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7期
我正在读的书
作者：白 烨等
有一点爱伦堡语焉不详：小说中柳托夫所流露的某种态度，在巴别尔日记里有更为清晰的表述。譬如《通往布罗德之路》所说“日常暴行的记录像心脏病那样，时时刻刻憋得我透不过气来”，《拉比之子》所说“早衰的躯体涌满了自己思绪的风暴”之类，仔细读过日记，当能体会此时的柳托夫与当年的巴别尔之间存在着何等共鸣。更显明的例子，是《骑兵军》那篇乍看未免有点突兀的插曲——假如将该书视为“短篇小说集”的话，这实在很难说是一篇小说——《科齐纳的墓葬地》，所引祷文至为沉痛：“啊，死神，啊，贪婪之徒，不知厌足的窃贼，你为什么从不怜悯我们，哪怕一次？”而“潜台词”就写在一九二○年七月十八日日记之中。
不过在日记与《骑兵军》之间，也有明显的不同之处。对此爱伦堡说：“巴别尔在笔记本中描写了所看到的一切。……然而作品却不是这样：其中尽管描写了战争的恐怖和那些年的险恶气候，但是里面却充满着对革命和人的信心。”其实日记所有而小说所无的内容，远远不止这些。日记中的巴别尔不仅记录一应印象，时而还试图为这一切找出答案，正如其一再所说：“我感到忧伤，需要仔细思考这一切，既包括加利西亚，又包括世界大战，以及个人的命运。”“在路上，乘坐大车，我思考着，担忧革命的前途。”而小说里名叫“柳托夫”的第一人称叙述者“我”并没有想那么多，至少没有把自己的想法都表述出来。与思考者巴别尔相比，柳托夫更是一位行动者。
另一方面，小说所有而日记所无的内容，同样值得注意。日记中的巴别尔是个自我审视者，小说中则几乎所有哥萨克都在审视“我”。他们对柳托夫不止一次尖锐地予以批判。譬如在《多尔古绍夫之死》中，当“我”表示对杀死负伤的战友“下不了手”，阿弗尼卡说：“你们这些四眼狗，可怜我们弟兄就像猫可怜耗子……”在《夜》中，当“我”抱怨“我在咱们骑兵军活得太累了”，加林说：“您是个没有出息的东西。我们命里注定得忍受你们这些没有出息的东西……我们正在为你们剥去核桃的硬壳。用不了多少时间你们就会看到剥净了硬壳的核桃仁，那时你们连鼻孔里都会伸出手来，你们就会用美妙的散文赞颂新生活，而现在，您给我安安静静地坐着，没有出息的东西，别拉着我们的手哀嚎。”在《千里马》里，骑兵连长也对力图与千里马的主人言归于好的“我”说：“我从骨子里看透了你……你巴望活在世上太太平平，没一个敌人……你用吃奶的力气朝着这方面去做——千万不要有敌人……”这些话语不仅划出哥萨克与柳托夫之间的距离，似乎还标举彼此自有高下或对错之分。尽管巴别尔当年日记中也有“我当不了布琼尼的好士兵”、“我是外人，穿着长马裤，但不是自己人，我是孤立的”的说法，写小说时的他显然走得比这要远多了。
当巴别尔在日记中写下上述话时，他仅仅是道出事实，并未试图有所改变；小说中的柳托夫却不止一次采取趋同于哥萨克与革命的行为。譬如在《我的第一只鹅》中，“我”杀死了女房东的鹅，从而得到哥萨克的好评：“这小子跟咱们还合得来。”而在《札莫希奇市》中，“我” 甚至放火烧另一位女房东的房子——如果说前一回“我”是做给哥萨克看的，以求得他们的认可，这次“我”可是自发地干了。其间也许可以看出某种递进关系。在《意大利的太阳》和《基大利》中，与疯狂的幻想者西多罗夫和“空想共产国际的创始人”基大利相比，柳托夫的立场要现实得多。在与基大利争辩时，“我”更成了革命的代言人。——爱伦堡说《骑兵军》“充满着对革命和人的信心”，大概此乃例证之一。而在巴别尔的日记中，的确看不出这一点来。
巴别尔日记中最接近于柳托夫所作所为的话是：“应该深入到战士的内心，我正在做，一切都令人震惊，这些有原则的野兽。”这似乎揭示了一个方向；三年后开始写《骑兵军》，乃是在此方向上的跋涉——巴别尔走向了柳托夫。而《战斗之后》中“我”所说“我疲惫不堪，一面弓身从墓地的树冠下走过，一面向命运乞求最简单的本事——杀人的本事”，则标明了止步之处。也正因为如此，在《骑兵连长特隆诺夫》中，柳托夫坚决拒绝特隆诺夫从登记表中“抹掉一人”的命令，事后更说：“我是所有人中间最后一个审判他的人。”这是他对自己前述趋同行为最强烈的一次反拨了。
