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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跋集》再序 *



  我写完《序跋集》序,意犹未尽,于是写《再序》。

  说老实话,我过去写前言、后记有两种想法:一是向读者宣传甚至灌输我的思想,怕读者看不出我的用意,不惜一再提醒,反复说明;二是把读者当做朋友和熟人,在书上加一篇序或跋就像打开门招呼客人,让他们看见我家里究竟准备了些什么,他们可以考虑要不要进来坐坐。所以头几年我常常在序、跋上面花费功夫。

  然而我的想法也在改变。我因为自己读书不喜欢看前言后记,便开始怀疑别人是不是会讨厌我的唠叨。这样怀疑之后,我的热情就逐渐消减。我仍然在写序跋之类的东西,但不再像写《〈爱情三部曲〉总序》时那样地啰嗦了:一写就是两三万字。我越写越短,尽可能少说废话,少跑野马。五十几年来,我一直记住一句“格言”:你实在想说什么,就写什么吧。翻看几十年中间自己写的那些长长短短的序跋,我觉得我基本上还是说了真话的。

  我把能找到的过去写的那些东西集在一起出版,并不认为那些“真话”都很正确。完全不是。所谓“真话”,只是说我当时真是这样想的,真是这样见闻、这样感受的。我的见闻、我的感受、我的想法很可能有错。一九五七年编辑我的《文集》的时候,我删去了《死去的太阳》序中的最后两行文字。那两行是

  但我仍然要像摩西那样地宣言道:
  “我要举手向天,我说:我的思想是永生的。”


  这说明我的思想有变化。一九三○年我还认为我的思想永远正确,永不改变。后来自己收回了这句大话。我的思想明明在改变。谁又能说自己的“思想是永生的”呢?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我年轻时候的“胆大妄为”。今天翻看旧作,我还感到愧悚。留在白纸上的黑字是洗刷不掉的。在“文革”期间它们是我的罪证。现在它们又是我的生活与创作道路上的脚印。要批判我,论断我,否定我,都可以利用它们。在我,自信和宣传的时期已经过去,如今是总结的时候了。我把自己有的东西陈列出来,让读者们讲话。一定还有遗漏,但决不是我有意为之。不过我并没有搜集为非文艺译著写的序跋,心想编一本集子总得有个范围。其实这也是一种框框。可见解放思想并不是容易的事。我近两年常常说要认真地解剖自己,谈何容易!我真有这样的勇气?

  我想起来了。去年四月四日我在日本东京朝日讲堂里讲了自己五十年的文学生活。讲话结束,我在门厅中等候车子,遇见一位日本朋友,他对我说:“您批评了自己,我是头一次听见人这样讲,别人都是把责任完全推给‘四人帮’。”他的话是我没有料到的,却使我头上冒汗。我清夜深思,我只是轻轻地碰了一下自己的良心,马上又掉转身子,离解剖自己,还差得很远。要继续向前,还得走漫长的路。

  有一位朋友劝我道:“你的心是好的,可是你已经不行了,还是躺下来过个平静的晚年吧。”

  又有一位朋友对我说:“永远正确的人不是有吗?你怎么视而不见?听我劝,不要出什么集子,不要留下任何印在纸上的文字,那么你也就不会错了。”

  我感谢这两位朋友的好意,但是我不能听他们的话。我有我的想法。我今天还是这样想的:第一,人活着,总得为祖国、为人民做一点事情;第二,即使我一个字都不写,但说过的话也总是赖不掉的。何况我明明写了那么多的文章,出过那么多的书。我还是拿出勇气来接受读者的审查吧。

  有人责备我:“你还要‘接受审查’?难道遭十年的‘牛棚’生活不曾使你感到厌倦?”他用了“厌倦”二字。我想起那十年的生活,感到的却是恐怖,不是厌倦。今天我的眼前还有一个魔影。手拿烙铁的妖怪在我的这本集子里也留下了可怕的烙印—— 一九六七年到一九七六年十年中的一片空白。

  “十年的审查?那是一场大骗局。我忘不了那些骗子。我说审查,是指读者的审查,多数读者的审查。”我这样回答。“我相信不会再出现那样的空白。”

  是的,一纸勒令就使我搁笔十年的事决不会再发生了。

                        六月十一日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