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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人 *



  不久前有两位读者寄给我他们写的评论我的文章。他们都是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位是大专学校的老师,另一位在做文学评论的工作,总之,他们都读过我的书,我就简单地称他们为读者吧。他们的文章长短不同,内容也有差别,篇幅较多的好像是我的评传,另一篇则专论《激流三部曲》。两位读者对我都有好感,不过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意见:作者不应该对他所批判的人物表示同情甚至过多的同情。这个意见的确打中了我的要害。而且在他们之前就有人这样指出我的缺点。现在让我来谈谈我自己的想法。

  首先我想说,我不知道他们的“批判”是什么样的“批判”,是不是我自己经受过几十次的那种批判?是不是那种很像在演戏的、一片“打倒”声的“批判”?说实话,这种“批判”跟我的小说毫不相干。我想到的只是讲道理的批评,我批评的对象常常是我同情的人,惟其同情我才肯在他或者她的身上花费笔墨。对于冯乐山之流,我用不着批评,我只是攻击。

  五十年来我在小说里写人,我总是按照我的观察、我的理解,按照我所熟悉的人,按照我亲眼看见的人写出来。我从来不是照书本、照什么人的指示描写人物。倘使我写人写得不好,写得不像,那就是因为我缺乏观察,缺少生活,不熟悉人物。不管熟悉或者不熟悉,我开始写小说以来就不曾停止观察人;即使我有时非常寂寞,只同很少的人来往,但我总有观察人的机会。我养成了观察人的习惯。我不大注意人们的举动和服装,我注意的是他们在想什么,他们有着什么样的精神世界。长时期来我观察了各种各样的人。哪怕就是在我给关进“牛棚”的时期,虽然没有经过任何法律手续“造反派”就剥夺了我的公民权利,但是我仍旧保留着观察人的习惯。对于从各个省市来向我进行“外调”的人,尽管他们装模作样,虚张声势,有时甚至张牙舞爪,发脾气骂人,或者说假话骗人,尽管他们降低身份拼命学习传统戏里坏人干的那些栽赃陷害和“逼供信”的把戏,他们却没有想到我暗暗地在观察他们。他们的坏心思并未逃过我的眼睛,即使他们自称是“工宣队”或者“军代表”。

  然而说起观察人,我也有失败的时候,例如解放后我在上海经常同张春桥打交道(他管着我们),我也常常暗中观察他,可是我始终猜不透他对我讲话时心里在想些什么。张春桥就是这样一个人!

  观察人观察了几十年,只要不是白痴,总会有一点点收获吧。我的收获不大,但它是任何人推翻不了的。这就是:人是十分复杂的。人是会改变的。绝没有生下来就是“高大泉(全)”那样的好人,也没有生下来就是“座山雕”那样的坏人。只有“四人帮”才想得到什么“三突出”、“高起点”一整套的鬼话。他们说的话越漂亮,做的事越见不得人。他们垮台了,可是他们的流毒现在到处都有。譬如学习外语吧,我收听外语广播讲座时,还听到“为革命学习外语”的宣传。我想,学外语不去记单词、做练习、学文法、念课文,却念念不忘“革命”,那么一定学不好外语。同样从事革命工作的人并不一定要“为革命吃饭”,“为革命睡眠”。吃饭就吃饭,睡眠就睡眠,难道不挂上“革命”的牌子,就会损害革命者的崇高品质吗?

  我写《家》,我写了觉新的软弱和他的种种缺点,他对封建家庭存着幻想,他习惯了用屈服和忍让换取表面的和平……我也写了他的善良的心。这是一个真实的人。他是封建社会的牺牲品,为什么不值得我的同情?我同情他的不幸的遭遇,却并没有把他写成读者学习的榜样。事实上并没有读者愿意向觉新学习。我在小说里写高老太爷临死前“伸手在觉慧的头上摩了一下”,对他低声讲了话,又写高老太爷一死,在场的人“全跪下去,大声哭起来”。很简单,高老太爷并不是魔王,觉慧也不是伟大的革命家。我并不脸红,我自己当时就是这样,我跟着大家跪在祖父的床前。在我的眼里他只是一个病故的老人,我那时只有十五岁。觉慧至多也不过大一两岁,他一直生活在那样的家庭里,难道他身上就没有一点封建的流毒?有。而且他有不少的缺点。他当时明白的事情也不多。他梦想革命,他不满意封建社会,但是他并不懂“为革命吃饭”等等的大道理,也不会跟他的祖父“划清界限”。至于高老太爷,据我那时的观察和后来的回忆、分析,他临死很有可能感到幻灭、泄气,他在精神上崩溃了,他垮了。有人责备我“美化”了高老太爷,说这是我的“败笔”。其实我的小说中处处都是这样的败笔,因为我的那些人物都是从生活里来的,不是从书本上来的。高老太爷凭什么不垮下来、一定要顽强到底呢?难道他那时就想得到若干年后他会在“四人帮”身上借尸还魂吗?

  今天我比任何时候都更清楚:人的确是十分复杂的,他的头脑并不像评论家所想象的那样简单。在我非常敬佩的某些人身上我也发现过正在斗争着的矛盾。即使在他们身上,也不是每个细胞都是大公无私的,私的东西偶尔也会占了上风。这是合乎情理的。与其事后批评他们,不如事先提醒他们。对好人也不应当一味迷信。

  我有这样一个印象:评论家和中国文学研究者常常丢不开一些框框,而且喜欢拿这些框框来套他们正要研究、分析的作品。靠着框框他们容易得出结论,不过这结论跟别人的作品是不相干的。我想起一件事情:去年或者前年下半年吧,有一种杂志在上海创刊,上面发表了一篇评论《家》的文章,两次提到作品的“消极因素”。过了几个月,这刊物的一位编辑来向我组稿。我就顺便问他,我这部小说起过什么消极作用?是不是有人读了《家》就表示要做封建家庭的卫道士?或者有人读过《家》就看破红尘,出家做和尚、当尼姑?再不然就有读者悲观厌世、自杀身亡?文章不是他写的,他没有回答我的义务。我也只是发发牢骚而已。

  但“四人帮”横行的时候,作家是没有权利讲话的,更说不上发牢骚了。

                      八月二日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七九年八月十九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