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02卷世界古代前期经济史

　　内容简介
　　本书以20世纪考古发现为依据，在前人论著的基础上，以全新的视角审视世界古代前期社会经济发展的历程，深入浅出地介绍了古代西亚、埃及、巴比伦、中国四大文明起源地区以及古代希腊、罗马在氏族制时期和奴隶制初期发展、繁荣的状况。在突出经济生产与生活的内容同时，也叙述了与之关系密切的政治、军事、宗教和科技等方面的内容。
　　一、概述
　　人类的经济生活在世界范围内大体上都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即原始的采集渔猎经济、农业种植和养殖经济、智能高科技经济。在近代的智能经济和现代的智能高科技经济主宰世界以前，农业经济及其附带的畜牧养殖经济是整个人类社会的决定性的生产部门，东方和西方均无例外。自农业产生以来，古代世界的文化繁荣与社会进步都是以农业的发展为前提的，因此，从世界古代前期的经济发展史来看，东西方的社会经济特点是大同小异的。古代的埃及人、巴比伦人、印度人和中国人，以及欧洲大陆和美洲大陆的远古居民，都是勤劳朴实的农业民族，并且都在极其艰苦的生存条件下从事劳动。
　　从氏族制的采集渔猎经济过渡到种植养殖经济，东方和西方经历了共同的发展过程和规律，并先后进入青铜时代的文明，共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世界古代文化。
　　我们现在所说的西方世界，狭义地说是指欧洲大陆，尤其是指莱茵河以西的欧洲地区；广义地说，则包括与欧洲文明有密切渊源关系的地中海周围国家，甚至包括当今的美国、澳大利亚等在内。东方世界，则主要指亚洲各国。日本虽然地处东方，但按照现代政治经济制度和发展水平来说，则与西方相一致。不过，在古代社会，日本则无疑属于东方。
　　1.文明的消长与经济的起落
　　总的看来，西方文明的起步要比东方晚得多。当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氏族聚落广泛分布在黄河、长江流域的时候，欧洲大陆很少有原始人群的活动，从非洲跨海远徙欧洲的新石器时代居民，数量也不多。公元前22世纪左右，当东方和近东地区的青铜文明已经普遍出现的时候，西欧大多数地区基本上还处于一片荒凉状态之中，只是地中海东部与非洲尼罗河流域的埃及文明影响到欧洲，希腊人直接继承了埃及、巴比伦的古老文化并加以发扬，才使西方在比较短的时间里达到了奴隶制经济的高峰。公元前1900年，伊朗、美索不达米亚的青铜器传入了西欧，但直至公元前16世纪至前11世纪，西欧才出现青铜时代的比较繁荣的城市。到公元前7 世纪时，中国的西周奴隶制濒于解体，古希腊则在这时成为欧洲科学技术的中心，并发展成空前辉煌的希腊罗马文明。从此，东方和西方开始了长达10个世纪的并驾齐驱的岁月。这期间，中国古代的指南针、造纸术、印刷术和火药四大发明，对人类的进步产生了巨大的推动力量，促进了古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同时也使西方世界为之震惊。
　　2.东西方古代经济的共同特点
　　远古时期世界经济发展有共同规律和特点，东方和西方经济的相似性主要是由于自然条件的影响和人类自身进化的因素所决定的。在漫长的旧石器时代、中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采集和渔猎经济及早期农业经济还没有使土地这种最基本的经济资源实现应有的价值，尤其是在农业发明之前，氏族成员们只注重容易采集到的植物果实及昆虫、螺蚌等，只注重容易捕获的动物和鱼类。如果一个地区的野生植物资源不那么丰富了，或者成群的动物跑掉了，人们便会从这一地区迁徙到另一个地区去。在这一阶段，无论东方还是西方，原始氏族部落都聚居在野生动物和植物资源丰富的地方生活，从经济形态和生活习俗上没有表现出多少差别。
　　在生产劳动中，人类和自然界直接接触，与各种自然物体、自然现象打交道，不同地区的人们在遇到同样比较简单的问题时，往往会用不约而同的或极其相似的方法来解决。在这一过程中，自然条件和人的思维本身对事物的理解有很大的限制，比如打制石器的制作、细石器的加工，在全世界都具有普遍性。人们都懂得，装饰品主要悬挂在脖颈、耳朵或环套在手臂上；各种纤维必须搓捻成细线来纺织、编织或搓成较粗的绳索使用；斧、锛应该安装木柄或竹、骨、角柄使用，等等。这一切，在东方或西方都没有什么区别。
　　既然江河湖海可以漂浮起树木，各地原始居民都会想到制造独木舟来越过江河湖海，因此很难考察究其是东方还是西方最早出现独木舟；既然各地看到的天空、日月星辰都是一样的，各地对天的神秘莫测都会产生类似的宗教信仰，对天象的观察在不同的地区也会得到相同的结论，如公元前8 世纪时，巴比伦人和中国人对日食和月食就有同样的记载。
　　另外，无论东方还是西方，远古社会的传统劳动方法都在一定程度上利用了性别和年龄的差异。比如狩猎、捕鱼、畜养大牲畜和经过一定发展阶段的农业生产，主要靠男人来从事；妇女则通常采集野生植物果实和照料儿童。
　　在手工业生产方面，男人们总是参与修建房屋、制造坚硬的石器、快轮制陶和采掘、冶炼、铸造青铜器等等，女人们则从事纺线、织布、缝制衣物、手工制陶和编篮、炊煮等等。当手工业产品有许多转化为商品之后，原来由妇女从事的一些劳动也成了男子的专业。这种生产劳动过程中的性别分工，在古代世界各地基本上都是一样的。
　　3.东西方古代经济的主要差别
　　虽然远古社会东方和西方从经济生产角度来讲有很多一致性，但也有一些差别存在着。这些差别主要是因为自然环境的不同而发生的，也有一些是因为图腾崇拜、生活习俗、艺术观念等的不同而形成的。
　　由于古代世界人们对自然的依赖十分强烈，所以自然条件的不同对经济发展有极大的影响。东方和西方在古代文明出现前后的生产方式和经济生活表现出的差别主要有以下几点：
　　(1)西方农业生产中，水利灌溉技术产生较早，传播比较普遍，对农业经济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最早出现在非洲中部地区的远古人类，沿着尼罗河逐渐北上，在尼罗河中下游两岸定居，创造了灿烂的古代埃及文化。根据尼罗河定期泛滥的特点，这一带居民积累了兴修水利、灌溉农田的丰富经验，并在地中海沿岸和东南欧迅速传播，从而使西方的古代农业生产比东方更多地摆脱了自然界的束缚，即具有了对干旱和洪涝灾害的一定抵御、控制能力。相反，中国黄土高原的生态环境则使灌溉技术出现很晚，黄土的土壤特性和粟作农业，使人们缺乏水利灌溉的认识和探索，黄河流域的远古部落对干旱成灾和洪水暴发带来的威胁常常束手无策，心中充满恐惧。由于灾害频繁，缺乏水利技术而使农业生产发展缓慢。
　　(2)古代东方的社会经济、农业生产始终处于主导地位，有着强烈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色彩；而西方的古代经济在手工业从农业分离出来和商品经济产生之后，工商业经济迅速发展，海外贸易具有扩张性，与东方的经济发展有比较明显的区别。
　　自然地理条件对古代社会的经济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古老的东方，中国的黄河流域基本上属于巨大的黄土冲积扇上，黄河中下游很少有连绵不断的崇山峻岭和一望无际的原始森林；长江中下游也是千里平畴，密布着河流湖泊。大别山、伏牛山和淮河，把中华大地分成南北两半，新石器时代乃至青铜时代的中国，始终是以北方的粟作农业和南方的稻作农业为主要经济生产的。政治和军事的统一使黄河与长江两大系统的古老文化融合在一起。但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仍在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以明显的区别出现在中华大地上。南亚次大陆的地理状况与中国有些类似，印度北部为印度河与恒河流贯的大平原，中部有温德亚山脉将次大陆分隔，其南的印度半岛丘陵起伏，地理的割裂较北部为甚，自然条件较差，但比起欧洲来并不复杂。印度河、恒河流域的农业生产在公元前7 世纪前的列国时代与南部诸邦的经济状况基本在同一水平上发展，同时与中国的农业经济都具有一致的东方特点，即农业基础十分稳固，自然经济发展缓慢。东方诸国在青铜时代的政权庞大而专制，社会统一的时间比分裂的时间长，手工业和商业比西方落后，人们的思想也因循守旧，宗法观念与宗族势力强大，社会局面比起西方来相对稳定一些。
　　西方则与东方有所差别，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差别越来越显著。欧洲的整个地形支离破碎，众多的山脉和大森林把新石器时代的一些人口中心分散隔离起来。距今1 万年左右的中石器时代之后，西方各地的农业聚落极为零散，乃至很难形成较有影响的文化中心。欧洲的气候变化也很大，语言和习俗逐渐形成的千差万别更使西方形成了众多的民族，只是进入文明社会之后，才形成较多一致的农业和工商业经济的特色，各地之间的贸易往来频繁，交流活跃，军事冲突也此起彼伏、战事不断，形成了比东方活跃的经济发展局面。
　　(3)东方的文化大都是在当地源远流长、土生土长、一脉相承的，因而经济基础牢固，不容易因外来文化的介入而受到动摇；西方的文化则表现得更有灵活性和开拓性、传播性，西方的古代经济也相应地更具广泛交流的特点，尤其是商业经济不仅出现早，而且发展快，海上贸易与军事扩张并存，形成与东方文明日益显著的区别。
　　黄河流域的远古氏族部落自旧石器时代中晚期至新石器时代，始终都在自己的区域内向前发展，世世代代休养生息，经夏、商、西周三代的积聚，小农经济形成了汪洋大海之势，农业成为不可动摇的根基。虽然至春秋时代以前，商业还没有像秦汉以后那样受到统治者的抑制，齐国在山东因太公吕望倡导通鱼盐之利而使" 人物归之，繦至而辐凑" ，并能使齐桓公称霸天下，但人们毕竟追求的是" 至治之极，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 的社会生活目标，农为本、商为末的思想在东方形成的很早。西方的文明则主要是外来的，由于新石器时代的农业经济分散而弱小，所以当雅利安人开始在希腊半岛创造希腊文明时，从西亚和北非传入的文明因素迅速在西方扩展，欧洲各地所努力从事的许多生产活动，在一些东方民族早已经历过了。希腊字母也是由小亚的腓尼基字母发展形成的。而商代的甲骨文不仅直接渊源于新石器时代晚期和夏代的刻划符号，而且很快演变成西周青铜器上刻铸的规范文字。西亚两河流域的先进生产技术和科学知识对欧洲各地的经济发展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可以说，美索不达米亚的苏美尔人创造了世界上最早的文字，以及数学、有组织的宗教活动和最早出现的城邦政府机构，经伊朗、希腊向东南欧、西欧传播，为西方的文明与社会发展奠定了新的基础。东方和西方的经济基础自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后就存在着如此巨大的差异，这种差异在历史的进程中体现得越来越突出。
　　4.文化交流对经济发展的重要影响
　　在原始农业产生之前，采集和渔猎经济是流动的，人口的增殖、资源的多寡、季节的变化和氏族部落间的械斗，都会造成迁徙流动；在原始农业产生之后，种植和养殖经济需要相对稳定的生活方式，氏族聚落的规模越来越大，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越来越强，在自然条件优越的地方定居的时间就越来越长，但是这种稳定的状态使原始的农业经济发展极其缓慢；手工业经济的独立，尤其是商业的出现，给各地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活力，陆路的长途贩运和海上贸易不仅使不同国家和地区间的产品得到广泛交流，而且传播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科学思想与方法，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商业对世界文明的巨大贡献不只在经济领域里得到体现，也在政治、军事、宗教、艺术和科学技术各方面得到体现。
　　不同地区、不同文化的氏族部落彼此交流，是促进古代经济发展的极其重要的因素。
　　在中石器时代，氏族集团的迁徙流动性很强。在不同的地域但自然环境相似的条件下，采集和狩猎的技术与经验得以广泛地交流与传播，因而无论欧亚大陆还是美洲、大洋洲，细石器工艺传统都表现出强烈的一致性，只是东方更多地流行不规则的石片石器，西方则较普遍地盛行几何形细石器。
　　新石器时代早期农业经济的出现，使人们从季节性的定居生活变为较长时间的定居，从而加强了文化和经济发展的地域性特点，使不同地区、不同部族的生活习俗、原始宗教、生产方式等等都扩大了差异、拉开了距离。考古发现表明，在全世界的范围内，某种文化的特点总是在这一文化的中心区域表现十分强烈，而两种或三种文化的交界、接触地带，则文化遗存中必兼有几种文化交融的因素；同时，在交通不便的深山丛林中或聚落极其稀少的地方，文化遗存不仅特点不突出、遗物很少，而且大都表现出落后于同一时期其它文化的面貌。由此可见，交流是多么重要。
　　不同文化的交流使先进的生产技术得以传播与推广。压印篦点纹深腹陶罐的制作技术，在中国的黄河中游一带起源，很快成为辽河流域原始居民习惯使用的器皿；而在陶器表面拍印绳纹，几乎在新石器时代具有世界性的意义；发源于小亚细亚的冶铁术，由于赫梯人的严格控制而难于流传，最终以赫梯帝国瓦解而迅速传遍西方世界；亚述人因邻近铁矿丰富、冶铁技术发达的小亚细亚山区，首先获得冶铁技术，以其铁制武器装备的军队而开疆拓土，成为西亚霸强，直至併吞小亚细亚东部、叙利亚、腓尼基、巴基斯坦乃至巴比伦王国。由此可见，技术的交流与传播对历史发展的进程起着巨大的作用。
　　5.从生产工具看东西方经济
　　东西方古代经济发展的差异，在生产工具和产品上也都有所体现，这些差异是由自然条件和生活方式的不同而决定的。
　　为了把自然界的物资资源转化成食物和其它生活必需品，每个社会都要运用技术来从事经济生产劳动，这些技术包括使用工具、构造房屋和围栏乃至烧制陶器、冶炼金属等等。不同社会的技术水平以及人们取得技术的方法、分配和交流技术的途径都有所区别。在旧石器时代和中石器时代，采集和狩猎者的生产技术简单，他们的生产工具或武器就比较少，因为他们必须把工具和一般的物质财产限制在便于携带的范围内，以适应不断迁徙的生活方式，而且随着流动，各地人们普遍有相同的机会获得采集和狩猎技术，所以，在世界范围内无论东方还是西方，远古的氏族部落都习惯使用打制的刮削器、尖状器、雕刻器；在中石器时代则流行细石器制作技术，并到处都出现了狩猎用的石球和箭镞。当然，在不同的地域里，生产工具和技术总会有所差异，既使到了近代，安达曼岛的居民猎取大动物和大鱼全凭弓箭；澳大利亚的部落发明了轻重不同的两种飞去来器，投掷和哄赶猎物；马来半岛的塞芒人(Semang）则惯于使用毒镖和吹枪狩猎；刚果的俾格米人(Congo Pygmies)善于用陷阱和巨网捕捉大象和野牛；爱斯基摩人的武器则有鱼叉、组合弓、象牙鱼钩等等。
　　农业经济出现之后，随着生产技术的日趋复杂，工具也越来越多了，种类和数量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东方和西方在生产技术上的差异逐渐扩大，在工具上表现得很明显，从世界各地的考古资料得到了充分的证实。西亚的黎凡特、安纳托利亚、美索不达米亚、扎格罗斯山地和伊朗高原各地，大都在陶器产生之前就出现了原始农业，人工培植出小麦、大麦、豌豆、扁豆等，并驯养了绵羊、山羊和猪。在西亚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陶器，土耳其的恰约尼遗址还发现了用铜矿石直接打制的铜珠、铜锥和别针，年代在公元前7500年左右。适应农业生产的需要，西亚各地的农业工具十分丰富，其中收割用的石镰种类和数量都很多，许多地区用沥青把石片粘牢在木杆上做成镰刀，盛行黑曜石打制或磨制的工具。西亚的农业经济，是西方古代经济发展的重要源头。
　　公元前1 万年左右，在西亚的巴勒斯坦和叙利亚地区的纳吐夫文化盛行的时候，希腊南部伯罗奔尼撒半岛活跃着以狩猎为生、辅以采集与捕鱼的中石器时代居民，以法兰奇蒂洞穴遗址为代表。公元前6 千年左右，首批采取农耕经济的西亚人从海上到达希腊南部，开始了对当地农业生产的开发，已经驯化的山羊、绵羊成为主要家畜，此外还饲养牛、猪和狗。种植的谷物主要为普通小麦、六棱大麦和扁豆等。考古发掘表明，当地的房屋建筑形式很类似西亚，石器与陶器的风格也与西亚相同。此后，从希腊南部，这种农耕文化逐渐向东南欧、西欧传播，古代埃及的灌溉技术也使欧洲的农业经济受到很大影响。西亚、北非的农业生产技术与欧洲原始居民的生活相结合，与东方文化和生产技术发生了越来越多的差别。在东亚，黄河流域的农业部落较多使用两侧带缺口的长方形石刀及半月形穿孔石刀，长江流域很少用刀、镰收割稻谷，大多采取连根薅拔的方法。东方的纺织业比西方发达，各地出土的陶纺轮，石纺轮十分丰富，长江中游屈家岭文化的彩陶纺轮更进一步反映了古代妇女的劳动情趣；西方的制革业则比东方更为发达，反映出与东方的服装佩饰等区别显著。
　　青铜时代早期，西方的金属制造业发展较快，各地发现的红铜、青铜制品很普遍，种类也比东方的多，起源于小亚细亚山区的铁器较早在西方流传；东方的铜器出现比西方晚得多，铁器出现得更晚，这种现象显然是由于西方各种文化交流频繁，东方更趋稳定自守有关。西方的石制容器，如臼、盂、瓶之类在西亚广泛发现甚至最远已达印度河流域，但东方则极少有石制容器出土，仅有少量的石臼用来加工谷物。西方的手工业、商业比东方活跃，各地流行陶制、石制的印章，并较早出现泥板文书、远航的帆船等；东方则表现出商品经济相对落后，可确认为文字的商代甲骨文比苏美尔象形文字要晚1 千多年。上述情况表明，自然条件和生活方式上的区别，东方和西方在考古发现的生产工具和产品上都有所体现。
　　从旧石器时代到青铜文明的诞生，世界古代前期的经济发展走过了200 万年的漫长路程，由于受到自然条件的束缚和人类自身发展的限制，远古社会的经济进步非常缓慢，无论亚洲、非洲、欧洲还是大洋洲，旧石器时代都经历了100 多万年的发展，人类在各地山林洞穴中生活，群居杂处，以简单粗糙的打制石器及棍棒为工具，从事采集和狩猎相结合的经济活动，并逐渐掌握了用火的经验，艰难开拓，休养生息，当时的生产力是极其低下的，东方和西方的生产水平、经济生活没有明显的区别和本质的不同。随着采集和渔猎经济的发展，生产工具逐步改进，人们的生活质量也有所提高。到了旧石器时代晚期，狩猎经济已占据主导地位，人们制造石器的技术有较快的发展，出现了典型的细石器，并发明了刮削和磨制骨质工具的技术，在一些工具上运用了钻孔工艺，石镞和骨镞随之出现了。距今一万多年前，全世界普遍进入了中石器时代，氏族社会的经济形态主要是渔猎经济，这一时期，东西方的经济也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差异，只不过细石器工艺产品在西方以几何形为主，东方则盛行不规则型，各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则不相上下，东西方经济发展的水平和特点自新石器时代开始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差异，这种差异在进入青铜时代之后更加明显。不过，从人类产生到文明出现的上百万年历史角度上看，东方和西方在世界古代前期经济发展方面是大同小异的，各地经济的发展遵循着共同的规律。
　　二、远古社会的世界经济状况
　　1.旧石器时代的人类活动
　　近百年来的考古发掘研究表明，早在200 多万年前，人类已脱离了动物界，出现在世界的许多地区。非洲坦桑尼亚奥杜威峡谷发现的古人类文化遗址为我们留下了人类最早的活动遗迹和遗物，包括石制工具，猎获的动物遗骸和类似窝棚的基址。相同的遗址在肯尼亚的科比福拉、埃塞俄比亚的奥莫和哈达尔地区、南非的斯瓦特克朗斯等地亦有发现。这批最早能制造和使用石器的原始人类，称为能人。中国黄河中游的山西芮城西侯度遗址，发现了距今180 万年的古人类制造和使用的石器。与西侯度遗址年代相近的是云南元谋县发现的古人类遗址，发掘出打制石器、烧过的骨头和29种与人类共存的哺乳动物化石。
　　以打制石器为标志的生产工具的出现，表明旧石器时代人类经济生产活动的开始。旧石器时代从200 多万年前到1 万多年前为止，占整个人类历史的99％以上。在这漫长的时间里，人类的体质和文化都随着生产活动的发展而不断进步，大体上区分为早、中、晚三个时期。
　　欧洲旧石器文化的早期遗存发现丰富，主要有阿布维利文化、阿舍利文化、克拉克当文化等。这些古人类活动的时间大约距今90万年。阿布维利文化因发现于法国北部索姆河边的阿布维尔附近而得名，主要分布在法国和英国，其代表性石器是用火石结核两面打制成的厚重手斧，后来，这种文化发展成阿舍利文化，制作的手斧较薄而规整，以左右对称为特色。由于生产技术的提高和活动范围的扩大，阿舍利文化时期的人类遗迹已在非洲大陆有广泛地发现，并已扩展到亚洲。在西班牙发现了当时的洞穴和岩棚遗址，在肯尼亚也发现了湖边的居住遗址。蒙古高原东部的赛音山达附近曾发现一个旧石器时代早期的石器制造场，其中发现了典型的阿舍利手斧，西亚的约旦河谷也有阿舍利人活动的遗迹。
　　旧石器时代早期，中国大陆也有许多人类文化遗址，其中有代表性的是兰田人、北京人和观音洞人。兰田人发现于陕西省兰田县的公王岭和陈家窝，年代距今约80万年，出土了以三棱大尖状器为特色的石器和一大批动物骨骼，与人类化石共存的还有用火的遗迹。在山西襄汾丁村、山西芮城匼河和西侯度都发现了当时人们生活活动的迹象和遗物。北京人的生存年代晚于兰田人，距今约70万至20万年，广泛分布在华北地区和东北地区，代表性遗址是北京西南的周口店、辽宁营口金牛山和本溪庙后山等洞穴遗址。周口店遗址总共出土了属于40多个个体的北京人化石和10万多件石制品，还发现了一些骨角器和用火遗迹。在金牛山和庙后山两处遗址的古人类文化堆积中，也都发现了夾有烧骨、烧石的灰烬层，说明当时的居民已经会用火、管火。这一时期人们的生活工具以石片石器为主，处于采集和狩猎经济状态。
　　与中国旧石器时代早期的北京人文化相类似的，在欧洲东部和中部有克拉克当文化，因最初发现于英国埃塞克斯区的克拉克当而得名。它不同于阿布维利——阿舍利的手斧文化，是同时代的人群由于所处环境不同而创造出的不同类型文化。克拉克当人的石器制造技术是用火石结核从石砧上碰击取得石片，以刮削器为主，在遗址中还发现了用刮削器削制的木矛，说明当时的狩猎经济已比过去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
　　到了距今二三十万年的旧石器时代早期最后阶段，人类活动的足迹几乎遍及世界各地了。从地中海沿岸到非洲南端的好望角，文化面貌明显一致。
　　西亚约旦河流域的以色列、黎巴嫩、叙利亚各地发现的遗址，人类的生产工具与非洲和欧洲的非常相近。
　　旧石器时代中期，欧洲大部分地区盛行着勒瓦娄哇文化。这种文化由阿舍利文化发展形成，因标准地点在法国巴黎近郊的勒瓦娄哇——佩雷而得名。当时人们在阿舍利文化的基础上，发明了一种预制石核的石器制造技术，被称为勒瓦娄哇技术。这种技术是先将石核进行修理，使其象个倒置的龟甲，然后再从石核上打下石片，一边平整，一边凸起，刃缘十分锐利，石片的台面也常常留有修整过的痕迹。这种技术实际上不只在欧洲流行，在南非和东非的阿舍利文化层中都曾发现有类似勒瓦娄哇的石片。
　　阿舍利文化，克拉克当文化和勒瓦娄哇文化的许多技术传播交融，形成了欧洲旧石器时代中期的莫斯特文化。用石片精心制作的边刮器和三角形尖状器是莫斯特文化的特征性工具，主要用于切剥兽皮。这一时期人们不仅使用木矛狩猎，而且发明了骨针。距今五六万年的旧石器时代中期遗址在世界各地发现十分普遍，西亚的巴基斯坦卡尔迈勒山麓塔本和斯胡尔洞穴遗址、伊拉克北部扎格罗斯山的沙尼达尔洞穴遗址；中亚的土库曼、乌兹别克、塔吉克和吉尔吉斯等地都发现了旧石器时代中期的遗址。其中捷希克塔什洞穴中不仅发现了一批石器，还发现了炉灶和用兽皮缝制衣物的证据。在中国的北方，山西襄汾丁村遗址则是典型的代表，位于汾河中游东岸的这处遗址，发现了11处人类活动地点和三处动物化石地点，有2000多件石器出土。遗址中挖掘出人类牙齿化石和共存的哺乳动物化石28种。丁村人制造的石器种类较多，大量是石片和石核工具，其中三棱大尖状器和刃缘平齐的薄体小尖状器都反映了较高的工艺水平。与丁村人同时，辽宁西部大凌河右岸发现的喀左鸽子洞遗址也是当时猎人们曾经居留过的地方，堆积很厚的灰烬层中有很多烧过的羚羊骨，说明人们主要猎取这种动物。在中国南方的广东曲江马坝遗址、贵州桐梓岩灰洞遗址也都发现了旧石器文化中期的人类活动遗迹与遗物。这一时期，人类的活动遗址在东南亚和南亚次大陆也有广泛分布，印度的潘达夫瀑布附近发现了一处石器制造场，其石核和石片打制技术与勒瓦娄哇文化十分相似。在印度尼西亚群岛上，爪哇岛曾发现旧石器时代中期的遗存；距今约3 万多年前，人类开始出现在澳大利亚海岸。
　　二三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不仅遍布于欧亚大陆，而且开始从东北亚一带越过白令海峡到达美洲，于是世界各地都有了原始氏族群体的活动踪迹。欧洲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主要文化分别为奥瑞那文化、格拉苇特文化、梭鲁特文化和马格德林文化。在这一阶段，欧洲原始居民的生产工具出现了新特点：旧有的手斧和石片工具为较狭长的石叶工具所代替，骨头和象牙被广泛利用，出现了鱼叉、骨针、标枪、投矛器等新的生产工具，因而也发现了较多的绘画、雕塑等艺术品。人们还普遍掌握了建造住所的本领。对一些当时氏族营地的发掘表明，人们已过着比较复杂的社会生活，即氏族部落的严密组织形态和集体采集、渔猎生产的组织与分工。在非洲北部、尼罗河河谷地区这一时期的文化称为霍尔穆桑文化，典型器物是带锯齿的石片和雕刻器，一些地区还发现了与欧洲和西南亚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一致的遗址。在亚洲，人类活动的遗址不仅分布于每一个地区，而且数量也比以前迅速增加，澳大利亚和北美洲发现的遗址表明，这一时期人们的生产技术发展较快，尤其是用多种武器狩猎和制造独木舟渡过江河湖海的本领，扩大了氏族活动的范围，改善了人们的经济生活。
　　奥瑞那文化因最初发现于法国南部加龙河上游图卢兹附近的奥瑞那克山洞而得名，其创造者是克罗马农人和格里马第人。他们使用的石器主要是用石叶制作的。这种石叶不同于旧石器时代中期以前的石片。石叶狭长而小，间接打击而成，有各种刮削器和雕刻器。骨器有全部分叉的尖头器和穿孔器，已经装柄使用，并出现了由穿孔的兽牙和介壳组成的装饰品。这种文化的雕塑和绘画较多，其中法国西南部拉斯科克斯洞穴中的野马和野牛壁画是著名的代表作品，反映了当时绘画艺术的巅峰。梭鲁特文化比奥瑞那文化为晚，但并非由奥瑞那文化发展而来。梭鲁特人的石器种类多样，独具风格的是桂叶状或柳叶状的尖状器，制作精致，器身很薄，有的甚至达到透明的精美程度。骨器较少，但到后期出现了带孔小骨针，说明人们已能缝制皮衣。手镯、串珠项圈、垂饰等装饰品的大量增加，不仅反映了人们的审美情趣，而且说明了社会生产力有了明显提高。马格德林文化是欧洲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最后阶段文化，可能来源于奥瑞那文化，创造这种文化的人是尚塞拉德人。他们善于制造一种嵌入骨柄或鹿角柄中使用的几何形石器，小巧而锋锐，还制造出丰富的刮削器、雕刻器、琢背小刀和石钻。狩猎工具也有一些新的发明和改进，有带肩的和钝边叶形投掷器、梭镖、罗网和陷阱，所以他们可以捕获大群的驯鹿、野马和野牛，食物丰盛，开始过着半定居式生活。冬居洞穴、岩棚，夏居帐蓬。由于生产的发展，法国多尔多涅河流域的部落已由梭鲁特文化时期的1.5 万人增至5 万人。在生产活动中，捕鱼是马格德林文化中很有特色的手段，他们的遗址中留下了大量的各种各样的骨制鱼叉和矛头，晚期堆积中出土的双排倒刺鱼叉十分精良实用，还出现了类似箭镞的尖状器。
　　中国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存很多，主要有黄河流域的萨拉乌苏遗址、峙峪遗址和小南海遗址等。较早的萨拉乌苏遗址位于黄河支流无定河的上游峡谷中，在1922-1923年由法国生物学家主持发掘，出土了500 多件石制品和人类骨骼化石、动物化石和炭屑。峙峪遗址位于桑干河上游黑驼山东麓，共发现2 万多件石制品和丰富的动物化石，还出土了一块晚期智人的枕骨化石。
　　峙峪人制作的石器主要是小型的，正在向细石器转化。石镞的出现是他们的一项重大发明，表明氏族成员已掌握了弓箭，使狩猎技术获得长足进步。猎获的动物中有蹄类占70％以上的种类和95％以上的数量，其中普氏野马和野驴最多，因此被称为" 猎马人".峙峪人生活的年代距今约28000 年。黄河流域旧石器时代晚期最后阶段的文化遗存以小南海文化为典型。小南海遗址位于河南安阳市西南的小南海附近峡谷中，距今约2 万年。洞穴内遗存堆积厚达8 米，出土了大批动物化石、石料、打制石器、烧土、炭屑和烧过的兽骨。
　　18种动物化石中，78％为现生动物。石器包括菱形或三角形尖状器及种类复杂的刮削器、器形较小。小南海文化和峙峪文化出现的细石器雏形，是中国北方中石器时代文化的先驱。与黄河流域的氏族部落同时，在中国南方也有许多氏族部落活动，其中有云南的龙潭山人、丽江人，贵州的兴义县猫猫洞遗址，四川的富林遗址、资阳遗址，广西的宝积岩、白莲洞遗址及柳江人、都安人等等。长江流域的江苏泗洪、浙江建德及台湾省的左镇，也都发现了这一时期人类活动的遗址和遗物。
　　西亚是欧洲，亚洲和非洲各种文化的接触地带，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旧石器时代晚期的遗存发现不多，但已表明是从当地旧石器时代中期文化发展而来，如巴勒斯坦卡尔迈勒山的沃德洞穴遗址、伊拉克北部扎格罗斯山沙尼达尔洞穴中的上部堆积及黎巴嫩的库巴遗址等，都出土了很多与欧洲奥瑞那文化相似的石叶和石核石器，对探索旧石器时代文化的传播有重要意义。许多学者认为是这里的人们把石叶文化带到了欧洲。
　　澳大利亚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居民靠渔猎和采集为生，从南亚越海而来的人们成功地适应了这个大陆从沿海到内地的生活环境，在使用细小石器进行生产的同时，还出现了一些其它地区未有的创举，如烘干的粘土砂团块用作野炊烧烤的"炉石" ，细腰凹槽、刃部磨制的石斧和研磨矿物颜料的石磨盘等。在新南威尔士蒙戈湖畔，发现了人们留下的许多临时营地遗址，炉灶群的发现表现他们已普遍用火。
　　2.旧石器时代的经济特点
　　旧石器时代的人类经济活动，主要是采集与狩猎。当时人们居住在山洞里或部分地居住在树上，晚期已学会搭盖简单地窝棚。以一些植物的果实、坚果和根茎为食物，同时集体捕猎野兽、捞取和刺杀河湖中的鱼蚌来维持生活。在旧石器时代早期遗址中，与猿人化石共存的都有大量哺乳类动物化石和人类用火的遗址。除了粗糙笨拙的打制石器外，还有经过加工的鹿角和骨器。这一时期的人类经济活动处于极其原始的萌芽状态。
　　距今约十至二三万年，相当于地质史上的晚更新世，是考古学上的旧石器时代中晚期。人类的经济活动逐渐活跃了。当时环球的气候都比较寒冷，欧亚大陆各地发现的人类遗址，常伴有猛犸象、驯鹿、熊、野马、野驴、披毛犀、狐狸、狼、羚羊、野猪等寒系动物群。由于生产工具的改进和人类智慧的提高，对自然环境的适应性逐渐加强，因而人们活动的地域也迅速扩大了。不仅整个非洲、欧洲、亚洲和大洋洲都遍布人类生活的遗迹，而且人们已能通过陆桥和驾驶独木舟从中国大陆到达台湾、日本列岛，从东北亚越过白令海峡到达北美。人类正是通过艰辛的劳动和不断地创造，才逐步发展了旧石器时代的经济，并完全脱离了动物界，转变为现代人的。
　　旧石器时代中期，打制石器的技术比早期有明显地进步。非洲北部生活着的尼安德特人和撒哈拉以南的罗得西亚人，石器制造技术与西亚和南欧的莫斯特文化基本一致，手斧和薄刃砍砸器制作得十分精致。当非洲的原始氏族开始向森林和干燥地区扩展的时候，欧亚大陆的人类逐渐进入高纬度地区。中国山西丁村人的石器种类很多，出土了各式砍砸器、刮削器、三棱大尖状器和石球，有的形制相当规整，说明了石器功能作用的分化和生产的提高。与丁村人相比，黄河流域与其相邻的阳高县许家窑人狩猎技术显得更高。
　　在许家窑人的遗址中发现各种石制品14000 多件，其中刮削器和石球的数量占绝对优势。一种龟背状刮削器和短身圆头刮削器，刃缘经过仔细加工，初步开创了细石器工艺技术的风格。作为狩猎大动物的有效武器石球，在营地里成堆地发现，数以千计，生动地显示了这个氏族狩猎经济的高度发展和相对稳定的经济生活。旧石器时代晚期和中石器时代盛行的石叶，在许家窑已经出现。这种工具与狩猎和吃兽肉有密切关系。许家窑发现的全部动物骨骼数以吨计，但未见一具完整的个体，甚至连一个完整的头骨都没有发现，说明基本上都是人们食肉后又砸碎的抛弃物。许家窑人的狩猎技术和经济生活，代表了黄河流域的较高水平，在世界上也居于领先地位。当时华北一带到处都有狩猎者的足迹。在河北阳原的虎头梁遗址，考古工作者清理出三处篝火遗迹，灰烬中有烧过的兽骨和鸵鸟蛋皮，周围散布着大量石片、石屑和用作石砧的大块砾石，这里显然是一个狩猎者的宿营地。
　　猎人们的生产活动在北亚和东北亚也有普遍发现。蒙古的色楞格河、鄂尔浑河、图勒河流域以及北杭爱省、布尔干省和东戈壁省发现的许多遗址，证明远古猎人的生产范围十分广泛，其中的沙巴拉克遗址、莫尔特因阿姆遗址出土的石器，明确表现出继承了旧石器时代中期文化的特点并向中石器时代演变的因素。西伯利亚地区因自然条件差，遗址尚发现不多，主要分布在叶尼塞河、安加拉河的上游和贝加尔湖地区，东部的勒拿河、阿尔丹河流域也有少量发现。安加拉盆地的马利塔遗址，是一处河流阶地上的居住营地，发现了许多半地穴式房屋遗迹，围墙用石块、猛犸象和披毛犀的骨骼及驯鹿角砌成，屋顶用猛犸象皮覆盖，屋后有炉灶和窖穴，是旧石器时代末期建筑技术的创举。
　　旧石器时代社会生产和经济发展有两个重要标志，一个是集中的石器制造场的出现，另一个是人工取火技术的产生。
　　远古社会人类的生产活动，受到自然条件的极大限制，制造石器一般都是就地取材，从附近的河滩上或者从熟悉的岩石区拣拾石块，打制成合适的工具，旧石器时代中期以前一般都是这种情况。到了晚期，随着生活环境的变迁和生产经验的积累，这种捡拾的办法往往不能满足生产和生活上的需要，于是在有条件时，人们便从适宜制造石器的原生岩层开采石料，制造和加工石器。因此，一些能够提供丰富原料的山地就会常有人从周围地区不断来到，从岩层开采石料，乃至就地制造石器，因而出现了一些石器制造场。
　　旧石器时代早期的石器制造场极少，蒙古高原东部赛音山达的石器制造场是一个重要的发现。中期阶段石器制造场有所增加，其中印度半岛中部潘达夫瀑布附近的制造场比较典型。晚期的石器制造场在世界各地有更多发现，中国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东郊大窑村和前乃莫板村的两处石器制造场，就是当时人类制造石器和采集石料的重要场所。大窑村地处大青山前的丘陵地带，在村南的四道沟，有一处旧石器时代早期制造石器的地点，相邻的二道沟，则是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制造场。在这个地点，广泛地分布着晚更新世的粉砂质黄土，它的上面是一层黑垆土。这两层土的底部都发现有很厚的石片、石器、石渣层，其中典型的石片和石核数量很多，石器较少，制作石器所遗留的半成品和废品则占绝大多数，反映出石器制造场的遗物特点。
　　人工取火技术的出现，是社会生产发展的又一个重要标志。狩猎，作为一种社会经济形态，并不是与人类社会同时发生的。旧石器时代中期，自然界的火被人们广泛利用并认真加以保存，鱼蚌类和动物成为人类经常性的食物，火的作用十分重大，才发生了有计划地、规模较大地狩猎活动。到了旧石器时代晚期出现人工取火之后，狩猎经济才渐趋形成。但这一时期，仍以鱼蚌类和小动物为主要捕食对象，集体围猎大动物并不是经常性的劳动。总的看来，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狩猎经济是附属于采集经济的。以狩猎经济为主的生产方式，是中石器时代的主要生产活动。
