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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７８年不仅有移民问题，它还是对反对党来说在政治上充满各种困难的一年。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压力下，由于采取了一些财政措施，经济状况有所好转。１９７８年１月通货膨胀率首次自１９７４年以来降到１０％以下，而且还在继续下降。失业率也从１９７７年８月的顶峰逐步回落，尽管在１９７８年夏天有急剧的增长，那年１２月失业人数为１３０万，比前一年少１２万。在自由党的支持下，我们成功地迫使有关方面把所得税基本税率降低了一便士：但这本身也许可以减少蒙在经济上的阴影，而这一阴影在很大程度上使工党不得人心，对我们有利。 我们猜想，吉姆·卡拉汉希望沿着逐步改善的道路走下去，直到秋天大选，以“安全第一”为竞选纲领。在他的道路上的一大障碍是自由党认识到，自由党—工党联盟在政治上对自由党是灾难。但要结束与工党的联盟，在大选时就得至少面临由于支持工党执政而可能产生的后果，他们不愿面对这种后果，因此与工党分手的想法也就减弱了。至于民意测验，夏季时工党几乎与我们平手）尽管８—９月间我们超出了工党，９—１０月间（在困难重重的保守党年会后）他们又领先我们５个百分点，自由党得分不足两位数。 在这种情况下，我责成人们起草竞选宣言，在影子内阁发言人拟定的初稿基础上由克里斯·帕顿和研究部撰稿。７月我阅读了该稿，印象不深。为了吸引各利益集团，该稿罗列了代价高昂的许诺，反而使本应醒目而简明的主题模糊不清。我说下一稿必须强调几个中心题目，如减税、加强国家的内部和外部保卫。首先满足这些承诺，如有余力才去完成其他需要花钱的承诺。实际上，有人提醒我说，在我们在野的３年期间，我们在分析情况和制定政策方面取得的实际进展是多么少。我不同意这种看法。如果我们继续如此考虑问题，我们怎么使国家变样呢？ 令人鼓舞的是党的宣传工作发生了变化。戈登·里斯回来担任党的中央宣传部长。通过戈登使蒂姆·贝尔和萨契—萨契广告公司承担起党的宣传责任；这在我们的政治运作中是一个重要的起点。不言而喻，我知道为了传达我们的信息我们需要得到有关方面的最好人才。由宣传部门设计宣传内容，这不存在问题。但政治家需要拒绝引诱，不要在自己没有经验的领域里认为自己是专家。我经常拒绝就宣传品味或感觉效果提出建议，我把这些创造性的工作留给专门人员去做。从一开始我就发现萨契公司的执事蒂姆·贝尔很好合作，他主管有关帐目。如同戈登一样，他既有政治感，又有幽默感。我与蒂姆首次见面时，我提出了我们合作的基础，我说：“政治家通常有很多脚趾，你必须诚惶诚恐，小心翼翼，不要踩这些脚趾。然而，我没有脚趾，你要告诉我真话。”当然。在实践中我并不是那么自我克制。 萨契公司对党的精疲力竭的广播模式注入了新的生命力。不可避免有人指责它行为不庄，过于简单化。但对党的政治广播的判断不应以党的忠诚分子的评论为依据，而是要看普通的政治感不强的观众是否选择这个节目，还是拨到其他频道，要看是否赢得了观众的同情。就此而言，我们的宣传方法的变革取得了很大的改进。 １９７８年夏天我们发起了张贴“工党不行了”宣传画的运动，这个运动意义重大，比为１９７９年大选做的工作还要重要。蒂姆、戈登和罗尼·米勒于１９－－７８年６月的一个星期六到斯克特尼来就这个主题开展运动征得我的同意。这又是一次新的尝试。失业人数尽管已经接近１５０万，但这通常是“工党的题目”。我们的宣传画图文并茂，用文字和一幅排长队等待救济的图画来描绘失业。这就是说，我们选择的题目是我们通常不会作为运动主题的题目，如同福利国家这个题自一样，人们一般认为工党具有优势一这幅宣传画还打破了一种观念，即在党的宣传中不应直接提及你的对手。然而，萨契公司明白并说服我，在党的这类宣传中可以不去考虑这些。其设计意图是破坏我们的政治对手的信心，因此，宣传画应该限于传达一个简单的否定信息。 在一般情况下，政府在夏季议会休会期间运作较好，因为这时政治降温。我们策划的运动将使政治保持高温，而且没有疑问将引起强烈的反映。因此经过大量讨论我同意开展这一运动。 正如所料，这一运动引起了反响。丹尼斯·希利大肆抨击。但工党越谴责，我们的宣传效果就越大。报界只是为了说明争论的问题，就得印出我们的宣传画，从而扩大了我们的宣传效果。这种做法非常成功，我们就其他主题开展了多次系列宣传活动，每次都有工党“不行了”的字样。１９７８年秋季以后，我们的政治形象比预料的要好，在９—１０月间我们的地位继续加强，宣传取得的效果是原因之一。