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偏僻封闭、传统落后的滩村，男女间不正当的关系是被人们视为大逆不道的。尽管母亲对那渔夫的感情是纯洁的，但滩村的人不理解。母亲成了故乡人人唾骂的坏女人，成了滩村茶余饭后的笑料。那些在丈夫的体贴关怀中享受幸福的农妇们骂她是离不开男人的贱女人；三里五庄的光棍汉常在夜晚趴在墙头上污言秽语地调笑她；小孩儿们常围着她哄笑嬉骂，用土坷垃投她；逢年过节，小村里家家欢天喜地，她却在冷清的小院里独对孤灯……
为让她摆脱困境，妻子曾托人在县里为她介绍了一个条件优越的老伴儿。可她却生气地说，娘是随便谁都跟他过的人吗？我知道，娘丢了你们的脸——唉！娘咋对你们说呢！这样吧，从此以后谁要问起我，你们就说没我这个娘好啦……
我非常生她的气，那个渔夫有什么好啊，没钱、没房、没地位，又瘦、又矮、又丑，就占个心好。再说，他在我父亲死后第四年，见我母亲冲不破家庭和传统习俗的阻力，就从四川领了个媳妇。母亲不但不恨那个渔夫无情无义，还对那个四川来的女子很好。她说自己不能嫁给渔夫，一个男人家怎么能没个女人照顾呢！她甚至很感激那四川女子替她对渔夫尽了义务。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回过老家，她也没来过我家。
其实，我知道她很想我，可她一直认为我家巷子里的人都知道她和渔夫的事儿，每次进城，她都不敢走进那条小巷，不敢走进她辛苦抚养长大的儿子的家，只敢站在巷口偷偷看一看我的家门；趴在幼儿园的门缝上偷偷看一看她日思夜想的孙子。她是那么想见我，却又怕别人认出她就是我的母亲。她怕她的名声让我在人前失脸面、抬不起头，她知道面子对她已有官职的儿子来说是多么重要。她怕她的名声影响到我做人，影响到我的政治前途。她把我和我的前途看得比她的生命重要得多。
记得那年冬天我生日的那个下午，放学的儿子一进门就对我说，上午上学时看见个老奶奶袖着手，胳膊上挂个兜，在对面马路边来回转悠，现在还在那儿往巷子里望，他很害怕。
透过窗外纷飞的大雪，我朦胧望见巷口对面的马路边伫立着一个浑身是雪的人。一种预感使我跑到了巷口，尽管她的脸围得很严，但那眼神告诉我，她，就是我的母亲。
大雪在淡淡的夜色和呼啸的寒风中飞舞，母亲兀自站在昏黄的路灯下，雪，已经埋住了她的脚，她静静地望着呆立在巷口的我，淡黄的灯光里，她像一尊望子的雪雕。
我快步走了过去，当她冰凉的手攥在我手里的瞬间，她叫了声“乖”，我叫了声“娘”，我们便紧抱在一起，哽咽在一起。
她怎么都不肯跟我回家，她把那兜鱼片塞进我手里，抹着泪说，乖，娘能看你一眼，心就足了！只要你们过得好，娘就放心了。巷里人多嘴杂，看到我，会说你的，娘不能给你添麻烦。
尽管我再三劝说，母亲还是走了。透过迷蒙的泪水，我望见飘满飞雪的暮色渐渐吞噬了她那蹒跚远去的、已被生活压弯的背影。
年复一年，母亲在黄河滩度过了晚年，最终带着屈辱、内疚，怀着她和渔夫没能结合的爱情，带着粘满鱼腥、粘满汗味的生活，永远地走了，走进了那片她热爱的滩地。
我永远难忘母亲临死的情景，那天正是中秋节的晚上，我从县城赶到老家看望她，没想到心脏病突发的她躺在窗前月光里的小床上，已是生命垂危。她黄瘦的脸围在满头散乱的银发中，两只干瘦的手交叠着捂住胸口。她手下捂着两张相片，一张是我们全家的合影，另一张就是那位站在黄河滩一望无际的芦苇荡前的渔夫。母亲一见我，脸上先是露出了笑容，接着眼里闪着泪光，她说她真的没想到还能见到我。她用干瘦的右手捏着渔夫的相片给我看，她含着泪，声音微弱地说：“娘快，不行了——该给你，说了，这些年，要不是，为了他和你，娘早就跳河了。他，才是，你，你的，亲——爹。你，你原谅，娘吗？……”她话没说完就慢慢地闭上了眼睛，离开了人世，一串泪水从她的眼角流出。我想，那泪水是她想说而没说出的、压在心底多年的心事和美好的愿望。
我一下跪在母亲的床前，泣不成声地请求亡母原谅我对她的误会。
埋葬她那天，一群大雁从长满芦苇的河边鸣叫着飞起，在静静的河滩的上空为她鸣唱着凄凉的挽歌；养育她的黄河从她安息的滩地边流过，向大平原诉说着她一生的忧伤、苦难和悲哀……
我跪在母亲的坟前，泪流满面地想着：善良、宽厚、纯洁而伟大的母亲哪，是谁扼杀了你纯洁的爱情，是谁给你这屈辱、痛苦的人生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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