　　火，作为一种生产力，是远古人类从事生产活动、改进生产工具、提高生产效率和丰富生活的有效手段。在旧石器时代，人们用火将野兽驱赶至预定的地区以便捕获；也用火的威力将野兽占据的山洞夺取过来做为棲身之所；还经常用它烧烤木棒制作木矛或制作其它竹木工具；火的最重要的用途则是带来光明和温暖，同时给人类带来力量与希望。这种力量与希望，成为世界上许多地区原始部落对火的崇拜与信仰的因素。可以说几乎在世界每一个地方，火作为一种强大的力量都在人类的生产和生活中起着重大的作用。
　　人类用火的遗址在全世界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中都有发现。
　　旧石器时代人们对火的认识、使用和控制，大体上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人类对火的认识时期。这段时期人类由惧怕森林大火到利用野火取暖，或者在野火燃烧后的灰烬中寻找被烧过的动物来吃。他们依附于大自然，从自然形成的烈焰和灰烬中取得恩赐，对火的认识从惧怕逐渐转变为敬畏和崇拜。
　　第二阶段，是对火的主动使用时期。人们经过长期的观察、实践，学会将野火控制起来，移进洞穴加以保存，并由氏族中的老人和少年负责看守火堆，以便有效地用火来烧烤食物、驱逐野兽、取暖、照明和制作工具。
　　第三阶段，是人工取火即造火时期。随着生产的发展和人类本身积累的经验，也随着人类进化过程中智慧的增加，一些氏族从单纯地使用和控制自然火发展到人工取火。他们首先从制造石器过程中燧石的撞击所迸射的火花和制作木器过程中发热、冒烟的现象得到启示，从而发明了燧石撞击引火和钻木取火。这样，人类就彻底摆脱了黑暗，并为制陶业的出现准备了条件。
　　火的保存、使用和人工取火，标志着人类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石器制造场的出现和火的使用，在旧石器时代的采集和狩猎经济中起着巨大的作用。
　　距今一万多年前，在世界范围内人类旧石器时代的文化逐渐结束了，在长达200 多万年的旧石器时代，人类主要活动在亚洲、非洲和欧洲大陆，经济生产和社会发展基本上同步发展，各地的文化面貌大同小异，没有根本的区别，共同迎来了狩猎经济的中石器时代。
　　3.中石器时代的经济
　　在地质时代的更新世之末到全新世初期，即距今2 万年左右，随着末次冰川现象的消失，世界范围的山林地貌、江海水位、大气的温度和湿度等都发生着显著的变化，植物群落和动物群体也随之发生了很大变化。与此同时，人类一方面顺应自然界的这一系列变化，使采集和渔猎经济有了较快的发展，从而使古人在欧亚大陆先后向新人转变；另一方面则在不断变化的自然环境中有所发明，有所创造，在频繁的迁徙活动中寻找更适合生存的地方劳动生息。这个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都在发生巨大变革的时代，就是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阶段的中石器时代。
　　中石器时代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在这个新旧交替的过渡时期，世界上大部分地区气候越来越温暖而干燥，许多冰冻的湖泊开始变成潮湿的沼泽地，大面积的森林草原覆盖着荒野。人们的主要活动从旧石器时代末期的山麓洞居转变成在森林、草原和湖泊、沼泽进行狩猎捕鱼，并随处搭盖草棚以蔽风雨，过着迁徙性很强的半定居生活。为了适应这种生活，前所未有的宽刃打制石斧开始出现，以便砍伐树木，构筑简易的房屋；旧石器时代之末出现的弓箭在各地迅速推广，以便在追逐动物群中获取更多的猎物。
　　在逐渐走出山林来到丘陵、平原和河谷台地定居的生活环境中，人们不仅驯养了狗，而且开始尝试将野猪和野羊圈养起来以备饥荒。就是在这个时期，人类的血缘群婚开始向对偶婚过渡，族外婚制在广大地区越来越快地形成，从而构成了新的氏族和家庭关系，并为母系氏族社会全盛时代的早期农业社会准备了条件。
　　根据半个多世纪世界各地的考古发现和学者们的确认，中石器时代的文化面貌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①社会经济生活以狩猎和捕捞水生动物为主，并出现了氏族群体高强度的采集活动，个别地区出现了原始农业发生的萌芽；②继续使用打制石器和骨角器，大量制造细小石器和复合工具以适应更广泛的需求；③发明并迅速推广了弓箭、投矛、渔具等先进的武器和装备；④从旧石器时代的洞穴山林走向更广袤的空间，在草原、湖沼、河谷间追逐兽群，出现较大规模地频繁地迁徙，因此遗迹分布零散，文化堆积较薄，很难发现；⑤与迁徙生活相适应，发明了房屋建筑技术和较普遍地使用骨针缝缀，驾驶独木舟在江河湖海上行驶的技术；⑥狗开始作为第一种人工饲养的家畜出现，晚期则开始驯化羊和猪；⑦在最后阶段，出现了简单的磨制石器，进一步掌握了钻孔技术，开始有目的地选择优良采石场以大量制作石器；⑧在发明磨光石器技术的同时，一些地区率先出现了陶器。
　　虽然世界各地中石器时代文化有大致相同的特点，但毕竟存在着发展的不平衡性和自然条件的差异，因此不能简单地把这一过渡阶段限定在一个十分明确的时间范围内。末次冰川的结束本身就是一个很长的过程，自然环境的阻隔和封闭也极大地妨碍了中石器时代狩猎集团的文化交流和技术传播，特别是亚洲东部与西亚、欧洲、非洲有较大区别。总的看来，中石器时代从更新世晚期的最后阶段，即距今2 万年左右开始，到距今1 万年左右原始农业产生时基本结束，其间大约经历了近万年的发展过程。
　　欧洲的中石器时代开始于公元前9 千年左右，结束的时间在东南欧和北欧很不一致。由于西亚和北非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影响，东南欧在公元前5 千多年即产生了原始农业，开始进入新石器时代，而北欧的大部分地区至公元前3 千年时仍停留在中石器时代的狩猎经济中。总的看来，中石器时代在欧洲大陆持续了四五千年的历程。
　　距今1 万年前欧洲最后一个冰川期结束，严寒的气候渐趋消逝，大面积的冻土、苔原和针叶林带迅速北移，西欧、中欧以及北欧的南部普遍出现以橡树为主的阔叶林带，各地森林的生长越来越繁茂稠密。在这种自然环境的变化中，旧石器时代晚期最后常见的驯鹿、野牛、野马等动物日趋减少，除了野猪以外，其它大型动物逐渐绝迹，而赤鹿、麂鹿则大量出现。江河海洋水位的提高，给捕捞带来方便，于是，森林狩猎和渔业成为当时主要的经济生产，鹿类则是各地遗址中数量最多的遗存。与狩猎经济相配合，采集经济也比较发达，除了采集林中的野果，沿江河湖泊的居民和海边的氏族部落还大量采集贝类作为重要食物。
　　欧洲中石器时代的主要特征是细石器的流行。细石器大多打制成规整的几何形，主要有三角形、梯形和不甚准确的四边形，大量细石器是用作箭头或镶嵌在木柄、骨柄凹槽中作为工具和武器的锋刃。由于经常披荆斩棘、砍伐森林、许多中石器时代遗址中都发现石斧一类较大型的工具，是装在木柄或骨角柄上使用的。
　　中石器时代欧洲南部主要有阿齐尔文化和塔德努瓦文化，对法国南部和西班牙的一些遗址发掘表明，这一带的中石器时代文化是直接从旧石器时代文化发展演变而来的，不仅堆积中的文化层相衔接，石器制作技术也是一脉相承的，区别在于中石器时代的文化堆积中石器以细石器为主，猎物也由原来驯鹿、野牛较多转变成以鹿类为主。塔德努瓦文化是在阿齐尔文化基础上发展的，属中石器时代的后期，石器更加细小。这种文化的海滨遗址附近往往有食剩的贝壳、鱼骨等堆成的贝丘，其中葡萄牙塔古斯河口的贝丘长达百米，宽60米，高7 米，十分壮观。欧洲北部的马格勒莫瑟文化以发现地丹麦西兰岛的马格勒莫瑟遗址而命名，年代从公元前7 千多年沿续至前3 千多年，亦盛行几何形细石器，石斧的数量很多，骨角器有色镖和鱼钩等。这一文化的沿海遗址较多，发现有木浆、独木舟、树皮筏和用树皮纤维编织的鱼网。
　　与欧洲南部的居民一样，他们的经济生产活动主要是渔猎和采集。英国约克郡的斯塔卡遗址是马格勒莫瑟文化典型遗址之一，但估计当时的居民仅有20余人，住在木构的茅棚里，埋葬死者常用树皮包卷，并以石器随葬。遗址中发现了狗的骨骼。碳14断代这个遗址距今约9500年。从马格勒莫瑟文化出土的燧石钻、燧石刮削器、刻刀、角柄穿孔燧石斧及大量骨角器、渔具和绘有图案的装饰品来看，当时的渔猎经济已较旧石器时代和中石器时代早期有较大的改善，但仍比西欧南部和东南欧显得落后。
　　总之，欧洲的中石器时代文化继承了旧石器时代中期和晚期的丰富遗产，在经济发展上也表现出突出的变化，许多遗址发现了专门化的工具系列，出现了比较进步的房屋建筑、储藏窖穴，也出现了较系统的埋葬方式，居民以多种多样的艺术形式美化生活，社会在稳步地向农业经济迈进。
　　西亚一带中石器时代文化比欧洲发达。这一地区的地理范围包括亚洲西南部各地，西起安那托利亚(今土耳其），中心地区是黎凡特(今叙利亚、黎巴嫩、巴勒斯坦等）和两河流域(今伊拉克），东至伊朗高原。这一带是世界古代农业生产和青铜文明最早发源地之一，自中石器时代起，经济的发展就在全世界居于领先地位，并对欧洲大陆和中亚、南亚次大陆有强烈的影响。
　　西亚的中石器时代约从公元前15000 年开始，至公元前8000年左右结束，已发现的遗址数以百计，文化遗存非常丰富，在世界远古社会发展中意义十分重大。其中巴基斯坦纳吐夫地区的苏克巴洞穴遗址和卡尔迈勒的同类遗址最为著名，称为纳吐夫文化，它的前身是中石器时代初期的凯巴拉文化。
　　西亚的东部地区，土耳其、伊朗等地的中石器时代文化，内涵与纳吐夫文化有一定区别。
　　凯巴拉文化约始于公元前16000 年，下限为前1 万年左右。该文化的居民过着以狩猎和采集为主的生活。各遗址发现的细石器，多数是箭镞、矛头和小型刮刀。从兽骨比较集中的发现情况看，可能已出现了畜牧的萌芽，如佩特拉附近的马达马格遗址，山羊骨占全部兽骨的82％，卡尔迈勒山附近的法拉赫遗址，羚羊骨占74％，这些山羊和羚羊，很可能是最早圈养的家畜。
　　纳吐夫文化直接从凯巴拉文化发展而来，典型遗址是座落在约旦河谷胡伦湖畔的艾因迈哈拉。这一时期已盛行几何形细石器，除了一部分箭镞、矛头等武器外，一些镰刀刃片明显增加，这种刃片是嵌装在骨柄上使用的，表明在狩猎和采集经济的基础上，较大规模地收割野生大麦、小麦已经成为经常性的生产活动。石制农具除了镰刀外，还有磨盘和杵、臼。这些收割、研磨工具表明采集经济高度发展，并开始向农业过渡。不少遗址还发现了建筑遗迹，形成了初具规模的村落，不过居室十分简陋，多为圆形茅棚，仅能遮风蔽雨。纳吐夫文化与外地的交往非常明显，如死者头饰的贝类，即来自地中海沿岸和红海一带。碳14断代数据一致表明该文化的年代为公元前1 万年至前8 千年左右。伊拉克东北部的卡里姆沙希尔遗址，是西亚中石器时代最晚阶段的遗址，从石器和其它遗物观察，可能已出现了农耕生产。总的看来，西亚中石器时代居民主要仍生活在山洞和岩厦中，大量生产工具和动物遗骨表明当时的经济生产方式是以狩猎为主的，采集品除植物果实、种籽外，还包括蜗牛、河蛤和捕捉鱼类、乌龟等，晚期则出现农业的萌芽。
　　公元前1 万年至前5 千多年，中亚地区也活跃着中石器时代的猎人。中亚发现的遗址多为洞穴遗址，也有少量露天营地。里海东岸的土库曼、乌兹别克、吉尔吉斯和西哈萨克斯坦一带这类遗存发现较多，代表性地点有克拉斯诺沃茨克半岛的卡伊利乌诺洞穴，出土的石器体形细小，多呈几何形；吉尔吉斯的费尔干纳盆地，塔什库米尔和奥比西尔诸洞穴也发现了狩猎者遗留的许多细石器，但都不是真正的几何形。帕米尔高原西部和希萨尔山以西，中石器时代的居民多在阿姆河上游诸支流的源头各地进行狩猎活动，典型遗址有库勒布里恩、图特卡乌尔等，这一带的石器普遍较大而厚重，实际上并没有产生真正的细石片工具，说明这里的经济水平比西亚地区低下。从一些洞穴的岩画看，当时狩猎已使用弓箭并驯养了狗。
　　南亚次大陆和东南亚地区的中石器时代遗存，表现出与欧洲、东亚都有一定联系的文化交融色彩。从遗址分布上看，欧洲和西亚流行的典型几何细石器遍布于南亚次大陆，工艺传统是比较一致的，不过以细石叶为主的盛行于东亚的非几何形细石器遗存，在印度的恒河流域乔塔纳格普尔高原、西孟加拉邦一带也有较多发现，与中国黄河流域和华北、东北及蒙古高原的遗存基本一致。中石器时代文化在东南亚的典型代表是泰国的仙人洞遗址，其早期堆积距今约1 万年，地层中已发现栽培植物的种子。东南亚一带发现的中石器时代文化遗存，基本面貌与中国华北地区比较接近。
　　在中国，中石器时代遗址从东北、西北到西南，大体上呈新月状分布，集中于大兴安岭、阴山、太行山、吕梁山、西藏高原、云贵高原和南岭的山麓台地上，少量分布于湖沼密集的地方。这些遗址的遗迹和遗物，基本上反映了狩猎的采集经济的特点。
　　山西省的峙峪人在距今28000 年的旧石器时代晚期已发明了弓箭，比西亚和欧洲要早。活跃在桑干河谷地的这批" 猎马人" 成为中国中石器时代文化的先驱。真正的中石器时代是从下川文化开始的。
　　下川，是山西省东南部中条山主峰历山东麓的一个山间盆地。20世纪70年代，考古学者在这里进行了发掘，于阶地上层晚更新世末期的亚粘土层中清理出大批细石器，未见陶片、磨制石器和其它农业生产工具，据碳14断代测定，年代为距今2.4 万至1.6 万年，与西亚的凯巴拉文化相同或略早。下川文化的石制品包括大量非几何形细石器和较粗大的打制石器两类，而以细石器为主。石器的原料多为燧石，细石器的类型达40多种，有锥状、半锥状、柱状、楔状、漏斗状等各种类型的典型石核，还有细石叶和各种刮削器、尖状器、雕刻器，以及琢背小刀、箭镞、锯、锥、钻等。这批石器的制作技术，承袭了峙峪文化的传统，又有突出的进步，为其它遗址所少见。
　　最能体现中石器时代文化特点的，是这个遗址发现的一批石镞。石镞用压制法生产，有明显的锐尖和周边，分圆底和尖底两种。与其它旧石器时代末期遗址的零星发现相比，不但数量多，而且制作技术相当进步。琢背小刀也是下川文化的典型器物。锯是在石片的一侧或两侧打出几个尖齿，有的锯还带有短柄。雕刻器分成几种不同类型，其中斜边雕刻器数量最多，制作精细，尖刃明显，器形很固定，颇具使用价值。此外，有一种扁底三棱尖状器，实际上就是狩猎用的石矛头。
　　在下川文化的生产工具中，粗大石器仍占有一定数量，有尖状器、刮削器、砍砸器、石锤、砺石和磨盘等，都继承了华北旧石器时代文化的传统风格。其中的石磨盘，可能用来加工采集到的植物种籽。上述遗物表明，下川文化的猎人集团经济生活特点是狩猎与发达的采集经济，工具中大部分是切割兽肉、剥削兽皮和缝制皮衣所使用的，也有一部分采集挖掘植物块根的工具。
　　下川遗址附近纵横二三十公里的范围内，已发现同类细石器地点16处，说明这一带在中石器时代是猎人经常往来的地区。由于装柄的刀、锯、钻、短剑、箭矢、长矛等新式工具和武器的出现，使社会生产比旧石器时代大大地提高了一步，社会经济出现了一种飞跃。
　　继下川文化之后，中国的中石器时代遗址在东北、华北、西北和西南地区有普遍地发现，典型遗址有内蒙古的海拉尔松山、呼和浩特市以东的保合少、卓资县三道营、武川县大青山、乌盟哈达图，陕西大荔沙苑，广东南海西樵山、阳春独石仔、封开黄岩洞，云南元谋大那乌，青海贵南拉乙亥等等。
　　另外，在黄河中下游的河南许昌、山东临沂和郯城等地也发现了中石器时代猎人留下的大批细石器和猎获的动物遗骨。这些遗址发现的细石器，与下川文化的细石器一脉相承，而与欧洲和西亚的几何形细石器迥然有别。
　　中石器时代人类的经济生活是以狩猎和采集为主要来源的。从世界各地发现的遗址所处的地理环境看，无不是适于渔猎和采集的场所。由于狩猎和高度采集经济的流动性强，追逐兽群和适应气候变化的迁徙生活决定了当时各个地区、各个氏族群体有比较广泛地接触和交流，因此显示出细石器工艺传统的一致性。中国北方的细石叶及非几何形工艺技术，不仅波及亚洲北部和印度的恒河流域，而且越过白令海峡从亚洲的堪察加半岛传播到北美洲阿拉斯加，在日本的北海道一些遗址中也有同类细石器，尤其以俄罗斯远东地区和蒙古高原更为普遍。
　　在中石器时代，由于各地区的自然条件不同，并且氏族的血缘纽带对每一个氏族成员都具有强大的束缚力，所以各地的文化交流既有明显的不平衡性，同时也产生了文化发展逐渐多元化的地域性差异。正是这种经济发展和文化面貌上的不同特点，导致新石器时代农业部落在长期定居之后的多中心发展，并逐渐拉大了彼此的距离。
　　在人类远古社会发展的进程中，一种组织形式和生产方式既不会突然出现或消失，也不可能存在一种全世界同时发展、完全统一的文化模式。作为从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的过渡阶段，中石器时代的内涵特点是明确的，但在各地不同时期也都存在着或多或少地差异。比如尼罗河流域的库邦尼亚一些更新世晚期遗址，距今17000-18000 年左右，曾发现大麦粒穗的残迹，种类介于野生大麦和后来人工培植的大麦之间；在埃及的努比亚等一些遗址中，还发现了更新世晚期距今12000-14500 年的小麦，同时有磨石和石镰出土，但没有其它任何农业工具和陶器，只能划归中石器时代，但上述遗址显然反映出相当发达的经济状况。相反，在中国青海的拉乙亥遗址，大量细石器和其它遗迹遗物表明这里是中石器时代居民的营地，距今仅7000年左右。
　　与拉乙亥遗址同时，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已经进入新石器时代农业经济发展阶段。
　　总之，从世界范围来说，中石器时代是介于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之间的文化，也是远古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环节。这一时代从距今18000 年左右开始，到距今1 万年前后结束，大体经历了近万年的发展过程。这一时代与旧石器时代相比，首要标志是产生了数量丰富的细石器，出现较多箭镞、矛头等更为有效的狩猎武器和猎犬；与后来的新石器时代相比，后者的明显标志是较多地使用磨光石器并明显出现了农业生产。中石器时代正是这样一个承上启下的重要时代。
　　4.新石器时代的经济
　　旧石器和中石器时代，人类依靠采集和渔猎获得生活资料，在向大自然索取的过程中繁衍生息，发展着社会经济，推动着人类自身的进步。长期的生产和生活实践，使世界许多地区的氏族部落逐渐学会了使某些经常食用的植物果实和籽粒通过种植的方法，获得有效的食物来源，这就是原始农业产生的萌芽。一些最常食用的野生植物经过一代又一代地培植改良，成为各地氏族成员喜爱的粮食和果实。西亚和地中海沿岸的小麦、中美洲的玉米、中国北方的粟和南方的稻，都是这样出现的。
　　原始农业的产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距今1 万多年前，随着全球性的气候转暖，人口显著增加，氏族制度发展很快，人类活动的地域迅速扩大了。中石器时代的采集和渔猎经济及迁徙不定的生活，已不适应人类日益增长的形势与需求；特别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婚姻制度和以图腾崇拜为标志的宗教习俗，极大地限制了氏族部落的大规模迁徙活动；氏族人口的增加更使妇女、儿童和老人迫切要求定居生活。在这种社会背景下，西亚的两河流域率先出现了农业经济的萌芽；埃及的尼罗河谷也随之出现了农耕生产；中国的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几乎同时出现了原始农业，从而迎来了人类社会经济史上一个极其重要的时代——新石器时代。
　　在采集和渔猎经济的中石器时代，性别是劳动分工的基本条件。男人经常从事渔猎活动，妇女是采集活动的主要劳动者，这种性别上的自然分工，使妇女成为原始农业的发明者。
　　各地妇女们发现，在土地、水分和气候适宜的条件下，有些植物的种子可以发芽、开花、结实，有些还能易地移植，重新栽培生长。相对稳定的生活使一些植物的种植与栽培成为可能，而农业本身又导致了定居生活的巩固与发展。于是，在长期居住的洞穴附近，人们用刀、斧披荆斩棘，放火烧荒，开辟出一块块适于栽种的土地，年复一年地播种、收获。随着农业的产生，氏族的营地逐渐从山林转向河流两岸的台地上，规模逐渐扩大的聚落在非洲、亚洲、欧洲和美洲大陆纷纷出现。
　　最初的农业生产是分散的、不稳定的，主要在山谷的营地附近和野生植物密集、水源十分充足的地方进行。当时的种植方法也很原始，完全没有摆脱大自然的约束。根据大量考古发掘报告和民族学资料，原始农业部落的妇女们把栽培植物的种子撒在草地上，然后把草拔下来，在清除杂草的同时，即利用草根带起来的泥土掩埋了种子。这批植物生长起来后，如果附近的草木遮挡阳光，则把这些树枝杂草折断或铲除，让作物在阳光下茁壮生长。这种方法比刀耕火种更为原始。当原始农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才出现了刀耕火种的生产方式。
　　在西亚约旦河谷的耶利哥遗址，考古学家发现的中石器时代文化堆积的晚期遗存中，有比较丰富的新石器时代初始阶段的遗迹和遗物。除了定居生活的居民修筑的一批简易房舍、许多盛行于中石器时代的细石器工具外，还有一些石凿、扁斧等新型工具，这些石制工具比中石器时代纳吐夫文化有明显的进步。与其相接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堆积中，既有一批相似的工具，又发现了确凿的农作物遗骸，收集到100 多件炭化谷物、豆类及水果的标本，另外还有一些在泥坯上的农作物印痕，其中有西亚一带颇具代表性的两行大麦及两粒小麦。从泥坯建筑的房屋来看，已比中石器时代的草棚明显进步了，是长期定居的氏族聚落的证据。出土的大批石器和骨器中，包括磨制的磨石、磨盘和石钵等器皿。
　　农业的产生，意味着新石器时代的开始。现代考古学认为，原始农业的发明是新石器时代的革命。" 新石器" ，就是适应农业生产而出现的石器磨光技术，以及与磨制技术同时发展的切割、钻孔技术。
　　生产工具的发明和改进，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和重要标志。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农业，是刀耕火种阶段的农业，是在强度采集的基础上，采取点穴种籽、广撒薄收的方式进行的最原始的生产活动。当时使用的工具都很简单，主要是沿用着中石器时代采集用的尖木棒、石制砍砸器、大尖状器，也产生了一些新型工具。翻挖土地和砍伐灌木丛，使石斧的作用显得特别突出，磨制石斧开始大量出现；建筑房屋的过程中又产生了石锛和石凿；随着作物收获量的逐渐增加，磨制的石刀和石镰也越来越普遍地推广应用了；在中石器时代已经出现的去壳工具石磨盘、石磨棒，从自然状态转变成人们精心制作的谷物加工工具。紧接着，各种石铲和骨铲、木铲很快取代了尖木棒。于是，这一批陆续出现的磨制石器成为新石器时代早期农业经济的重要标志。
　　要磨制一件美观实用的石器并不容易，所以打制石器在新石器时代继续广泛地使用着。欧亚大陆的北方地区由于冬季寒冷，需要用兽皮缝制衣服，用石叶镶嵌在骨柄上的石刀是切割和制革的重要工具，打制石叶和石镞的细石器工艺传统一直延续到新石器时代的中晚期，有些地方甚至流传到青铜文化时期。
　　陶器的产生，与农业的发生和发展有十分密切的联系，也是新石器时代文化的标志之一。农业不仅为人类提供了比较稳定的食物，使到处迁徙的氏族得以选择自然条件适宜的地方定居下来，而且也使粮食日益成为日常生活的主要食物。由于粮食不像鱼肉类那样可以在火上直接烧烤食用，因此必须使用一定的炊煮器，陶器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在西亚及其它有些地区，陶器的发明是在原始农业已经有了一定发展之后才产生的。
　　从社会生产发展的角度来看，陶器既不可能在世界各地同时出现，也不可能只由一个地点发明再向各地传播。因此，农业生产率先出现并发展较快的地区，就成为陶器的起源地。尼罗河、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印度河和黄河、长江流域，都是陶器出现很早的地区，不过迄今为止极少发现农业刚刚发生时期的最原始的陶器。
　　随着人们在生产和生活中用火的经验日益丰富，逐渐掌握了粘土经火烧烤会变硬的性能，结合对粘土掺水之后可以捏塑成各种形状的认识，总结出粘土干后定型变硬，被火烧过更不易漏水的经验，于是发明了陶器。最初的陶器是用一些竹、藤、树枝编织物或葫芦等为内模制成的，在这些内模上涂抹、贴塑一层又一层泥土，再用火烧。后来人们发现成型的粘土不要内部的容器为模，也可以烧制成陶器。在中国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较早阶段的裴李岗文化、磁山文化等遗址出土的陶器，虽然不是最原始的产品，但仍保存着粘土层贴塑技术的现象和手工捏塑的器物。
　　人类发明陶器首先是为了汲水和炊煮食物的需要。世界各地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中，发现的陶器主要是罐、盆、钵、壶、瓶、盂几类。用于贮水、汲水和盛放食物的多为泥质陶器，炊具则需在陶土中掺有细砂或粗砂粒来制作，称为夹砂陶。这种夹砂陶的器皿因陶胎内有细孔，炊煮时水中的空气不断从细孔中逸出，使陶器不致破裂，同时也有耐火、传热快等特点，使陶器比较耐用，能经得住温度的急剧变化。也有的地区和氏族，因地理条件的限制，用碎陶末、炭末或稻壳等作为羼和料。
　　同旧石器时代和中石器时代一样，新石器时代由于没有文字可考，其经济形态和生产水平只能依靠地下发掘的物质文化遗存来说明，因此以磨制石器为主的生产工具和以陶器为主的日常生活用品，以及定居的聚落和氏族公共墓地，成为分析当时社会发展水平的重要依据。世界各地发现的大量遗址，充分展示了这一时期经济发展的悠久历程。
　　1982年，考古学者在埃及尼罗河流域的阿斯旺附近瓦迪.库巴尼亚山涧中发现几处距今17000-18000 年的中石器时代遗址，堆积中发现很多捕食过的鱼类残骸、动物骨骼和细石器。在遗址中，人们还发现一些磨石和石制器皿，以及与之共存的小麦和裸麦的炭化颗粒，经鉴定为人工栽培种属，这是人类栽培作物的最早实验证据。人类进入新石器时代，大约是在公元前8 千年，最早的农业是在西亚发现的，并经希腊而扩展至欧洲大陆。
　　(1)西亚
　　西亚的新石器时代经济，在世界古代经济史中占有十分突出的地位。从公元前8 千年至公元前6 千年，这一带的农业经济发展分成早晚两个阶段：约为公元前8 千年至前7 千年，属第一阶段的前陶新石器时代文化，或称无陶新石器时代文化；约在公元前7 千年至前6 千年属第二阶段，称有陶新石器时代文化。从地理位置和文化面貌的差别上，可以把西亚新石器时代的经济区域划分成5 块，即：①黎凡特地区，包括叙利亚、黎巴嫩、巴基斯坦等地；②安纳托利亚地区，包括土耳其的安那托利亚一带和塞浦路斯；③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包括伊拉克及叙利亚东部；④札格罗斯山地；⑤伊朗高原。
　　黎凡特地区是西亚新石器时代文化发展最早、表现最充分的地区。其中重要的遗址耶利哥和穆顿拜特，都是农业发生初期的村落。耶利哥遗址位于约旦河谷的一片肥沃绿洲之中，前陶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堆积非常丰富，发现了人工种植的小麦、大麦、扁豆及无花果，形成了有高大围墙的定居村落，墙外有约8 米宽、2 米多深的壕沟。稍晚的堆积中作物的品种增加了，小麦已有两个品种，还出现了豌豆和燕麦等，并开始饲养山羊，这是可以确定的人类最早的家畜之一。穆赖拜特遗址曾出土公元前7 千多年的五件陶器，但由于烧得不透，制作十分粗糙，气孔严重渗水，还不能代替木制和石制的器皿。在这一阶段，狩猎和采集经济始终居于主导地位。在幼发拉底河沿岸的叙利亚阿布胡赖拉遗址和土耳其的恰约尼遗址，新石器时代晚期发现了小麦、大麦、豌豆、扁豆等栽培作物，还出现了绵羊、山羊和猪等家畜。根据黎凡特地区各遗址的文化面貌分析，这一带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主要是从中石器时代的纳吐夫文化发展而来的。
　　安纳托利亚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是从中石器时代的贝尔狄比文化发展而来，遗址主要有哈吉拉尔、恰塔尔休于、基罗基蒂亚和梅尔辛等等。这一地区的无陶新石器时代文化比黎凡特地区略晚。其生产工具的特点是大量使用当地产的坚硬的黑曜石，苏伯德遗址中黑曜石的石器多达全部石料的90％。这一带流行的圆形房屋建筑，直接影响到小亚西部至希腊半岛。当时已出现农耕，并饲养猪、山羊、绵羊等。
　　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最早阶段的是公元前6 千年的乌姆达巴吉耶文化，已处于有陶阶段，产生了种植作物，不过主要经济生产活动仍然是狩猎。后来，美索不达米亚北部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划分成两种类型，一种是在底格里斯河两岸的哈苏纳文化，另一种是底格里斯河支流小扎卜河沿岸的萨迈拉文化。萨迈拉文化的彩陶十分精美，农业生产中已使用灌溉技术。萨迈拉文化的全盛时期(公元前5300- 前4800年），大型聚落遗址中已出现了神庙建筑，陶制印章的出土反映了私有制经济的萌芽。
　　扎格罗斯山地的无陶新石器时代文化和有陶新石器时代文化也比黎凡特地区略晚，从公元前6750年左右至前5800年前后，大体上经历了1 千年的发展过程。扎格罗斯山区北部的耶莫、甘吉达雷、古兰等遗址，反映了当时农业发生时期和逐步发展、变化的情况。耶莫遗址位于伊拉克东北部，无陶阶段已出现农业村落，种植小麦和大麦，驯养家畜，并用沥青把细石片粘牢在木杆上做成镰刀。有陶阶段制作的彩陶质量很好；在桔黄的底色上绘有倾斜的红色线条，还发现一些经过焙烧或晒干的泥塑女像、动物塑像和玩具。
　　早期的房屋为长方形建筑，粘土筑墙，每座房屋由几个小间组成，屋顶铺以芦苇并涂一层厚泥。室内有灶，室外的文化堆积厚达8 米。除了种植小麦大麦等作物外，蜗牛是经常采用的食物，堆积丰富。耶莫遗址出土的生产工具有细石器，也有臼、杵、马鞍形石磨盘，石球及刃部磨光的石斧，还发现不少石制的指环、手镯、石珠等装饰品和调色板，骨器有针、刀、珠、环和耳珰。由于这里没有发现最原始的陶器，考古学者们判断扎格罗斯山地的彩陶技术是从邻近的伊朗传入的。新石器时代晚期，这一带的农业生产出现倒退现象，饲养业则发展很快，反映了山区自然经济的变化。扎格罗斯山地南部的阿里库什遗址，位于伊朗西南迪兹富勒以西的卡尔黑河畔土丘上，年代为公元前7000年至前5700年左右，分为三个发展阶段。村落中的房屋早期用土坯建造，晚期出现了石基砖房，灰泥抹平的墙壁上还残存着赤铁矿粉绘画的装饰。中期农业发展明显，主要种植麦类和豆科植物，饲养山羊和绵羊。
　　生产工具与山区北部耶莫遗址相似，石磨盘较多。晚期也出现了畜牧业发展、农业倒退的现象。
　　伊朗高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在西亚地区出现最晚，人们还经常居住在山洞中，遗址主要发现于高原北麓的黑海以南地区。位于伊朗克尔曼城南索昆河谷的雅亚遗址，是这一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典型。这个遗址处于美索不达米亚和印度河流域的中间，是这两个地区文化交流的枢纽。雅亚遗址是一个高约18米的土丘，最早的堆积属于公元前4500年至前3800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遗存。发现的生产工具主要是燧石制作的石器和骨器。出土的陶器非常粗糙，表面饰以红色陶衣或绘画着红色波状纹。已知当时的居民能栽培多种谷类作物，并驯养了牛、绵羊和山羊等家畜。房屋是用土坯建筑的，清理了一些方形的小储藏室。
　　从西亚上述各地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可以看出，距今8 千至1 万年前西亚生活的远古居民逐渐从中石器时代的猎人集团转变为新石器时代的农业氏族，他们生活在河流两岸的台地上，居住于用石块或土坯修建的房舍中，村落一般规模不大。生产工具中既有继承中石器时代传统的细石器，也有一定数量的磨制石器，初期的农业生产作物种类简单，只有少量小麦，大麦和豆类，经济生产仍以狩猎和采集为主。日常生活用品有简陋的陶器和石制器皿，也有编织的筐和木器。一些遗址出土的彩陶质量较好，常发现粘土烧制的动物像和妇女像。家畜主要有山羊、绵羊、猪和牛。当时已有了远距离的原始交换，以石料和贝类居多。社会经济仍处于较低级的阶段。
　　(2)欧洲
　　欧洲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受到西亚和北非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影响，主要分为希腊半岛、中巴尔干地区、多瑙河流域、布格河——德涅斯特河流域、克里米亚地区、第聂伯河——顿涅茨河流域、东欧森林草原地区、伏尔加河- -卡马河流域等几种类型，文化面貌比较复杂、互有影响。
　　希腊半岛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最初阶段属于前陶时期，年代约在公元前6 千至前7 千年间，主要分布在希腊半岛北部的色萨利地区，南部仅有零星发现。典型遗址为阿尔吉萨、赛斯克罗、苏夫利等。前陶新石器文化阶段，希腊半岛的原始居民居住在椭圆形半地穴式房子里，有的房屋地面铺垫砾石，并有灶址。生产工具中盛行燧石和黑曜石打制的细石器，用作镰、锥、小刮刀和箭头，出现了少量磨光的石凿和鹤嘴锄。各遗址都出有比较丰富的炭化谷物，包括大麦、小麦、粟、橡实，还有豌豆、小扁豆和巢菜。这一带发现的麦类和野生品种区别明显，已接近现代栽培品种，说明培育的时间已较长。羊是当时的主要家畜，山羊和绵羊骨骼的数量占兽骨总数的85％。希腊半岛的前陶新石器时代文化是欧洲最早的农业文化。
　　中巴尔干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时间比较漫长，年代约在公元前5500年至前2000年之间，主要分布于保加利亚、南斯拉夫、罗马尼亚西南部和匈牙利南部各地。这一带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分成早、中、晚三个发展阶段，早中期东部地区以卡拉诺沃文化为代表，中部以斯塔尔切沃文化为代表，西部则与亚得里亚海沿岸的印纹陶文化相一致。晚期阶段，中巴尔干各地的文化发展渐趋统一，经济水平在交流与融合过程中同步发展，典型代表是温查文化。
　　卡拉诺沃文化主要分布在保加利亚的东南，年代约在公元前5500年- 前4500年。这里的居民多在平原地区组成村落，由方形单向住房排列成比较整齐的街巷。出土的石器多为石镰、石臼和弹丸等，陶器以梨状瓶为特色，较精制的产品还常绘画简单的图案。斯塔尔切沃文化与卡拉诺沃文化同时并存，主要分布在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西南部。遗址中发现了栽培的小麦、大麦和豆类，驯养牛、羊、猪等家畜，渔猎经济仍占重要的地位。陶器多数较粗糙，少数精致者也施以彩绘条纹或网纹，螺旋纹。这里发现的石器与卡拉诺沃文化基本相同，只是骨制品有所增加。中巴尔干地区西部的印纹陶文化年代约在公元前5400- 前3700年间，遗址以洞穴为主，平原地区的小河两旁仅有少数简陋的草棚，反映出当地居民因季节不同而迁居的生产方式和生活习俗。这一带是欧洲印纹陶文化的发源地，先进的农业文化即从这里传播到西欧。温查文化是从斯塔尔切沃文化发展而来的，年代约当公元前4500- 前3000年，中心地区在南斯拉夫，并逐渐扩展到中巴尔干各地。这一时期定居村落的规模比过去扩大了，温查遗址面积达8 万平方米，住房一般由两间一套的房屋组成，有木骨泥墙和夯土地面，后期出现3 间的房屋，中房有灶，后间为贮藏室，这些房舍排列成整齐的街道。从温查文化的建筑遗址看，已经向城市发展，是农业经济十分稳定的反映。当时的生产工具仍以石器、骨器为主，但已出现红铜制造的串珠，并在南斯拉夫发现了温查文化时期的铜矿采掘遗址，说明已接近铜石并用时代。当时的居民使用的陶器主要是黑陶高脚杯、钵和大水罐，少量施以彩绘，亦有泥塑人像和动物像出土。
　　中巴尔干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是欧洲年代最早的农业文化之一，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晚期不仅出现了金属工艺，而且有了图形文字的萌芽。这一带的原始农业经济，对西欧的经济发展有很重要的影响。