《骑兵军》事实上的绝笔《吻》——附带说一句，此篇为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戴聪译本所失收——乃是一篇反思之作。小说写道：“这些日子，老人沉浸于突如其来而又晦暗不明的激情勃发的希望，而且为了不冲淡自己的幸福，他尽力不去注意我们对某些嗜血行为的夸耀，以及我们在意图解决所有世界问题时天真的高谈阔论。”其实整部《骑兵军》所描写的对象——哥萨克以及企图与其保持一致的柳托夫——都可以概括在后半句话里。接近结尾处说：“在那里，在储藏室，我见证了从龚希奥洛夫斯基伯爵城堡开始的吻之路，是怎样一段无法调头的致命旅程……”最后那位瘫痪老人也死了，不啻宣告“我”与这一家人曾经有过的希望永远不能实现。《吻》概括了“我”的全部心路历程。它揭示了一个与《骑兵军》其他篇章截然相反的方向——这回柳托夫走向了当初写日记时的巴别尔。
（《骑兵军日记》，[俄]伊萨克·巴别尔著，王若行译，东方出版社2005年4月出版，定价24.00元）
《秦腔》一曲《空山》一座
□ 张颐武
两位中国文坛有实力的作家最近都推出了自己的新作。贾平凹的《秦腔》和阿来的《空山》，都是有力量的作品，也都在风土和国家、民俗与现代性的问题上多有追问。这两部书都值得一读。
我对于《秦腔》有非常多的感慨。这部皇皇巨著是对故乡和自身家族的书写,也是贾平凹对于自身的生命源头的风土和民俗的最深沉的感情的表达,又是对当下中国的历史进程的充满了微妙和复杂理解的对话。这部小说中由一个叫引生的奇人的视角观察、记录清风街夏家的家族的颓败和秦腔这种地方剧种的危机,也记下了中国西部乡镇社会在全球化进程中的瓦解和分化的过程，记下了在急剧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变动中的中国的风土和民俗的变动的轨迹。贾平凹在这里体现了异常深入的文化的关怀和价值的关怀，也表达了他的异常复杂的感情和心绪。
夏氏家族和白雪与秦腔的精神联系,是文化的延续性的展现。这里的县剧团的原有的结构乃是地方的文化存在的象征,而不断给国家提供人才的诗礼传家的夏氏家族也是地方与国家直接联系的象征。于是,县剧团的瓦解乃是原有秩序被新的社会结构所取代的象征，而与秦腔的衰败相同步的是夏氏家族的颓败，这也是原有的文化的颓败的表征。贾平凹的思考的中心在于,秦腔之断裂在于现代国家原有的国民结构的变动。他点出了原有的象征结构已经无力表现当下的现实，它们原来被赋予的巨大的力量今天已经无足轻重。它们不再成为组织和结构社会的必要方式。于是白雪的这个县剧团面临着土崩瓦解的命运。这里有一点矛盾的展开，贾平凹强调的是民俗和风土的自然的未被污染的纯洁和民间性，但剧团的存在却并不是以传统的形态表现的，反而是在一个原有的民族国家的现代性的框架之中展开的。没有政府的支持，剧团立即面临难以克服的危机。而且完全没有在市场环境中生存的能力。夏氏家族也是如此，原来是本地有声望的家族，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文化上都有巨大的影响力，但现在时代的变化将原有的社会结构突破，原本居于领导地位的夏家今天已经变成了和新时代的经济状况并不合拍的人们，失掉了过去的中心位置。这样的状况正是一个新世纪的新的社会形态的表征。贾平凹发现，今天的国家和社会的合法性正是建立在经济成长之上的，而过去的那些现代性的象征物则突然变得多余和无用了。这一发现让这部《秦腔》有一种深沉的感性的力量。一面是历史的宿命，一面是无可挽回的感情和认同；一面是无限的成长的活力和激情，一面是无可奈何的忧伤。贾平凹的感情其实是对于“现代”的风土和民俗的无尽的缅怀，他缅怀“现代”的乡村事物，期望为现代招魂，也通过这一招魂之举给了当下一个新的表述。今天贾平凹回到风土和民俗的表现乃是对于新的社会的必然的反应，他思考现代性的命运，追问风土和民俗的意义，对于自己的家乡的秦腔和人们有无限的感情。但全球化的冲击和一个新的社会的生成却改变着生活的一切。贾平凹内心中的复杂的感情在此倾诉无遗，小说中那些密度极高的日常生活细节的呈现，其实正是一个新的社会形态崛起的直击式的实录而已。《秦腔》不是一部现代和传统交锋的现代性大计的书写，而是这一斗争无奈的终结的新的世纪的展开。秦腔一曲动地哀，但哀伤的调子里却洋溢着一个新的时代的虽然怪异、粗俗却充满力量的可能性的展示。这就是《秦腔》的奇特的魅力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