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2期
机关大院的故事
作者：张 华
只是，应了“寡妇门前是非多”那句老话，院里的女人总对她指指戳戳。按大院中孟伯母的话说，她是“假积极兼破鞋”。仿佛为了验证这句话，她见到大院中的女人话并不多，可看到男人则往往眼睛眯成一道缝儿，笑得很甜，
只有一个例外，她和父亲在一个部门，两人见面却总是鼻子不对鼻子，脸不对脸。她往往将头一偏，脖子扬起老高，似乎两片薄嘴唇也抿了起来，那模样显得挺刻薄。我曾问过父亲，你怎么得罪了杨阿姨?父亲却只意味深长地咳一声。他向来谨言慎行，本不敢多走一步路的，这与话格外多的母亲对比鲜明，我也就不再多问。
记得在我上小学六年级时，院里对杨阿姨的指戳更加沸腾，舆论的热度几乎达到一百度以上。
故事要从住在另一单元三层的韩伯伯说起，韩伯伯是组织部部长，很有实权。他人长得商高大大，几乎可与一表人才沾边儿，只是眼睛略小，却也炯炯有神，透着机灵。有地位有相貌的他却很和气、见到院中所有的人，不分老幼尊卑，一律亲热地谈笑。
韩伯伯似乎特别喜欢我们这些女孩子，经常拉我们到他家玩儿，请大家吃糖果。稍大，则介绍好书给我们看。记忆中，我就是在他家看到《基督山恩仇记》的。他拿出书给我讲里面的故事，并主动将四本一套的书借给我。
曾有好几年，他自己一人住，据说老婆孩子都在外地工作。后来，他老婆调到北京，带着个还没上学的男孩儿。韩伯母人挺秀气，文质彬彬。然而好景不长，她在学校刚教了几天书，便生了一场大病。从医院出来，竟站不起来，成为了半瘫。我去看过几次，韩伯母不能走路，也不怎么说话，终日坐在床上闷头看书。
那一阵，杨阿姨往韩家跑得特勤，出出进进都与韩伯伯一起。逐渐，就传出她与韩伯伯搞上不正当关系的新闻。矛头所指皆向杨阿姨，对韩伯伯倒没人计较，似乎他特别无辜。
忽有一天，韩伯伯不知去向。问父亲，才知他在政协礼堂又与一长得漂亮的服务员搞上了，因不答应与其结婚，对方恼羞成怒，将他揭发，因此作风错误，他被降职处分，下放外地去了。据说，韩伯母也与他离婚回了娘家。千夫所指的杨阿姨却安然无恙，仍稳稳扎于大院之中。
这时，才传出韩伯伯的旧闻。原来，他竟连骗带诈结过三次婚，韩伯母是被他骗到手的第三任老婆。可真够倒霉的，被人骗婚，这么年轻又瘫痪，不知这雪上加霜的逆境她如何承受?
韩家人去楼空。
韩伯伯从大院消失后，杨阿姨仍是孟伯母与母亲茶余饭后咀嚼的零食。她的传闻越发多起来，今天是和某政协委员搞上了，明天是又和某带长字的上了床……有关她的新闻听多了，我对她自然越看越不顺眼。逐渐，除非躲不过去，我一般不跟她打招呼。
“文革”中，第一批被揪出来的当然有杨阿姨。她的处境比父亲惨多了，不只被贴了许多大字报，还让红卫兵拉上合去，脖子上挂两只破鞋，批斗过好几回。那场面我没亲见，只听邻居们绘声绘色地谈起。不知为何，虽然我对杨阿姨从来没有好感，听了这些，心里却不太好受，有种唇亡齿寒的感觉，因为当时无论是父亲还是自己，处境都不大妙。面对乱哄哄的批斗场面，常常不由自主产生荒谬想法：都是人，干吗非要叫他们低头弯腰、挂牌子戴高帽，不当人看呢?
幸亏杨阿姨倒霉的时间不算长。这女人的承受能力确实非同一般。遭批斗时，平日见她也像没事儿人似的，脸上似笑非笑，红卫兵一旦将她拋在脑后，她的头便迅速抬起来，还参加了某造反派组织。母亲评价说，这女人的脸皮实在太厚，居然还积极造反，她也配吗?
可山中无老虎，猴子充霸王。大院中没历史问题的凤毛麟角，几乎都属父亲这类，严划，便归于历史反革命的群类。甭管杨阿姨作风如何，本人的历史却比他们干净。
她到底怎样积极我不知情，因为1967年底我即去内蒙古插队了。但五年后我返回北京，户口、工作没着落的那两年，经常遭遇半夜鸡叫似地查户口，敲门进来的人中总是有她。夜半昏黄的灯光下，总感觉她的一张脸又长又冷，似乎我们从不认识，甚至很可能我就是潜在的阶级敌人，要不，她怎么会不厌其烦，一次次让我拿出兵团的探亲证明，包括母亲一人的户口，翻来看去，想从中分析出敌情?
对我来说，敲门声先是引来一阵恐惧，紧随其后的便是麻木，只因这样的嘴脸已司空见惯，当着杨阿姨他们，母亲陪着笑脸，有些过分殷勤。门刚关好，她脸上就充溢着愤愤不平。别人也就罢了，污七八糟的人竟也骑到脖子上来拉屎!
“文革”结束，大院中的大人都老了，纷纷退休，再没了斗志与心气儿，只剩下保重身体，杨阿姨当然也不例外，成为经常跑医院的老太太。母亲唠叨的话题变为她遭了报应，两个儿子先后结婚，却又前后脚离婚。孩子离婚，对老人来讲该算最头疼的事情了吧?
那时，我已搬出大院，几乎没再见过杨阿姨。只听母亲说起，她六十多岁得了癌症，折腾几个月后去世。
设身处地替杨阿姨想，她的一生也挺可怜，年纪轻轻便没了丈夫，独自养活两个儿子，支撑着一个家，直到死都孤身一人，难道要她守活寡才是本分?
随改革开放，人的思想也逐渐解放。今后，“破鞋”这个词恐怕会从字典中消亡吧?杨阿姨的时代结束了，同代人活着的毕竟已经寥寥。她以她的活法儿活过了她的时代。
寡女
寡女的姓名暂且隐去，就将她称做吴女士吧。对于她，我几乎一无所知，她的事迹全由父亲向我讲述。
吴女士终身未婚，一生都苦恋一个男人。反右前后，她曾在大院住了些时日，以后搬走，“文革”结束又搬回来，直到终老。
她是名牌大学的学生，未毕业便参加工作，在国民党某部做科员。在那里，她结识了时任该部部长的要员王某。吴女士才貌双全，王某为青年干才，彼此一见倾心。无奈王某已婚，妻儿在堂不忍离弃。而吴是非他不嫁，从此一生未婚，只做他的红颜知己。这段旷世恋情大约维持了半个世纪，直到王某作古。
抗日战争前后，吴参加了民主运动，后成为某市副秘书长，王因是国民党高官，未予接纳，但吴参加民主运动，肯定在各方面得过王的支持与帮助，解放后，王任人大常委会常委，吴则为全国人大代表，两人都是党派的中央委员。
反右前夕，人大曾组织部分委员及代表去外地视察工作。王从家乡视察回京，正赶上了鸣放。会上，他将地方干部描成一塌糊涂，指责他们把家乡搞得一团糟。吴女士性格泼辣，一贯心直口快，向来不喜歌功颂德这套。她觉得自己对民主运动颇有贡献，却未得到应有的重视与位置，如今只做个摆设，心中难免不平，便时常有些微词。鸣放会上自然会把这些牢骚放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