　　多瑙河流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盛行于公元前4 千年前后，因各遗址出土的陶器大多饰有各种线形刻划纹图案，又称" 线纹陶文化" ，主要分布在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南部等地，北部可达荷兰，即多瑙河流域和莱茵河以东地区。典型遗址有比拉尼、埃尔斯洛、桑博热茨等。当时已有很大的村落，7-10间一套的长屋是线纹陶文化的特色，可能是一个大家族的住所。农业生产以种植小麦为主，家畜最多的是牛。陶器均为手制，典型器物有半球形的圜底钵和葫芦形的长颈瓶。生产工具中常见磨光的锛形石斧，说明当时伐木和建筑是很重要的劳动。线纹陶文化起源于欧洲东部的多瑙河下游，是欧洲农耕文化的主体之一，也是欧洲新石器时代经济的重要支柱。
　　布格河- 德涅斯特河流域文化，是东欧南部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主要分布于乌克兰的南布格河中游和摩尔达维亚境内德涅斯特河中游，年代为公元前5500年- 前4000年左右。该文化的居民常在河滩台地或河中岛上建筑居住营地，聚落规模很小，房屋多为长方形地面建筑或椭圆形半地穴式建筑，室内外间或有窖穴、火塘和石块垒砌的炉灶。手制的陶器比较粗糙，器物有不同形制的罐，也有钵、碗和杯，有简单的刻划纹和压印纹。石器多数是燧石制的细石器，发现了研磨谷物的石磨盘。骨、角制作的捕鱼用具十分丰富，鱼骨、河蚌壳发现较多，也出土了牛、猪、羊、狗等家畜骨骼。农业生产主要种植小麦和大麦。早期阶段渔猎、采集经济比较发达，晚期农牧业有明显发展，渔业的地位下降了。布格河- 德涅斯特河流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与周围诸原始文化关系密切，受巴尔干半岛的文化影响很深。
　　克里米亚半岛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是从当地中石器时代文化直接发展而来，年代在公元前5 千年至前2 千多年。迄今所发掘的遗址大多在山区，草原地区极少发现，从经济发展水平上看，这一地区的新石器时代居民主要从事狩猎和采集活动，已有家畜饲养业，农业经济尚不明确。生产工具基本上是燧石制作的细石器，其中一面加工的石核、刀形小石片、短刮器等仍保留着浓厚的中石器时代传统风格。陶器一般为手制的灰陶，基本器物为大口圆腹的尖底器或圜底器，与中欧和东南欧其它新石器时代文化有显著的差别。
　　第聂伯河——顿涅茨河文化，是东欧森林草原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因为这种文化的遗址中出土的陶器，口沿常有一排圆窝纹，器身饰满篦纹、戳刺纹或划纹，所以考古界又称其为" 篦纹——戳刺纹陶文化".主要分布于第聂伯河中下游左岸及北顿涅茨河中游、白俄罗斯南部，年约当公元前4500年——前2500年，是由当地中石器文化发展而来的。这一带的原始居民习惯于在河岸或湖沼边营建聚落，房子一般为5 平方米左右略凹入地下的长方形立柱式，内设火塘，外有窖穴。陶器简单，有罐、钵和碗几类。生产工具中细石器较多，也有骨镞、标枪头、鱼镖、鱼钩等骨角器。从生产工具和遗址中大量贝壳堆积来看，这种文化的居民是以渔猎经济为基础的。兼营采集，有了初期农业，并驯养了牛、马、羊、狗、猪等家畜。在少数晚期墓葬中发现了红铜丝和金丝制作的装饰品，说明已进入铜石并用时代。
　　在第聂伯河——顿涅茨河文化以北的广大森林草原地带，比该文化略晚还有一种相近似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因陶器的纹饰而称为" 小窝——篦纹陶文化".这种文化从伏尔加——奥卡河间地往北分布到芬兰和白海沿岸，往南分布到沃罗涅日河上游和顿河上游地区。在这广阔的地域内，小窝——篦纹陶文化又可划分成若干文化类型。共存的年代在公元前3 千多年到公元前2 千年左右。由于地域相连，这种文化的居民房屋建筑和第聂伯河——顿涅茨河文化一样，生产工具和日用陶器则大量增加了，不过居民仍以渔猎和采集经济为主，农业十分落后。晚期遗址中曾零星发现青铜器残片和坩埚。
　　东欧乌拉尔山西侧的森林地带，公元前4 千年到前2 千年左右生活着伏尔加河——卡马河文化的新石器时代氏族部落。该文化的居民营地往往建筑在河湖岸边台地上，房屋为方形或长方形半地穴式。该文化盛行形体硕大，火候较高的夹砂陶罐，纹饰与西部森林草原地带其它文化所见相似。从出土的石器，骨角器及大量兽骨可知这种文化的氏族部落也是以狩猎和采集经济为主的，晚期遗址中发现少量的红铜短剑和铜锥。
　　总之，日益丰富的考古资料显示，欧洲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和农业经济的产生与发展，与西亚地区农业经济的扩展有着密切联系。在中石器时代，东南欧活跃着许多狩猎者与采集者集团，但人数并不很多，大约在公元前8 千年，土耳其安那托利亚地区的早期农业部落将农耕技术传至希腊半岛和东南欧，不过这种传播当时仅限于旱地农业、家畜驯养和某些工具、陶器的制作技术方面。从陶器的型式、装饰题材上看，希腊半岛和东南欧各地的原始居民很快就形成了自己各自的风格。希腊南端伯罗奔尼撒半岛上的法兰奇蒂洞穴遗址和克里特岛上的诺索斯遗址出土遗物表明，公元前6 千年左右西亚的新石器时代农业居民从海上到达希腊，并很快在北部色萨利平原上开始了定居生活。巴尔干与罗多彼山脉之间是色雷斯平原，有登萨河、马里查河及其支流穿越，是一条从西亚通向欧洲的大道，可以从保加利亚索非亚盆地经南斯拉夫的塞尔维业摩拉瓦河谷而达匈牙利平原，卡拉诺沃文化和斯塔尔切沃文化的陶器风格，大多数农作物及家畜的种类，都与西亚地区的相同，可以看到农耕文化的传播。
　　希腊半岛和欧洲东南部是欧洲大陆最邻近西亚地区的地方，因此必须成为新石器时代早期农业向欧洲扩展最早的区域，经济形态上基本上继承了西亚的原始农业传统。但是，这并不等于说巴尔干半岛和中欧、东欧整个农业文化都是从西亚扩展形成的。在东南欧和欧洲中部自旧石器时代至中石器时代一直有原始氏族生活、迁徙和开发，多瑙河中游一带的线纹陶文化从中欧平原到莱茵河下游的扩展，长时间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保持了文化面貌的一致性，是欧洲大陆新石器时代文化的主体。所以，西亚农业经济对欧洲的影响虽然深远，但毕竟亦有限度。欧洲新石器时代农业经济的发展在各地的不平衡性，也是这种历史进程的反映。各地原始文化在交流融合中迎来了新的时代。
　　(3)北非
　　在非洲北部的埃及和苏丹东南部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面貌与西亚地区有所区别，从早期开始即为有陶新石器阶段。时间上这一带的经济发展分为三个阶段，早期为公元前6000- 前5500年，中期为公元前5500- 前4500年，晚期为公元前4500- 前3500年。北非其它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则可划分为撒哈拉、地中海、卡普萨三个大的系统。
　　尼罗河下游的下埃及地区，是非洲北部新石器时代农业经济相当发达的地区。在尼罗河上游拜达里文化时期，下游的农业部落创造了法尤姆A 文化和麦里姆文化，其时代在公元前5000年至前4000年左右。下埃及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与上埃及有一定区别，出土的生产工具有打制和磨制的石斧、石镰、有翼石镞，陶器制作较粗糙。氏族成员已经掌握了小麦等农作物的栽培技术，但渔猎经济仍占有根重要的地位，在遗址中发现了大量的绵羊、山羊、牛和猪的骨骼，说明家畜饲养业相当发达。在一些房屋中发现了窖穴和炉灶的遗迹，不过聚落的规模还不十分清楚。开罗西北约58公里的沙漠边缘处发掘的麦里姆文化遗址，陶器有钵、盘、瓮等，早期以红陶为主，晚期则大多演变为黑陶，磨制石器也是斧、镰、镞、刀之类，不过出土了更多的象牙、玉、骨制造的装饰品。从人骨的体质特征上看，似表明为上埃及向下埃及的移民。尼罗河两岸的农业部落，为埃及古代文明的诞生创造了条件。
　　撒哈拉新石器时代文化主要分布于撒哈拉中部及南部沙漠地区。在公元前7000多年至前2000多年前，撒哈拉中南部水草丰美，气候温暖湿润，有一些河流和湖泊，不同于今日的干枯沙漠景象。公元前7000- 前4000年为这一带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早期阶段，典型遗址阿尔及利亚的阿梅克尼出土了大量陶器、石器和骨器，陶器多为半球型器皿，有的直径达60厘米，纹饰简单。石器中包括丰富的花岗岩碾磨器。当时的社会经济生产以渔猎为主，阿梅克尼附近的提温遗址就是一个渔民村落，这些遗址均发现大批骨、石制捕鱼用具，捕获的野生动物骨骼也很丰富。这种文化的晚期，制陶技术有一定进步，陶器多数为带颈球状器，有的带流；出现了磨光石斧和石镞，并驯养了牛。
　　地中海系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主要分布于摩洛哥、阿尔及利亚、突尼斯的沿海地区，典型遗址有阿尔及利亚的盖塔拉，这个遗址的石器以稍加修整的石刀、石片居多，也有各种细石器，是中石器时代几何形细石器的传统制品。陶器是欧洲地中海沿岸流行的印纹陶文化类型，多为敞口圆形锥底容器，以压印纹为饰，北非地中海沿岸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与欧洲地中海沿岸地区的经济文化属于同一系统。当地居民已组成农业村落，畜养的山羊、绵羊和牛与西班牙等地所发现的品种相同。
　　卡普萨新石器时代文化，介于撒哈拉与地中海两个文化系统之间，主要分布在突尼斯、利比亚和阿尔及利亚的中部地区。卡普萨文化传统是指上述地区的中石器时代文化传统，在此基础上发展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亦习称卡普萨传统。卡普萨传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第一期有明显的中石器时代因素，遗物基本上是细石器，但已出现双面修整的新型工具和陶器；第二阶段石器的种类明显增加，出现了边刮器、修背大石刀和石镞，陶器的种类、数量都有所增加；第三阶段磨光石器已占主要地位，石斧和磨石大量出现，陶器形制逐渐与地中海系统相接近，但极少印纹，驼鸟蛋壳制成的容器较多，骨器中锥、针很多，不见鱼叉等，与撒哈拉系统的文化区别较大。
　　北非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与欧洲，西亚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互有影响，是氏族制早期农业经济的重要发展地区。后来的铜石并用时代，北非各地的经济受到欧洲经济的强烈影响，实际上同属于地中海世界的组成部分。由于气候变化，整个撒哈拉地区渐成沙漠，使北非与非洲内陆相隔绝，遂使非洲撒哈拉以南广大地区远离了文明时代。
　　(4)南亚次大陆
　　公元前6000- 前3500年左右，南亚次大陆，生活着许多新石器时代的居民。典型遗址主要在俾路支地区的高原河谷和印度河平原的大小河流两岸，新石器时代的聚落大多由中石器时代游牧人的宿营地发展形成。
　　俾路支和印度河平原的新石器时代居民主要从事畜牧、农业和狩猎，饲养牛、绵羊、山羊，并普遍种植小麦、大麦和枣树。聚落中的住房为单间和多间的泥屋或土坯房，在俾路支曾发现用河中的大块砾石筑墙的遗迹，有些聚落有水井。制陶工艺从早期的手制发展到晚期的轮制，主要有盆、碗和罐几种，多为素面，篮纹和绘有简单几何纹的彩陶也有较多发现，还有少量土制或陶制的人物、动物塑像。生产工具以石叶石器为特点，有些是镶嵌在柄槽中的镰刃，磨制石器有斧和研磨器。常见骨锥与骨镞。晚期的个别遗址中出土了红铜制作的少量刀、斧、钻、镜、珠等。装饰品较多。
　　南亚次大陆的北部克什米尔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有布尔扎霍姆文化的原始居民。该文化的遗址集中分布在平坦肥沃的卡勒瓦斯谷地，已经发现30多个当时的农业村落。早期房屋呈地穴式或半地穴式，房屋平面大致为圆形和方形，在深约2 米的穴壁上常见阶梯，入口附近有石灶和窖穴；晚期房屋为地面的泥屋或土坯屋，居住面抹泥并以赭石涂画，屋内有灶，大量柱洞表明，木材在房屋建筑上起重要作用。布尔扎霍姆文化的氏族部落早期制陶技术落后，陶土很粗，器壁厚重，火候较低，烧成后颜色杂乱，器形仅见小碗、平底钵和罐，很不规整。晚期出现大量磨光黑陶和灰陶，器形也增加了高足盘、鼓腹罐、壶、盆等等，但彩陶极少。生产工具中主要是石器，发现大量琢制和磨制的斧、锛、长方形有孔刀、磨盘、磨棒等。个别遗址中发现了小麦、大麦、稻、小扁豆、豌豆和葡萄籽等遗存，表明原始农业已相当进步。
　　动物骨骼中有狗和山羊、绵羊等家畜，更多的是野山羊、熊、狼、野牛及克什米尔牡鹿等，同时发现数量较多的骨角制鱼叉、箭镞等，表明狩猎、捕鱼和采集经济仍占重要地位。晚期堆积中出土了一些红铜和青铜工具，是从印度河平原通过交换得到的。
　　新石器时代，东南亚各地也生活着许多原始农业部落。缅甸的伊洛瓦底江流域从北部克钦山区到东南部的掸邦，考古学家已发现许多遗址；马来西亚的尼阿洞穴遗址，发现了公元前4000年左右的丰富堆积，出土一批磨制石器、陶器；越南、老挝和泰国分布的和平文化，是从中石器时代至新石器时代早期的著名文化遗存，发现了丰富的石器和动植物遗骸；菲律宾群岛的新石器时代居民是从亚洲大陆渡海而至，在群岛沿海定居并发展了当地的经济；大约在公元前3000年，印度尼西亚群岛出现了新石器时代部落，帝汶、苏门答腊、爪哇各地都发现了聚落遗址。
　　综观南亚次大陆和东南亚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可以看出俾路支和印度河平原的早期农业部落是从中石器时代的猎人和游牧集团逐渐定居而发展产生的，与中亚西部及阿拉伯海沿岸的居民有较多交往，在公元前3500年左右进入铜石并用时代，并于公元前2400年左右进入印度河文明的发展时期，成为世界上四大文明起源地区之一。东南亚一带的农业部落，则与中国长江流域和华南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关系密切，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群岛上的原始居民，在新石器时代也受到西亚地区古代文化的一定影响。中石器时代世界各地文化面貌的同一性，即细石器工艺传统特色，到了新石器时代则表现出经济发展水平和文化面貌的千差万别，为文明时代的到来准备了各种条件。
　　(5)中国
　　中国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对亚洲东部广大地区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在世界远古社会经济发展的进程中也起着重大的作用。以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为主的考古发现，数以千计的遗址和丰富辉煌的文化遗物，成为再现中国新石器时代社会面貌的宝贵资料。
　　①新石器时代早期。继下川文化之后，中国大陆新石器时代早期农业发生阶段的遗址，目前还发现不多。距今8 千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早期较晚阶段农业氏族部落的村庄和墓地，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则有越来越多的发现，其中比较典型的有：河南的裴李岗文化、河北的磁山文化、陕西的白家遗址、甘肃的大地湾遗址等，以及山东、江苏一带的青莲岗- 北辛文化、湖南的彭头山、皂市遗址和辽河上游的兴隆洼遗址等。这些遗址的文化堆积，反映出公元前五六千年中国原始农业经济的基本状况。
　　裴李岗文化分布在中国黄河中游的嵩山周围，太行山东麓和大别山以北也有若干发现。在40多处堆积较单纯、浅薄的遗址中，出土了数量较多的农业生产工具，磨制精良的石磨盘、石磨棒、石铲、石镰和零星发现的骨角器。
　　石器的形制表现出当时工匠们的高超技巧，这批农具从翻耕土地、播种、收割到谷物加工，已构成完整的系列，足以证明农业生产已脱离了最初的发生期。在各个遗址和墓地中，都发现了盛水、贮谷的深腹陶罐、炊煮的三足钵和鼎、汲水的壶、瓶等，火候较低，种类也不多。发掘表明，裴李岗人已过着比较稳定的定居生活，在寒冷的季节居住在半地穴式窝棚里，夏天则常露宿在营地的坪场上，点燃起一堆堆篝火。房屋有圆形、方形两种，立木柱以搭盖草顶，南面有斜坡或短阶梯门道，屋内有火塘，室内一般都修垫踩踏得很平整。河北省南部的磁山文化与裴李岗文化地域相连，经济生产和生活习俗也大致相同，石器的种类几乎一样，只是制作技术与风格有所区别。磁山文化的陶器与裴李岗文化有明显的差异，有数量较多的盂和倒靴式支座，而且流行细绳纹，不过这两种文化的居民之间关系是相当密切的，石器和陶器都有许多共同的特点。
　　当裴李岗文化、磁山文化不断发展的时候，渭水上游的秦安大地湾和中游的渭南白家等地，居住着另一支母系氏族部落。他们在公元前五六千年前活跃在八百里秦川，繁衍生息，开拓进取，创造出丰富的物质文化，发展着渭水流域的农业经济；与此同时，黄河下游生活着以江苏青莲岗和山东北辛等遗址为代表的农业部落。这些农业氏族，使黄河流域的原始农业不断繁荣，为世界远古经济发展作出了特殊贡献。
　　考古学家在大地湾遗址清理出大量房址、窖穴、窑址和墓葬，生产工具数以千计，还有大批生活用具、武器和装饰品。大地湾人居住的房屋大多是半地穴式的窝棚，居住面积仅六七平方米，屋内地面也不那么平整。早期遗存中有三足圜底钵、筒状深腹罐、球腹壶和圈足碗等，与中原的裴李岗文化、磁山文化的同类器物相似，特别是绳纹陶器更似磁山文化所出。不过，大地湾文化的自身特点也较突出，比如绳纹钵的口沿磨光并涂绘紫红色宽带纹，罐和碗的口沿常做成锯齿状，磨制石器比裴李岗文化和磁山文化少，仅占总数的1 ／10，等等，说明渭水流域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有独立的发展系统，它的发展方向即新石器中、晚期著名的仰韶文化半坡类型。
　　北辛遗址位于山东省南部，微山湖北岸的平原上，三面环水。自然条件优越。考古发掘出大批石器、陶器和骨、角、牙磨制的镞、鱼、镖、鹿角锄、凿、匕、刮削器、梭形器、针、锥、笄等。碳14测定表明，公元前5300- 前4300年间，这一带农业部落的生息绵延不断，成为黄河下游早期农业经济的最重要力量，与中原地区和淮河流域的古代氏族有频繁的交往。根据地质、古生物学家们的综合分析，当时微山湖一带的湖泊沼泽比今天的面积大，中石器时代以来的狩猎集团逐渐长期定居在这里。遗址出土了家猪和牛，也发现了丰富的野生动物骨骸，包括梅花鹿、四不像、貉、獾、鳖、龟、青鱼、丽蚌等兽骨、鱼骨和贝壳，说明北辛氏族已过着稳定的农业生活，其生产水平并不低于黄河中游一带的居民，渔猎和采集经济仍占一定比重，属于新石器时代的早期偏晚阶段。与北辛遗址的文化面貌相类似，在淮河流域还有江苏的青莲岗文化，它们之间互相交融，形成了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的大汶口文化。
　　与北辛文化、青莲岗文化同时，在中国东北的辽河流域分布着兴隆洼文化和新乐文化的农业部落，有比较整齐的村落和丰富的生产工具、日用陶器，反映出中石器时代的游牧人曾在东北、内蒙古东部和燕山南麓一带活动频繁，并形成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农业部落。
　　长江流域新石器时代早期的经济生产不如黄河流域发展那样快，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狩猎、捕鱼和采集一直是长江两岸和华南各地原始居民的主要生产活动。只是在长江中下游的少数河湖旁低地出现了稻作农业和园艺栽培。江南的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集中发现在洞庭湖周围和鄱阳湖一带两个区域。洞庭湖周围以湖南石门皂市、澧县彭头山等遗址为代表，又称" 彭头山文化".这些遗址中生产工具以打制石器为主，也有一批燧石细石器，磨制石器有石斧、网坠、石球等，有少量骨器。制陶工艺相当原始，制法全为初期的手制贴塑法，即用手捏出器形，再内外糊上几层，容易破碎。各遗址都发现了一批动物骨骸，有水牛、鳖、鱼、蚌等，表明渔猎和采集经济占主导地位。陶片中夹杂着稻壳，可知已有了早期稻作农业。鄱阳湖一带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同洞庭湖周围一样，也表现出较强的中石器时代色彩。仙人洞遗址是江西鄱阳湖东岸怀玉山北麓的一个遗址，新石器时代文化堆积中打制石器较多，一般仅打出刃部即行使用；磨制石器很少，制作也很粗糙，器类非常简单，主要有扁圆形穿孔石锤、两端尖的石矛及个别石凿。骨角蚌器比较多。晚期的石器磨光技术有所改进，出现扁平石锛。仙人洞的堆积中，上、下层都发现了多处火堆遗迹，同时含有大量野生动物骨骼和螺蚌介壳，没有家畜的遗骸。这些情况表明：江南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氏族经济生活，主要依靠狩猎，捕捞和采集，还没有稳定的定居生活，一些地区农业生产处于初期状态。
　　总的看来，中国大陆新石器时代早期的经济是从中石器时代过渡产生的。农业生产很原始，采集、狩猎和捕捞活动在经济生活中仍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有的地区渔猎经济尚居主导地位，大部分地区还没有十分稳定的定居生活和一定规模的农业，也没有出现象西亚和尼罗河流域那样发达的灌溉技术。经济生产活动受到自然条件的强大制约，各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表现出一定差异，存在着不平衡性，并预示着不同的经济形态发展方向。自中石器时代以来形成的文化交流继续存在，并为新石器时代中期农业经济的繁荣创造了条件。
　　②新石器时代中期。公元前5000- 前3500年左右，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大部分地区先后进入了新石器时代中期氏族制经济繁荣发展的阶段。新的农业生产工具越来越多，农作物的品种和产量都有较大幅度地提高；制陶工艺更加成熟，各地出现了不同类型的陶窑和制陶方法，薄胎陶、白陶等体现先进技术的产品不断发现，并已出现了慢轮修整技术；玉石器制作工艺在东部沿海地区的辽宁、山东、江苏、浙江一带成绩非常突出，切割、抛光、钻孔等技术得到进一步推广；竹木器、骨角器制造和加工业也比早期有明显发展，一些地区出土的工艺品成为中国乃至古代世界的奇珍异宝；随着手工业生产工具的改进，土木建筑和造船工业也呈现出新局面；丝麻纺织业继续发展，出现了养蚕业和一些纺织新技术，从而为中国成为古代丝绸大国奠定了基础；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促进了当时水陆交通的发展，以物易物的交换范围不断扩大，开始出现专门为交换而制作的商品；与此同时，采集和渔猎经济继续作为农业经济的重要补充，仍是氏族成员经常从事的生产活动。
　　这一阶段不仅经济生产在各个领域里发展较快，而且各个地区、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也有迅速发展。中国的氏族社会在经济稳定发展的背景下，呈现出同一性的趋势，但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以外的一些中心区域仍保持着较浓厚的地方特色。这种社会经济发展的同一性和地方特色，为中华民族的融合及多民族的文化结构孕育出雏形。
　　中国新石器时代中期1 千多年的历程中，最富代表性的是黄河中游地区的仰韶文化、黄河上游地区的马家窑文化、黄河下游地区的大汶口文化、长江中游的大溪文化和屈家岭文化、长江下游的河姆渡文化和马家浜文化、西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等。此外，华南地区、辽东地区、松花江及嫩江流域、闽江两岸及四川盆地也都有一些农业氏族部落开发着当地的自然经济。在这一阶段，黄河流域的一些氏族部落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居于领先地位，长江流域的原始农业经济几乎与之同步发展，其它地区则相对落后一些。
　　仰韶文化是继承裴李岗文化、磁山文化等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发展而来的，农业生产比早期有了很大发展，各氏族部落以种植粟、黍为主，有些氏族也种植水稻，同时掌握了白菜、芥菜等一些蔬菜园艺栽培技术。这一时期属于原始的锄耕农业阶段，采用刀耕火种的方法和土地抛荒轮休的耕作方式，生产水平仍较低下。早期阶段用尖木棒等木质工具及石铲、石锄等挖掘土地，用于砍伐山林的石斧形体厚重，收割农作物则用两侧有缺口的长方形石刀和陶刀。中晚期出现了大量舌形、心形、长条形磨光石铲和有肩石铲，提高了劳动效率。家畜饲养业也比早期有较大进步，已发现很多猪、狗和羊的骨骼，马的骨头也有少量发现，鸡已驯化为家禽。这时，采集和渔猎经济仍占重要地位，大量遗址都出土了狩猎和捕鱼的工具、武器，也发现了丰富的野生动物骨骼和野生植物果实。半坡等遗址出土的彩陶盆及其它一些陶器上绘画的鱼、鱼网等，显然是长期捕捞活动的真实写照。
　　仰韶文化时期，黄河中游的手工业经济与农业、畜牧业经济一样，主要从事以自给自足为目标的自然经济活动。以物易物的交换形式已普遍存在，但商品经济的萌芽还没有产生。一些典型遗址的遗迹与遗物及较大规模的氏族公共墓地随葬习俗表明，氏族成员从事手工业生产劳动主要是以性别和年龄为分工的，一些专业性技术已为长期从事、积累了一定经验的氏族成员掌握，但专业分工尚不明确与规范。当时的手工业生产，主要是制陶业和石器制作、骨角器制作、制革、纺织、编织等，也有一些人善于制作各种装饰品。
　　黄河上游的马家窑文化，是仰韶文化向西部地区移民的一支部族创造的，其分布以陇西平原为中心，包括甘肃和青海、宁夏及四川北部一带，年代约为公元前3300- 前2050年。马家窑文化的居民同仰韶文化一样以经营原始的旱地农业为主，种植粟和黍。生产工具有石铲、石镰、石磨盘、石磨棒、石杵、石臼等。饲养的家畜除了猪、狗、羊之外，还有家禽鸡。许多石镞，骨镞的出土和大量鹿骨，说明狩猎活动仍是经常进行的，鹿是主要对象。
　　原始手工业比较发达，尤其是木器制作和纺织业十分突出，青海柳湾氏族墓地的许多人骨附近有麻布衣服的痕迹。制陶业与黄河中游有不同特点，在兰州东郊白道沟坪遗址发现的大型窑场，窑室构造比仰韶文化更进步，充分显示了氏族制有组织地进行较大规模生产劳动的情况。在马家窑文化晚期。手工业产品日益丰富，并出现商业性交换的萌芽。青海乐都柳湾的晚期墓葬中出现了海贝和以石、骨仿制的贝，来自遥远的东方，年代已接近中原地区的夏代，可能是中国古代货币的象征。
　　黄河下游的大汶口文化，主要分布在山东境内，中心地区在泰山周围，东达黄海之滨，北抵渤海南岸，南部和西部波及江苏、安徽和河南的部分地区，年代在公元前4300年- 前2500年左右，已发现这种文化的遗址约200 处。大汶口文化的经济以农业为主，生产工具基本上与黄河中游各部落相同，但中晚期出现的有肩石铲、大型有段石锛、石镐和鹿角锄等，表现出一定地方特色。家畜家禽饲养业与黄河中上游一样，但比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发展更快。各遗址普遍发现大量渔猎工具和动物残骨，说明渔猎经济占有一定地位，已能捕获大而凶猛的水生动物扬子鳄。在手工业经济中，制陶业非常重要。大汶口文化陶器的发展具有明显的阶段性；早期继承了北辛文化的传统，均为手制，砂质陶火候较低，陶器种类也不多；中期开始使用轮制技术，并烧制出火候较高的灰白色陶器，出现了一些新型陶器如鬶、簋背壶等；晚期已使用快轮，生产大型陶器，并使用新原料坩子土烧制白陶。大汶口文化晚期制作的薄胎磨光黑陶高柄杯，代表了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制陶工艺的最高水平。当时黄河下游的制石、制玉业也比较发达，选料、切割、穿孔和抛光技术都超过了黄河中游的氏族部落。大量考古资料表明，大汶口文化晚期一部分手工业已从农业中完全分离出来，成为相对独立的经济部门，为商品交换创造了条件。
　　黄河流域的新石器时代中期文化，各地发展是不平衡的，马家窑文化显然晚于仰韶文化，当黄河中游一带已经发展到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龙山文化阶段时，黄河上游一带大部分地区仍处于新石器时代中期，在青海贵南等地甚至生活着中石器时代游牧经济的氏族部落；黄河下游的大汶口文化，与仰韶文化渊源不同，自成系统，独立发展近两千年。由大汶口文化发展形成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山东龙山文化，也因其与中原文化的区别而长期与中原龙山文化并存，是中华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
　　与黄河流域相比较，长江流域的中国新石器时代中期经济发展呈现出更加复杂的局面。长江中上游的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是继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之后陆续出现的，属于同一系统；长江下游三角洲的江苏南部和浙江北部，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和接近晚期的崧泽文化也是一脉相承的；在屈家岭文化和马家浜文化两大系统之间，还居住着生活习俗有一定差异的薛家岗文化、北阴阳营文化等部族；湘江两岸和赣水流域的一些农业部落，生产比较落后，受到屈家岭文化的强烈影响，但这些部落各自表现出与洞庭湖、鄱阳湖以北原始文化的明显区别。总之，新石器时代中期，随着氏族制农业经济的繁荣，长江流域各地的文化面貌十分复杂，乃至到新石器时代之末和青铜时代，长江以南的各部族被中原统称为百越。
　　长江流域新石器时代中期诸文化，虽然彼此间有或多或少的差异，但也有许多共同的、区别于黄河流域的特点，主要区别是这一带的农作物以稻类居多，不见北方的粟、黍等旱地作物；渔猎经济的成分也比黄河流域更多；在手工业中，竹木器的制作加工技术比北方发达，装饰品工艺的内容更为丰富。因此，长江流域的新石器时代中期经济状况，呈现出与黄河流域明显不同的色彩。
　　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地理条件与黄河冲击扇不同，为连续的、坦荡的冲积平原，河流密布，湖泊很多，气候暖热，雨量充沛。新石器时代到处是茂密的阔叶混交林和水生植物、湿生草木植物。山林、河湖和沼泽间有较多热带、亚热带动物，如亚洲象、犀牛、猕猴、孔雀等，这种自然环境为各地氏族部落提供了稻作农业和渔猎经济的有利条件。公元前4400- 前3300年，大溪文化的先民生活在四川、湖北相接的三峡地区，氏族营地流行红烧土砌筑的房屋和用竹材建房，红烧土块中常见稻草、稻壳的印痕。饲养的家畜家禽有猪、狗、牛、羊和鸡。除了农业生产外，捕捞鱼、龟、鳖、蚌、螺等水生动物是氏族成员的经常性劳动，狩猎活动在经济生活中也占一定的地位。手工业方面除了竹木器生产加工外，制陶业的成绩也比较突出，白陶和薄胎彩陶是大溪文化富有创造性的产物。屈家岭文化主要分布在湖北境内和河南的南部，晚期年代在公元前3300年- 前2600年，是在大溪文化基础上发展而来的。这一时期营地内的房屋建筑已流行双间式或套间式，反映了家庭组成方面的变化。这个时期石器制作业进步较大，生产工具有一定改进，磨光石器数量大增，农具中的穿孔石铲、石镰、双肩石锄很常见，从而提高了生产效率，由于收获稻谷是用连根拔起的方法，因而很少发现黄河流域盛行的穿孔石刀、陶刀。纺织业的发展令人瞩目，到处都发现独具一格的彩陶纺轮，有的扁薄小巧，有的个体硕大而无彩绘，可能与纺线的原料、粗细有关，说明长江流域的纺织技术当时已相当进步。相比之下，陶器的制作没有明显的发展，仍处于手制阶段，少数经慢轮修整。彩绘陶器的晕染技法很有特点。
　　长江下游的河姆渡文化，主要分布在杭州湾南岸平原，并越海东达舟山群岛，年代在公元前5000年- 前3300年左右，以典型遗址浙江余姚河姆渡而命名。居民生活在河边低地聚落中，房屋普遍是栽桩架板高于地面的木构干栏式建筑，也有立柱式的地面建筑，柱底有坚硬的烧土块，粘土和碎陶片为基础，反映出水乡居室的建筑特点。稻作农业比较发达，有的地方稻谷、稻壳、茎叶等堆积厚达0.5米左右，主要属于栽培稻中的籼亚种晚稻型水稻。
　　该文化发现的人工栽培稻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实物，在世界稻作农业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河姆渡文化代表性的农具是骨耜，多数采用鹿和水牛的肩胛骨制成，安装在长木柄上使用。还发现了一些木耜、穿孔石斧、双孔石刀和木杵等。家畜主要是猪和狗、水牛。有的陶盆上刻划着稻穗和猪的图象，反映着饲养家畜和农业生产的互相依存关系。各遗址出土了大量野生动物遗骨，有各类动物40余种，其中以鹿科动物居多。河姆渡遗址出土骨镞达千余件，还有木矛、骨鱼镖、木桨等，说明水上交通和渔猎经济也是相当发达的，成为农业经济的重要补充。
　　马家浜文化主要分布在太湖地区，早期与河姆渡文化并存，关系密切，晚期与河姆渡文化相融合并迅速扩大其范围，成为长江下游独树一帜的部族，逐渐过渡演变为崧泽文化。农业生产是马家浜文化居民的生活基础，主要工具有木铲、石铲、舌形有孔石斧、石锛等。收获用的石刀很少，也很粗糙，这一带收获水稻与长江中游诸部落一样采取连根薅拔的方法。饲养的家畜有猪、狗和水牛。渔猎经济也占重要地位，各遗址出土大量柳叶形骨镞和丰富的兽骨，马家浜遗址的兽骨堆积厚达二三十厘米。猎获的野兽以鹿类和野猪居多。在一些遗址发现较多野生的桃、杏梅、菱角等，是人们采集的果实。制陶技术还处于较低的阶段，各种陶器均为手制，火候不高，陶质较软，颜色不甚纯正，器表以素面为主。除了新石器时代各地常见的鼎、罐、钵、盆之类外，腰沿釜、炉、箅、三足壶形器等为其它文化所未见。纺织业比较进步，在江苏吴县草鞋山遗址发现了公元前4000多年的野生葛织物残片，系纬线起花的罗纹织物，分别有菱形、山形斜纹，是中国目前发现最早的纺织品实物。
　　北阴阳营文化和薛家岗文化，是长江下游与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有较多交往的新石器时代中期偏晚阶段的文化，年代在公元前4000- 前3000年左右。北阴阳营文化以南京郊区的一个遗址定名，这种文化主要分布在南京、镇江一带的丘陵地区。聚落遗址发现较少，房屋为长方形地面建筑。从大量石器工具及一些陶器上的稻壳印痕得知这一带氏族的经济生活也是以稻作农业为主，家畜有狗和猪。出土的骨镞、石球、陶弹丸等工具和一些野生动物的骨骼说明渔猎是经常从事的经济生产活动。在手工业生产中，陶器制作处于手制轮修阶段，胎壁较厚，器物种类比较简单，盛行三足器和圈足器，一些陶器上的牛鼻式■身、角状把手与器足颇有特色，有红衣或白衣彩陶。石器的磨光技术和穿孔技术很高，环状大石斧、穿孔石锄、多孔石刀和各式锛、凿都有一定特点。玉石和玛瑙类装饰品比长江流域同时期其它文化更为丰富，显示出手工业发展的技术水平较高。薛家岗文化分布在大别山以东、巢湖以西的长江北岸与淮河之间。以潜山县薛家岗遗址命名，考古资料表明，这支古老的氏族部落与北阴阳营文化是同一系统的姊妹部落，可能是从淮河流域的青莲岗文化向南迁徙，定居在大别山以东、巢湖以西和南京、镇江丘陵地带的。居住遗址是地面建筑和半地穴式房屋，主要从事稻作农业，出土的陶器和石器与马家浜文化、北阴阳营文化有很多共同特点，其中横长梯形穿孔大石刀独具特色，孔均奇数，为1-13孔，最长的石刀达51.6厘米。薛家岗墓地中随葬的大量玉石装饰品与北阴阳营文化基本一致。大约在公元前3000年，北阴阳营文化和薛家岗文化相继与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相融合，汇流于新石器时代晚期和铜石并用时代的良渚文化。