这对影响首相作出是否举行大选的决定具有一定意义。 只有吉姆·卡拉汉能够准确他说为什么那年秋天他没有下令举行大选。当然，我当时预料他会下令举行大选，特别是他在职工大会的年会上发表演说后，会议结束时他很不得体地唱起了“那就是我，在教堂等待着……”，以嘲弄的口吻拒绝告诉人们他将做什么。两天以后，那是９月７日星期四，我正在伯明翰访问，从唐宁街打来的电话告诉我，在当天晚上首相广播讲话（我们知道这一日程安排）中，吉姆·卡拉汉将宣布不举行大选。 我尊重提前给我的这个秘密提示。实际上我们甚至都没有告诉我们总部的竞选班子。当时我的感情是不平衡的，我知道近期没有大选，又要接受支持者令人激动的良好祝愿，他们不知道不举行大选了。我在访问一个技术培训中心时，对面工厂的工人出来向我招手致意并呼喊：“马吉，祝你好运”。我尽量自我克制，不动声色地完成我的日程，同时考虑作出正确的反应。 首相宣告的信息使人们大煞风景，我也有同感。但我知道其他人的感受会更加沮丧，他们日以继夜地工作，一切迹象表明这将是一场旗鼓相当的竞争，他们把党置于战备状态。当夜晚些时候，我打电话给蒂姆·贝尔，了解他和戈登·里斯的感受。事实上。这两个人去伦敦西部的一个饭馆里喝了香槟并恢复了精神。我显然是把吉姆刚从梦乡中唤醒。我问在什么地方能够找到戈登，他突然说“上帝，我家被盗了”。是的，他是被盗了。他勉强走到床边上床，没有注意家里被盗了。 第二天晚上，我利用在广播节目中给反对党领袖安排的时间来答复首相的广播讲话。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鉴于首相讲话后发生的情况，首相企图为自己辩护说，他没有寻求新的授权是因为大选在即将来临的冬季对改善形势毫无作用。我答复道： “可是，我们有些人看得比今年冬天要远。我们不相信英国需要用最低档磨磨蹭蹭地运行。越是拖延就越糟糕，越糟糕就需要用更长的时间来扳正。但我相信，一旦我们有一个有信心的政府，形势就会得到好转。人民有信心，信心来自人民；政府需要在国内有权威，政府需要在国外有权威。” 我们能在１９７８年的大选中获胜吗？我相信我们能够以微弱多数进入政府。但是，只要犯一两个错误，我们就会在竞选中失败。而且，如果我们获胜，下一步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工党政府的工资政策已经解体，职工大会已经投票反对续订社会契约——而且下一个月的工党年会将会投票拒绝一切工资增长限制，因此，这片遮羞布也就随之扯掉。福特汽车工人罢工已经表明，政府的５％的“增资标准”已经不能解决问题。几年来物价和工资的扭曲以及人们情绪上的挫伤正在不满和动荡的气氛中展现出来，如同当年希思政府的情况一样。 如果在１９７８—１９７９年冬天面临这种形势的是我们，我们会被打垮，正如最终工党政府被打垮一样。首先，我要坚持所有关于“标准”和“限制”的谈判必须立即撤销。这一举措将非常不得人心，也许对大多数影子内阁成员来说是不能接受的，稍后我将解释其原因。其次，即使我们在公营部门采取现金限制办法，在私营部门使用市场约束，而不是某种工资政策，发生破坏性罢工的危险也很高。我们不会像次年那样得到限制工会权力的授权，很可能在公众心目中只会加强１９－－７４年实行的３天工作周留给人们的印象，即保守党政府意味着挑衅，在对抗中败在工会手下。 １９７８—１９７９年冬天出现的场面是可怕的，没有这些场面，没有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暴露，取得８０年代的成就要困难得多。 毕竟，我们能够等待。尽管我不能声称我预见到了将要发生的情况，我相信工党的基本态度无法坚持下去。为了在限制工资问题上换取工会领导人的同意，工党政府执行了扩大国家控制的经济政策，减小私人企业的活动范围，扩大工会权力。这一战略执行到一定程度就要垮台。工会领导人和工党左翼将会看到，他们的权力已经得到加强，他们对限制工资增长已不感兴趣。工会会员也不会响应号召，为已经明显失败的政策做出牺牲。社会主义政策对经济的全盘影响将会是，英国的生产率和生活水平将愈来愈落后于它的竞争对手。超过一定程度后，这一点就再也不能蒙蔽群众，再也不能蒙蔽外汇市场和外国投资者。但如果假设某种自由政治经济制度的基本机制还在运行，那么社会主义就要垮台。而这正是那年冬天发生的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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