢人群。竟夕听真响，尘心自解纷。"（《全唐诗》卷370，吕温《终南精舍月中闻磬声诗》）刘禹锡见到僧人，就推论"从此多逢大居士，何人不愿解珠璎"。（《刘禹锡集》卷29，《送僧元暠南游》）
通过对以上事例的分析，可以看出，佛教环境对于士大夫奉佛，有着积极熏染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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