　　距今5500年以前，辽河平原生活着一些新石器时代中期发展阶段的农业部落。其中西辽河两岸至河北省北部地区的红山文化比较典型。聚落中的房址为大小不同的方形半地穴式。室内地面经过锤打，中央设瓢形灶坑，与黄河中游仰韶文化的居室十分相似。各遗址出土了数量较多的农业生产工具，也发现了牛、羊、猪等家畜的骨骼。从大量石镞和鹿、獐等兽骨遗存来看，渔猎经济仍占相当大的比重。辽河下游平原的新乐文化，是比红山文化更早出现的氏族部落创造的，年代为公元前5300- 前4800年，属新石器时代中期的最早阶段，经济生活中还保留着明显的中石器时代特点，其丰富的石叶细石器，长身镞、三角镞、尖状器、刮削器等是中国北方细石器工艺传统的典型器物。磨制石器也较多，但主要用于木器加工和建筑。农业生产工具主要是打制的石铲、磨盘、磨棒等。制陶业比较原始，均系手制，多数为夹砂褐陶，器类少，火候低。从全部考古资料分析，新乐文化的居民定居生活还不稳定，农业虽已发生，但渔猎经济占有主要地位，其社会发展水平显然落后于黄河流域。在黑龙江、嫩江流域，新石器时代中期仍生活着以渔猎、采集经济为主的氏族。
　　在华南地区，大约在公元前六七千年广泛分布着新石器时代早、中期遗存，打制石器与磨制石器普遍共存，渔猎经济的特征明显，但文化面貌尚不十分清楚。至公元前3000年前，华南各地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面貌才逐渐明晰了。
　　③新石器时代晚期。公元前3000年左右，中国的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大部分地区氏族经济发展到了龙山文化时期，即新石器时代晚期至铜石并用时代。
　　龙山文化以黄河下游的山东章丘龙山镇城子崖遗址定名，各地发现的这种文化遗存基本面貌相似，也分别有不同特点，黄河流域称为山东龙山文化、河南龙山文化、陕西龙山文化等等；长江流域则另称良渚文化、湖北龙山文化。从公元前3000年至前2000年，是中国大陆的大发展、大动荡、大交流、大融合的时代。经过战争与和平的不断交替，产生了以黄河中游一带为主体的华夏文明，从而使中华民族以整体的面貌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极大地推动了亚洲古代文明与社会经济的发展。
　　龙山文化时期，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快，尤其是手工业生产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从而不断改变着社会的结构和制度，为奴隶制经济的出现铺平了道路。
　　黄河中游的几个部落集团，是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氏族制农业经济的突出代表。以潼关为中心的山西、河南、陕西三省交界地区，生活着仰韶文化半坡氏族部落的后裔，他们的主要生产方式仍然是传统的旱地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工具有了改进，磨制石器的数量和质量都超过了仰韶文化，出现了挖土用的木耒和收获用的半月形石刀、石镰。家畜饲养业也更发达了，各遗址出土的猪、狗、牛、羊骨骼十分丰富，其中以猪骨最多。河南陕县庙底沟遗址，经清理的26个龙山文化时期废弃灰坑中家畜的骨骼，远远超过这个遗址中仰韶文化168 个灰坑中出土家畜骨骼的数量。家畜饲养业的发展必须以农业生产为基础，显然庙底沟龙山文化氏族的农业生产比仰韶文化时期有较大提高。当然，潼关一带各氏族部落的生产活动中，渔猎和采集经济仍占一定的比重。各遗址普遍发现用石、骨和蚌壳制作的箭镞、网坠等渔猎工具，还有较多野生动物的残骸。以郑州、洛阳为中心的伊水、洛水流域，生活着仰韶文化秦王寨、大河村部落集团的后裔。这里的农业经济也比以前有明显的发展，农业工具中收割谷物的石刀、石镰和蚌刀等十分丰富，反映出农作物的收获量比仰韶文化时期更大。家畜饲养业与潼关地区同样发达。鹿和厚壳蚌是氏族成员狩猎和采集的主要对象。这一地区犁耕技术的出现令人瞩目。河南孟津小潘沟遗址出土了典型的三角形石犁，虽然结构、擦痕和磨蚀情况表明这种石犁还不能深耕，但比起耒耜类挖土方式来无疑是农耕技术了不起的发明。这时的制陶业已基本上使用了轮制技术，大量陶器都是灰、黑色的，可知烧窑工艺已全面处于还原焰烧制的阶段。河南临汝煤山遗址发现的两座窖穴中，还发现了炼铜用的坩锅残片，说明已开始出现冶铜技术。在经济发展的背景下，氏族中居民生活质量也比仰韶文化时期有所提高。陶器不仅种类更多，器形也有变化，说明日常饮食有很大改进，其中夹砂罐、甑、鼎、鬲、斝、鬶、盉等炊煮器、温热器种类十分丰富。此外，各氏族营地、公共墓地普遍发现的骨簪、骨环、蚌饰、牙饰等装饰品制作更为精美，一方面反映了生活质量的提高，另一方面也反映出骨角器手工业生产和加工技术达到了一种新水平。在河南北部、河北南部和山东西部地区，是以安阳后岗遗址为代表的部落集团。后冈龙山文化是在仰韶文化后冈类型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从生产工具来看，农业经济持续稳定地发展，挖土和收割工具大量增加。这个部落集团除了饲养猪、狗、牛、羊之外，还驯化了马并饲养了猫。
　　从大批箭镞、渔具的出土，可知渔猎经济继续发挥较大作用。制陶业发展较快，受到山东龙山文化先进的制陶技术影响，一些遗址出土了鬼脸足鼎、白陶鬶等山东地区风格的产品。陶窑的结构也有了较大的改进，使火力更集中了，有的陶场还有供水的井。经济的发展促进了人口的增殖，每一个农业村落中房屋的数量都比以前增加了，汤阴白营遗址在1400平方米的范围内就清理出62座房址，后冈遗址在600 平方米内发现38座房址，都分行整齐地排列着。这时的房屋建筑技术也有很大进步，各氏族营地普遍流行室内铺设白灰面的形式，一些遗址还发现了土坯围墙。河南东部及安徽西北部地区，龙山文化时期生活着与中原其它地区生活习俗差别较大的一个部落集团，集中分布在黄河南岸沉积平原的南北狭长地带。这个部落集团的农业经济发展程度不如邻近的几个部落，农业工具虽有普遍发现，但数量不多，而用于采集和渔猎的工具则比较丰富，多种陶网坠形制复杂，遗址中常见骨鱼镖和大量蚌壳、螺壳堆积，鱼骨也较多，说明这个部落的经济生产以渔猎为主。随着生产的发展和中原地区、山东地区两大势力的扩展消长，这一带许多氏族部落逐渐与中原腹地拉大了距离。夏、商之后，这个地域内的氏族部落被中原王朝统称为淮夷。
　　黄河中游上述四个大的部落集团，在经济生产领域中有许多共同的特点。他们在农业、手工业和其它方面的发展，在龙山文化时期的中国大陆经济发展中起着率先催范的作用。石犁、人工烧造石灰、土坯墙、凿井技术、铜器铸造乃至城堡的出现，说明黄河中游一带的氏族部落内部结构、劳动分工、财产分配等方面都发生了意义重大的变化，经济的发展使龙山文化出现了比仰韶文化晚期更多的剩余产品，从而导致了私有制的产生。龙山文化晚期已进入铜石并用时代，黄河流域各地都出现了较大的城堡、手工业作坊和集市，出现了战争掠夺的奴隶，氏族酋长则依据权势获取了更多个人财富，成为新兴的贵族。为了保护本氏族的利益和酋长的私人财富，在后冈、王城岗、平粮台等地出现了有高大城墙、栅寨和深沟卫护的大型城堡，奴隶制就在这里诞生了。
　　新石器时代晚期，黄河下游各氏族部落也全面进入龙山文化的经济发展阶段。泰山、沂蒙山周围地区的农业生产水平比较均衡，手工业生产也表现出同步发展比较一致的特点。只是在一些山区和滨海地带，农业经济不够发达，采集和渔猎居于主要地位。在大汶口文化的繁荣基础上，龙山文化的粟作农业生产规模和产量都在不断扩大和提高。不仅家畜饲养成为一些氏族成员的经常性劳动，而且制陶业和石器制造等手工业生产也有了明确的分工。
　　大量遗址都发现了丰富的农业生产工具，主要有挖土的扁平穿孔石铲、蚌铲和骨铲；收获谷物用的双孔半月形或长方形石刀、蚌刀、石镰及带锯齿的蚌镰，制作都很精良；加工谷物既有用石磨盘、石磨棒的碾磨方法，也有用杵和臼的舂捣方法。个别遗址发现了稻的遗存，说明在粟作农业的同时，水稻也开始在山东种植，扩大了农作物的种类。随着农业的发展，家畜饲养和畜牧业空前繁荣，马、牛、羊、鸡、狗、猪等中国古代的" 六畜" 在龙山文化时期均已具备，其中以猪、狗最多。从陶器上看，造酒、饮酒、盛酒、温酒的器具迅速增多，酒的大量生产和饮用，无疑也是农业生产发展到一定程度的结果。采集和渔猎经济在黄河下游各地已明显退居次要地位，但仍是食物来源的补充手段。在农业经济基础上，手工业的发展也很突出。快轮制陶技术的发展，使制陶业逐渐从新石器时代中期主要由妇女和老人们的事业，转变为氏族内部一些富有经验的家族所掌握的专业生产部门，许多陶器成为交换的商品；玉石器制作技术也有较大提高，人们根据不同的石料制作不同用途的工具；骨、角、牙、蚌器的出土数量相当可观，器物的种类也明显增加了；大批陶、石纺轮的出土说明纺织业的显著发展，许多陶器底部发现了布纹，紧密纤细，其质量显然超过大汶口文化的水平。山东地区龙山文化的经济发展，具有很强的稳定性与独立性、连续性，并对黄河中游，辽东半岛及淮河流域的经济生产有很大影响。
　　三、古代西亚的经济发展
　　1.两河流域的自然地理状况
　　亚洲西南部地区，是世界古代文明的四大中心区域之一。这一地区包括现在的伊朗高原、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流域、小亚细亚、叙利亚、巴勒斯坦等国和阿拉伯半岛，习惯上称做西亚地区。
　　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发源于小亚细亚东部山区，向东南方向蜿蜒曲折流入波斯湾。居于西南的幼发拉底河较底格里斯河略长，水量亦较大。两条流向一致的大河在中下游开始靠近，并肩而行，希腊文称" 美索不达米亚" 即" 两河之间".其下游平川地带分为南北两部分，北部叫阿卡德，南部为苏美尔。这些不同的名称都来源于各地先后建立的古代文明，其时代顺序由南而北循河向上，先后为苏美尔、阿卡德、巴比伦和亚述。
　　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都是流程较短的中等河流，一般每年在3-7 月间洪水泛滥，水量随上游山区雨雪量的大小而变化，其日期不像尼罗河那样稳定。由于是两条河流并行，泛滥的时间常有交错，若遇雨量较大而又两河同时发生洪水，则下游的南部底地便会成为一片汪洋，形成大规模水患。
　　因此，苏美尔地区的古代居民要付出艰巨的努力，不断积累和掌握防洪排涝的技术，世代承袭和传播蓄水调节灌溉的经验，将沼泽洼地变为良田。两河流域属于炎热干旱的气候区域，一年中大部分时间雨量稀少，农业生产主要依靠河水灌溉。在远古氏族社会里，当人们还没有掌握灌溉技术的时候，苏美尔平原低洼地区极少有人定居。两河流域发现的新石器时代农业遗址，都位于北部的丘陵地带，如哈苏纳文化、萨迈拉文化等。即使到了铜石并用时代，人们还主要居住在北部山区，由此可见生产技术对古代人类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是非常重要的。
　　2.铜石并用时代及苏美尔文明
　　大约在公元前5000- 前4400年，西亚的伊拉克、叙利亚北部和土耳其东南部山区，氏族经济进入铜石并用时代，在丘陵河谷台地上，发现了许多当时的村落遗址，其中叙利亚哈布尔河畔的哈拉夫遗址首先被发现，这种远古文化遂称为哈拉夫文化，典型遗址还有底格里斯河东岸的阿尔帕契亚和耶里姆、高拉等。这一时期的村落面积不大，但房屋排列相当密集，流行一种建筑在石基上的圆形住房，泥墙很厚，晚期的屋墙是土坯砌成的，十分坚固。
　　居民的经济生活以种植小麦、大麦的农业为主，兼营狩猎、采集和畜牧业，家畜有绵羊、山羊和猪。哈拉夫文化的居民已熟练地掌握了切割石材的技术和钻孔技术，用黑曜石、燧石等制作镰、碾磨工具等。这一时期的彩陶代表了美索不达米亚古代制陶业的最高水平，在器壁很薄的各种陶器上涂以奶油色或浅黄色泥釉，饰以黑色、白色、桔黄色、红色、紫褐色图案。图案大多为几何形，画满器身的大部分空间，也有一些图案表现鸟、人和其他动物，较多画着牛头。在哈拉夫陶器中，主要器形为平底钵、浅盘、碗、罐、壶。
　　哈拉夫文化的制陶工业，是当地居民自己创造的成果，在阿尔帕契亚遗址，发现了当时的制陶和制石作坊，晚期文化层出土了铜针、铜凿和铅，是两河流域较早的金属器。
　　公元前4300年左右，两河流域北部丘陵地带的哈拉夫文化基本结束，在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的情况下，人们已开始掌握了农业生产中防洪排涝和蓄水调节灌溉的技术，于是在两河流域南部的苏美尔地区出现了人口迅速增加的居民点，低地平川显示了比较优越的农业开发条件，城镇渐多，出现了两河流域最早的文明萌芽欧贝德文化和苏美尔文明。
　　欧贝德(又译奥泊德）文化是以最早发现于伊拉克乌尔附近的欧贝德遗址而得名的，其年代在公元前4300- 前3500年，欧贝德只是一个氏族部落的营地，居民不足千人，以它的特点为代表的铜石并用时代氏族部落在苏美尔地区分布广泛，并远传至沙特阿拉伯东部地区。目前发现的有最古老的城市埃利都，以及重要遗址乌尔、乌鲁克、拉格什、尼普尔、基什等，这些都是苏美尔文明时期的最主要的城邦。从考古发掘资料看，欧贝德文化与西亚一带其它铜石并用文化的社会发展水平是一致的，人们主要从事农业生产，种植小麦、大麦、亚麻，饲养牛羊，已经掌握灌溉技术，并和周围地区进行铜、石材、木材的交换贸易，与小亚细亚地区交换黑曜石，与阿富汗交换青金石等。由于地处低洼的沼泽，利用芦苇建造房屋和制造小船是很有地方特色的生产活动，埃利都遗址出土了欧贝德文化晚期的泥塑帆船模型，许多遗址发现的苏美尔圆筒印章和浮雕上最早的建筑符号都绘成芦苇建筑。当地居民都十分重视发展渔猎经济，主要是捕鱼和猎取各种水禽。
　　欧贝德文化的建筑业，代表着当时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水平。虽然广大居民习惯于芦棚茅舍的环境，但以神庙为中心而出现的城镇成为政治、经济、宗教、艺术的中心。居民对神庙的修建十分重视，埃利都遗址的神庙建筑在长达千余年的过程中不断创造更新，显示出苏美尔文明的发展历程。这个遗址有18层不同时期的建筑遗存，最下面的两层属公元前4500年或更早，已开始用土砖砌成方型殿堂，虽然是不足3 平方米的单间房屋，但是室内布局反映出存在着祭祀的壁龛和中央祭坛等遗迹。以后随着时间的推移，神庙规模逐渐增大，形制亦愈益复杂。到了第9-11层，不仅神庙已有了中间殿堂，并有两个凸出的侧廊。到欧贝德文化晚期的第6-7 层，神庙已奠基于高大的土台之上，台面铺着石块，由于苏美尔平原极缺石料，神庙本身仍以土砖修筑，但殿堂已长达26.5米，宽16米，显得十分雄伟。殿内大厅一端设祭台供奉神像，两侧置耳房，墙面扶垛组成规整的凹凸直线，既美观又起到了加固作用，是两河流域古代建筑的典范。
　　欧贝德文化的手工业经济已相当发达，制陶业的成就十分突出。早期陶器为手制，主要为粗制的素面陶和彩陶，除了丰富的各种生活器皿外，还有陶制生产工具如镰、銎斧、纺轮等及一些饰物和人像。许多容器表面用软刷画出黑绿色或深褐色的曲线图案，还有一些叶状纹和带有风格化的动物及鸟。埃利都遗址发现的彩陶一般是在淡黄色或乳白色陶衣上画彩，但其它遗址的陶器则很少陶衣，似乎表明制陶技术有所差别。当时烧陶的温度较高，有些陶器因烧过火而几乎达到玻璃化的程度，烧制过程中常有变形，说明还没有熟练掌握火候的能力。欧贝德文化晚期出现了轮制陶，出土了高脚杯、瓶、碗、椭园形大盘及带流陶器等。欧贝德文化的制陶技术对周围地区有很大影响，伊朗扎格罗什山下迪兹富勒附近的苏萨古城，在公元前4 千年的地层中发掘出同欧贝德文化有密切关系的大批陶器，其中包括器表呈淡黄色，上面用黑褐色颜料绘出几何化的水鸟、羊、蛇等图案的陶器。在手工业生产中，石器的制造并没有显示出比哈拉夫文化更大的进步，只是处于延续的水平。石器较少，主要是石斧、石叶和少量石容器、燧石锄。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文化的末期出现了最典型的陶镰，刃部薄而锋利，这种陶镰要比粘有沥青的燧石片制成的石镰更容易制作，并且可以成批生产，可以适应农业发展对收割工具的大量需求，这是两河流域苏美尔平原定居以后灌溉农业发展的结果，预示着经济的进一步繁荣。
　　公元前3500年- 前3100年间，两河流域的经济发展进入乌鲁克文化阶段。铜石并用时代晚期的乌鲁克文化是在欧贝德文化基础上发展起来的，20世纪20年代由德国考古学家对乌鲁克遗址(伊拉克境内，今称瓦尔卡）发掘而定名，典型遗址除乌鲁克的第12-4层堆积外，还有埃利都、尼普尔、乌尔、泰洛赫、欧盖尔、海法吉、尼尼微和高拉等。这个阶段是最早的国家即城邦的形成时期，是两河流域文明的曙光，史前时代在乌鲁克文化之末结束，文明时代随着这一文化的结束而开始。乌鲁克文化，也是人类历史上重大的转折时期。
　　乌鲁克文化时期的经济发展比以前的速度加快了，其中一个重要标志是居民聚落大幅度增加、城镇建设比欧贝德文化时期有明显进步。围绕乌鲁克，已形成了中心城镇、小型城镇、农村居民点三种层次的人口分布格局，这种状况不仅反映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和粮食产量的增加，也反映了社会制度开始发生较大变化，一些人得以掌握大量剩余产品和分配的权利，国家组织正在逐步替代氏族部落组织。从公元前3500年到前3200年的三百多年时间里，农村居民增多了6 倍，小镇增多3 倍，除了本地人口随着经济发展而自然增长外，周围许多农业不发达或以游牧为生的氏族纷纷迁徙到苏美尔地区定居也是引人注目的现象。在乌鲁克遗址，神庙位于城市的中心，是当时规模最大的建筑，也是城邦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在神庙周围是官邸，再外围是手工业作坊和匠人的居室，最外围是农业居民。这种布局反映了当时社会已初步形成等级，为国家的出现奠定了基础。乌鲁克文化晚期，城镇遗址急剧增加，农村聚落却所增无几，反映了血缘氏族村落在停滞和解体，地缘的城镇蓬勃发展，也反映了手工业技术的进步和专业化分工的进一步形成。
　　在乌鲁克遗址的城市建设遗迹中，考古学家清理出层层高台顶上修筑的祭神塔庙。这一时期的神庙不仅建筑在分层铺砌的高台上，而且设置了规模宏伟的梯道。有一座供奉女神埃安娜的" 石庙" 大殿，使用了在苏美尔甚为名贵、十分难得的石灰石，极其壮观，长86米，宽达33米，石庙旁边的庭院廊柱采用红、白、黑色陶制锥状镶嵌，呈圆柱或半圆柱形，柱经达2.62米，镶嵌的几何纹样十分美观，又起到了加固作用。位于神庙中部的双侧楼梯的外表与这个门厅廊柱一样，也是镶嵌装饰，表现出苏美尔文明的经济发展水平、杰出的建筑技术和艺术才华。
　　乌鲁克文化手工业经济领域主要生产是制陶业和金属制造业，总的看来，制陶业从哈拉夫文化的盛期、欧贝德文化的持续期而转入衰落，逐渐让位于日益发展的金属制造业。乌鲁克文化后期，手工业的另一种代表圆筒印章制造业开始出现，成为苏美尔文明的标志。陶器的变化是显著的，昔日精美的彩陶已全部消失，代之而起的是素面陶，轮制的磨光红陶和灰陶上，往往有弦纹装饰。作为盛器的杯、盘不见了，大量流行一种敞口直壁碗，制法简单粗糙；罐类较多，主要用于贮藏，这与食品种类增加和剩余产品增加有一定关系；瓶、壶在各地也普遍存在。快轮制陶的方法和不再精心彩绘，以及对火候的有效控制，使制陶工业降低了成本，扩大了产量，虽然审美价值在下降，经济效益却有很大提高。因此，陶器的变化不能表示制陶业的衰败，只是彩陶艺术的消亡，这种变化适应了当时社会经济变化的要求，同时也反映出人们的手工业生产正越来越转入金属制造业。乌鲁克文化时期，两河流域的金属制造业在北部比南部更为发达。在北部的著名遗址高拉，欧贝德文化时期的堆积中发现了七八件铜制品；到了乌鲁克时期则发现了20多件铜器，有铜扣、铜凿、铜锥、铜针等；在乌鲁克文化之末的捷姆代特.奈斯尔时期，金属制品猛增至60多件，其后的早期王朝初期文化堆积中有铜制品334件，说明乌鲁克文化晚期的金属制造业是发展很快的。除了铜器以外，还有其它金属制品，以金器最为多见，主要是各种装饰物。
　　稍晚于乌鲁克文化的捷姆代特.奈斯尔文化，是乌鲁克文化之末与早期王朝之间的过渡时期，年代在公元前3100年- 前2900年。这种文化以最初发现于巴比仑城址西北的捷姆代特.奈斯尔遗址定名，典型遗址还有乌鲁克、阿格拉卜、奥海米尔、法拉、阿斯马尔等。这一时期，农业和手工业经济的发展更快了，产品的增加促进了商业的繁荣。当时农业生产仍以石制工具为主，如镰、锄、刀等，铜制的工具和武器仅发现了匕首、斧头和鱼钩，数量很少。一些陶印章上雕刻着驯服牡牛、狩猎等图象，说明渔猎和畜牧业是农业经济的补充。在手工业生产中，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彩陶工艺的恢复。
　　各遗址发现的陶器主要是轮制的彩陶，大多绘有几何形图案和写实的图画，在器表光亮的泥釉上仍与过去一样以红色、黑色或棕色在器物上部绘画，不过素面陶的数量仍大于彩陶。这一时期还流行石制容器，常饰以浮雕或几何纹样，其中以乌鲁克遗址出土的一批石容器最为典型。出土的泥板上以象形文字的苏美尔语刻写，主要记载着经济活动及词汇表。当时苏美尔平原的居民与东面的埃兰、西面的叙利亚、巴基斯坦都有频繁的贸易往来，并进一步加强了与尼罗河沿岸各部族的商业联系。在埃及的涅伽达，发现了这一时期苏美尔的青金石圆柱形印章。伊朗东南部索昆河谷的铁佩.雅亚遗址，地处美索不达米亚和印度河流域之间，曾是苏美尔与伊朗、阿富汗及印度河流域贸易联系的中间站，伊朗东南部出产的皂石和阿富汗的青金石，就从这里运往苏美尔各城邦，苏美尔人则用工艺品、毛纺织品、金银器与之交换。在这一时期，开始使用驴拉的木轮车。除了继续使用芦苇束来编造船只外，也开始用木料造船。
　　从哈拉夫文化到捷姆代特.奈斯尔文化，经历了两千多年铜石并用时代的发展，两河流域最终结束了史前时代。两河流域的前王朝时代，以农业经济的持续发展、手工业与农业的逐渐分离、城市和城邦的发生与形成为特征。
　　这一阶段既包括了原始农业经济的解体，也包括了文明时代的序幕和奴隶制经济的萌芽产生。随着城市，金属制造业和文字的出现，以两河流域为主体的西亚地区经济发展进入了奴隶制的早期王朝阶段。
　　3.早期王朝时代的经济
　　大约在公元前2900年左右，两河流域南部的苏美尔文化进入早期王朝时代。
　　早期王朝时代，奴隶制的城邦国家已基本确立，虽然氏族社会晚期的军事民主制残余仍旧存在，但王权已逐渐强大，以大奴隶主为核心的君主政体日趋完备了。在这一地区，基什、乌尔、拉格什、乌鲁克等城邦国家林立，互相争伐。在奴隶制经济不断发展的过程中，世俗贵族的权力不断加强，与此相适应的经济制度也在形成与完善。
　　农业始终是社会经济的基础。神庙原来所拥有的大量土地和奴隶，逐步属于国王所有。早期王朝开始阶段，土地所有制基本上有三种类型，其一为神庙的土地，其二为农村公社遗留的土地，其三为国王、贵族和祭司的土地，前两种是占居主要地位的。在各个城市的建设中，神庙总是雄踞于民居之上的宏伟建筑，反映了神权的至高无上。但是，逐渐扩大的王权这时已与神权并驾齐驱。位于幼发拉底河中游一带的马里城，当时是一座繁荣的都市，在这里发掘出许多神庙，出土了不少神像和国王的雕像，同时出土了不少陶器、贝壳镶嵌物、石印章和青铜器，表明国王的权力与神权是可以杭衡的。随着王权的加强，神庙土地因不许买卖而逐步成为国有土地，并逐渐为国王、贵族和祭司所攫取。在捷姆代特.奈斯尔出土的一份泥版文书上，记载了这些人瓜分约1500公顷神庙土地的情况：城邦统治者" 恩" 即国王一人独得1000公顷；女祭司122 公顷；商人首领103 公顷；军事指挥官100 公顷；首席法官95公顷；预言家64公顷。
　　这种瓜分直到早期王朝末年仍不断出现，使神庙土地相当多的一部分逐渐被王室侵吞。不过，神庙也通过神权经常霸占和收买土地来扩充自己的财富，也有些土地和奴隶是由战争中的胜利品所转化的。同时，从国王到一般的奴隶主和商人也要不断向神庙奉献财物，其中也包括土地和奴隶，因此，神庙的土地在早期王朝时代始终占有相当多的数量，一般估计约为全国土地的1 ／3.神庙的经济力量在早期王朝时代是举足轻重的。位于今伊拉克巴格达东部迪亚拉河谷的早期王朝重要城市海法吉，在20世纪30年代被考古学家发现，人们注意到神庙的规模是逐渐扩大的，如月神欣庙，最初只是单独的庙宇，后来发展成为有许多套房的格局。有一座神庙还设置双重围墙，占地8000平方米，神庙内有圣殿、祭司住房、库房、面包加工作坊等，神坛前的广场就有2000平方米。庙内有僧侣贵族的居室，庙墙外是生产者的住房。
　　这座城市和神庙的发掘，证明了奴隶制经济初期神庙经济的重要地位。
　　国王和贵族在瓜分神庙的土地时，还千方百计侵夺农村公社的土地，使农村公社的土地越来越少。除了用强权霸占瓜分外，较多地还使用彼此互相购买的手段，当时的土地私有和买卖已经比较普遍了。约公元前2600年的格拉什城邦国王恩赫伽尔，留下了一块石版铭文的文书，其中记载了他8 次购买土地共12块的情况，总买进土地952.5 公顷，买地次数之多及地块分布的零碎，都说明了土地买卖的经常化。土地一旦随意买卖，公社农民丧失土地的现象便日益严重，破产的农民大多降为神庙、王室或贵族的依附者，即以佃耕为生的劳动者，这些佃农的地位虽然比奴隶略高，但也备受统治者的压迫和欺凌，更有不少佃农进一步沦为债务奴隶，处境更为凄凉困苦。
　　神庙和王室在苏美尔城邦时代经营土地、使用劳动力的情况，大致有三种：①集中使用奴隶和依附民的神庙祭田和王室农庄，所收获的农产品、畜产品全部归于土地的主人即神庙与王室；②一些口粮田分给为神庙和宫廷服务的人员，有一些属于神庙和王室的依附民也可以得到这种口粮田。口粮田的收入作为这些人的劳动报酬，但这种土地严禁继承和买卖；③神庙和王室把小块土地出租给缺少土地的农民，收取1 ／4 左右的地租。
　　从上述土地经营情况可以看出，苏美尔城邦的居民大致可以划分出四个阶级：①奴隶主贵族，包括国王、祭司和各级军政官员。他们拥有大量地产，剥削奴隶和失去公社土地的依附农民，聚敛财富，并根据自己的意愿将一部分剩余产品分配给在城市中的劳动者；神庙的土地名为公有，实际上已归这一特权阶级所垄断；②公社农民和城市普通公民，亦即享有公民权的自由民。务农者从公社按照家族领得份额土地，城镇居民则多在神庙和王室作坊劳动，领取一定报酬，其中较多的是各种手工业者和各类服务人员。这些人有受王室调遣服劳役(例如兴修水利和其它大型建筑等公共工程）和服兵役的义务；③失去公民身份的自由民，即依附民。他们当中的上层人士可以担任神庙管理人员、工艺匠师和宫廷差役，尚能有生活保障。但广大下层的劳动者和佃农则只能依靠小块口粮田，或靠微薄的配给粮食为生。神庙和王室的土地主要是由这些依附者耕种的；④奴隶，包括神庙奴隶、王室奴隶和一些奴隶主贵族的私有奴隶。奴隶的来源主要是战争中掠获的，也有相当多的奴隶是从边远山区被拐卖和抢掠的。
　　在早期王朝的苏美尔多城邦，奴隶制经济的发展已有一定规模，奴隶数目已达城邦总人口的1 ／4 左右。由于奴隶制最适合于这一历史时期的生产力水平，因而发展较快。
　　苏美尔文明的各城邦国家中，拉格什城邦在早王朝时期处于全盛阶段，是两河流域奴隶制经济的典型代表，在这个古城址中发掘出的神庙建筑和宫廷遗物等，反映了当时经济的繁荣。拉格什的乌尔南歇王朝于公元前25世纪末结束，恩涅塔尔齐与卢伽尔安达父子二人相继为王，国内政局开始动荡。
　　卢伽尔安达(约公元前2384- 前2378年在位）为政暴虐，贪得无厌，不仅直接把大批神庙土地攫为己有，而且穷凶极恶地压榨依附于神庙的各种劳动者，向祭司征收赋税。在他的统辖地域内，到处设关立卡，苛捐杂税猛增，连神庙所收的葬礼费用也大为提高。贵族和官员们乘机不断强取豪夺，民不聊生，平民与王室贵族的矛盾空前尖锐。在这种形势下，王室重臣乌鲁卡吉那发动政变，推翻了他表兄弟卢伽尔安达的残暴统治，取得了政权。乌鲁卡吉那上台后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政策，使陷于困境的经济出现了复兴。
　　拉格什遗址出土的五六万块泥板文书，生动地记述了苏美尔城邦这段早期王朝的历史，其中许多文书记载了乌鲁卡吉那的改革内容。改革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全面展开，其中经济方面的改革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些经济改革的政策包括：①撤除派往各地的税吏。泥板文书记载" 从宁吉尔苏边境直至于海，不再有收税人".同时减免部分捐税和欠税，并豁免了平民积欠王室的赋税和增收的大麦税；②取消了平民家人除户主外其他男丁的无偿劳役；③禁止当权官员利用职权侵夺平民的财产。如不准管理船只和渔场的官员对船夫渔民敲榨勒索，不准官员和僧侣侵吞士兵和平民的牲畜、房屋、树木和果园；④取消了对神庙祭司所增收的捐税，并将原来王室夺去的一些神庙土地和财产发还给神庙，以此照顾祭司、僧侣的利益；⑤改革殉葬礼仪的繁琐手续和高昂收费，以法令规定葬仪从简，将原应交纳的酒、面包、谷物、衣服、羔羊、床、椅子等实物减去许多；⑥为进一步发展农业生产和水上运输，疏通一条旧运河河道，并开凿了一条新运河。
　　为了保障改革的进行，乌鲁卡吉那还制定了一系列法令，" 他在城中颁布命令，并使拉格什公民从债务奴役、欺骗、谷物和财宝被盗窃的情况中解放出来，从残杀和掠夺中解放出来。他制定刑罚，使强者不再欺凌孤儿和寡妇。" 乌鲁卡吉那的改革一方面保护了平民的切身经济利益，另一方面也加强了平民的政治地位，改革的功绩是值得肯定的。由于国内外奴隶主顽固势力的联合抵制，乌鲁卡吉那在任第5 年因对外作战失利而使改革陷入危机。
　　大约在公元前2347年，阿卡德国王萨尔贡以阿卡德王国的名义统一了苏美尔全境，使两河流域的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时期。
　　4.阿卡德王朝的经济发展
　　公元前24世纪初，两河流域阿卡德城邦的势力渐盛，很快击败了其它城邦的军事力量，并乘拉格什国王乌鲁卡吉那改革政局不稳的时机攻占了这座苏美尔重要都市，统一了苏美尔全境，苏美尔文明和两河流域经济发展进入了阿卡德王朝时期。
　　阿卡德王朝的开创者萨尔贡(约公元前2371- 前2316年）是出身微贱的赛姆族人，青年时以园丁为业，并在基什城邦的国王乌尔扎巴巴的宫廷兼作厨师。他逐渐以国王近侍的身份熟悉了军政业务和上流社会的教养，提供给王室的一些谋略受到基什王朝的赏识，并在多次战争中大显身手，最终乘机登上王位。在政权稳定之后，机敏过人的萨尔贡为了摆脱旧王朝的势力羁绊，毅然将国都迁至新建的阿卡德城，称阿卡德之王。阿卡德王国的建立，是新兴的奴隶主适应奴隶制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
　　阿卡德王朝时期的农业生产比苏美尔早期王朝时期有了明显的发展。统一之后的苏美尔各地都直接听命于中央政权，对农业经济发展的第一个直接推动，就是全国的水利灌溉系统得到集中管理。当过园丁的萨尔贡深知灌溉的重要意义，而两河流域下游又素有利用河渠灌溉的传统，所以在萨尔贡上台后即下令修筑了许多新的水渠，扩充和改善了各地的灌溉网，从而极大地恢复和促进了农业的发展。
　　萨尔贡还推行了以十进位计算的度量衡制，统一了全国的度量衡，这对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也提供了更为有利的条件。
　　阿卡德人统辖的地域十分辽阔，其势力范围不仅包括了两河流域南部的整个苏美尔地区，而且远及地中海东岸的黎巴嫩、叙利亚。　1964年以来发掘的叙利亚北部厄布拉遗址(今称马尔迪赫），是阿卡德王国最边远地区的重要城市，也是古代苏美尔和埃及两个地区经济往来的贸易中心。公元前3000年左右，厄布拉是一个农业村落，公元前2400- 前2300年，这里已经发展成一座繁荣的城市，并达到商业经济的全盛阶段。在这座城市遗址中发掘出的16500 多块泥版文书，大多数用苏美尔的楔形文字写成，其中涉及经济贸易的多达14000 块，提到有关贸易联系的西亚地名有5000多处，不仅包括苏美尔各地的重要城市，而且还有黎巴嫩、巴勒斯坦、埃及、伊朗等国家的商业城市。文书表明在阿卡德王国时期，这座国际贸易城市的商业活动相当频繁。在各地的商业活动中，厄布拉可能是最早使用金银为货币的城市。
　　在城市中发现了规模巨大的3 层楼宫殿，宫墙高达15米，供奉着500 多位神祗。大约在公元前2260年，阿卡德人曾一度烧毁厄布拉城，但此后又几经复兴，到古巴比伦王国时期，它仍然是西亚重要的文化、经济中心。
　　阿卡德王国后期，由于战争连年不断，萨尔贡的后裔诸王继续加强中央集权，并进一步使王权神化，使内乱此起彼伏，萨尔贡的一个儿子里木什就是死于宫廷政变的。这种局面使王国的政治、经济受到严重影响。苏美尔各城邦自由民的政治与经济地位不断下降，唯一提高的是王室经济和达官显贵、神庙祭司集团的利益。随着王室和贵族控制的手工业、商业经济的扩展，土地兼并也越来越严重了。出土的一块方尖碑记载了萨尔贡之子马尼什吐苏在位期间强购民间土地的情况。此碑提到他在四个地方买了8 块土地、最小的一块约25公顷。最大的一块达1350公顷，总数为3153公顷。卖地者多为一些地方的大家族，合族出售土地，最多的一族有26人出售土地，最少的是2 人。这些人的身份多属贵族后代和城市长老，其中有一个是马拉德城君主的后代，可见当时不仅平民的土地被大量兼并，原属城邦贵族甚至昔日王族的土地也被朝廷夺走，地方贵族的势力因而日益削弱了。方尖碑的铭文中还提到，地价支付不仅可以用金银，还可以用奴隶来折算，反映奴隶制的政治与经济制度进一步强化了。
　　马尼什吐苏及萨尔贡的一个孙子纳拉姆新都继续奉行萨尔贡的扩张政策，不断发动一系列军事行动。连年战争破坏了政治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也导致了阿卡德王朝的最终灭亡。
　　5.乌尔第三王朝的经济发展
　　苏美尔文明最后一次经济发展的高潮，是在乌尔第三王朝(公元前2113年- 前2006年）时期。
　　阿卡德王国末年，两河流域东北面山区以游牧为主的古提族(亦译库提）
　　进入苏美尔平原，最后灭亡了阿卡德王国，并统治两河流域南部达半个世纪。
　　这些游牧民族的文化比较落后，未能建立像阿卡德王国那样强有力的奴隶主专制政权，于是苏美尔各城邦乘机纷纷兴起，形成了半割据的自立局面。到公元前22世纪后期，经济基础较强大的拉格什城邦国王古地亚用大量贡物贿买古提统治者，获得独立地位，对内采取比较开明的政策，迅速恢复了原来的生机，经济发展很快，使昔日的国势大振，称雄一方。在这种形势下，乌鲁克城邦和乌尔城邦的国王也相继取得自主权。于是三雄联合将古提人驱逐，使他们退回东北山区故地。接着，拉格什、乌鲁克、乌尔等城邦在苏美尔平原展开角逐，最终乌尔人取得了胜利，遂以乌尔第三王朝的名义再次统一了两河流域南部的苏美尔平原。
　　位于今伊拉克巴格达市东南约300 公里的穆盖伊尔，是乌尔第三王朝的都城，代表着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水平。这座城市在公元前4000年时已经形成，至乌尔第三王朝时达到鼎盛。国王乌尔.那穆所兴建的城，平面为叶形，周围均有高大的城墙，南北最长处为1000多米，东西最宽处为600 米。城墙的北端和西端各有一码头，东端则另修筑一座城堡为拱卫。城内有塔庙和国王的行宫。这座城市的商业十分发达，与波斯湾和印度洋地区的许多国家和民族都有较频繁的贸易往来。幼发拉底河环城流过，水上交通十分方便。遗址内的塔庙、王宫和陵墓等建筑，显示了乌尔第三王朝的强大经济实力。
　　乌尔第三王朝统治时期，两河流域的经济发展较快，生产力进一步提高。
　　首先是青铜工具的使用已很普遍，标志着当时已进入青铜时代。这一时期，农业、手工业和商业都有明显地发展，白银已成为通用的货币，购买牲畜，房屋、土地可以用白银，市场上日常流通的上等植物油、胡麻油、猪油、羊毛、盐、蜂蜜和谷物等一律以白银折算，政府也向各城邦和全国民众征收税银。两河流域的统一为水利灌溉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农产品的数量不断增加，农业经济呈现出繁荣景象。经济发展的突出表现是王室经济的进一步壮大，神庙经济多为王室并吞，这一时期王室已占有全国土地的3 ／5 ，奴隶亦多半属于王室。王室的大庄园遍布全国，包括农庄、牧场、椰枣种植园和各类手工业作坊。每个庄园中大约有奴隶上千人，与依附民一起在监督之下劳动。
　　在乌尔城址附近发掘的乌尔第一王朝至第三王朝诸王的陵墓，虽然有些早已被盗一空，但有的陵墓中仍有极其丰富的随葬品及人殉现象，反映出这种奴隶制的残酷和王室的奢华。在大小2500多座墓葬中，有16座王陵属于乌尔第一王朝，每座王陵都有规模宏大的穹窿顶墓室，附设几个侧室，用石块或砖砌筑。随葬品有珠宝、镂孔金杯、金牛头竖琴、带青金石的剑柄和有黄金剑鞘的短剑、镶金琉璃头饰、青金石制圆筒印章等，还发现一些用贝壳、黑曜石、红石为材料镶嵌的各种装饰品。这些随葬品，充分显示出当时手工业的发达和手工匠人的杰出技艺。在这批王陵中，每座陵墓最少有3 人殉葬，多者殉74人，可见奴隶制度的残酷。由于奴隶在庄园中受到野蛮摧残，死亡率极高。过去领种口粮田以代酬劳的依附民，现在被迫和奴隶一样只领取口粮，在鞭笞下干活。王室的财富是由劳动者的血汗积成的。在残酷的暴政下，乌尔第三王朝的寿命比阿卡德王国还要短，只存在了5 代107 年，就在埃兰人和阿摩利人的夹击下灭亡了。
　　6.古巴比伦王国的经济
　　公元前21世纪末，乌尔第三王朝灭亡。作为主要胜利者的阿摩利人从此在两河流域定居下来。阿摩利人是北部塞姆族的一支，占据苏美尔平原后，较快地同阿卡德人融合在一起，在大量吸收苏美尔文化的背景下建立起两个奴隶制的城邦小国伊新和拉尔萨。塞姆族的另外两个城邦国家埃什努那和马里，这时亦日趋强盛，他们彼此为争夺霸权而争战不已，两河流域的混乱与割据局面经历了100 年左右。
　　伊新、拉尔萨、埃什努那和马里四个城邦国家，分别是塞姆族的不同支系建立的，所以公元前20世纪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大动荡，实际上仍是塞姆族内部的冲突，古老的苏美尔城邦在数百年的异族统治下未能重振雄风，此时已彻底衰竭了。这百年动荡，是古代西亚政治经济的徘徊时期，其中值得注意的是马里和新兴的巴比伦。
　　马里位于幼发拉底河中游西岸，公元前20世纪晚期，这里作为商业贸易的必由之路，具有极其重要的枢纽地位。来自西北叙利亚一带的木材和金属及北部陶鲁斯山口的矿产，都经马里及另一城邦阿苏尔运输到南部各地。阿卡德国王萨尔贡曾一度侵占马里城，毁坏了许多庙宇及宫殿，但不久马里人开始复兴，在公元前19世纪成为一个重要的商业城市。伊新——拉尔萨统治时期，在马里建立的大衮神庙中发掘出两只青铜狮像，以及富丽堂皇的王宫建筑，显示出这座城市当年的繁华。马里城内出土的两万块泥版文书，记载了公元前19世纪- 前18世纪的政治、经济情况，是研究西亚古代史的宝贵资料。
　　公元前19世纪，两河流域中枢地带的另一支阿摩利人建立起来的巴比伦城邦逐渐强大，由于其地理位置极富战略意义，境内土地肥沃、水源丰富，经济发展很快。约公元前1894年，巴比伦第一王朝建立的初期，在苏美尔平原伊新、拉尔萨、埃什努那和马里等城邦的角逐中尚不居重要地位，不久拉尔萨为埃兰人所破，马里和埃什努那又被北方的亚述人所征服，伊新也日趋衰落，新兴的巴比伦才因势发展，南征北战，完成了称霸200 年的古巴比伦大业。
　　巴比伦第一王朝时代，两河流域的经济从诸城邦争霸的停滞阶段渐趋复兴，至第一王朝的第6 位国王汉谟拉比统治时期，全部苏美尔地区统归于巴比伦权力之下，使两河流域的农业、手工业和商业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
　　土地和奴隶的买卖以明确的法律契约所确认，刻在雪花岩石柱上的著名《汉谟拉比法典》，详尽地记载了当时奴隶制经济的内容。同时，在南部的拉尔萨和北部的吉尔巴特、西巴尔等遗址出土的泥板文书，也保存了大量买卖、交换、雇佣、租赁的文据，生动地阐述了公元前19- 前16世纪两河流域的私有土地、私有奴隶的具体状况。
　　汉谟拉比统治之前的拉尔萨城邦里木新统治时期(公元前1821年- 前1761年），拉尔萨出土的泥板文书记载了这样几件事：①奴隶主巴鲁木.纳木海在9 个证人在场时，用11舍客勒银子购买了奴隶查里鲁木，把银子交给了查里鲁木的母亲。这个女人" 以自己的国王宣誓，在将来她不再提出要求。" 证人包括捕鸟者、首饰商等；②奴隶主巴鲁木.纳木海在10个证人在场时，用13舍客勒银子向另一个奴隶主尼切尼买下他的奴隶舒.阿木里。证人包括小酒馆老板、首饰商、酿酒人等；③奴隶主巴鲁木.纳木海用自己的财产中生长在两个不同地方的33棵椰枣树，换取另一个庄园主塔里布的一块长着33棵椰枣树的果园，并用3 舍客勒银子买下果园旁的一块处女地，在场有12个证人；④一个叫阿皮里.阿穆鲁的人用3 舍客勒银子购买了与他的土地相邻的辛.乌布拉木的- 伊库(约3528.36 平方米）处女地，有8 个证人在场。
　　在汉谟拉比确立了统治地位后，拉尔萨、吉尔巴特、西巴尔等地出土的泥板文书继续记载了一些奴隶主贵族之间租用房子、雇佣帮工、租佃土地等契约。
　　汉谟拉比统治时期(公元前1794- 前1750年）伊新、拉尔萨旧地成了古巴比伦王国第一王朝的经济支柱，他同时使马里、埃什努那摆脱了北方亚述人的控制。他又沿幼发拉底河北上，占领了在叙利亚的厄布拉，并迫使强悍的亚述王朝俯首称臣，其统一的规模远比阿卡德王国更为庞大。
　　这一时期古巴比伦王国的经济已经有了相当高度的发展。各地的灌溉系统比过去有了更大改善，《汉谟拉比法典》中有专门的条款涉及水利工程和灌溉系统的管理，如自由民开启其水渠，不慎而使水淹了邻人的田地，则应以谷物赔偿，以及由于不及时修复河渠而使村社被淹的赔偿办法等。法典中还记录了汉谟拉比主持大修运河的几个时间，特别是他在位的第33年开凿了命名为" 天神所爱的汉谟拉比民丰运河" ，受惠面积非常大，为尼普尔、埃利都、乌尔、乌鲁克、拉尔萨、伊新等城邦提供了充足的水源，并进而使过去许多分散灌溉的沟渠联结成网，是王国统一后的一项伟大工程。
　　农业生产的发展主要通过生产工具的改进和农业技术的提高得到体现。
　　青铜器在这一时期已广泛使用，农业劳动中已推广一种附有播种漏斗的改进犁具耧。据当时的历史文献记载，在重视农田水利的同时，耕田若以双牛牵引重犁则可收到加倍的粮食。用一种名为" 巴迪尔" 的犁开垅破土后，还要用一种称作" 苏金" 的犁反复深耕，然后再行耙压、锄松土壤，可见耕作十分细致。《汉谟拉比法典》多项条款指出，倘自由民佃田以耕而田产不丰，则以未尽力耕耘论处，除了照交田主谷物外，如田地荒芜，还必须" 将其所荒芜之田犁翻耙平，交还田主" ，说明对深翻和平整土地的重视。这时的犁、铧、耙、锄、斧、镐等农具亦用铜制，使用这些农具和精耕细作的技术，显示出农业生产在社会经济中处于举足轻重的重要地位。奴隶的数量开始减少，虽依附王室和神庙但已有相当自由的小生产者家族大量涌现。农业生产的较快发展与小生产者的增加有直接关系。
　　古巴比伦王国时期，土地私有制越来越发达。法典中有许多条文记述了土地买卖、出租、抵押和继承的规定。当时除了王室和部分神庙土地分给依附民耕种而不准买卖外，其余土地都可以自由买卖而成为私有财产。王室的一些土地也由国王在必要时赐给臣属而成为贵族和官吏的私有土地。根据拉尔萨出土的泥版文书记载，为数极多的王室土地是以贵族的份地形式分给各类人员的，除军政官员和士兵外，还有书吏、占卜者、歌手、金银细工、碑铭刻工、宝石工匠、木工、石工、纺织工、轿夫、厨师、渔夫、牧人等等。
　　这些人除了领有份地外，还领取一定数量的粮食和衣物以作劳役的酬金。领取份地的面积一般为6-12公顷，足以形成小农经济的生产规模。
　　《汉谟拉比法典》表明，国家对私有土地采取完全承认的态度，并对土地买卖积极肯定。在土地私有制发达的基础上，农业劳动者之间的租佣和雇佣关系也随之活跃。法典规定佃户须向田主交纳1 ／2-1 ／3 的田租，并允许高利贷流行，但遇洪水或旱灾" 田不长谷" ，则佃户可以在当年不交纳田租与利息，重新改定契约，这种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佃户的破产沦为奴隶，对发展农业是有利的。不过，剥削关系的活跃使一些自耕农破产成为必然，沦为奴隶的人还是不断出现，当时的农业经济主要仍是奴隶制的经济。
　　古巴比伦王国第一王朝后期，国内的政治矛盾比较尖锐，东部山区的加喜特部族不断向中央王国侵扰，南部沿海地区也多次出现分裂和独立的局面。公元前1595年，赫梯人攻陷了巴比伦，古巴比伦王国第一王朝宣告结束。
　　赫梯人退兵后，伊新人建立起巴比伦第二王朝(约公元前1590- 前1518年）。
　　后来加喜特人又占领了两河流域中央地区，建立了巴比伦第三王朝(公元前1518- 前1204年），基本上承袭了苏美尔地区的传统文化，并在第一、第二王朝的基础上使社会经济持续发展。最后重新崛起的巴比伦人又建立起第四王朝(公元前1165- 前689 年）。在这一千年左右的历史阶段，两河流域的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经济没有发生重大的变化，或者可以说处于一个相对停滞的时期，直到亚述帝国的兴起，才使西亚进入奴隶制经济的繁荣阶段。
　　7.亚述帝国的经济
　　亚述位于两河流域的北部，早在苏美尔文化时期，这一带就有塞姆人建立的以底格里斯河西岸亚述城为中心的城邦。亚述地区东接伊朗，西靠小亚细亚，南为巴比伦，北至乌拉尔图与亚美尼亚，扼西亚交通和战略要地。亚述城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是西亚的商业中心之一。公元前25- 前16世纪，塞姆人在底格里斯河北部两岸定居，建立了古亚述王国，曾一度称雄于地中海东岸，不仅埃什努那和马里表示臣服，而且古巴比伦王国的汉谟拉比亦曾表示归顺。公元前15- 前9 世纪，这一地区的政治和经济发展进入了中亚述时期、社会发展水平基本上与巴比伦相同，对亚述城市遗址的发掘，反映出当时的文化面貌和经济生产状况。这座著名的古城位于今伊拉克巴格达以北300 公里处，现称舍尔加特堡。古城遗址平面呈三角形，面积约60万平方米，西面和北面均修筑高大的城墙，长约4 公里，分内外两重。考古发掘出8 座城门。内墙厚7 米，每隔30米设一塔楼，城门上装饰着彩色琉璃砖。外城墙之外有宽20米的护城河，两端与依城流过的底格里斯河相通，沿河修筑着防洪石堤。史载该城有38座神庙，在已发掘出的5 座神庙中，有两座始为苏美尔主神恩利勒所建，后改献给升为主神的阿苏尔(亦译亚述）。王宫建筑面积长112 米，宽98米，其西侧是结构独异的天神安努和雨神阿达德的双庙；王宫的南侧是日神夏马西庙和月神欣庙；王宫的西南有爱与战争女神伊丝塔尔庙。这些宫殿和神庙都经多次修缮重建，早期有明显的苏美尔风格，晚期则演变成亚述的风格与布局。居民住房分布在城的西北部，居民区域内清理出一些地下窖穴。城内的街道不甚规则，出土的遗物主要有石雕、圆筒印章、各种石板、铭文泥板、首饰、武器、生产工具、陶器和一批金属器皿。其中铭刻着亚述法典的一些泥板，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一些圆筒印章上雕刻着狩猎、放牧、祭祀等图案，反映出人们的经济生活与宗教习俗。从泥板文书的亚述法典中，可以看出土地、房屋、牲畜等财产的继承、买卖、抵押的法规是相当严格的；对开拓土地、掘井修渠、种植树木、修筑围墙、划定界标等也都有所规定；奴隶可以随意买卖、抵押；以及高利贷的债务契约，等等。
　　中亚述时期的奴隶制经济为此后亚述帝国社会经济全面发展与繁荣奠定了基础。
　　公元前883 年，国王亚述纳西尔帕二世(前883-前859 年）执政。他以强大的军事力量四处扩张，在位25年间发动了14次以上的远征，不仅横扫了两河域北部地区的各个城邦，而且西侵叙利亚、黎巴嫩与腓尼基，在两河流域中游占据了很多领土，逐步完成了帝国的大业。他把昔日的王宫改为陵墓，门前设置一对巨大的带翅人面公牛护卫，在古都亚述城以北另建新都卡拉赫，集中全国人力物力修造起一座空前豪华的王宫。卡拉赫(今名尼姆鲁）遗址发掘出的极其丰富的遗物，记载了亚述帝国初创时期的辉煌。由于亚述纳西尔帕二世所过之处往往城毁人亡，他的军队烧杀无度，甚至对投降的城市继续横征暴敛，勒索金银财物，所以不断激起各地人民的反抗，起义曾使继位的沙尔马纳塞尔三世的王权一度瘫痪。杰出的军事将领提格拉特- 帕拉沙尔三世(公元前745-前727 年）在动乱中登上王位，调整了帝国政策，才使新兴的帝国重展宏图。他在行政方面划省而治，对各省收税募兵、提供军需、组织劳役、督察吏治等方面作出了新规定；他重新编制军队，在逐渐兵多粮足的基础上新增了工兵和辎重兵，极大地提高了战斗力；他改变了过去亚述军队对被征服的地区斩尽杀绝的政策，将俘虏及其妻儿、部分用品用具集体迁往指定地点分散安置，允许按户领取土地耕种，向政府或指定的奴隶主贵族交租。这些措施取得了显著效果，国力日强，各地的民心亦有所安定。在这种形势下，对外扩张屡传捷报，使西亚的广大地区都进入亚述势力范围，其版图包括了小亚东部、叙利亚、腓尼基、巴勒斯坦和古巴比伦。
　　立国千年的巴比伦不甘奴役，多次掀起反抗，一些城邦也彼此响应，但都未能从根本上动摇亚述人的统治。经亚述几代帝王的反复征战，从萨尔贡二世(公元前721-前705 年）到亚述巴尼拔(公元前668-631 年），亚述帝国越来越稳固地占有了西抵地中海滨，北达高加索山地，南接尼罗河，东临伊朗高原的世界历史上空前大帝国，不仅拥有西亚全境，而且曾暂时占领了埃及，以雄厚的实力完全控制了两河流域。
　　新亚述帝国的都城尼尼微，位于今伊拉克的摩苏尔市底格里斯河东岸，始建于公元前8 世纪末。考古发掘表明，这座古城占地约7.5 平方公里，城内的建筑多为亚述国王西拿基立(公元前704-前681 年）移都到这里后所建。城墙全长12公里，为内外两重，外城墙带有雉堞，每隔一段距离便筑有城塔，城外有壕沟。城门计有15座，从已发掘出的几个城门看，门前均有一对石兽护立。尼尼微古城中有西拿基立的西南宫和亚述巴尼拔的北宫。西南宫为方形，长190 米，宽180米，内有71个房间，主要宫门前均有一对带翼的人面雄狮或公牛护卫。在北宫的南面，有主司文字之神的那布神庙和护城女神伊丝塔尔神庙。城中还建有石砌水道以引泉水入城。在两座宫殿内均发现大量饰墙浮雕石板和泥板文书。在石砌水道附近发掘出阿卡德王萨尔贡一世的青铜像。这座新亚述帝国的都城，显示出当时社会经济相当发达的实力和水平。
　　在亚述帝国的统治下，奴隶制经济得到了空间规模的发展。据历史文献记载，亚述在历次战争中所俘获的奴隶人数之众为任何其它古代国家所未见。这些奴隶大多数为王室所有，也有不少被分配给各地神庙、贵族甚至立有战功的亚述士兵。他们与土地、房屋、牲畜一起被随意买卖。由于战乱的迁徙和时局的动荡，奴隶主一般不再组成规模庞大的农庄，而是让奴隶按户领地耕种，交纳各种赋税及担任许多繁重的劳役。这种奴隶制生产方式，可以说是继承了古巴比伦王国的农业小规模经营方式，是两河流域农业耕作方式的持续发展。正因为如此，奴隶制经济的繁荣才有了广泛的基础。亚述帝国没有改变过去两河流域的土地买卖政策和耕作技术，农业经济的发展比较稳定。与此同时，奴隶们也经常被征调去完成兴修运河、建筑都城宫室、铺设道路桥梁等重大公共工程。历代帝王都曾组织过各种规模浩大的工程。在著名的文献中，西拿基立国王责备他的先祖忽视了对尼尼微城的修缮，泥板文书上详细地记录了他下令重新扩建这座王城的情况。他指示在城外开垦了果园和植物园，在园中载种了一些从遥远外省运来的树木。由于他对底格里斯河的水质不满意，他又下令修建了一条80多公里长的石管道运河，把东北山区清澈的泉水引城中。在运河源头的巴维安附近山崖上，雕塑了亚述和纪念运河竣工的铭文。
　　据泥板文书的记录，亚述帝国的商业贸易和奴隶买卖十分兴盛，亚述首都尼尼微的商人" 比天上的星星还多".对地中海东岸一些城市的占领，保证了帝国与西面的贸易渠道的畅通，并可以直接到达西北陶鲁斯山区金属矿产地；对南方的征服，则使亚述人保持与阿拉伯湾的贸易联系，从这里经由巴林岛可以运进印度和阿拉伯的各种商品。贸易的发达，和各地日益便利的水陆交通是密切相关的，当时的造船工业和车辆制作技术都非常发达，铁器的使用为交通运输提供了更好的条件。
　　亚述帝国的手工业经济也达到了空前的发展水平，制陶业、纺织业、酿酒业、石器加工业、木器制造业、皮革业和金属器制造业等比古巴比伦王国时期进步显著。早在亚述纳西尔帕二世把政府中心从亚述城迁到卡拉赫城时，就从小亚一带学会了制造铁器的技术，并大量用铁制造兵器，从而使亚述军队在历次战争中不断获胜。考古学家从卡拉赫遗址中发掘出极为丰富的文物，展现出亚述帝国手工业生产所取得的成就，其中最重要的发现是王家军火库，在这里发现了大批青铜器，包括容器和武器，也有精美的牙雕、成堆的泥板等。军火库本身就是一座军事要塞，包括阅兵场、国王阅兵台、王室工匠的住宅和作坊，已清理出木匠作坊、铁匠作坊、皮革匠作坊和武器作坊。地面上撒满了盔甲碎片、工匠的工具与设备。附近还发掘出食物与酒的贮藏室、长官住宅、仓库。在贮藏室内出土了用象牙雕刻的装饰品，大部分是家具、战车或衣服铠甲上的饰物。在许多房间里堆放着浮雕作品及动物、人物的透雕、圆雕作品，有些是从腓尼基、叙利亚等地掠夺来的。在卡拉赫的宫殿区中发掘出的镌刻着亚述那西尔帕二世的纪念碑，两面刻有153行铭文，记载了庆祝公元前879 年宫殿落成典礼的盛况，宫殿中还出土了十多页由木和牙制成的书，共有几千行文字，用金绞链穿连在一起，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是世界上最早的" 书本".亚述巴尼拔国王统治时期，经济发展很快，国力已达极盛。但由于被长期占领的许多国家都在不断掀起反抗斗争，帝国的政权常处于不稳定的状态中。不久，远在异地的埃及首先恢复独立而建立起26王朝；小亚细亚的吕底亚王国和伊朗高原出现的新国家都对亚述人物构成了威胁；巴比伦的迦勒底人这时也逐渐恢复势力，与伊朗高原的米底人联合起来进攻亚述。公元前626 年，巴比伦第6 王朝诞生，国王那波帕拉沙尔的文治武功都与古巴比伦国时一样声名显赫，历史上称之为新巴比伦王国。那波帕拉沙尔率领迦勒底人奋勇征讨亚述帝国，米底人积极配合，势不可挡。公元前614 年他们攻克了亚述的古都亚述城，两年后又占领了尼尼微，亚述帝国遂告灭亡。
　　8.新巴比伦王国的经济
　　公元前605 年，整个亚述地区全部并入新巴比伦王国的版图。公元前626 年到前539 年，新巴比伦王国近一百年的统治，把两河流域的经济生产推进到一个新阶段。
　　新巴比伦王国时期的奴隶制经济，在亚述帝国的基础上继续发展。这一时期，奴隶的使用更加普遍，许多遗址中出土的泥板文书，都记载了奴隶使用、交换、抵押和买卖的情况。除王室外，最大的奴隶主集团是各地的神庙祭司，其中以巴比伦城的神庙祭司为首。与各地神庙关系密切的经营手工业、商业的奴隶主也都是世代相承的富豪，他们不但拥有大批奴隶，包揽了许多商业店铺和手工业作坊，而且还占据了许多矿产、房产和远途运输的车队、船队。据记载，巴比伦的奴隶主穆拉树家族，有矿穴12座、房产13处，建筑地产3 片，奴隶96人。和穆拉树并列的还有大商人埃吉贝家族，他们直到以后的波斯帝国时代仍很兴旺。
　　在农业生产中，奴隶的劳动比亚述帝国时期的严酷统治有了一些改变。
　　在各个农庄耕作的奴隶大多采取分地交租的形式，即奴隶主把土地按不同面积分别交给奴隶自行耕种，除了交纳地租外，还要交一种称为" 曼达图" 的人身租，表示奴隶的身份不变。现存的新巴比伦王国一件文书提到一个奴隶在一块土地上种植椰枣树，租期10年，必须每年先从收成中交给奴隶主一部分作为人身租，剩下的再交一部分地租，最后剩余的一小部分才用来维持生计。这种奴隶制的剥削当然仍是相当严酷的。不过，奴隶可以不在鞭笞下劳动，自行安排农作物种植和时间，生产效率显然比过去相应地提高了。
　　在手工业生产和商业活动中，新巴比伦王国也取得了相当突出的成就。
　　考古学家在巴比伦城遗址中发掘出大量当时的遗物，表明了手工业生产的发达。在一座神庙中，出土了许多藏品，其中有一尊6 米高的坐式金像和一个重18.5吨的金制御座，令人十分震惊。为了保卫巴比伦赖以繁荣的贸易通道，国王尼布甲尼撒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与地中海沿岸各国作战，控制大马士革和耶路撒冷。他还下令重建乌尔城，修筑了宏伟的城门和用于幼发拉底河商船行驶的有防御设施的码头。
　　虽然新巴比伦王国的经济和文化在西亚地区已达到空前繁荣，但其盛世时间却很短暂，尼布甲尼撒死后不到三十年，王国便为新兴的波斯所灭。波斯人建立了比亚述帝国还要庞大的帝国，巴比伦城在波斯帝国中尽管仍占有重要的经济文化中心地位，但两河流域经济独立发展的历史随着波斯帝国的建立而结束了。
　　四、古代埃及的经济发展
　　1.古代埃及的自然地理条件
　　埃及位于非洲东北部尼罗河下游，其东部是阿拉伯沙漠和红海，西部是利比亚沙漠，南部与古称努比亚的苏丹王国相邻，北濒地中海。发源于非洲内陆赤道一带的尼罗河，主流称白尼罗河，自乌干达流入苏丹，在喀土穆与发源于埃塞俄比亚的青尼罗河相汇，浩浩荡荡地流入埃及，给这块气候炎热、干旱少雨的土地注入一条强有力的绿色生命线。尼罗河长6648公里，水量充沛，把两岸的河谷平原变成肥沃的田野，自石器时代以来就有许多原始部落在这里休养生息，辛勤劳动。埃及的古代文明与经济发展不仅是非洲最突出的代表，而且也是世界古代文明与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尼罗河每年的汛期非常准时，总是7 月份开始涨水，10月份达到高潮，11月洪水退下。虽然每年泛滥时期的水量不完全相同，但差别亦不很大。尽管洪水对两岸的田野村庄造成一定灾害，却从来没有发生滔天巨浪冲没一切的洪涝局面。这种极其罕见的周期性、比较定量的洪水泛滥，年年岁岁不断淤积了大量来自赤道密林的肥沃腐殖土，为两岸的河谷农田增加了丰富的天然肥料，并使久旱的农田得到充分的灌溉，因此，尼罗河谷成为世界古代著名的农业发达地区和经济中心。
　　古代埃及的经济发展，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前王朝末期至早期王朝时期，约当公元前3500年- 前2686年，即第一王朝诞生前夕到第二王朝结束；第二阶段为古王国和中王国时期，约当公元前2686年- 前1567年，包括中王国之后的一段分裂时期在内，即第三王朝至第十七王朝；第三阶段为新王国时期，约当公元前1567年至前1085年，即第十八王朝至第二十王朝奴隶制帝国阶段。此后的第二十一王朝(约公元前1085- 前945 年）至第二十六王朝(公元前664-前525 年）的新王国后期和后期埃及阶段，南北分裂加剧，外族多次入侵，埃及的经济在政治动荡的形势下虽持续发展，但并没有出现重大的阶段性转变，直至被波斯帝国吞并，使古代埃及的文明宣告结束。
　　2.埃及文明的创建
　　尼罗河上游流域的上埃及(南部）和下游流域的下埃及(北部），在公元前5000- 前4000年左右处于新石器时代末期到铜石并用时代的拜达里文化时期。其后的涅伽达一期文化即阿姆拉文化，约在公元前4000- 前3500年盛行于尼罗河流域；大约在公元前3500- 前3100年的涅伽达二期文化，也称格尔塞文化阶段，各地已纷纷脱离了原始氏族公社制度而成立了许多小型城邦国家，开始进入奴隶制文明社会。埃及的第一王朝就是在许多小国的基础上走向统一的奴隶制王朝，其奴隶制经济尚处于萌芽阶段。
　　拜达里文化后期，埃及的古代先民已开始使用少量铜器，如铜刀、铜锥等，表明尼罗河谷地的居民已开始进入铜石并用时代。不过这时的铜器是用天然铜矿锤打而成的，未经冶炼，其发展水平比同一时期的西亚为低。由于拜达里文化各部落处于农业生产条件很好的尼罗河两岸，他们已有较发达的农业技术和制陶工业。烧制的陶器火候均匀，器壁很薄。其它手工业如纺织、编织、石器加工等也有相当水平，可知当时手工业经济领域已有了明确的专业分工。
　　继拜达里文化之后，城堡到处发展起来，埃及中部形成了一个重要的经济文化中心城市涅伽达。考古发掘表明，涅伽达文化分为两个不同发展阶段：一期文化即阿姆拉文化的城堡建筑有雉堞墙，是以军事防御为主的城堡；二期文化时，埃及已出现了最早的国家。此时在涅伽达以南约百余公里出现了一个更大的经济文化中心城市希拉康波里。
　　大约在公元前3200年以希拉康波里为首府的国家兼并了以涅伽达为中心的国家，并征服了周围其它一些小国。希拉康波里的最后一代国王被后代称为" 蝎王".在他的统治时期，埃及各地已普遍使用象形文字，已经掌握了冶炼金属的技术，用铜铸造了刀、斧、锛、钻等工具和匕首、矛头等武器，并且有了更多的金银器加工作坊。这时，尼罗河流域的农业生产已初具规模，反映在涅伽达二期的陶器上经常可以看到舟船在河上行驶、田地里水渠纵横的图案，生动地表现出人们非常重视尼罗河这条母亲河在交通和农业生产上的重大作用。前王朝时期的经济从涅伽达和希拉康波里等城市的建筑上也可以进一步得到说明。这些城市的内部建筑虽然早已毁灭，但当年都有高大的城墙环绕，城内有宫室和神庙。希拉康波里的神庙区出土了大批重要的文物，包括燧石刀、燧石分叉长矛、石纺轮、铜剑、铜凿等工具和武器，还有石瓮、陶罐、陶钵等日用器皿，其中一批红底黑顶彩色陶瓮是前王朝时期的典型器物。由于出土文物十分丰富，此地被称为" 大宝藏".在一些石瓮和其它石制容器上，刻划着有蝎子的王权象征和何鲁斯鹰神的图案，并附有蝎王的名字和头衔的的铭文。一件保存较完整的代表王权的王杖头，是中心钻孔的球状石块，原插于王权的顶端，上面刻有蝎王主持开渠仪式和征伐异邦的浮雕，其中大部分表现的是这位声名显赫的国王手持木锄立于水边，与随从扬箕运土和奴隶们在田间劳动的场面，反映出国王十分重视利用尼罗河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生产的历史事实。
　　3.早期王国时期的经济
　　公元前3100年前后，蝎王的继位者那尔迈大体上完成了统一上下埃及的功业，创建了第一王朝，实现了中央集权。但是，有些诺姆国家并没有被彻底征服，那尔迈的王权只是领导各国的霸主地位，尚未能将各诺姆国家完全变成中央政府统辖之下的州。
　　第一、二王朝的早期王国时期，也称" 古朴时代" ，埃及的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比新石器时代末期和铜石并用时代有了显著的提高。这一时期铜器的应用更广泛，许多墓葬中都出土了大量红铜工具锯、镰、凿和武器锤斧、匕首等。由于天文学知识日见丰富，数学和几何学也发展起来，使测量土地、兴修水利的经验不断增加，对气候、物候的利用也十分普遍。农产品的大量增加使社会经济空前发展，王室和贵族聚敛了数不清的财富。尼罗河西岸拜勒耶纳附近的阿拜多斯遗址，早在阿姆拉文化时期就是一个农业聚落，很快发展成为早期王朝的重要城镇。在这里发掘出第一王朝的神庙、第二王朝的泥砖建筑，附近还有第一王朝的诸王墓及奴隶陪葬墓。在著名的古埃及首都孟菲斯城萨卡拉墓地，考古学者清理出许多国王的陵墓。当时帝王和贵族的墓葬都是用砖砌筑的，称为" 马斯塔巴".其中最早的马斯塔巴之一的阿哈墓，墓室内有木制的屋顶，用十字墙分隔成几个房间，各房间又分隔成小室计27个，分别堆放着酒瓮、盛食物的陶器、狩猎工具及其它生活用品。第一王朝一位国王杰特的墓，地面建筑为1346.65 平方米，高13米，内部有45个贮藏祭品的小房间，墓室旁尚有4 个侧室及16个放置随葬品的贮藏室，陵墓围墙一周有62个式样相同的奴婢陪葬冢。虽然此墓的贵重物品早已被盗掘殆尽，但各贮藏室仍遗留数千件陶罐和石制器皿，由此可以想见当时的奢华程度。附近的第一王朝另外两个国王的陵墓，比杰特墓还要高大，由于破坏更为严重，随葬品已荡然一空了。许多遗址都发现了前王朝末期到早期王朝时代的陶器、石器、家具、雕像、装饰品及纺织品等，反映了手工业经济已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
　　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促进了商品交换的发展，统一的埃及对商业贸易十分有利，水陆交通也为商业经济创造了条件。古代埃及的水上运输比陆上运输更为重要，尼罗河两岸的居民普遍掌握了造船和航运方面的知识与技术。
　　相比之下，埃及人当时尚未使用轮车，国王和贵族在陆上出行仅靠轿子和驴、牛驮送，搬运重物则用滑橇。埃及的造船业发展很快，前王朝时期多是用芦苇编织的船只，形制与西亚两河流域的芦苇船很相似。但第一王朝后已产生了木船制造技术，许多大大小小的木船在尼罗河上航行，国王乘坐的大木船更显得高大精美。在希拉康波里遗址的前王朝时期壁画墓中，有绘有外形不同的白船和黑船。萨卡拉墓地的杰特王陵发掘出一艘长达50英尺的木船，木料是用黎巴嫩特产的云杉或经红海运来的东非木材，船体轻便而又牢固。当时的货船已使用风帆。在地中海、红海上的远程航运更需要使用风帆和较高的航海技术。
　　4.古王国时期的经济
　　埃及全国统一的专制王权从第三王朝开始，至第六王朝结束，称为古王国时期，大约从公元前2686年至前2181年，历经500 年左右的发展过程。
　　在这一阶段，埃及的奴隶制经济繁荣兴旺，对世界古代经济产生着重大影响。
　　由于保持了较长时期的统一局面，农业、手工业、商业呈现全面发展的形势，著名的金字塔就是从这一时期开始建造的。
　　(1)古王国时期的经济制度
　　古王国时期的经济制度与政治制度一样，都是奴隶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高踞于王权之巅的法老(国王）视国家为其私有财产，贵族的财产与神庙的财产也常由法老的赏赐来决定。政府高级官员和神庙的祭司组成了统治阶级的上层，都是奴婢成群、农庄遍布全国的大奴隶主、农庄主；社会的中层是由中小官吏、下层祭司、书吏、管家、建筑师、医生、中下级军官和一些有特殊技能的匠师组成，他们可以从奴隶主那里领取津贴，有自己的家庭和部分财产，包括少量土地、房屋、牲畜等；构成社会底层的是大量农民、手工业者和奴隶，其中奴隶处于最底层。奴隶的主要来源是战俘或被抢掠的外族人，其中战俘的数量最多，比如第四王朝的第一个法老斯涅弗鲁，在一次战争中曾俘获7000多名南方努比亚人，这些被俘者在当时的铭文中是和牲畜一起并列计算的，显然都充作了奴隶。埃及古代经济生产中创造的大量财富，主要出自奴隶的双手。
　　古王国时期，全国的土地名义上归法老所有，从氏族公社因袭而来的农村公社的公有土地已受到国王或国家的控制，实际上神庙和贵族的私有土地已迅速发展起来，原属氏族公有的土地已逐渐成为贵族的私有财产。虽然法老每两年都要对全国土地进行一次大清查，以体现他对土地的最高所有权，但这种普查也意味着国家对各地的神庙、贵族和其他中小奴隶主对私有土地实际控制的法律承认，现存的历史文献记载了许多土地自由买卖的情况。因此，古王国时期法老拥有全国土地的概念只是一种形式。实际上，国有土地和私有土地是混合存在的，而且私有土地的数量在日益增加。
　　大奴隶主梅腾，父亲是一位法官和书吏，梅腾继承了父亲遗留的财产" 人和小牲畜" ，他自己则从食品仓库的首席书吏、财产监督逐渐升迁为所有王家亚麻业的监督和一些州府的首长。在此期间，第四王朝的法老不断赐予他土地、奴隶、房屋、果园等等财产，其中仅一座葡萄园就占据了2000斯塔特土地，国有土地就这样变成了私人的财产。
　　古王国时期的土地所有制，仅是国家利用国有的名义向农民索取类似地租的重赋和摊派各种劳役的制度。当时的国有土地是从氏族公社的公有土地按传统因袭而来的，由土地上的农民世代耕种而形成实际占有，这些农民在史料上称之为" 尼苏提乌" ，意为" 国王之民".尼苏提乌的土地名属国有，实际上也是可以部分买卖的；还有许多土地完全属于私有财产，分别为法老、王室成员、神庙、贵族或其他一些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人所占有。法老是全国最大的土地占有者，归他所有的农庄遍布尼罗河两岸肥沃的土地。神庙和贵族除了从法老的赏赐中得到土地外，也从尼苏提乌手中以各种手段得到土地。在神庙和贵族的农庄中，主要依靠奴隶来劳动，也有一些丧失了土地而沦为佃户或农奴的人，称为" 麦尔特".很显然，麦尔特的身份是比尼苏提乌更卑贱的，是一种备受压榨的依附劳动者，他们也生活在社会的底层，与奴隶的地位差不多。
　　(2)农业、畜牧业与手工业
　　埃及奴隶制王朝初期，尼罗河两岸的农业经济发展较快。当时埃及已进入铜器时代，铜制工业的使用相当普遍，逐渐取代了一部分古老的石制工具。
　　不过，由于还缺乏青铜器、没有铁器，用红铜制作的生产工具总的看来数量还不很多，特别是在下层平民和奴隶之中，日常使用的农具仍以镶嵌燧石刃的镰、石锄和木犁为主。第一、二王朝时期，王室对农业生产的管理比前王朝时期更为规范化，沟渠配套，水利排灌功能日益完善。尼罗河每年泛滥所淤集的沃土不断成为能盛产粮食的耕地。在各地的庄园中，农民和奴隶虽然仍用很简陋的工具劳动，但由于比较普遍地使用牛拉的木犁耕作，凭籍集体的力量可以收获更多的粮食，这些情况从许多文献史料中都可以了解，不少贵族墓葬中的壁画也有一定反映，浮雕在享堂墙上的图画，最常见的是挑夫挑着给已故主人献祭的食物和饮料的场面，此外便是农业丰收、手工艺品制作、墓主人视察领地、狩猎以及与墓主人生前其它活动有密切关系的画面。
　　有的文献和壁画描写得十分具体，有农民和奴隶们在汛期过后平整土地，开垄成畦，播种耕耘等情况，有时还驱赶着成群的猪羊将种子踩进松软而肥沃的田地里。一般情况下，播种之后只需注意排涝、遇旱情灌田和简单的田间管理，即可获得较大的丰收。农业收成的好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灌溉是否充分和及时。
　　在农业生产中，冬春干旱季节的劳动最为繁重，这时为了保证土地的墒情，全部依靠沟渠灌溉和人力提水。埃及每年的降雨量极少，因而各地农庄需要劳动力最多的农活是整修往年的沟渠并开挖新渠，这种繁重劳动受到统治者的重视，乃至王杖的标头和陵墓的壁画都有生动的表现。埃及的农作物品种较多，主要是生产小麦、大麦、黍、粟和亚麻等，园艺作物则以葡萄为主。人们已经学会了用小麦磨面制成面包和用葡萄酿酒，梅腾墓葬中出土的文书用象形文字记述了这种情况。国王在全国各地神庙为诸位天神奉献的祭品往往是以面包和酒按照份数来计算的，有的神庙每日可享祭品数千份，可见当时农产品是十分丰富的。
　　尼罗河流域的畜牧业也比较发达，古王国时期畜养的家畜主要是驴、山羊、绵羊、牛和猪。第四王朝的哈佛拉安在他的墓铭中记载他拥有835 头有角大牲畜、220 头无角大牲畜、760 头驴、2235头山羊、974 头绵羊；第五王朝的萨布在墓铭中记录他有406 头公牛和乳牛、1237头牡牛，小牲畜则在10000 头以上。在希拉康波里等遗址一些贵族的墓葬壁画中，还绘有畜牧活动的图景，都表明了当时畜牧业的发达。
　　古王国时期的手工业生产在社会经济中占有很大比例，发展很快，不仅各行业的分工已相当精细，每个行业中工匠的技术水平也都有所提高，其中玉石器制作、木器制作和金银工艺、纺织、皮革、纸草加工、造船等行业的成就尤为突出，建筑业更为世人瞩目。
　　玉石器制造业的成就，除了大量生产常用的工具和器皿外，主要表现在墓葬和建筑构件的石雕工艺方面。古王国时期对早期王国马斯塔巴的两个重要改革，其一就是设置墓主的雕像，分别用涂上颜色的石灰石或木头雕刻，其二就是在享堂的石壁上雕刻或绘画墓主人在世时的生活情景。有些墓内还有近侍奴仆的小雕像。第三王朝时期，石像的雕刻已完全按照人体的自然形态把握塑造，第四王朝时各种雕像更加细致精美、栩栩如生。古王国的石雕艺术品遗存较多，其中石灰岩雕制的拉荷太普王子及妻尼费雷特公主，表现出完美的造型艺术。尼费雷特公主身上穿的紧身衣前面微敞，她的双肩、胸部和全身的形体透过紧身衣雕塑得极其秀美，圆而丰满的脸蛋周围是丛丛秀丽的黑发，上束一根装饰很漂亮的发带，显得十分雍容华贵、仪态大方。第五王朝的石灰岩涂彩雕塑书吏像，盘腿席地而坐，胸部挺直，右手执芦杆笔，双腿上叠放着书写中的纸草，全身肌肉丰满，表情认真严肃，镂空的眼窝嵌入黑白相间的珐瑯，眼脸的边缘用青铜镶成，是古王国时期石匠的杰出作用。
　　木器制作的遗物在20世纪40年代清理法老胡夫的母后陵墓中有许多发现。在希太普赫雷斯王后的陵墓中，放着她生前用过的华盖、卧床、扶椅、坐舆、首饰盒、柜等家具什物，还有用金、铜、雪花石膏制作的日用器皿和精美的陶器。其中精工细做的木器使我们充分了解到当时木制工艺水平的高超。由于埃及本土不生产高质木材，许多木器都是用从海外运来的非洲乌木制成的，并镶以象牙、金、贝等，造型华美而典雅，构件的接榫也异常坚固。
　　此外，一些墓葬中的木雕像，也表现出木器加工技术的精良。
　　这一时期的金银器制作与加工工艺，在四大文明古国中居于突出的地位。在各个遗址中普遍发掘出当时的金、银、红铜制作的装饰品，胡夫母后墓中的许多器物都镶嵌着金银珠玉。自第四王朝起、法老墓中雕像的眼睛常常是镶嵌上去的，最好的镶嵌眼睛是以铜做眼睑边缘，用白石英做眼球，用水晶做角膜，用黑树胶或颜料做瞳孔，十分精美传神。一些金字塔中法老的木乃伊是用金棺装殓的。第六王朝法老斐比一世的铜像不是浇铸，而是以木为底，用锤子把铜片锤贴上去的。金属加工成为手工业领域中的重要部门。
　　这一时期建筑业的成就十分巨大，出现了规模宏伟的金字塔，所以人们也称古王国时期为金字塔时代。在这一时期，除了贵族大臣的墓葬仍沿袭马斯塔巴外，国王的陵墓已发展成为金字塔。埃及最早的金字塔即是第三王朝左塞王在萨卡拉墓地建筑的阶梯形金字塔，实际是按马斯塔巴墓的形式自下而上逐层缩小而成，高约60米，底边东西长约140 米，南北长118 米，塔内有深约28米的墓室，并附有走廊和墓道，塔周有石灰石围墙，墙内有庭院、祭殿和厅堂等建筑。到第四王朝，斯涅弗鲁王在迈杜姆把第三王朝末代法老胡尼的阶梯金字塔用石块填补，成为底边方形、立面三角形的金字塔，高92米，底边各长114 米。后来斯涅弗鲁又为自己建造了更为高大的同样四角尖锥形金字塔。古王国时期最著名的金字塔是斯涅弗鲁继承者胡夫的大金字塔，高146 米，塔基每边长230 米，用大约230 万块平均重2.5 吨的石材砌成。入口位于塔身北侧中心，高出地面约20米，在塔内地下30米处有一墓室，以斜坡墓道与入口相通，而由入口不远处另一墓道向上通行则可到达第2 墓室即王后墓室，并继续向上达最高处的国王墓室，里面安置着胡夫的花岗岩石棺。国王墓室高约6 米，用一块重400 吨的大石板覆盖，其上筑有5 层空间结构，以减轻大石板的承重，最上则用巨石筑成三角形尖顶。胡夫大金字塔以其形体的雄伟、设计的科学、结构的严密复杂而成为世界奇迹。
　　在胡夫大金字塔不远处的哈夫拉金字塔，以宏伟壮观的附属建筑物著名。塔东有长方形的祭庙，称为上庙，庙内有高大的圆柱宽厅和长厅，庭院中设祭坛，庭院后有国王的5 个小礼拜堂，最后是神殿和库房。靠近尼罗河谷处建有下庙，平面呈方形，内置23座国王雕像，入口处有一座坚硬的闪绿岩雕像，上庙和下庙之间有长达496 米的通道，著名的狮身人面像就是位于下庙的西北方。
　　在胡夫、哈夫拉金字塔附近，还有一些国王和王妃的小金字塔，形成了古王国时期金字塔建筑群，显示当时建筑艺术的辉煌。
　　纺织业在古王国时期是手工业经济的基本产业之一。当时的服装主要是亚麻织品缝制的。部分出土遗物的残片表明，埃及的妇女及裁缝工匠已能用亚麻缝织和裁作美观得体的各式衣裙、长袍等，也可以织出很薄的轻纱，精美程度不亚于以后各王朝的产品。大量雕塑作品中各类人物的服饰，都形象地再现了当时的风貌，也反映出纺织业的发达。
　　手工业生产中进步特别显著的还有造船业。当时尼罗河上和沿海的航运已普遍使用帆船，这些船只大多以双杆并列竖起桅杆，一般为单桅船，也有一些双桅和三桅的大船。船的桅杆前后用索绳加固，船身也有中央大索将首尾连系，并且利用绞紧法使全部索具达到高度的紧固状态，这是一项很先进的技术。船上有许多船夫操桨，船尾还有长桨为舵，掌握方向。古王国时期的先进造船和航行技术成为后来地中海周围各国学习的榜样。据史料记载，斯涅弗鲁王为了从黎巴嫩运输木材建造金字塔，组建了一支有40只海船的商队，其中有的大船长52.3米，这个船队运来的极其昂贵的杉木，今天还很坚固地保存在达舒尔南部的金字塔里。1954年，在胡夫金字塔旁石槽内发现的两只大船，长32.5米，船上1200多件构件均标明号码依次捆束存放，井然有序。按照所编的号码，复原出了完整如初的大型木船。这种船全部用黎巴嫩产的杉木制成，船首与船尾高昂，中间设有舱房，榫卯结构严谨，造型华美实用，由几十人共驾一船，在尼罗河上航行时气宇轩昂。类似的船只在萨卡拉墓地的第五王朝浮雕、绘画中都有表现，而且还有造船工匠制造船体各部分的劳动场面。第5 王朝萨胡拉金字塔的下庙有两个船坞，一个向东、一个向西，与运河和尼罗河相通。东船坞有门廊，地板用磨光的黑玄武岩造成，天花板则用石灰岩铺设，上面涂画兰色象征天空，并饰以浮雕的金星。门廊的8 块独立石柱用花岗岩雕成，柱头仿棕榈树叶状；南船坞也有一个类似的门廊。这两个船坞都有过道与一个T 字形小厅相接，并与上庙相连。1953- 1954年冬季，埃及考古学家们在清除齐阿普斯金字塔南侧附近的小沙丘时，发现了一座墓葬，内有一只保存完好的木船。出土的船体已成碎片，但全部碎片均未丢失，船上桥楼的茅草棚盖也在，船体约长40米，亦用黎巴嫩杉木制成，木材的香味在出土时仍可飘散。据测定，船的年代为公元前2700年。
　　正当早期王国结束、古王国开始的时期。
　　(3)商业贸易活动
　　社会经济的发展使古王国的商业迅速发展起来，造船业和航海技术的进步更促进了海上贸易往来，并成为埃及经济收入的重要来源。当时的商业活动主要由法老的宫廷和政府的官商管理经营，并且海上贸易往往配合军事上的征伐，掠夺与贸易共同进行。文献和考古资料表明，埃及古王国时期的海外贸易范围，向东到达阿拉伯海及波斯湾，向北遍及地中海东部沿岸各地，向南则达非洲的东海岸各地。在黎巴嫩、腓尼基、叙利亚、小亚细亚、塞浦路斯和希腊等地都发现了埃及古王国时期贸易往来的踪迹。法老斯涅弗鲁曾派遣一支远征军到南方，一方面阻止叛乱和恢复南部边疆的秩序，另一方面也促进了南北之间的通商。为了保障与西奈半岛和西亚地区的贸易，他也派军队占领了西奈半岛，在那里留下的纪念碑记述了军队征服阿拉伯游牧的培杜因人的情况，这些人曾威胁了运输矿产的商队。
　　除了海上贸易，陆路有两条南北畅通的商道，南至努比亚，北达巴勒斯坦。上述地区在贸易活动中为埃及带来大量珍贵原料和地方特产，埃及则把自己的工艺品远销域外。这些活动大大促进了埃及经济的发展。黎巴嫩的木材，塞浦路斯的铜，阿拉伯的香料，东非的象牙等，对埃及的经济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也带来了十分可观的效益。
　　在农业、手工业、商业蓬勃发展的同时，狩猎活动虽然早已从生产领域退居于以娱乐和体育为主的局面，但在民间仍然具有强烈的经济色彩。古王国时期一些陵墓中的浮雕，多次出现帝王和贵族用飞镖捕鸟、捕鱼或用长矛捕获河马的画面，还有在沙漠中猎取野兽、捕鳄鱼的惊险场面，这些狩猎活动无疑为肉食和皮革制造业提供了重要的原料。
　　总之，古王国时期是埃及奴隶制早期经济发展的繁荣时期，其中农业生产制度的完善、金字塔的建造和海上贸易的发展都为社会经济的繁荣提供了条件。古王国时期的经济制度奠定了中王国以后社会发展的基础，也是世界古代经济史上一个辉煌的阶段。
　　5.中王国时期的经济
　　第六王朝之末，埃及的政局处于混乱状态，从第七王朝到第十王朝的100 多年里(约公元前2181- 前2040年），埃及始终处于分裂割据的局面，政治黑暗，经济受到破坏，这一动荡时期史称第一中间期。当时各地奴隶与贫民不断举行大规模起义，各地的奴隶主专制受到严重地打击。根据萨卡拉墓地发现的贵族伊浦味对社会状况的记述，即著名的《伊浦味陈辞》(或称《伊浦味箴言》）中的描写，我们知道起义者捣毁了王公贵族的粮仓，使" 埃及的谷物已成为公有的财产" ；冲击政府，使" 宏大的审判厅已成为一个任意出入的场所" ；社会上" 那本来没有财产的人，现在已变成财富的所有主了，那本是受人驱遣的人，现在却来驱遣他人了" ，乃至于从前住不起茅屋的人，现在住进了好房子；从前连一片面包也没有的人，现在变成了一个大仓库的主人；从前没有公牛耕种田地的庄稼人，现在有了成群的牲畜，总之一句话：" 贵族陷于悲哀，而庶人则感到喜悦".在人民起义的打击下，古王国形成的中央集权专制体系瓦解了，各州纷纷割据自立，州长成为世袭领主，有自己的军队，甚至自立年号与中央王朝分庭抗礼。直至第九、十王朝之际，各州才重新形成南北两个军事力量联盟的对峙局面，双方斗争数十年，最后南方的底比斯取得胜利，安太夫家族使南北统一，建立起第十一王朝，才使埃及的经济重新走向复兴与再度繁荣。十一王朝和十二王朝，约公元前2133年至前1786年，为埃及的中王国时期。
　　第十一王朝(约公元前2133- 前1991年）首府底比斯位于尼罗河中游的下埃及中心地带，向南可通努比亚等其他民族地区，东可至红海，是一处战略要地，也是商业的中心，以后长达两千年的岁月里一直是埃及的政治、经济、军事和交通的中枢。由于十一王朝时期各地割据势力仍未彻底消除，时有摩擦，对经济生产的恢复尚有一定影响，所以中王国时期经济真正日趋繁荣的景象是在十二王朝(约公元前1991- 前1786年）统治的200 年间出现的。
　　第十二王朝在全国政局基本稳定的形势下，全面恢复了兴修水利的工程，使灌溉农业进一步发展，从而使埃及的经济基础得以巩固。青铜器在这一时期开始使用，取代了一些红铜器，成为埃及进入青铜时代的标志，也意味着整个生产领域出现重大革新。除了青铜器应用在农业生产和手工业作坊中外，其它生产工具也有不同程度的改进。为了将尼罗河水送达河谷两旁的高地以扩大灌溉面积，这时普遍出现了以桔槔汲水浇灌，埃及人称这种工具为" 沙杜夫" ；当时还推广了装有把手的木犁，可将犁头较深的压入土中以利深耕，后来又改进为有梯形把手的耕犁，使耕种有效率更加提高了。
　　中王国时期农业经济中的一次重大成就，是在尼罗河流域灌溉系统不断恢复和改进过程中对孟斐斯西南发雍地区的开发。发雍地区原是尼罗河西岸沙漠谷地中的一块绿洲，后来由于地势较低洼，河水泛滥而逐渐形成一片湖泊和沼泽。第十二王朝的第一任国王阿门涅姆赫一世(又译阿明尼赫特）开始了对发雍地区的改造工程，历经6 代，至阿门涅姆赫三世(公元前1842- 前1797年）才告竣工。在近200 年的时间里，埃及中央政府频繁征调大批奴隶和民工在这片湖泊沼泽地区修堤坝、挖沟渠，排泄积水，开恳土地，终于使这一地区2500公倾的沼泽变成沃野。湖泊修成了水库与尼罗河相连，河湖之间建有水闸以调节水量和排灌。对发雍地区的治理，是埃及古代人民水利建设的巨大成就，也是对世界古代文明的贡献。随着工程建设的进展，发雍也逐渐变成一个新的经济发展中心，湖岸一带城镇密布，法老也在此建立起豪华的行宫。在发雍的卡呼恩曾发掘出一座当年的古城遗址，笔直的街道十字交叉，各类建筑物井然有序，全城有高大的砖墙环绕。城区内不同规模和样式的建筑反映出社会各阶层的生活状况。在这座新兴城市内，东部是许多贵族的房屋，有的占地300 多平方米，有几十间房子，包括餐厅、卧室、厨房和仓库；西部则是贫民区，在200 米长、100 米宽的面积上拥挤着几十间简陋的棚舍。城中也有不少中等类型的房屋，宅内一般有一个小庭院，居室在院子里沿着围墙两边或三面排列，间有小楼穿插其间，显然是商人、中下级官吏、医生和书吏等人的住宅。这些人的存在，一方面表明了在农业经济不断发展的背景下城市经济也在稳定地发展和走向繁荣，另一方面也表明中产阶级、中小奴隶主在这一时期的政治和经济生活中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农业的发展促进了手工业生产的繁荣。当时的纺织业已普遍使用立式织机，并开始出现平式织机，能织出质量很高的亚麻布。由于不易保存，遗物至今发现较少，保存下来的通常是用于包裹木乃伊和随葬品的织物；玻璃制造业是中王国时期兴起的一个重要的手工行业，主要用于制作各类器皿和装饰品，不少产品是王宫和贵族宅第中的装饰物，有些则长时期成为埃及远销国外的珍贵工艺品；金属制造工业有明显进步，西奈半岛的铜矿和绿松石得到进一步开采，铜锡合金的青铜器冶铸技术这时从西亚传到埃及，开始受到人们越来越多的重视，但青铜器制造还没有做到普及，各地农业生产中石器、骨角器和木器仍在继续使用；木器制作和造船业、制革业也都有了相应的发展，萨卡拉墓地、底比斯遗址等地出土的第十一王朝着色木俑成为木刻艺术的珍品。在许多贵族墓葬中，都随葬着一批木制的模型(明器），有的表现各种劳动人物，包括一些手工业劳动的场景，也有牛羊群、房屋、船只等模型。这些木制品比古王国时期的浮雕更形象、具体地表现出当时的社会生活和经济生产状况。
　　中王国时期的建筑业比古王国时期有一定发展。这一时期虽然金字塔已不再流行，但代之而起的岩窟墓形制复杂，也体现出建筑技术的提高。有些法老的金字塔从设计建筑都在承袭古王国时期传统的基础上表现出更高的水平。第十一王朝法老蒙托荷太普的金字塔群是突出的代表。享殿建筑设计比过去有许多改进，高墙通道两侧每隔几十米就设置一个国王的雕像；上庙建筑在前庭台地上，两边绿树成荫，台地斜道两边的8 棵大树下各有一座国王雕像。金字塔内部用粗大的石块砌筑，外面再包以石灰岩。整个金字塔群内，大厅、回廊、享殿、壁龛、墓室等结构十分紧密，既继承了古王国时期的风格，又有一定创新。中王国时期的卡洪恩遗址位于今开罗以南约100 公里处，是当时的一座普通城镇，厚厚的城墙内房屋和街道排列有序，城内由围墙分隔成卫城、东区和西区三个部分。东区有各式庭院组成的官邸，多至70-80 个房间为一套；西区则有标准比较一致的民居，以4-12个房间为一套，全部建筑显示出强烈的民族风格，即不用万世永存的坚固材料，而仅使用泥墙或砖墙，这种建筑适于埃及的炎热气候和宗教信仰。
　　造船业的进一步发展使水上运输得以恢复和发展，同地中海东部各地的贸易联系不断加强了，尼罗河两岸城乡的交换随着经济的发展繁荣而日益频繁。农民们把一些农产品运到城市中，换取农具、食盐、皮革制品及其它日用品。这一时期的海外贸易已远达巴比伦。考古学家曾在十二王朝的神庙遗址中发现4 个铜箱子，其中装有西亚两河流域的泥版文书，可见尼罗河流域的古埃及人与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之间的往来是比较多的。
　　中王国时期，埃及社会的经济生活中活跃着商人阶层。商人是随着早期王朝奴隶制的发展而崛起的中小奴隶主，他们与城镇中的手工业作坊主、中下层军官、政府官吏及农村中的中小奴隶主一起被称为" 涅捷斯" ，原意为" 庶民" 或" 小人" ，指不同于贵族的普通平民。但在经济不断发展的形势下，他们中的一些人逐渐聚敛起越来越多的财富，一般可拥有二三十名奴隶供其驱役，遂被称为" 豪强涅捷斯" ，他们成为法老专制政权的一个支柱。
　　中王国时期，商人经常到集市上和城镇中买卖货物，对商业经济和城市的发展建设起着重要作用。在商人阶层中，大商人是少数，在集市上出售剩余农产品和手工业制品的农夫是商业经济不可忽视的组成部分，而长期从事集市贸易活动的坐商和少量远途贩运的行商是构成商人阶层的主体。
　　中王国时期的经济发展，与奴隶制的强化有必然联系。十一、十二王朝的奴隶制度比古王国时期有所发展。在庄园中私人奴隶显著增加了，有些新兴的奴隶主往往占有几十名奴隶，有的甚至以百计。十二王朝一个法老的卫队长，一次就受赏奴隶百名。这个王朝末期的纸草文献《布鲁克林纸草》中记载，南方城市的一个长官给予其妻95名奴隶，在纸草上残存的83名奴隶名字中，有33名埃及人，49名是从亚洲俘获的，还有1 人籍属不明。这批奴隶的劳动分工为农夫、纺织工、厨师、酿酒者、面包师、家内仆役、梳妆侍女等，几乎被驱使于各个劳动领域，奴隶劳动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
　　历史的发展总是波浪式推进的，经过古王国时期的经济繁荣和第一中间期的低谷，中王国时期的奴隶制经济再度繁荣，并且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
　　青铜器的出现，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的改进，促进了中王国时期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繁荣。但是，由于十二王朝末期统治集团的内讧，导致了政局的混乱，外族乘机入侵，尼罗河两岸再一次陷入群雄割据的形势，中王国时期就在这样一种动荡不安中结束了。
　　6.新王国时期的经济
　　公元前18世纪，埃及第十二王朝的法老政权渐趋衰微。在动乱中建立起来的第十三王朝，无力控制全国的政局，尼罗河流域重新产生了许多割据政权。这种局面一直到第十七王朝，上埃及的底比斯势力恢复与下埃及对抗，并经数十年的征战而攻克三角洲东部下埃及希克索斯人的首府阿瓦里斯，把原来从叙利亚、巴勒斯坦一带侵入的希克索斯人驱出埃及，才最终结束了割据和战乱的局面。从十三王朝到十七王朝(公元前1786- 前1567年），史称埃及的第二中间期。公元前1507年，原十七王朝法老的继承人雅赫摩斯一世(约公元前1570- 前1546年）统一全国后建立了第十八王朝，开创了奴隶制帝国统治的新局面，史称" 新王国时期".这一时期直到公元前10世纪拉美西斯王朝结束，历经500年的经济持续发展阶段。
　　希克索斯人是西亚游牧部落比较混杂的民族，文化落后，他们入主埃及后对尼罗河流域的农业生产破坏很大，甚至" 无情地焚毁城市，夷平神庙，残酷地对待一切本地居民，把一些人杀死，把另一些人的妻子儿女掳掠为奴" ，希克索斯在下埃及建立的第十五、十六王朝实行暴虐统治，埃及社会的经济很难稳定发展，尤其是广大农民和奴隶更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随着希克索斯人的被驱逐，十八王朝的中央政权开展了翦除地方割据势力的斗争，雅赫摩斯一世凭借一支强大的军队南征北战，为埃及新王国开辟了比古王国更为辽阔的疆域。经过图特摩斯一世、二世的进一步攻伐，到图特摩斯三世(公元前1504- 前1450年）统治时期，十八王朝的国力已相当强盛。他不仅牢固地控制了王权和对尼罗河两岸的统治，而且数次远征叙利亚、巴勒斯坦，直至进逼幼发拉底河畔，并几度南侵努比亚，形成南北5 千里的西亚北非势力范围。无数胜利为埃及帝国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奴隶和巨大的财富，使新王国进入奴隶制经济发展的新高峰。
　　新王国的农业经济仍是埃及社会生产发展的基础。土地制度表现为在法老专制统治下，全国大部分土地仍集中在王室和神庙手中。法老王室是埃及社会最大的奴隶主，也是军事、财政最高权力的集团。每逢战争胜利或国家庆典，法老就要向神庙和贵族赏赐土地、奴隶和财宝，图特摩斯三世有一次赐予阿蒙神庙奴隶1578人，另一次赐予土地2800斯塔特。在一份重要的文件《哈利斯纸草书》中，记载了阿蒙神庙拥有的巨大财产，包括土地、村镇、花园、葡萄园、果园、船坞、船只、牲畜、家禽、粮食、金、银、铜、宝石、金银器皿、精工编织的长袍、香料、蜂蜜、油、酒等等的数量，还有各种手工业作坊和牧场中的木匠、铜匠、石匠、涂香料工、牧牛人、水手、养蜂工、书记员等的人数。到了二十王朝时，阿蒙神庙已拥有奴隶劳工86486 人，土地864186斯塔特，大小牲畜421362头。相反，农民则普遍土地不足，甚或根本没有土地，许多农民只能租种王室、神庙和一些奴隶主贵族的土地，其生活处境几乎与奴隶一样。不过，各地的土地实际上基本控制在奴隶主贵族手中，私有土地和土地买卖现象比过去更为发展了。有一份《牧人摩塞档案》记录了一份买地契约，提到这个牧人以一牛买得了3 斯塔特耕地，可见土地买卖在一般平民中也是比较流行的。尤其是到后期埃及阶段，土地买卖更为普遍。23王朝的一份材料提到阿蒙神庙的最高祭司一次从15个人手中分16回购进土地556 斯塔特，其中卖地最多的是一位祭司，也有的是普通农民仅出卖几斯塔特土地。
　　新王国时期已开始采用农田管理的轮作制，并普遍使用了新式的梯形犁和骡、马等畜力，骡、马的耕地效率要比过去的牛、驴高；引水灌溉则已采用多层桔槔，可以连续提水把河水扬到高程，明显增加了灌溉的功效；此外，青铜制作的农具也有一定增加。在这些大的改革中、埃及的农业生产达到了古代最高水平，奴隶制经济已到了充分发达的阶段。
　　在萨卡拉的墓地中，一些墓室墙壁上还遗留着一系列反映新王国时期埃及农村生活的图景，包括翻松土地、播种、收割、打谷、簸扬、秤谷、储藏的各个场面和谷仓。在河岸的花园和贵族宅院中，种植着棕榈树、无花果树、石榴树、苹果树、橄榄树，以及蔬菜、花卉等，也有一些浮雕反映的是葡萄园和手工业作坊中酿酒、制蜜的过程。这些画面是当时农业经济在人们生活中的真实反映。
　　这一时期，手工业经济也比过去有了明显的发展。在十八王朝，青铜工具在各个生产领域的数量都增加了。过去冶炼金属仅靠口吹筒管来鼓风加温，这时已使用脚踏鼓风机，并且用皮革制成风箱来连续操作，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当时所制的金属板材最长可达2 米，有几十公斤重。青铜器制作的手工作坊规模也有明显增大，在图特摩斯三世时期的一位宰相墓中，壁画上可见阿蒙神庙的大作坊包括各类工匠150 人之多；另有史料提到有12名工匠的一间作坊能生产出斧、锯、锄、锤、剑、小刀、匕首、长矛和弓箭等各类器物，还可以制作出许多祭神用的器皿，甚至能冶炼6 种合金的质量上乘青铜器。
　　木制品是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中的必需品，也是王公贵族们追求豪华的工艺品。著名的图坦阿蒙陵墓中，出土了许多精美绝伦的工艺品，其中就包含着一批木制家具和武器、王杖、雕像、战车等。家具中有法老的宝座，椅背用金银贴面、宝石镶嵌的浮雕来表现少年法老和王后在一起的情景；许多箱、柜装饰着狩猎、山林、花鸟等图案；墓室内的棺椁共有7 层，内棺的最外层和中间层都是在木质上贴金的。
　　新王国时期的纺织业也有了较大发展，较多使用立式织布机，纺织工匠每人可同时照管两枚悬式纺绽，比过去的平式织布机大有进步。
　　玻璃制造业的成就十分突出，已能生产各式的彩色玻璃器皿。作为法老宫廷御用品的一些高级玻璃制品不仅造型别致，工艺也十分精良。
　　在造船业方面，出红海到东非沿岸的远航所使用的帆船，已达到古代世界的一流水平。尼罗河上法老的御船极其豪华壮观。
　　手工业经济和狩猎活动在法老和贵族陵墓的壁画、雕刻中都有反映。有的墓中描绘出宽广的牧场、丰美的牧草和牧畜繁殖、挤奶、饲养、医病的画面；也有在沙漠中猎获牡鹿、狮、豹、羚羊和在河中捕获河马、鳄鱼和其它鱼类以及在沼泽中捕鸟的场面；有砍劈石料、雕刻石像、制作方尖石碑、石柱、祭桌、石门、石槨和一些石制器皿的场面；有木匠制造车、家具、壁龛、门、床、枕、椅、桌、盆的场面；还有一些金属制作、制陶、烤面包、制作香料、纺织和染织、造船和水上航运的图景，这一切都再现了当时社会经济的蓬勃发展局面。
　　新王国时期的商业伴随关农业和手工业经济的繁荣而出现兴旺景象。城市经济的发展和中小奴隶主在经济上的日益活跃，与商业的发展有密切关系。在农业和手工业产品种类不断增加、数量迅速增多的形势下，大量产品流入市场，尤其是一些青铜器、亚麻织品、纺织品、皮革制品、装饰品和玻璃器皿，不仅在国内的中上层社会中成为交换的产品，而且成为远销中亚、西亚和南亚次大陆的名贵商品。这时的商人，多已成为非贵族出身却拥有一定资财和奴隶的人，他们与各级军政官吏、宫廷待从、技师、艺匠等被统称为" 涅木呼" ，意思虽然与中王国时斯的" 涅杰斯" 差不多，但其社会地位有了提高，这批人成为奴隶制王朝统治下举足轻重的、越来越强大的势力。
　　7.古代埃及的衰落
　　十八王朝后期埃赫那吞宗教改革的失败，使埃及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形势都出现了很大的动荡，混乱局面的日趋严重。十九王朝的拉美西斯二世时期，国内外战争频繁，比较严重地破坏了农业和手工业的生产秩序。拉美西斯二世死后，埃及的国势更加削弱。十九王朝末年，爆发了伊尔苏领导的大规模人民起义，建立了自己的政权，给埃及的奴隶主制度以沉重的打击。起义虽然最终被镇压下去，但其后的二十王朝则显得更加软弱无力、一蹶不振，社会仍十分混乱。拉美西斯三世时期(公元前1198-1166 年），奴隶和工匠的起义不断发生，社会经济凋弊，人民益加贫困。但神庙却乘机大发横财，财富有增无减，底比斯阿蒙神庙的财产这时几乎已控制了全国十分之一的土地。在社会日趋贫困，阶级矛盾不断加深的情况下，到二十王朝的最后个一法老拉美西斯十一世死后，埃及又陷入南北分裂的局面，新王国宣告瓦解了。
　　二十一王朝(约公元前1085- 前945 年）建都于下埃及的塔尼斯，上埃及则以底比斯为首保持独立。在来自利比亚的雇佣兵依靠自身武力逐渐控制了下埃及地区后，与神庙势力王朝勾结，建立起第二十二、二十三王朝，而南方的努比亚人亦乘埃及势力软弱的形势大举北进，在利比亚族于下埃及建立起第二十四王朝(约公元前730-715 年）的同时，努比亚人建立起第二十五王朝(约公元前730-656年）。在这几百年的混乱政局下，虽然从北方亚述地区传入了铁器制造技术，使生产工具得到了较多改进，但仍没有从根本上扭转经济上的凋弊和停滞状况。善于使用铁制武器的亚述军队从北方长驱直入，在二十五王朝后期占领了尼罗河三角洲一带，并与努比亚人在孟斐斯、底比斯之间反复争夺。利比亚人后裔普萨姆提克在混战中扩大了自己的势力，驱逐了亚述人，建立起独立的二十六王朝(公元前664-前525 年），并征服了南方，在百余年间恢复了埃及的统一，正当埃及的经济开始复兴的时期，强大的波斯帝国在东方兴起并占领了埃及，以后的二十七至三十一王朝都是在动荡的政治条件下不断兴衰更替的。所以公元前525 年第二十六王朝的结束，即意味着埃及古代文明的结束。
　　五、古代欧洲的经济
　　1.古代希腊的经济
　　在地中海区域的东部，以希腊半岛为中心，包括东面的爱琴海和西面的爱奥尼亚海上的大小岛屿以及今土耳其的西南部、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岛的东部沿岸地区，是古代希腊爱琴文明的发生地区，也是欧洲大陆最早进入文明和奴隶制经济发展较快的地区。
　　古代希腊的经济区域，可以划分成四个部分：①小亚细亚沿岸以希腊城邦为代表的地区，这一地区最靠近东方经济发达的西亚和埃及，因此在古代希腊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发展中长时间里处于领先地位，其中重要的城市有克尼都斯、哈利卡尔纳苏斯、米利斯、以弗索、斯迈尔纳、柏加马、特洛伊等等，沿岸的罗德岛、萨摩斯岛、开俄斯岛等地的经济生产水平与希腊城邦是大体一致的；②爱琴海中南部的岛屿，主要有基克拉迪群岛、北斯波拉提群岛和爱琴海南端的希腊最大岛屿克里特岛。这批岛屿尤其是克里特岛最靠近埃及，东可达腓尼基、叙利亚和塞浦路斯，西可至意大利半岛与西西里，海运十分发达，各岛上居民的农业和渔业生产都比较进步，经济发展水平不逊于希腊城邦，但文化稍显落后；③希腊本土，主要在伯罗奔尼撒半岛、亚狄加半岛和希腊北部品都斯山脉东西两翼的丘陵地带；④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岛。这一带的居民是从希腊本土渡海而来的移民。由于这里气候优越，土地肥沃，移民的聚落和城邦发展很快，经济富庶的程度在较短的时间里甚至超过了希腊本土，其中重要的城邦培林敦、雷吉昂、库美、佩斯顿、叙科古、盖拉、麦西纳等都是古代希腊著名的城市。
　　(1)爱琴文明前的社会状况
　　早在远古社会里，希腊地区就有较多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的氏族聚落。在希腊北部曾发现欧洲最早的古人类化石彼特拉隆那直立人，距今约30万年。到旧石器时代末期，伯罗奔尼撒半岛沿岸的古代居民已开始出海捕鱼，并不断在近海岛屿上停留。至新石器时代，希腊本土上与爱琴海上一些岛屿居民有了比较密切的海上交往。伯罗奔尼撒当地的石器，多使用爱琴海中基克拉底斯群岛中米洛岛特产的黑曜石来制造。此岛距希腊大陆约150 公里，说明这一时期当地制造的独木舟已能通过这段较远的海上航程。在克里特岛、基克拉底斯群岛和希腊本土都曾发现公元前6000年至公元前3000年间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在前陶新石器时代，希腊北部色萨的阿尔吉萨遗址已形成定居的农业村落，是目前所知欧洲最早的农业文化遗存，距今约8 千年。在有陶新石器时代，色萨利的新尼可门地亚遗址是公元前5000年的村落，规模比阿尔吉萨更大，陶器使用已很普遍，并出土了女神泥塑像，反映出母系氏族社会的生活状况。公元前4000年至前2800年的迪米尼文化也是色萨利地区的新石器时代典型文化，在这个聚落遗址中发掘出圆形防御建筑和一些石砌围墙，并有双柱门廊的厅堂式房屋，是后来希腊古建筑的祖型。
　　迪米尼文化的彩陶丰富而艳丽，是欧洲新石器时代文化中的精品。
　　希腊本土和爱琴海各岛屿大约在公元前3500- 前3000年间逐渐由新石器时代文化过渡到铜器时代或早期青铜器时代文化阶段。公元前2000年左右，爱琴海地区率先全面进入了青铜文化时代，爱琴文明出现了。
　　爱琴文明时期有两个经济发展中心，即克里特岛和伯罗奔尼撒半岛东岸的迈锡尼。这两个经济和文化中心交相辉映，表现出希腊奴隶制城邦国家经济和文化上的巨大成就。
　　(2)米诺斯文明时期的经济
　　以克里特岛中央的克诺索斯城为首都的城邦国家，将全岛各个奴隶制小国的力量联合并统一起来，创造了米诺斯文明。米诺斯文明是爱琴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主要经济特色是大力发展工商业，特别注重海上贸易。公元前2200- 前2000年，克里特岛上的原始公社制度解体，私有制发展较快，成立起一些奴隶制的小国。公元前1800- 前1700年间，克诺索斯成为众国之首。考古发掘表明，公元前1700年左右旧王宫在遭到严重破坏后，新王宫建造得更加壮丽豪华，标志着米诺斯文明进入繁盛时期。据历史文献和考古发掘资料估计，克里特岛当时人烟稠密，克诺索斯城大约已拥有8 万以上人口，成为地中海区域最大的城市之一。当时许多商业城市临海而建或有大道与海滨港口相连。居民房屋依山傍海，分层叠起，用石块牢固砌筑，排列有序，成为各地工商业者汇聚的地方，反映出城市经济的繁荣。
　　古代的克里特岛既有茂密的森林，也有适于农耕的平川。当时的农业生产以种植谷物、橄榄和葡萄为主，因此，除了当地居民的粮食生产和加工之外，橄榄油和葡萄酒生产也是当地消费和销往外地的重要手工业经济部门。
　　在王宫里建有贮藏室，用巨瓮贮存橄榄油和葡萄酒。贮藏室往往有一行行库房相连接，里面的酒瓮油缸数以百计，说明在农业生产中橄榄和葡萄的收获量很大，产品的加工行业也是相当发达的。
　　米诺斯文明在经济发展方面的主要成就，在于手工业、商业两个方面。
　　这一时期的手工产品以精美巧妙著称，出土的双面铜斧、长达1 米的有棱铜剑和镶嵌金银的匕首，反映出铜器冶炼和铸造工艺的高超。金银制品在金属加工业方面也占有相当的地位。制陶业相当发达，在旧王宫时期，克里特岛上普遍流行一种称为卡马雷斯的彩陶，以最早发现于卡马雷斯洞穴的这种彩陶包括罐、钵、杯、碗、花瓶等，大多用轮制法作成。有些小件器物胎壁极薄，可与中国山东龙山文化的" 蛋壳陶" 比美，是世界古代陶器中的杰出产品。卡马雷斯彩陶往往在暗青或黑色底地上绘画白色花草图案，以红、黄、褐色纹饰或斑点插绘其间，有些陶器还附加立体花朵堆塑，极其优美雅致。
　　到了新王宫时期，彩陶的底色变浅，改为以浓重的色彩描绘自然花草和一些海洋生物形象，如章鱼、海星、贝壳等，这种装饰的彩陶为世界其它地区所罕见，充分显示出米诺斯文明的特色，说明海上生产和生活对克里特岛居民的重要影响。
　　米诺斯文明的建筑工业也比较发达，克里特岛上的克诺索斯王宫是米诺斯文明最伟大的创造。宫中拥有众多的库房、手工业作坊、存放经济档案的厅室和征收税款的机关。考古发掘表明，目前所知有关米诺斯文明的历史资料有一半以上来自这座宏伟的王宫。王宫距海约8 公里，有大道连接岛上南岸的另一座大城市费斯托斯。王宫本身是一组围绕中央庭院的多层楼房建筑群、附近则分布着一些贵族宫室、剧场、商馆、陵墓和工商业市场、居民住宅区。由于这座著名的王宫几经扩建增修，因此建筑设计与施工是逐渐完善的。发掘表明，这里从新石器时代起就是一个人口较多的农业聚落，并成为附近人们聚集的宗教中心。进入文明时代后，政治与宗教的色彩更加浓厚，王权本身就有宗教的神权，因而王宫的修建富有宗教意义，新王宫时期的王宫面积达2.2 万平方米，厅堂宫室有1500间以上，楼层密集，梯道复杂，回廊曲折，高低错落，布局不求对称，奇巧之处很难考究，因此被称为" 迷宫".值得注意的还有王宫内供水设施相当完善，主要寝室均有浴室、厕所等卫生设备，并从数十里外的高山上引来清泉，通过接缝严密的陶水管形成自来水系统，有上下水道。这种建筑设施和卫生设备是世界上最先进的、绝无仅有的。
　　造船业在米诺斯文明时期达到了很高的技术水平，是海上贸易和军事霸权的重要保证。从壁画和其它工艺品的图案上可以得知，米诺斯时期的造船业十分发达，已能建造远航海外的大型帆船，也有使用数十名、上百名桨手的战船，而且当时已组成由多种船只混合一起的海上舰队或远洋商船队。这种带有军事性质的海上贸易活动，是古希腊经济发展的一个特点，也是与东方文明的重要区别。米诺斯的船舶都是用木材制造的，克里特岛上生产着质量优良的杉树，为造船业提供了丰富的材料。不过当时也可能从黎巴嫩输入一些木材。在建造大型的帆船和战船时，可能已使用龙骨结构的技术，这是世界古代造船术的一项重大进步，并成为以后希腊人造船的传统技术。大型的船上都设置了牢固的舱房，船尾的长桨作舵之处也建有小船舱以遮风蔽雨，这些设施都十分有利于海上远航。古希腊先进的造船业和规模庞大的船队，不仅保障了米诺斯对外贸易的发展，而且为强权和掠夺创造了条件。活跃的工商业和海上经商，促进了古希腊经济的快速发展，并带动了欧洲大陆的经济发展。
　　(3)迈锡尼文明时期的经济
　　迈锡尼文明是希腊本土的青铜文化，考古学上通称为希腊底文化。在青铜文化的早期，迈锡尼文明和米诺斯早期基本上是同步发展的，都属于原始公社制度的最后阶段，奴隶制国家尚在孕育中。早期希腊底文化是从希腊本土的新石器文化逐步发展而来的，又在不同程度上吸收了来自巴尔干半岛、小亚等地移民文化的影响。当时，伯罗奔尼撒的经济与文化可能与基克拉底斯群岛的关系更为密切。
　　约公元前2500- 前2200年的早期希腊底文化第二阶段，伯罗奔尼撒半岛上已出现设防的城堡，城内建筑包括陶瓦盖顶的高大住宅，文明的萌芽已经出现；公元前2000- 前1600年的中期希腊底文化时期，北方的印欧语族人南下，并逐渐布满希腊。移民的浪潮此起彼伏，米诺斯文明也同时对希腊南部发挥越来越大的影响作用，突出表现在各地相继发现了特色鲜明的米诺斯陶器。当中期希腊底文化结束之时，迈锡尼文明诞生了，于是米诺斯文明与迈锡尼文明共同构成了爱琴文明，古代希腊的经济发展进入了新阶段。
　　迈锡尼文明主要是通过考古发掘得到了解的。著名的考古学家谢里曼通过对古希腊传统故事的研究，在迈锡尼城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发掘工作，获得了震惊世界的发现，证实了许多传说中的历史。在考古文化中，迈锡尼包括晚期希腊底的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为公元前1600- 前1500年，根据迈锡尼的王族墓葬称为" 竖穴墓王朝时期" ，这一时期出土的许多泥版文书记载了当时奴隶制生产和生活的一些情况；第二阶段在公元前1500- 前1400年间；第三阶段为公元前1400-前1100年左右，这两个阶段称为" 圆顶墓王朝时期".第一阶段是迈锡尼文明的初期阶段，到圆顶墓王朝时期，迈锡尼的经济发展到繁盛阶段。
　　由于迈锡尼时期国家制度还不十分完备，原始公社的军事民主制度仍有一定影响，所以当时希腊的经济处于私有制在公有制逐渐解体的基础上迅速发展的状况。希腊的土地制度在这一时期基本上分成两大类：一类是公社所有地或公有地，一类是不属于公社掌管的土地或私人土地。由于多山，希腊的耕地十分缺乏，只占国土面积1 ／6 左右。群山分割成的各个小块土地往往就是一个古代城邦的领土范围，仅有沿海平原或内陆的河流两岸可提供一些耕地，所以农业产量不高，农业经济始终不很发达，占城邦土地一大半的山谷丘陵地带则宜于放牧，因此每个城邦都有平原与山地之分。平原地区人口较为密集，组成了村镇和城市，以农业和手工业、商业为主，沿海的渔业也是重要的经济生产手段；山区的居民相对零散稀少，生活贫苦，交通不便，以林、牧业为主。由于气候温和，沿海平原盛产橄榄、葡萄和小麦等，不过农产品很难满足工商业城市的需要，所以许多大城市的一部分粮食依靠海外进口提供。当时的耕地不论公地还是私地，都有租佃的制度，可由私人租种。
　　公社的公地还有一种负担义务的占有制，叫做" 卡马" ，即耕种这种土地要为公社负担某种义务劳动。公地佃耕者和卡马地耕种者的土地基本上都是小块的，大面积的土地则属于国王、宫廷贵族和地方贵族、神庙和僧侣集团等；也有一些私地属于公社的上层分子和有特殊技艺的人。大部分农村的土地都由当地平民租的耕种。土地的计算方法是以一定容量的小麦为单位。当时，国王可以用各种借口对公社以外的土地无限制的占领，贵族兼并土地的现象也比较普遍，土地私有制度正在发展和完善。
　　竖穴墓王朝时期，迈锡尼的手工业和商业已相当发达，其中金属制造工业、制陶业和建筑业比米诺斯文明有了显著的发展，也有一定的区别。当时，宫廷、神庙和贵族都拥有不少奴隶，一些技艺高超的手工业者也有少量奴隶，为迈锡尼的经济发展做出重大贡献。在国王和贵族的墓葬中，出土了大批青铜武器和金银器，包括用金银镶嵌的青铜短剑及金面具、金额带、金角杯、金指环、金印章、金杯、银罐等。数量极为丰富，有一座墓出土器物达870 件，工艺之精美令人赞叹。这时期的金属制品大都仿效米诺斯文明的风格，也有一些受到埃及和西亚的影响。考古发掘清楚地表明，当时的金属制造业与埃及、西亚和古代中国商王朝的金属加工业发展水平是不相上下的。
　　制陶业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圆顶墓时期制陶业发展很快，迈锡尼的陶器大量远销海外，爱琴海地区和东方许多国家都发现了迈锡尼的陶器。在埃及、叙利亚、腓尼基、塞浦路斯、意大利南部、利巴拉群岛等地的考古发掘中，都有迈锡尼陶器出土，数量超过了各地曾发现的米诺斯陶器。
　　迈锡尼时期的建筑与米诺斯文明有类似的风格，但也有显著的区别。公元前1400- 前1300年间的迈锡尼城几经扩建，达到空前宏伟的规模。这座城市与克里特王宫全无防御设施的情况完全不同，有巨石砌筑的高大城墙环山为屏，石墙厚达5 米，高约8 米，城堡大门置于城墙凹道的尽头，便于攻守。门楣上立有三角形石刻，表现的是双狮拱卫一柱的形象，此即著名的" 狮门".城堡内的王宫建筑层楼曲折、厅房众多，且喜用上粗下细的园柱，这些特点与米诺斯王宫的建筑风格相近。不过，迈锡尼王宫以中央大厅为主的对称布局却与米诺斯不同，表现出自己的特色。迈锡尼文明的遗址至今已发现1000多处，其中迈锡尼附近的著名城堡梯林斯，也反映出当时建筑业的巨大成就。这座城堡的巨石城墙平均厚7.5 米，最厚处达17米，有的城墙内设有隐蔽的通道、武器库和守军营房，城堡内也有规模宏大的王宫，反映出当时社会进步的状况。
　　迈锡尼文明时期社会经济的重要支柱是商业，其中海外贸易占有很大的比重。在公元前1700- 前1600年间，古代埃及正处于第二中间期，国内政局混乱，经济发展也受到严重影响。西亚的叙利亚、巴勒斯坦一带也战乱频繁。这时，迈锡尼的印欧语族诸部在商业活动中常伴有海上劫掠，使得部落头领迅速积累了大量财富，从而在私有财产急剧增加的基础上出现了早期国家的雏形。海外贸易是迈锡尼文明与周围地区交往的主要途径，也是古希腊经济的特点。当时不仅迈锡尼的陶器远销地中海沿岸各国和埃及，而且橄榄油、葡萄酒等希腊特产也都成为大宗出口的商品。迈锡尼商人依靠海上武装力量和越来越雄厚的经济实力，在许多国家和地区建立了自己的商站，并逐渐形成长期的、固定的海外贸易市场，通过海外市场的渠道与许多国家联系，为希腊本土带来不断增长的财源，进一步促进了古代希腊的经济发展。
　　考古发掘出的迈锡尼古老的线形文字，大部分记录了王宫库藏和各地贡物的情况，是极其重要的古希腊经济文献，对了解当时的社会经济有重大的意义。在派罗斯发现的泥板文书中，记载了公元前1660- 前1450年间宫廷内的经济资料，如其中A 类泥板记载了女奴631 人，女童376 人，男童261 人，总计1268人；A类另一种泥板记录了女奴370 人，男女童共339 人，总计709 人。这些人都是奴隶及其子女。有一块泥板记录了一个奴隶主拥有成年女奴32人，少年女奴5 人，男女童19人，反映出奴隶占有的基本状况。
　　这些奴隶的来源有外地俘虏，也有些是通过买卖交换得到的。当时奴隶和自由民结婚所生的子女也是奴隶，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奴隶的境遇十分低下。
　　公元前1250年之后，迈锡尼文明逐渐走向衰微凋落，其原因有内外两个方面。从外部的影响来说，这时与迈锡尼有密切交往的埃及和赫梯两个东方大国正面临盛极而衰的局面，使迈锡尼经济的重要来源海上贸易收入大减，同时，迈锡尼各城邦也不断受到外族侵扰；从内部来说，在外族入侵的压力下，随着奴隶和贵族之间的矛盾日益加深，希腊各地的阶级斗争越来越剧烈。
　　经济衰落迫使贵族统治集团更热衷于武力掠夺财富，于是各城邦之间的战争也日益频繁，规模越来越大了。
　　公元前12世纪初爆发的特洛伊战争，使迈锡尼的经济蒙受了重大损失，希腊北部的多利亚人乘虚而入，南下占领了伯罗奔尼撒，迈锡尼文明各国的中心城市先后在公元前1100年左右被毁，使古代希腊的历史进入了一个曲折发展的新阶段，即荷马时代。
　　(4)荷马时代的经济状况
　　公元前12世纪末叶，社会发展处于氏族制经济阶段的多利亚人在占领了巴尔干半岛南部和伯罗奔尼撒之后，没有立即建立起类似迈锡尼文明的国家制度。希腊本土和伯罗奔尼撒昔日繁荣昌盛的工商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商旅几乎断绝，市场十分凋弊，甚至线形文字的使用亦告绝迹。将城市毁坏后，多利亚人由于习惯于农牧生活，纷纷弃城而居乡野。因此，从公元前1100年到前800 年的300 年左右时间里，希腊的社会经济生产处于停滞状态，农牧业有所发展，工商业则明显倒退了。多利亚人带来了进步因素，主要是铁器的生产和使用，其次是制陶业也表现出自己的风格特点，成为当时手工业经济的主要方面。
　　多利亚人统治的军事民主制阶段，属于父系氏族社会发展到最后阶段的部落联盟。在氏族内部，普通成员靠公社分配的小块田地耕种谋生，氏族内的贵族则占有大片良田。不少氏族成员在陷入贫困、失去份地之后被迫去做雇工，和奴隶共同在田里劳动或放牧畜群。雇工的身份表面上是自由的，社会地位也高于奴隶，但受到的剥削与奴隶相差无几，氏族贵族和部落首领则拥有大批畜群和财宝。奴隶的来源主要是战俘，海盗所劫夺的奴隶为数也不少。贵族或首领家中都有一些奴隶，男奴从事耕种和放牧，女奴则主要从事家务劳动及纺织。与迈锡尼文明时期的奴隶制不同的是，部落首领、氏族贵族和军事联盟领袖除了经常参与战争外，平时尚未完全脱离劳动，包括农业生产活动和手工业劳动，多利亚人还没有进入真正意义上的奴隶制阶段。
　　约公元前16- 前15世纪，小亚细亚北部和亚美尼亚山区的赫梯人发明了冶铁术。由于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赫梯人禁止本地人将这种发明传给外族人，所以铁器极少外流，价值亦同黄金一样昂贵。赫梯近邻的米坦尼王国君主图什拉塔，曾以一只铁杯和一把铁刀作为重礼，赠送给埃及法老阿蒙霍特普三世。在著名的图坦阿蒙陵墓中，曾发现一把极精美的铁刀，刀柄是用象牙和黄金制作的。在这种情况下，埃及、西亚和印度等地的青铜文明各国都没有很快掌握冶铁术，腓尼基人在海上贸易和掠夺中，一直把铁列为贵重金属，价格是白银的2 倍，是黄铜的60倍。在小亚的偏僻山区，赫梯王的势力难以控制，铁器和冶铁术得以在邻近的一些部族中悄悄扩散，慢慢地从小亚细亚传入东欧一带。公元前13世纪，迈锡尼文明的末期，赫梯帝国瓦解，许多冶铁工匠流落四方，冶铁术才在小亚细亚、叙利亚、腓尼基等地迅速传播开来，但迈锡尼文明却没有接受冶铁术的流行。这时，希腊北部的多利亚人则积极推广冶铁术，普遍使用铁器，并在战争中发挥了很大作用。直到公元前10- 前9 世纪时，古希腊才较快地发展起冶铁业，雅典也很快成为冶铁工业的中心。在雅典的古遗址中出土了这一时期的铁制刀、剑、斧、矛、锉、锯等武器和工具，也发现了日常所用的铁制门闩、马衔和别针等，还清理出铁匠的作坊。由于铁器的使用，荷马时代的造船业超过了迈锡尼文明时期，因此，荷马时代作为古希腊铁器时代的开始，较之迈锡尼文明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并使古希腊的经济得以加速恢复。
　　荷马时代的制陶业在手工业经济衰落的形势下仍保持稳定发展的局面，这与陶器在人们日常生活中须臾不可分离有必然联系。早期的陶器称为原始几何陶，其特征是用多管笔在器物上绘平行线纹、波浪纹和同心圆圈图案，条理分明，繁简得当，器形多为双耳水罐。后来出现的几何陶，特征是图案装饰呈现横带状且遍布器表，不像原始几何陶那样在器物中部和底部留有空白。几何陶常在几何纹中杂有鸟、马等动物图像。此时制陶技术比过去有很大提高，在土质、火候、釉色等方面都达到了世界古代制陶业的较高水平。
　　代表性的" 狄甫隆陶瓶" 得名于雅典古城遗址的狄甫隆门，这种巨型陶瓶高与人齐，在腹部最宽的横带上绘有人物和车马等，表现出快轮制陶技术的高超。
　　铁器在荷马时代的广泛使用，对当时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由于希腊山地很多，耕地较脊薄，农业生产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开垦拓荒。多利亚人侵入后，使迈锡尼原来的平川耕地多半荒废，铁农具的传播使开垦的速度加快了。同时，大批移民迁入新的居地也需要伐树开荒，将许多丘陵坡地变成较好的耕地，铁斧铁锄等先进的生产工具对灌木丛生的坚硬土坡发挥了显著的功效。因此，虽然荷马时代的商业、建筑业及部分手工业的发展滞后了，农业生产却超过了青铜时代的迈锡尼文明。无论著名的荷马史诗还是考古发掘，都证明了铁器使用与推广的巨大作用。在这种经济基础上，希腊的城邦得以恢复重建，古希腊的历史进入雅典与斯巴达时代。
　　2.古代罗马的经济
　　公元前2000年左右，欧洲西南部亚平宁半岛的意大利随着印欧语族人陆续迁入，开始进入青铜时代。在1000多年的时间里，社会经济迅速发展起来，出现了一些奴隶制初期的城邦。公元前6-前5 世纪，意大利处于古代罗马的王政时代和早期罗马共和国时期，经济发展对欧洲大陆有比较重大的影响，亚平宁半岛的古罗马文化和巴尔干半岛的古希腊文明成为欧洲文明的策源地，也是世界古代文明在欧洲闪烁的两颗璀灿明珠。
　　古代罗马的地理范围包括意大利半岛及其南端的西西里岛。意大利半岛中部的罗马城是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亚平宁山脉纵贯半岛全境，三面环海，即深入地中海北部。半岛北部是广阔的波河平原。发源于阿尔卑斯山的波河由西向东流入亚得里亚海，波河平原西部和北部的阿尔卑斯山群峰巍峨，连绵起伏，顶峰长年积雪，成为分隔意大利与欧洲内陆的巨大屏障，仅有些山口成为南北两地人们来往的通道，历史上经常是欧洲各地向意大利移民的必由之路。
　　意大利气候温和，雨水充沛。波河流域土地肥沃，适于农耕。亚平宁山两侧也有许多低平的台地，河流较多，畜牧业十分发达，南部与半岛一水之隔的西西里是古代欧洲著名的粮仓。由于海岸线平直，缺乏良港，航海条件不如希腊那样优越，不过古罗马控制地中海中部，战略地位十分重要。青铜时代的古罗马，生活着非印欧语系的土著居民利古里亚人和印欧语系的许多民族，也有非印欧语系的一些移民如东方的伊达拉里亚人、希腊人和北非的迦太基人等。希腊文明对古罗马有极为深远的影响。
　　(1)青铜时代的泰拉马拉文化
　　意大利有比较丰富的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亚平宁半岛上的远古居民是后来利古里亚人、西库利人的祖先。公元前1700- 前1100年间，印欧语族人移民在意大利越来越多，带来了先进的犁耕农业，并在河湖海岸旁临水立桩建成干栏式住房村落，人口发展较快，形成了颇有地方特色的泰拉马拉文化。
　　泰拉马拉文化的居民主要分布在意大利北部波河流域及附近的沼泽湿地。考古发掘出许多较大规模的村落。出土遗物表明，这一时期居民主要从事农业和畜牧业生产，也有一定的狩猎经济。农业生产普遍使用犁耕，农作物以小麦和豆类为主，牲畜有牛、羊、猪、狗和马。马车成为当时欧洲大陆最早的运输工具。在干栏式聚落附近有氏族的公共墓地，流行火葬形式，与欧洲中部的青铜文化丧葬习俗相似，说明波河流域的居民至少有一部分来自多瑙河中游的印欧语族。泰拉马拉文化的手工业生产以制陶业和金属制造业为主。陶器一般呈灰色或黑色，器表磨光，常带有同心圆状线纹图案和角状把手。中小型陶器制作较精美，大型炊器和骨灰瓮则较粗糙。各遗址还常发现陶纺轮和陶质动物塑像。他们制造的青铜器主要有斧、长剑、短剑、刀、矛、别针和箭镞等。公元前12世纪前后，泰拉马拉文化渐与南部的亚平宁文化相融合，至公元前10- 前9 世纪，这种文化为维兰诺微文化所代替。
　　约公元前1000- 前500 年，古代罗马进入考古学上的维兰诺微文化时期。这一文化以1853年开始发掘的波伦亚西面的维兰诺微遗址而命名。居民以从事农业生产为主，并有较高水平的冶金技术，晚期即发展到王政时代。
　　在维兰诺微文化阶段，来自小亚细亚的铁器制造技术在亚平宁半岛广为传播，铁制工具、武器和饰物普遍出现，包括斧、锄、剑、矛头、别针和手镯等。当时的聚落面积也比泰拉马拉文化时期扩大了，并出现了许多有围墙的城寨。公元前8 世纪左右的维兰诺微文化中期，意大利中部的一些村落开始发展成为镇和城市，出现早期城邦国家的雏形，不过统治者大多是从小亚细亚渡海而来的伊达拉里亚族人(亦译伊特鲁里亚）。他们带来了包括水利灌溉技术的先进农业生产方式，使古代罗马的经济发展进入了新阶段。在这一阶段中，许多地区的维兰诺微文化仍保留着土著文化的浓厚色彩，从各地出土的陶器、石器及其它日用器物来看，仍承袭着过去的传统。不过从葬俗上反映出土葬越来越流行了，石室墓也开始出现。
　　(2)王政时代的经济状况
　　公元前6 世纪初，伊达拉里亚文化基本上取代了维兰诺微文化，在意大利占据了统治地位。拉丁人、萨宾人和伊达拉里亚人分别控制着各个时期的城邦政权，成为早期国家的国王，古罗马进入了传说中的王政时代。
　　王政时代的古罗马经济是逐渐走向繁荣的。由于伊达拉里亚学习并掌握了东方的农业生产经验，善于开发水利，逐渐在意大利半岛建设起良好的灌溉系统，并在农业生产中广泛使用铁制工具，使农业经济得到较快的发展。
　　特别是拉丁姆地区的平川土地肥沃，且有良好的牧场，农业和畜牧业始终十分发达。第伯河入海口的古城奥斯提亚附近有盛产优质食盐的盐场，大批食盐经第伯河东运销往内地，成为贸易中心。罗马城就是在奥斯提亚的基础上发展建设起来的。
　　过去从中欧南下的拉丁人只是在罗马广场附近的山丘上筑起王族聚居的宫室，拉丁人成为早期城邦的国王，与原来部落联盟中的萨宾人共同执政。
　　王政时代早期国家还推行着氏族社会末期的军事民主制度，没有文字，也没有城垣和神庙等，国家体制还极不完善。到了王政时代的第五代国王老塔克文执政，伊达拉里亚人成为统治者，古罗马才真正实现了奴隶制国家的建立。
　　老塔克文大兴土木，罗马城在过去氏族聚落及公共墓地的基础上扩建为较大的城市，修筑起石砌的城墙，中心广场的积水被排干之后铺设了砾石路面，成为集市贸易和宗教活动的中心。伊达拉里亚人更加全面地实施水利开发措施，并努力发展工商业，所以说王政时代的经济是在老塔克文之后达到鼎盛的。
　　老塔克文是依靠依达里亚人在罗马不断掌握的经济实力和强大武装而自立为王的。他完全废弃了原始公社军事民主制的推举首领制度，他上台执政标志着主权的真正建立，并实际上成为军事、政治、司法、财务和宗教各方面的独裁者，也是古罗马的最高统治者。他用专制的手段强化奴隶制经济与私有关系，促使大量经营手工业特别是金属加工业的伊达拉里亚人涌入罗马，其他移民也随之增多，从而使工商业经济日趋繁荣。在氏族贵族经济和政治的特权越来越强化的情况下，阶级分化也越来越明显，普通氏族成员的贫困破产急剧增加。除了奴隶之外，大批贫困的平民成为阶级压迫和剥削的受害者，他们无权再担任公职，无权再分得公地，与贵族的矛盾愈演愈烈。
　　在老塔克文统治时期，伊达拉里亚人仿效希腊和地中海沿岸各国，大力开展国际贸易活动，从而极大地促进了经济生产进一步发展。伊达拉里亚人随着老塔克文执政而形成强大的统治集团和主要社会势力。大批农业、畜牧业的产品由他们操纵向北通过阿尔卑斯山口运往中欧各地，并将海盐运到内地销售。从巴尔干半岛贩运来的陶器、油、酒和各种精美工艺品亦全为他们所垄断，伊达拉里亚的贵族、商人、中小奴隶主以及大批有特殊技艺的工匠成为当权的统治者赖以维系的统治基础。在这种形势下，罗马的奴隶制经济和私有财产都比过去有了显著的发展。
　　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罗马的手工业成就也很大。伊达拉里亚擅长冶金工艺，金属制造业相当发达。王政时代生产的金银首饰、铜镜和各种工艺品大量外销，受到希腊、迦太基和中欧各地人民的普遍欢迎，贸易往来频繁。
　　当时的建筑业取得的成就也很突出，伊达拉里亚人的建筑沿袭了希腊的传统，神庙一般用柱廊环绕。但他们也喜欢用拱门结构，神庙以木构为主，外壁饰以彩色艳丽的陶板，显得格外壮美。在一些规模宏大的贵族墓室内，都保留着风格受到希腊影响的壁画，内容表现出新生的奴隶主阶段日常宴乐的场面和一些神话传说。
　　在王政时代的意大利，相传境内有12个大小城邦国家，其疆域包括意大利中部广大地区，北达波河流域，南及坎佩尼亚。肥沃的拉丁平原和繁荣的罗马城是重要的经济、文化中心。不过12个城邦当时并没有完全统一，是各自为政的。现存主要城市遗址有维爱、卡列、塔奎尼亚、武尔奇、丘西等，除丘西深处内地，维爱邻近罗马外，多数城市皆靠山临海而建，这种布局显然与工商业经济有直接关系。
　　(3)塞维改革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老塔克文的独裁统治使罗马的阶级矛盾和贵族集团内部的矛盾都日益加深。这位显赫一生的国王在一次宫廷政变中被刺身亡。新上台的第六任国王塞维.图里乌斯顺应民情，推行一系列政治、经济和军事的改革政策，史称" 塞维改革" ，使古罗马走上了希腊式城邦国家的道路，彻底摆脱了氏族制的羁绊，一个新兴的奴隶制国家最终形成了。
　　塞维改革的主要内容有以下三个方面：
　　①建立以地域划分为管理居民的行政单位，彻底取代原来以血缘关系组成的氏族部落，从而使氏族公社的血缘、亲缘关系转变为行政区划管理上的地缘关系。在新的行政管理单位内设置管理机构，负责公民登记及征兵、征税和摊派徭役等事务。这项改革取消了过去按氏族内外划分公民身份的界限，使许多迁居罗马的工商业者、各类外来移民甚至被释放的奴隶都获得了公民权，社会的生产力获得解放，对促进手工业、商业的发展有重大意义。
　　②所有罗马居民，不论贵族和平民，都按照其财产多寡与提供军备武装的能力分为五个等级。最高的第一级实际上是贵族集团。第五等级以下的最贫穷的公民为等外之人，被称为" 普罗列塔里" ，意即" 无产者" ，也就是后来传播世界的" 无产阶级" 一词的由来。不过，从当时五个等级划分所依据的各等级拥有土地财产来看，财富的私人占有尚未过分集中，初期的罗马国家尚属于古典的城邦类型。在城郊的广大农村，虽然也按地域进行了行政区划，但氏族贵族势力仍很强大，氏族组织形式也仍有较多保留。
　　③以百人队为单位组成新的民众会议，即百人队大会取代了氏族公社的民众大会库里亚会议。由五个等级按不同人力、物力、财力组成的100 名战士为一个连队称为" 百人队".百人队大会中第一等级人数最多，等外的无产者在近200 票的大会中只有一票之权，表明其公民权无异于被剥夺。由奴隶主贵族组成的元老院实际上以第一等级的身份控制着百人队大会，拥有宣战、选举官吏和行使审判等重大职权。
　　在奴隶制经济形成初期，罗马国家特别需要用军事力量来巩固政权，也需要大规模武装部队进行对外扩张，所以塞维改革所确立的政策，使国王掌握了罗马人的财产数量及按财产负担武器装备的能力，为巩固和发展新生的国家政权提供了保证，从而也为促进经济和文化的协调发展起了关键的作用。但是，由于塞维改革的民主意识比较明显，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昔日贵族豪强的地位，所以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并没有多少缓解。塞维的继承人小塔克文成为王政时代的第七任国王后，专横残暴，进一步加剧了国内矛盾。
　　有了一定民主意识的罗马人共同联合，推翻了这个暴君，也因此结束了整个王政时代。大约在公元前510 年，罗马进入了共和时代，社会经济又跨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六、古代印度的经济
　　1.地理环境与民族
　　古代印度的地理位置处于南亚次大陆，印度远古至青铜时代、早期铁器时代文化发达地区主要分布在印度河与恒河流域。南亚次大陆的北部有连绵巍峨的雪山群岭，其中包括世界最高的喜马拉雅山脉和兴都库什山，将次大陆与东亚、中亚相隔离，它们之间的交往只能通过一些山口联系。次大陆之东为阿拉伯海，西为孟加拉湾，南边则为印度洋所环绕，次大陆北部的喜马拉雅山南侧是印度河与恒河流贯东西的大平原。印度河自东北流向西南，注入阿拉伯海，恒河则从西北流向东南，注入孟加拉湾，两河略呈人字形，都发源于喜马拉雅雪山，将印度的北部平原分为两大板块。其中东部的印度河流域比较干燥，河流西南如今是广阔的塔尔沙漠；西部的恒河流域则雨水比较多，尤其中下游一带不但雨量充沛，而且有茂密的热带丛林。印度河与恒河在历史上曾经多次改道，造成洪水泛滥，并且冲毁了无数原始居民的聚落，但由于大平原有发展农业生产的优越条件，始终人口密集，有丰富的古代文化遗存，是印度古代经济发展的主要基地，也是印度古代文明的摇篮。古代印度包括南亚次大陆上的各个古老部落和奴隶制王国，包括现在的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尼泊尔等国。
　　鸟瞰印度，在次大陆的中部有温德亚山脉和纳巴德河横贯东西，使南北之分更为明显。温德亚山脉以北是恒河平原，以南的广大地区三面环海，故次大陆南部又称印度半岛。它的中间是气候干燥、自然条件较差的德干高原，分布着荒山密林。周围的沿海平原则气候适宜，利于农耕。总的看来，由于德干高原丘陵起伏，峡谷密布，地理条件不如北部平原，不过其间有哥达瓦里河和克里希纳河东西流过，在印度远古至奴隶制王朝时期都一直有各种不同文化习俗的部落杂处。所以，当印度河、恒河流域几度出现帝国统一的局面时，德干高原和南印度始终是诸邦分立、民族复杂的状况，经济的发展缓慢而不平衡。
　　2.铜石并用时代的印度经济
　　公元前6000- 前3500年间，俾路支地区海拔一二千米的河谷和印度河平原的河流两岸出现农业定居部落。公元前3500年- 前2400年，南亚次大陆的俾路支和印度河平原进入铜石并用时代，分布地域比新石器时代的农业聚落扩大了，西起伊朗高原东端，东到印度的旁遮普、拉贾斯坦北部和古吉拉特邦，主要遗址有今巴基斯坦的基利古尔.穆罕默德、拉纳昆代、梅赫尔格尔等。
　　这一时期的经济以畜牧业和农业为基础，畜牧业占有重要地位，居民饲养牛、绵羊、山羊；农作物主要有小麦、大麦、豆类、葡萄等。在一些农业比较发达的地区，已经出现先进的犁耕技术。由于农业不断发展，人口增多，印度河两岸的聚落逐渐扩大，房屋稠密，建筑结构也日益完善了。普通房屋除了常用土坯筑墙外，也有用石料砌筑的，有的居住区已初具城镇的雏形。
　　印度河下游的拉赫曼泰里遗址，面积达22公顷，周围有土坯围墙，形成城堡，一条大街及与之相交的许多小巷将城堡内的房屋分成若干坊区。阿富汗东南部的蒙迪加克遗址不仅有高大的围墙，而且有碉堡、宫殿和寺庙等大型建筑，是印度河流域与中亚地区文化交往的重要枢纽。
　　印度河流域铜石并用时代的手工业相当发达。制陶业是当时手工业经济的主要生产部门，陶器已经主要用轮制技术生产，彩陶在不同地区可以分为多种文化类型，一般在黄、红等色的陶衣上施红、黑彩而形成双色陶器，纹饰以复杂的几何纹为主，也有一些动植物图案。大约在公元前2700年左右，印度河流域的彩陶风格渐趋统一，流行黑、红色带纹，还有素面夹砂粗陶和划纹灰陶，器形为碗、杯、盆、罐。一些遗址中常发现陶塑人像和公牛等动物。当时的石器制造业仍是仅次于制陶业的主要手工业部门，石叶和磨制石器广泛应用于生产劳动和日常生活中；骨器也有普遍发现。在金属制造行业中，主要生产红铜器，产品有斧、凿、锤、匕首、镯、环、别针之类，数量均不多。木器制造业和纺织业比较进步，造船技术较高，陶纺轮在各地发现较多。印度河流域铜石并用时代。铜器是以红铜为主要原料的，只是在信德省有青铜器出现。
　　这一时期印度河流域已经扩大了与中亚和阿拉伯海沿岸居民的贸易交换。制作串珠的天青石、绿松石等原料都来自中亚。随着城市的出现和手工业、商业的发展，印度河中下游和西部沿海进入青铜时代的奴隶制经济时期。
　　3.印度河文明时期的经济
　　1922年以后，经过数十年的考古发掘，目前已发现南亚次大陆的大小城镇遗址200 多处，主要分布于印度河两岸和西部沿海地区，其范围西起阿拉伯海北岸的伊朗边境，东近尼泊尔高原以东的德里附近，北及喜马拉雅山麓，南靠阿拉伯海，东西长度约为1550公里，南北相距1100公里左右。这些古代遗址所揭示出的公元前2400年- 前1700年间的古代文化面貌，称为" 印度河文明" ，属于青铜时代的奴隶制大国发展阶段，其经济发展水平与同时期的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地区水平相当。
　　印度河文明时期的典型遗址，主要是两个最大的青铜文化中心，即拉维河左岸旁遮普的哈拉帕城和信德省拉尔卡纳县的摩亨佐达罗城，因此也称这一文明为哈拉帕文化。两座城市虽然相距700 公里之遥，一个在印度河上游，一个在下游，分别是两个奴隶制国家的都城，但其建设规模与布局却基本一致，充分显示了印度河文明的统一发展程度。类似的城址在印度拉贾斯坦北部的卡里班甘、坎贝湾西侧的罗塔尔也都有发现。
　　与印度河文明相近的同时期文化，有恒河上游与贾木纳河之间的赭色陶文化，还有中部山区森林地带的伯纳斯文化等，与哈拉帕文化互有影响而又各具特色。
　　印度河文明时期城市建设的规模，反映出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状况。哈拉帕和摩亨佐达罗这两座城市，现在都在西巴基斯坦境内，它们的面积、人口和建筑布局都很相似，周长都有4.8 公里以上，分别占地约85万平方米，每个城市估计居民为4 万左右。发掘表明，每城又分为上、下两部分，上城位于城市西部，主要包括公共建筑和军事设施，以砖砌高墙和深壕相护卫，街道旁有圆形的塔楼；下城则在城市的东部，主要是居民住宅区，街道比较整齐，宽窄不同，将房屋隔离开来。主要大街宽达10米。房屋大多是用烧制的红砖建筑的，房屋的大小、高低和室内外设施有很大差别，其中有相当阔气的楼阁，也有穷人居住的简陋茅舍。下城亦设有城墙，城门位于西南角。
　　摩亨佐达罗古城的上城北部中央有一座砖砌的大浴池，可能是供祭师和贵族净身沐浴的宗教仪式而特殊设置的。大浴池以西有数列谷仓，计十余间，总面积超过1000平方米。谷仓的下面是砖筑墙基，上面有数层木结构并设有通风窗口。这类大谷仓是印度河文明的特有建筑，不仅规模宏大，而且结构严谨精致，位于上城的中心，显示了农业经济的发展和国力的强盛。哈拉帕城的上城北部也有同样的谷仓6 座，还有一些冶金炉，旁边是两排工匠的棚舍，估计其中可容纳数百名雇工和奴隶。印度的罗塔尔古城址是一个港口，城墙内发掘出住房、作坊和谷仓遗址。除住宅区外，下城还有专门的工商业区，建有店铺和制陶、染布、首饰加工、金属加工、贝壳加工等手工业作坊，表明当时的城市手工业经济和商品交换已比较发达。
　　哈拉帕文化时期，已有比较发达的青铜冶炼和铸造工业，在铜器生产中，红铜仍占很大的比例。虽然石制的刀斧及一些器皿仍在使用，但青铜或红铜制造的斧、镰、锯、凿、刀、剑、矛头、箭链、鱼钩和一些日用家具已在各地有普遍发现。这批以青铜和红铜制造的工具、武器采用锻、錾、焊和失蜡法铸造等技术，已经日趋成熟。金器虽然出现很早，但直至哈拉帕文化时期豪华精美的金银工艺品尚不多见，显然远逊于西亚两河流域。
　　印度河文明时期的农业生产已很发达，谷仓的众多是一个突出的标志。
　　当时印度河、恒河流域的农作物主要有小麦、大麦、稻、胡麻、棉花、瓜果、蔬菜、椰枣和豆类等，其中棉花的种植和棉纺织品的生产加工在世界上是最早的，是印度古代先民对世界的重要贡献。出土水稻的遗址发现极少，远不如中国长江中下游地区那样普遍。当时耕种主要用石锄。木犁已开始使用了，个别遗址曾发现燧石犁头、青铜锄和石镰、石磨盘、石磨棒等。作为耕畜的水牛和有驼峰的公牛多有发现。家畜主要有牛、羊、猪、狗、鸡、猫、驴、骆驼等。各地居民也从事渔猎活动，经常猎获的动物是鹿、野牛、虎、熊和野兔。
　　制陶业适应农业经济的需要而发展较快，许多遗址都发现了丰富的陶器。当时陶器多为轮制，胎呈红色或黑色，主要是素面陶，烧制颇为精良。
　　大量陶器施红衣黑彩，图案母题是圆圈纹、鱼鳞纹等几何纹样及图案化的植物纹，也有一些以鸟、兽、虫、鱼为本的象生纹。陶器的种类有杯、碟、碗、瓶、扁壶和带流壶等，最富文化特征的是高圈足的盘和通体带孔的圆筒深腹器。哈拉帕文化的制陶工匠发明了一种彩釉陶制品，主要制作串珠、护身符、印章和一些小型容器，十分美观精巧。
　　纺织业在哈拉帕文化时期的手工业经济中具有突出的地位。不仅各遗址经常发现纺轮，而且摩亨佐达罗城遗址中曾发现棉织品遗物。从棉花生产状况看，当时的纺织业和古代中国的丝、麻纺织业各有不同特点。
　　车船制造业也素称发达，一些陶器和印章上描画的船只模型，表明了当时造船业和水上运输的兴盛。印度西海岸的罗塔尔遗址，显示了印度河文明时期海港城市的风貌，这座古代海滨城市位于今阿赫麦达巴德附近，有上下城之分，除谷仓和城市排水系统、居民区外，罗塔尔发掘出的一座长225 米、宽37米的大型船坞，以烧砖和沥青修筑，有可以开启的闸门，这是目前世界上发现的最早的海港船坞，属于公元前2100- 前1900年，不仅反映了当时造船业的盛况，而且说明了当地与苏美尔的海上贸易已经十分活跃。这种现象和近年海洋考古学界以苏美尔芦苇帆船航行两地之间的实验所揭示的古代海运情况相符。当时的陆路交通工具中有牛、骆驼、驴和木制车辆，一些遗址曾发现陶车、陶船和铜车的模型。
　　印度河文明时期的商业经济相当活跃，不仅国内各城市之间贸易往来频繁、联系密切，使得经济发展和交通运输的水平基本接近，而且还有兴旺的外贸活动，尤其是与中亚、伊朗及两河流域常有货物交换。当时的西亚两河流域正处于苏美尔文明的后期，在苏美尔古代文献中经常提及的一个海外经商之地梅路哈，学者们一般都认为即指印度河文明地区，在苏美尔的城市尼普尔、乌尔等遗址中都曾发掘出印度河流域特有的方形或长方形压印的印章，用皂石、象牙、红铜和陶土制成，与苏美尔文明的圆筒形印章判然有别。
　　在伊朗高原西部的泰培.希萨和两河流域伊拉克的一些遗址，如刻什、吾珥、泰尔阿斯马等地，还发现了印度河流域特有的肉红玉髓串珠等工艺品，这些产品甚至远销埃及的阿拜多斯，说明印度河文明时期与西亚地区的贸易往来是比较频繁的。另外，对外经济活动也涉及到南印度半岛、东南亚和中国，其青铜冶炼业所必须的锡因当地无出产，只能从中亚交换得到；青金石则从阿富汗购得；镶嵌工艺所用的贝壳许多产自南印度；孔雀石和皂石来自伊朗；玉石来自中亚、缅甸和中国。据研究，当时苏美尔平原的商品销往印度河流域的，主要是谷物、油类、酒类和亚麻制品等。
　　印度河文明时期，南亚次大陆的文化也存在一些不同类型，经济生产发展的程度有所差别。在恒河上游的贾木纳河西岸，公元前2650- 前1180年的一千多年的时间里，长期居住着以赭色陶文化为特色的居民。这种文化尚未发现聚落遗址，仅发掘出砖窑和炉灶等遗迹，但该文化的赭色陶器在贾木纳河流域大量存在，有手制的碗、壶、高足盘、带纽的盖等，器壁很厚，施红色陶衣，由于长期在水或湿土中浸埋，出土时触碰即沾上脱落的赭色。纹饰为黑彩十字纹或刻划的弦纹夹三角纹、波线纹、方格纹。与陶器共出的石器有石球、石弹丸、石杵、磨盘、磨棒等。这里的居民经济生产是以狩猎和畜牧为主的，晚期出现窖藏的红铜器及少量青铜制品，有斧、矛、剑、锛、镞、鱼叉、环、镯等，其经济形态落后于印度河文明。
　　南亚次大陆中部山区和森林地带的伯纳斯文化，也是渔猎经济色彩很浓的农业文化。公元前2580- 前1500年间生活在印度拉贾斯坦邦东南、阿拉瓦利山脉以东山区的居民，聚落分布于伯纳斯河两岸，住所大多数为石基泥墙或用土坯砌筑的房屋，平面为椭圆形，柱架结构用当地山林中盛产的木料，屋顶作斜坡状，以竹子和席子搭盖，再覆以谷草或泥土。屋内的居住面用烧土或掺杂砾石的粘土铺垫，室内设灶。这一带居民在山间谷地上种植水稻、小麦和高粱，农业生产比较落后，饲养牛、羊、猪、驴和一些家禽。手工业经济有相当程度的发展，陶器已开始使用轮制，以施白彩的黑陶、红陶为主，也有一些陶器施奶油色陶衣，纹饰十分简单，少量灰陶施划纹或附加堆纹。
　　器形有碗、盘、带流碗、高足盘和罐等，种类不多。此外还发现捏塑的陶牛、有纹饰的陶珠，在典型遗址阿哈尔，发现了较多红铜器，有武器和生产工具斧、锛、短剑、双刃斧等，也有用红铜制作的碗、长流碗、镯、环，其中一部分出自窖藏。铜矿石采自阿拉瓦利山区。当地居民在生产和生活中继续使用石器，包括石叶石器和加工谷物的石磨盘、石磨棒。由于受到印度河文化的影响，伯纳斯文化的居民已掌握了烧砖技术。除了与印度河流域的交往外，他们还与伊朗及小亚细亚等地铜石并用时代的居民有较多联系，铜器和陶器有些类似的风格。
　　约公元前1800年以后，印度河文明的经济发展逐渐出现停滞与衰退的局面，其主要原因是大量砍伐森林造成水土流失日益严重，印度河淤塞使河床升高、河流改道，经常发生大规模水患。有时连续的干旱不断破坏农业生产，甚至使印度河以东的平原和丘陵迅速加快了沙漠化，形成了荒无人烟的塔尔沙漠。这种沙漠化甚至影响了印度河中游两岸。这种生态失衡造成的影响和自然灾害频繁发生，加深了人民的苦难，迫使许多部族迁徙，也使阶级矛盾不断激化，反抗统治者的起义不断发生，给北方雅利安人的入侵造成了可乘之机。公元前1750年左右，重要城市摩享佐达罗陷入雅利安人之手。在这种背景下，大约在公元前1500年，印度河文明中心地区的经济制度就彻底瓦解了。
　　4.吠陀时代的经济
　　公元前14世纪初，雅利安人开始进入印度河流域。由于印欧语族的雅利安人当时尚处于原始氏族制经济后期的部落军事联盟阶段，过着半农半牧的生活，即无固定的城市，也没有自己的文字，所以当他们的军事力量控制了印度河文明的广大地区时，并没有立即建立自己的国家，仍然以部落酋长的统治形式占据各地，并无意发展城市经济，从而使古代印度的历史发生了倒退现象。这一曲折的经历持续了几百年，直到公元前8 世纪，雅利安人才适应了印度河文明的基础，在社会经济稳定发展的背景下重新建立国家政权。
　　在这一历史时期，印度河流域的经济发展状况不十分清楚，除了依据考古发掘资料进行综合研究外，主要依靠雅利安人在文字出现、国家产生之际神庙的祭司们所记载的颂歌、经文和咒语汇编的文献《四部吠陀》加以探讨，因而这一时代史称" 吠陀时代".所谓" 吠陀" ，原意为知识、学问，宗教内容是主要成份，也包含着早期雅利安人的历史回忆。《四部吠陀》中最古老的《梨俱吠陀》，其流传年代大约在公元前9 世纪以前；其余3 部分别是《沙摩吠陀》、《耶柔吠陀》和《阿闼婆吠陀》，均成书较晚，约在公元前9-前6 世纪，称为后期吠陀。
　　由于四部吠陀早晚之间有很大差别，其反映的社会发展程度也有许多不同。
　　《耶柔吠陀》和《阿闼婆吠陀》中都提及铁的出现，可以看作吠陀时代晚期已开始进入铁器时代。
　　(1)早期吠陀时代
　　早期吠陀时代(约公元前1300- 前900 年）雅利安人的畜牧经济占有重要的地位，其中游牧经济有相当大的比重。雅利安人的经济来源主要是饲养家畜，一些古诗中对于获得乳牛的描写十分生动感人。马也极其贵重。其它的家畜是绵羊、山羊、驴和狗。这一时期，狩猎也提供了很实际的经济利益，猎物通常有狮子、野猪、野牛等凶猛动物和大量羚羊、鸟类。在逐渐适应印度河文明的农业生产方式之后，农业经济有一定恢复。特别是当雅利安人进入恒河流域之后，印度北部平原的农业生产开始占据首要地位，不过畜牧业长期仍是雅利安人世代相传的基本生产方式，牛、马一直是他们拥有财富的标志。由于恒河流域的自然条件比日益恶化的印度河流域要好，雅利安人在实践中掌握了水利灌溉知识与技术，开始以水利发展促进农业生产的进步，使吠陀时代的经济水平逐步有所提高。
　　虽然处于原始氏族制的雅利安人统治着古老的印度大地，但印度河文明的早期奴隶制经济并没有被彻底摧毁。村社中的雅利安人仍按氏族部落的体制实施组织管理，由各种会议决定部落的重要事情。这时，包括妇女参加的全体氏族成员会议称为" 毗达多" ，负责产品分配，主管军事行动和宗教祭祀，由这种会议集体选举祭司。不过，" 毗达多" 这种氏族社会的遗存随着经济的发展而迅速消亡，产生了称为" 萨巴" 的长老议事会，也出现了只限男性成员参加的民众会议。部落军事首领由民众会议选出，并可因过失被废黜。由于经常作战，称为" 罗阇"的军事首领权势很大，其职位可由子孙相袭。
　　在吠陀时代继续发展的过程中，父系家族最终取代了氏族，成为社会的基本单元。象征财富的牲畜逐步归各家族所私有，土地也按户分给各家族使用，从而加速了雅利安人贫富分化的演变。连年不断的战争也使罗阇、祭司和大家族中产生的新贵族聚敛了大量财富与牲畜，甚至垄断了许多田地、金银和奴隶。雅利安人的奴隶制经济开始在印度河文明的废墟上得以滋生和建立。
　　在恢复农业生产的同时，手工业的专门化在吠陀时代经济重建过程中也起着重要作用。出土文物表明，这一时期制革作坊的工匠有相当高的技艺，将牛皮制成皮袋、弓弦和皮带等；木器作坊中的工匠，既做细木工的家具和一些农具，同时也是车马匠；金属制造业也比较进步；在手工业中还有专门酿酒的作坊，生产一种名为" 索摩" 的祭祀用酒和名为" 窣罗" 的普通酒，都是用谷类制造的。
　　(2)后期吠陀时代
　　后期吠陀时代(约公元前900-前500 年）由于铁器的广泛应用，农业经济较前有明显的发展。这一时期的考古文化也称为灰色彩陶文化。
　　灰色彩陶文化的重要遗址有恒河上游的诃斯提那普尔、俱赏弥、阿特兰吉凯拉、阿希切特拉等。当时的居民兼营农业和畜牧业，农业经济比早期吠陀时代有了更大的进步，种植小麦、大麦和水稻、棉花。饲养的家畜主要有牛、马、猪、驴和狗。大多数聚落中的房屋是木架泥墙的茅舍，平面是圆形或长方形。一些家族聚落出现了烧砖砌筑的围墙，开始向城镇转化。这一阶段的生产工具和武器已普遍使用铁制，包括斧、锛、锄、鱼钩、刀、剑、矛、带倒刺的叶形镞、简镞、铁钉等等。不少遗址发现了铁矿渣，表明当地已形成了开采和冶炼的体系。这时雅利安人已分布于整个北印度，恒河流域得到了较好的开发，并逐渐取代了印度河流域而成为文化和经济发展的中心。吠陀时代晚期，农业在经济领域已成为占有主导地位的生产活动，耕地使用重犁，往往用许多牛来牵引，并已使用灌溉技术和施肥，使农业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快。手工业领域的分工越来越普遍了，铁匠铺较多，木匠及纺织、制陶、金银珠宝加工等行业全面发展。各遗址都发掘出铁器、红铜制品、陶纺轮等手工业工具，还有用金属、玻璃、骨料及陶土制作的串珠、项链、坠饰、耳饰和手镯等装饰品，在手工业发展的同时，出现了商人和放高利贷者，以金银作为货币和财富的标准已在各地流行，而不是以牛、马作为财富的标准。
　　这些社会经济的特点，表明昔日游牧部落的雅利安人即将进入国家的文明时代。
　　后期吠陀时代的经济发展是与奴隶制的政治统治相适应、同步发展的。
　　雅利安人最初把被征服的异族达萨人降为奴隶，但到后期吠陀时代，整个达萨族几乎全部被征服，雅利安人的内部的各个部族之间便经常发生战争，一些被俘的雅利安人也成了另一些雅利安人的奴隶。此外，奴隶所生的子女和以牛马、金银交换得到的奴隶也成为奴隶的重要来源，甚至文献上还记有因赌博而赢得奴隶的情况。公元前9 世纪，婆罗多族两支后裔在北印度的一场大战，战火燃遍印度河、恒河流域山川，其他许多部族都被卷入。这样大规模的战争，为进一步掠夺奴隶提供了机会，也加速了握有军事大权的罗阇从部落酋长登上奴隶制国王宝座的演变。公元前8 世纪左右，印度河、恒河流域纷纷出现以部落的中心城堡为都邑的王国，统辖其附近的一些村庄。到公元前6 世纪时，印度北部各地的奴隶制城邦小国已有数十个。他们互相兼并，频繁发动战争，后来成为16个大国，古代印度的历史与经济发展进入了列国时代。
　　5.列国时代的经济
　　在列国时代，恒河中下游的经济比其它地区的发展更加显著。这一带城市众多，工商业兴盛，聚集了大量人口。当时尞伽国的都城瞻波，摩揭陀国的都城王舍和后来迁都的华氏、跋祗国的都城吠舍厘、迦尸国的都城陂罗奈、居萨罗国的都城舍卫等等，都是日益繁荣的著名都市。
　　铁器在列国时代更加普遍使用，农业生产的水平和农作物的产量有很大提高。手工业生产不仅分工更为细密，而且各种手工业产品的质量更为精良了。世界著名的金银珠宝、香料香水、精纺织品等传统手工艺品远销国外，尽管时有战争，但商业活动仍十分活跃。当时印度的海外贸易主要对象有斯里兰卡，缅甸和西亚各地，陆路则由犍陀罗经由阿富汗而北通中亚，西连波斯。列国时代后期，波斯帝国开始入侵，并在印度设省，统治了犍陀罗西部和阿富汗一带。在波斯统治的各地中，印度向波斯岁贡黄金的数额最大，由此可见黄金产量之高和当地富裕的程度。据印度佛经所载，列国时代的手工业匠人达18种之多，手工业生产十分繁荣兴旺。西通波斯的大量商队有时由数百辆货车组成，浩浩荡荡，十分壮观。伽尸国的一名富商曾率领一只500 名商人组成的船队入海采宝，航行到达斯里兰卡。这些商业活动，反映了城市商品经济发展的程度，也反映了新生的奴隶制王权的强大。
　　列国中的摩揭陀王国于公元前6 世纪中叶在政治斗争中逐步占了上风，首先吞并了东邻的安伽王国。当国王阿阇世继位之后，全面奉行扩张政策，经过长期激战，又征服了以吠舍离人为主的瓦吉联盟，从而成为北印度最强大的王国。阿阇世王的儿子伏陀延执政后，在恒河与宋河两大河流的交汇处建立了新首都华氏城，使其具有战略和商业上的重要地位。不过，后来的摩揭陀诸王都比较孱弱，未能完成阿阇王称霸的遗愿，印度河、恒河流域的经济生产在政治混乱的状态下，数百年间没有显著的变化。后来，波斯人、希腊人几度侵袭，并占领了印度的西北部。公元前4 世纪，印度的经济进入孔雀王国的全面发展阶段。
　　七、中国古代的经济发展
　　1.夏代的经济状况
　　经过了新石器时代农业经济五六千年的发展，中国黄河流域在龙山文化之后进入了历史上有据可考的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代。
　　夏族在远古时期主要活动在河南省西部的颍水上游和伊河、洛河下游地区，北及山西省南部的汾水下游两岸。在这一地域内，各氏族部落集团在龙山文化的基础上融合成夏民族。周围地区则分别存在着其它许多氏族部落军事联盟。从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所证实的，主要有黄河下游齐鲁先民的岳石文化，黄河上游氏羌等族先民的齐家文化，长江中游荆楚先民的石家河文化，长江下游吴、越等族先民的晚期良渚文化等等。此外，在东北地区还有西辽河流域的一些氏族社会末期的部落集团，西南地区和华南也生活着一些经济上落后于中原地区的氏族部落。所有这些分布在中国大陆上的早期国家和氏族集团，共同构成了夏代的历史主人，共同发展着夏代的经济。
　　(1)主要代表夏代经济的二里头文化
　　夏王朝的中心区域，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均证实在河南省西部和山西省南部地区。考古发现其代表性文化，是以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命名的二里头文化，其中的二里头类型和东下冯类型为主要遗存。
　　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3000年的发展，使黄河流域许多氏族部落在龙山文化晚期先后进入更大规模的军事联盟时期，形成了一批中国古代传说中很有影响的集团，产生了一些有代表性的、神化了的酋长，如黄河下游皋陶氏、伯益氏，黄河中游的颛琐氏、帝喾氏，渭水流域的炎帝神农氏，淮水流域的太皞氏等等。这些强大的军事集团经过数百年的交流与融合，大约在公元前22世纪之前，各自成为城邦制的军事酋长国。后来，黄土高原的黄帝部落集团统辖下的6 个巨大的部落联盟，成为活跃在陕西、山西、河南交界地区最强大的力量，从而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
　　二里头文化是夏代中心区域的代表性文化，从二里头文化出土的极其丰富的遗物和大量遗迹，可以看出夏代社会经济比龙山文化时期有了显著的提高。
　　这种文化于1953年首先在河南省登封县玉村遗址发现，当时出土的遗物不多。自1954至1957年，洛阳的东干沟村附近又曾几次发现这种文化的墓葬与灰坑。在这个遗址的晚期堆积中发现有青铜小刀和青铜锥，形状和铸造工艺都很原始。从地层关系上可以清楚地判断出这种文化的年代晚于人们所熟悉的河南龙山文化，又早于已经证实的商代。这种文化的特点及其所处的时代，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注意。
　　20世纪80年代，二里头文化遗址的发现不仅遍及河南全省，而且在河北省南部、山西省西南部和陕西省东部都有发现，其中以二里头遗址最为典型。在已发现的100 多处遗址中，既包含早期的城址、宫殿建筑、村落、墓地，也有一些铜器冶铸、制石、制陶、制骨的手工业作坊，出土了大批陶器、石器、早期青铜器、玉器、象牙雕刻器和漆器等，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是研究夏代经济和文化的宝贵资料。
　　夏王朝的第一个君主禹，是黄帝的后裔，原是夏后氏部落的一个酋长。
　　夏后氏是河套地区的戎人部落，后来沿黄河南下，活跃于今河南省西部和山西省南部一带。当龙山文化之末的虞舜集团控制中原时期，禹以率众治理洪水有功，被各部落推举为舜的继承人。可是禹继位之后，即培植自己的儿子启的力量，独断专行，不再顾及氏族内部的民主传统。禹死之后，启公然杀害了由各部落推选出的禹的接班人伯益，用武力夺取并控制了黄河中游各地的领导地位，从此完全废除了远古社会数千年传统的部落联盟首领" 禅让" 的民主选举制度，开创了王位世袭制的" 家天下" 的局面。公元前21世纪，夏朝正式以奴隶制的面貌出现在中原地区，中国的社会经济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即奴隶制经济时期。
　　夏代居民的经济生活以农业为主，各遗址出土的农具主要是石器，其中石铲、石镰的数量最多，另外还有骨铲、蚌铲和蚌镰等。木质的耒、耜一类工具也是日常使用的农业工具。主要农作物仍然是新石器时代盛产的粟、黍一类和某些栽培的蔬菜瓜果。
　　这时，饲养的家畜有猪、狗、鸡、马、牛、羊等，称为六畜。由于农业生产已能提供较多的剩余产品，龙山文化兴起的饮酒之风更为普遍，在一般的平民墓葬中，也常见用觚、爵等酒器随葬。
　　在夏代的生产和经济生活领域里，社会分工更加精细。不仅手工业已基本上与农业分离，而且在手工业内部，铸铜、制陶、玉石器制作、骨角器制作、制革乃至木器加工都已出现专业化分工，手工业生产开始出现了行业性的结构和与此相适应的商品交换。
　　各地的制陶业是当时的主要手工业。陶窑在郑州洛达庙、偃师二里头、夏县东下冯和襄汾陶寺等遗址都有发现。陶寺遗址还发现了专门烧制白灰的窑址。出土丰富的陶器中，有作炊器的鼎、鬲、折沿深腹罐和侈口圆腹罐等；作食器和容器的有三足盘、深腹盆、平底盆、擂缽、小口高领罐和大口罐；酒器则有盉、觚、爵等。
　　青铜器冶铸技术是一门新兴的专业技术。二里头文化发现的青铜器有爵、铃、戈、镞、戚、刀、锛、凿、锥、鱼钩等等，尚未出现较大的青铜容器。虽然产品还不多，形制也很简单，但已确切表明夏代已进入了青铜时代，充分显示了社会生产力的进步。在二里头遗址发现了不少铸造铜器的陶范、坩锅和铜渣，东下冯遗址则出土了铸铜器的石范。当时的铜爵胎壁较薄，表面较粗，尚无装饰纹样，表现出中国早期铜器比较简单粗糙的特点。工具和兵器都用单范铸造，爵则用复合范铸成，铸造工艺相对复杂一些。这些情况表明，二里头文化的青铜器已不是中国最早的青铜制品。
　　玉石器制作技术在龙山文化的基础上也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各遗址出土了不少玉制琮、圭、璋、钺和一些小型装饰品，其中主要是墓葬中的随葬品。
　　二里头发现的一件柄形玉装饰品，上面雕刻着上、中、下三组规整的兽面纹，其间饰有两组花瓣纹，兽面用单线和浮雕相结合的技法雕成，线条流畅，纹样与后来在青铜器上常见的一致，工艺水平很高。还有一件兽面铜牌，上面用200 多块绿松石镶嵌而成，是中国最早的铜镶玉石制品，颇具艺术价值。
　　陶寺和东下冯分别出土了中国最早的石磬，虽然仅打琢成型而未经磨制，带有明显的原始性，但这种石磬的出现，社会意义是十分重大的。
　　制作骨角器，已经成为夏代一项单独的手工业。二里头遗址发现一批切割的骨料、半成品，还有制作精良的簪、锥、凿、铲、针、匕、镞、鱼叉等骨角器，同时发现了磨制骨角器的工具砺石等。东下冯遗址出土了刻花骨器。
　　许多遗址都发现了用骨、角、蚌为原料制成的人们喜爱的装饰品。
　　夏代的木器制作技术空前发达，木器工业成为手工业部门一个十分重要的行业。在著名的龙山文化晚期到夏代的遗址陶寺，从规模宏大的墓地中发掘出极其丰富的随葬品，其中数十件木制家具、盛食器皿和为生产工具、兵器安装的柄、杆非常引人瞩目，不少木器表面有绘画的彩色图案，十分精美艳丽。这批木器包括案、斗、俎、匣、仓和觚、杯、盘、豆等，彩绘木案都旋转墓主人的棺前，案上摆放着斝、觚、杯等器皿。有几件大小不一的鼍鼓，用黄、白、黑、兰诸色描绘出美丽的图案，鼓面是用鳄鱼皮蒙制的。这批鼍鼓与大型石馨共出，反映了奴隶制王朝初期的贵族礼仪，并与古代宗教有密切关系。类似的鼍鼓，在山东地区的岳石文化中也有发现，年代在公元前2400年左右，陶寺遗址的鼍鼓，为探索中原地区与泰山周围奴隶制国家的交往提供了重要资料。
　　(2)夏代经济的特点
　　与新石器时代的原始农业经济相比，夏代的社会经济发展有以下几个突出的特点：①手工业已从农业中分离出来，并在手工业内部出现了明确的行业分工和专业技术分工。在此基础上，手工业产品有相当一部分转化为商品，并为私人所占有；②铜器已在黄河流域普遍发现，但尚处于只能制作小件器物的工艺水平上，局部地区出现了合范技术；③人们在长期生产实践中，已逐步总结出适应农业经济的天文、历法等科学知识，从而指导并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夏代农业经济的发展比新石器时期更快，主要有这样几个原因：
　　①在龙山文化末期，黄河流域多次洪水泛滥成灾，禹在各部落的推戴下，受舜的委托治理洪水，" 尽力乎沟洫" ，变水害为水利。在夏代，由禹、启所代表的王室统一部署水利灌溉工程，使农业得以进一步发展，农产品的产量有较大幅度地增长；
　　②由于数千年从事农业生产的经验积累，夏人发明了四时节气和干支纪日法，制定了为后人广为传颂的《夏时》、《夏小正》等历法，以当时可能具有的季节气候和其它物候知识来指导农业生产的各个环节，从而有力地促进了农业和畜牧业生产的发展；
　　③夏代的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工具比龙山文化时期有了很大程度的改进。
　　不仅由于奴隶的密集型劳动使大批农业生产工具得以改造，而且集中了各地的先进手工业技术，改进了传统工具的质量，出现了一些更有效的新式农具，提高了劳动效率，从而增加了农作物的产量；
　　④在一定范围内，新兴的奴隶主贵族统一管理的集权政治，使原来分散在各个部落的富有生产经验的人有了集中交流农业先进技术的条件。各地原始部落所独创的先进经验在夏王朝统治的疆域内得以迅速推广，促进了生产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成为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发展的巨大动力。
　　由于上述原因，夏朝的经济发展较之龙山文化时期有了明显地飞跃，黄河流域在中华大地率先进入了古代文明社会，出现了规模较大的都市和九州行政区划，水陆交通更为便利，农业和畜牧业、手工业产品有了更多的剩余，从而转变成用于交换的商品，出现了城市经济和商品经济的萌芽。
　　2.商代的经济状况
　　夏朝末年，居住在黄河下游的商族逐渐强盛起来，迅速向黄河中游及环渤海湾地区扩展其势力。商族本来是一个古老的东方部落，远祖叫契，据传说是著名的部落联盟首领帝喾的后裔。契协助夏禹治水有功，始封于商地。
　　后来契的孙子相土又为夏王朝建功立业，同时发展了商族的经济与文化。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商从夏朝的属国变为夏朝的强大对手，终于在公元前17世纪时推翻了夏王朝，建立起地域更为辽阔的商朝。商王朝的第一代君主汤，在消灭了以夏桀为首的夏代奴隶主贵族集团之后，又屡伐周围的一些小国，平定海内，建都于河南省黄河南岸的重要城市毫。
　　商王朝统治时期，是中国奴隶社会的鼎盛时期，黄河流域的经济水平进一步提高，并且促进了长江中下游的农业和手工业的繁荣兴旺，开创了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新局面。
　　商代已经具有相当发达的文明，甲骨文、青铜器和城市，构成了商代文明最突出的特征。作为奴隶制度的主要表现形式，商代的经济制度已基本完备，并对社会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控制作用。
　　(1)商代的土地制度
　　在夏代，原始的土地公有制度还没有完全解体。到了商代，这种土地制度转化成以商王为代表的奴隶主贵族的土地国有制度。
　　商朝的土地归王所有，一部分土地由商王分赐给其他奴隶主作" 封邑" ，供臣下享用。商王自己直接掌握着许多土地做为王室的田庄，役使大批奴隶，并征发很多平民从事大规模的集体劳动。农业生产中采用的制度是井田制。
　　井田即由比较规整的沟洫灌溉系统把土地大体划分成方块田，在甲骨卜辞中刻写成田、■、■、■等形。这些象形字是当时井田制的客观反映。井田中的每一块都代表着一定的面积，是便于管理奴隶在田间耕作的基本单位。由于灌溉技术的发展，井田制有助于提高土地利用率和农作物的产量，也利于抛荒休耕的管理。
　　在商王的最高权力统治下，井田主要在奴隶主贵族之间分配，奴隶和土地都是奴隶主个人的财富。在甲骨卜辞中，留下了不少从商王到各级贵族、王室小臣乃至贵族妇女监督奴隶大众耕作的记录。以商王为首的贵族集团，还不断驱使奴隶大众到荒僻的地方开垦土地，扩大井田的面积，增加他们无偿占有的农作物的产量。
　　由于商朝的疆域十分辽阔，实际上商王并不能有效地控制全国的土地和山林川泽，一些邦国所占有的土地也并非皆为商王所授。商王仅是土地所有者在权力上的象征。在各个方国内，邦伯、师长、百执事等驱使奴隶从事繁重的田间劳动。奴隶的来源，主要是战争中的俘虏，卜辞中屡见获人、获众、获羌、执讯的记载；也有部分奴隶是自由民破产或交换得到的。
　　自商代开始，民与众就是奴隶和下层劳动者的同义语。《尚书.盘庚》中有" 予岂汝威！用奉畜汝众。……汝其作我畜民" 的记载。这些奴隶，可以被奴隶主任意打骂、买卖甚至杀戮，甲骨文中有大量杀戮奴隶以及用奴隶作人殉的记录，各地的考古发现也确凿地证明了这一史实。因为奴隶同牲畜、生产工具一样都是奴隶主的私有财产，杀死也不算犯罪，所以建立在奴隶与奴隶主互相对立这种人身关系上的生产方式，必然是对奴隶的监督劳动。这种监督劳动在商代达到了最高峰。
　　人殉制度下杀害的奴隶数量很大，甚至动辄数十、数百，显示出商王朝的统治集团对作为主要劳动力的奴隶并不重视。这与农业生产中抛荒休耕方法及许多地区仍旧实行放火烧荒的落后生产方式有密切关系，这种生产方式对农业劳动力的需要是有限的。
　　商代的平民也有自己少量的土地，是中国传统的自给自足自然经济的基础。他们在奴隶制生产关系的经济环境中生活，节衣缩食，辛勤劳动，在艰难中勉强度日。这些自耕农还利用农闲季节从事一些小规模地手工业劳动，做一些以物易物的交换以获得生活必需品。平民的土地在奴隶制度下是不稳定的财产，经常在战争、疫病、自然灾害或其它意外事故影响下发生变化。
　　所以，商代由王室和奴隶主贵族按照等级占有公田，使用奴隶进行农业生产，奴隶劳动成为社会经济的基础，成为商代奴隶制度下形成的土地制度。
　　(2)商代的财政制度
　　商代的财政制度，就是诸侯百姓对商王的贡纳制度和商王对国有资产的分配。诸侯百姓的财富则直接来源于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和对奴隶劳动的剥削。商是一个比较发达的奴隶制国家，这个国家是从夏代私有制迅速发展和控制阶级对立的需要中产生的，所以它照例是由最强大的、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奴隶主阶级主宰的国家。商代的奴隶主集团借助于国家的意志和力量成为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因而也就获得了镇压和剥削奴隶的政治权力和经济手段。商王朝随着国家财富的聚敛积累，逐渐组成了一个日益庞大的官僚统治机构，同时形成了力量强大的军队。国家要维持官僚机构和军队的开支，就必须不断加紧对各地奴隶主百姓索取贡纳，包括物资产品和货币，而大大小小的贵族便变本加厉地把这一切转嫁到奴隶头上，强迫奴隶生产更多的农产品和手工业品以满足国家的需要。
　　商代的贵族，不管是朝中的百官还是各地的诸侯，都占有土地和奴隶。
　　这些土地和奴隶又都是以商王的名义封赐的。所以他们必须对商王负担一定的义务，除了督察奴隶为王室耕种、带领属下的士卒为商王征伐外，最重要的就是经常向商王交纳他们土地上出产的各种物品，以及奉献手工业奴隶生产的各种产品，并适时贡纳当地出产的奇珍异宝。这种贡纳制度，是中国古代财政制度的萌芽，也是在货币制度尚不健全时的一种实物赋税方式。后来，当西周的财政金融制度初步确立之后，这种各地向王室贡纳实物赋税的方式仍占有重要地位，并沿续相当长的时间。在商代的财政制度方面，货币在流通领域始终未占有主导地位。
　　(3)商代的经济生产
　　①农业。商代最重要的社会生产部门是农业，在井田制的农业经济中，主要生产方式是较大规模的奴隶集体劳动。自由民虽然人数不少，但由于受到土地、农具的限制，又要随时受到国家的调遣和征发，并且无力抗拒自然灾害的袭击，所以分散的、小规模的私田经营收获很少，生产力仍相当低下。
　　商王盘庚迁都于殷(今河南省安阳市）之后，开始懂得轮流休耕方法，一块土地耕种一年，然后休耕一二年以保持地力，再继续耕种。从此耜耕农业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自从定都在殷，人们得以有较长的时期不必大规模地迁徙了。
　　从甲骨文和金文的记述和考古发现可知，商代的粮食种类主要有粟(小米）、黍(粘黄米）、稷(黄米）、麦、稻等，此外还种植较多的桑、麻和一些瓜果蔬菜。
　　粮食产量的增加，有可能大量地酿酒，这就使得从龙山文化时期出现的饮酒风气，成为商代奴隶主贵族追求享受的盛事。许多商代的遗址都曾出土各种各样的酒器，品种和数量都大大超过了夏代。河北藁城台西商代中晚期遗址中，发现了一处当时的酿酒作坊，屋内堆积着大量烧过的灰烬和陶容器，还有很多桃、李、枣等酿酒原料的果核及重8.5 公斤人工培植的酵母，作坊附近还发掘出两眼水井和一批汲水的器具。
　　由于农业生产的收获直接关系到国家经济的发展和王室财富的盈亏，所以商王和宗室贵族都十分重视农业。甲骨文中经常记载着商王和宗室贵族为农业生产的各个环节而贞卜、祈祷的活动。各代商王还多次亲自外出巡视，或传呼其臣下督促查看各地农业生产情况。卜辞中多次出现求禾、求黍、求麦、求雨、省黍、观籍、■田、相田的记录，可见农业生产这种重要的部门是受到高度重视的。
　　庄园是商代农业经济的基础结构。在中国的黄河流域，庄园分布十分密集，这是农业经济不断发展和人口不断增加的结果。河南省内乡县黄龙庙冈的商代遗址，是商代晚期的一处庄园，座落在汉水支流湍河西岸的平坦岗地上。在庄园遗址中发掘出七座较完整的房屋，还清理了18个储存谷物的窖穴及灰坑。庄园中的房子有些仍保留着新石器时代半地穴式的建筑风格。出土的遗物中除了数十件陶器外，还有石器、骨器、蚌器和铜器等，共100 多件。
　　当时的生产工具完全使用石斧、石镰、石刀、蚌镰和骨锥等；狩猎用的箭镞也完全是石制或骨制的，可见生产力仍比较低下。
　　随着农业的发展，商代畜牧业也在家畜饲养的基础上日渐繁盛。马、牛、羊、狗、猪的数量比夏代有了巨大的增长，各地遗址和墓葬中普遍发现了马、牛和羊、狗的骨骸。在畜牧业比较发达的地区，采集和渔猎只作为农业生产的一种补充活动。只是在一些偏僻地区，还有一定数量的氏族部落主要依靠渔猎生产来维持生活。
　　②手工业。商代的手工业是在农业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得到发展的。陶器制造、青铜器冶铸、丝麻纺织、骨角器制作、玉石雕琢、竹木器和漆器的生产、土木营建技术等等都比夏代有了更大的进步，尤其是青铜器铸造技术，成为世界古代文化中的卓越成就。
　　商代的制陶业很发达，除了大量生产一般的灰色陶器外，也生产一些红陶、黑陶和少量精美的白陶。不少遗址中都发现了质地坚硬细腻、刻纹美观规整的白陶容器，这些质量很高的白陶和青铜器同样贵重。
　　长江流域和华南普遍生产一种压印各种花纹图案的硬质陶器和涂有一层石灰釉的釉陶，这种釉陶是青瓷的前身，亦称原始瓷器。
　　殷墟出土的白陶，有壶、簋、豆、瓿、斝、尊、罍、带盖罐和觶等。南方流行的硬陶，表面大都拍印几何形图案来装饰，考古界称其为印纹硬陶。
　　这种陶器是由含铁量较高的陶土烧制的，胎质细腻，扣之清脆有声，硬度为历来陶器之冠，主要生产于长江中下游地区，以江西、福建、浙江居多，不仅是商代制陶业的一大创造，也是中国古代制陶业的一个转折点。由于这种陶器分布地域十分辽阔，各处遗存的内涵及表现的经济生产水平也不完全一致。
　　商代王室的制陶作坊规模很大，也有一些贵族的私家制陶作坊主要从事制作商品陶器。在郑州铭功路西侧发掘的一处商代的作坊，有14座陶窑，清理出大约几十万件陶器的残片，其品种主要是盆、甑之类。这种大规模的、品种单调的生产，显然不仅仅是为了奴隶主贵族本身的需要，而是有相当多的产品是向外出售的商品。另外，质量很高的白陶器和釉陶器，并非到处都可以生产，能够制作这些陶器的作坊，也就成了向外推销产品的基地。在江西吴城遗址发现的制陶基地，一些陶窑内堆积着许多釉陶罐、尊和印纹硬陶器皿。这种地域性的土特产品，成为当时交换的重要货物。
　　商代手工业生产领域中，最突出的成就是青铜铸造。在各种官营的手工业作坊里，工匠们的青铜器冶炼铸造工艺水平已达到相当纯熟的地步。王都和各地贵族统治的大邑中都设有不同规模、各种专业分工的青铜器作坊，能制造出各种精美的青铜器皿及实用的生产工具、武器。考古发现的商代青铜作坊，其面积有数万平方米的，也有10余万平方米的。作坊遗址内大都出土了为数可观的陶范、坩锅块、木炭、铜锭、铜渣、小件青铜器，以及与铸造有关的其它遗存。这些作坊遗址的发现，说明商代王室与诸侯所用的青铜器，主要是当地生产的。尤其是南方，各地铸造青铜器的原料多取自遗址附近的含铜矿脉。如江苏镇江附近商墓遗物和窖藏铜块，含有较大比重的铅和微量的锑，与中原地区青铜器不含锑及含铅量低有明显的不同。
　　在河南偃师二里头、郑州二里岗和南关外、郑州北郊紫荆山，以及安阳殷墟等地，都发现了商代各个时期的铸铜作坊。这些作坊遗址的现象表明，当时的青铜器制造工业中已出现了专业技术的分工。殷墟出土的著名司母戊大方鼎，形制雄伟，高1.37米，重875 公斤，是商代后期青铜器的杰作，反映了商代能工巧匠的很高水平。殷墟妇好墓出土的五件铜编钟，制作精美，可构成四声音阶序列，铸造工艺的难度很大。这些青铜器的制造，如果没有专业技术的分工是很难想象的。
　　商代的青铜制造业主要从事兵器和礼器的生产，同时也制作一些如铜镜、酒器、装饰品等供贵族和平民使用的生活用品。此外，还以部分青铜制造砍伐、刮削、雕刻等生产劳动中使用的工具如斧、锛、凿、刀、锯、锥、钻等等。这些青铜工具的应用，对土地森林的开发，对木器、石器和骨角器等产品的制作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是先进生产力的体现，也是促进社会生产发展的重要因素。不过，由于当时青铜器的原料来之不易，冶炼和铸造也要耗费大量人力物力，所以青铜工具的生产还不多，青铜农具则更少。奴隶主宁肯让奴隶们使用木、石、骨、角、蚌制作的工具和农具，也不愿意发展青铜工具。
　　纺织业是商代手工业生产中的又一项重要内容，与农业经济有直接的密切关系。
　　农业生产的发展促进了养蚕业和纺织业。甲骨文中已多次发现桑、丝、帛、屯(一段卷起的纺织品）等字。商代的墓葬中还发现了玉蚕，青铜器上也有蚕的纹饰。由于纺织品不易保存，所以商代的丝麻织物很难发现实物遗存，但上述情况已清楚表明当时纺织业发展的程度。在安阳殷墟发掘的一些中小型墓葬中，有一些规模较大、有棺有椁的墓，在棺椁上面常发现有蓆子或以彩绘的画幔一类织物覆盖的痕迹。由于养蚕业在商代比较盛行，宫廷中设有女官来专门管理养蚕业。河北藁城台西村商代晚期遗址发现的几种纺织品残片，其中一种平纹组织的麻布据测定是公元前1300年左右的产品，同以后西汉时期(公元前206-公元25年）湖南长沙马王堆墓葬中出土的麻布非常接近，可见商代的丝麻纺织技术是相当高的，纺织业在社会经济和人民生活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甲骨文和古老的文献《夏小正》都有关于夏、商时期采桑养蚕的记载。
　　《夏小正》中记载说：三月援桑始蚕；甲骨文则记载着祭祀蚕神的礼仪和祭品。随着交换的发展和财富的积累，丝织品逐渐成为财富的象征和交换的媒介。有些精美高级的丝织品成为贵族珍爱的东西，殷墟商王之妻妇好墓出土青铜器上的丝织品印痕中，有机织纹罗和朱砂涂染制品，在民间都很难见到。
　　骨器制作，与石器制造一样，是人类一种最古老的手工业劳动。在金属工具和器物还很稀少的商代，制骨业比夏代以前更为发达。规模较大的制骨作坊，成为奴隶集中劳动的重要部门，工艺技术达到十分成熟的地步。
　　郑州紫荆山北的商代铸铜作坊附近有一处制骨作坊。在一座房基旁的窖穴中出土了不少骨料、骨制品和磨制加工骨器的砺石等遗物。骨料上都带有锯割的痕迹，骨制品主要是镞、簪的半成品和成品。引人注意的是，在出土的骨料中除了牛、鹿等动物的肢骨外，人的肢骨竟然占了总数的一半。这个现象表明，商代的奴隶制度是很严酷的，人牲、人殉和以人骨为制器原料，都说明了奴隶命运的悲惨。
　　在安阳殷墟的北辛庄，有一处规模很大的制骨作坊。室内地面上发现了很多骨器，屋外有一个骨料坑，坑内堆有骨料、骨器的半成品和成品，还发现一些制作加工骨器的青铜刀、锯、钻和砺石等。作坊250 平方米的范围内，出土的骨料和半成品多达5110件。骨料主要是牛、猪、马、羊、狗等家畜的肢骨，半成品和成品以笄、笄帽和锥的数量最多。
　　殷墟的妇好墓中，出土骨器560 多件，有小刻刀、勺、匕、梳、镞、笄及虎、青蛙、人形骨雕等，以笄的数量最多。墓中所出的3 件象牙杯是罕见的瑰宝，杯身用中空的象牙根段制成，因材设计，工艺十分巧妙。其中一对象牙杯■身雕成夔形，通体雕刻四段花纹，并镶嵌着绿松石片；另一件带流杯，■耳雕刻成虎形，通体雕刻极其精细的鸟、饕餮和夔纹，并衬以雷纹，技巧之高超令人称绝。
　　制骨业中包括用角、牙、蚌壳为原料制作各种器物，主要为工具、艺术器和装饰品几类，其中以工具类最多。骨锥、骨镞、蚌刀、蚌镰是各遗址中常见的器物，鹿角、象牙及野猪牙制品则相对较少，一方面说明黄河流域这些野生动物已不多见，另一方面说明狩猎活动在商代经济生产中已不那么重要了。
　　商代的玉器制造业是在夏代的基础上，充分吸收各地的先进经验，特别是东部沿海地区良诸文化的工艺技术而发展起来的。因此，黄河流域发现的商代玉器，往往带有东方一些部族传统的特点。
　　商代早期的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历年出土了许多玉器，有圭、戈、刀、琮、钺、铲、板、柄形器等，造型与纹饰的设计都很美观，雕琢的线条清晰流畅，工艺相当精巧，与新石器时代晚期和夏代的玉器相比，技术有了明显的进展。有一件柄形玉器，四周雕琢的兽面纹样精细合谐，光洁明亮，是商代早期玉器的代表性作品。
　　中期以后，玉器大量增加，郑州商城、湖北黄陂盘龙城、河北藁城台西、北京平谷刘家河、江西新干等遗址和墓葬中都出土过精美的玉器。到商代晚期的殷墟，出土的玉器已达到数量最多、形制最多、工艺最精的水平。其中妇好墓出土玉器达700 多件。妇好墓出土的十多件玉雕人像和人头像，运用写实手法，把不同阶层、不同性别的人物及其服饰、发饰都作了细腻的刻划，不仅具有一定艺术价值，而且对研究人种和他们的社会生活也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商代玉器的原料，有的出自河南省南阳，有的来自辽宁和新疆。从这里可以看出商代的交通与交换情况；有些玉器属于中原的产品，也有不少玉器显然是四邻方国所贡纳，同样反映出物资交流或商品交易的发展。
　　竹木器加工也是一种非常古老的手工业，商代的竹木器制造行业在夏代的基础上持续发展着。许多大、中型墓葬、墓底往往铺垫着朱砂，并以木质的棺椁为葬具；大型木构建筑和一般民居、樑、柱、门、窗等结构都十分精确严谨；一些聚落中发现的水井和窖穴常常遗有木作痕迹；大批生产工具、兵器、车马具等也都离不开木构件。所有这一切都显示出竹木器手工业是商代官营作坊和民间的重要行业。在河北藁城台西遗址，有12座墓的板灰中夹杂着朱漆的痕迹。台西出土的漆盘和漆盒，都是在木胎上先雕花纹，再涂朱、髹漆，有的还镶嵌着绿松石或贴有金箔，工艺相当精巧。
　　(4)商代的城市与商业
　　在商朝统治的广阔地域内，中国的早期城市主要分布在黄河中下游流域，也有一些较大的城市疏落出现在长江两岸。黄河流域的著名城市有商、殷、亳、蕃、雇、霍、孟等。这些城市既是商王或各属国贵族、官吏及军队居住的地方，又是许多行业的手工业作坊聚集的地方和进行物资交换的场所。虽然从新石器时代晚期龙山文化阶段已陆续出现一些原始的城堡，但是直到商王盘庚时期为止，人们还总是" 不常厥邑" ，过几十年就要迁移一次。
　　当时的生产方式和经济发展水平决定了城市不可能有很大的规模。大约在公元前14世纪末，盘庚迁都至殷以后，就不再经常迁邑了，城市经济也随之比较稳定地繁荣起来。
　　商代城市的发展，是商代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缩影。城市建设不仅体现出建筑业的革新与发展，而且比较全面地反映出制陶、青铜器铸造、竹木器加工、玉石器制造等各方面取得的成就，同时也标志着商品交换的规模和交通运输的水平。越来越多的考古资料显示出商代城市的发展在世界城市发展史上也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河南偃师尸乡沟发掘的商代早期城址，是20世纪中国大陆的重大考古发现之一。发掘表明，这座城市具有都城的规模和建筑群。高大的城墙用红褐色土筑成，质地坚硬且纯净。城中近城与拱卫城组合配置，南部中央为一组宫殿群，有正殿、附殿、庭院、廊庑、祭祀坑等遗迹，都建筑在夯土台基上。
　　周围有800 米长的夯土围墙，形成宫城。宫城的东北和西南各发现一座拱卫城，城内的建筑分布与宫城内有明显区别，布满了排房式建筑，可能是仓廪和守城兵士的营房。城南有各自用夯土墙设围的三座小城，两侧城门旁边修筑着一条三米多宽的路，一端与城墙垂直相交接，另一端与城内的大道相通。
　　这条路的铺设是为了使兵士迅速地登上城墙，守卫城市。城外有又宽又深的护城壕。宫城和城市内许多地方发现了工程浩大的排水系统，包括石、木结构的水道和完全用石块垒砌的水道，都呈暗沟式。这座商代的早期城市表现出4000年前中国的城市建设已达到当时的世界水平，尸乡沟商城无疑是中原一带重要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活动中心。
　　山西省垣曲县古城南关，1985年考古学家发掘出又一座比较完整的商代早期城市遗址。这座古城在一处黄土台地上，北、东、南三面分别有亳清河、亳河、黄河环绕，城墙平面略呈平行四边形，总面积约12.5万平方米。城址中部有一组规模较大的建筑群，由6 座高大台基构成，其中最大的一座建筑长约50米，宽20米，十分令人瞩目。城内亦铺设排水沟。城垣内东南部是城市居民主要的住宅区和活动地点，在居民区内有较多的灰坑和一些房址、墓葬、壕沟、陶窑，从中发现了大批商代前期城市居民和手工业奴隶使用的生产工具、生活用品。烧制陶器的窑址经清理是圆形竖穴窑，火膛由隔墙分成两个空间，保存完好的窑箅上有33个箅孔。
　　商代中期，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进一步促进了交通和城市的发展，黄河流域的城市规模更大了。河南郑州附近发掘出的一座商代中期都城，据测定建于公元前1620年前后，使用至公元前1420年左右，经历了约200 年的兴衰。
　　郑州商城平面基本为长方形，城垣周长计6960米。城周共发现11个缺口，有的可能就是当时的城门。城墙采用分段版筑法夯筑而成，在城墙的内侧和外侧发现有夯土结构的护坡。城市分布着大面积的商代文化堆积，包括房址、水井等遗迹。城内东北部有近40万平方米的较高地带，发现一些大、中型红土与黄土夯筑的台基遗存，可能是王室的宫殿区。台基表面清理出排列整齐的柱穴，穴底往往垫有柱础石。有的台基表面还残留着坚硬的白灰面或黄泥地坪。在这些台基旁边，出土了青铜器、玉簪、玉片等其它地点极少见的遗物。这座城址外发掘出同时期的居民区和铸铜、制陶、制骨等手工业作坊遗址，也发现了一些中、小型墓地。多数考古学者根据发现情况和文献资料，认为这座商城是商代中期的隞都。
　　河南安阳殷墟，是商代后期的都城，也是名闻中外的中国早期城市，与中国灿烂的青铜文化紧密联系在一起。
　　殷墟是商代后期君主盘庚至纣王统治期间的王都所在地(公元前1395年- 前1123年），是黄河流域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中心。城址在今安阳市西北郊，横跨洹河两岸，总面积为24平方公里以上。因为" 殷" 是商朝后期较长时期的都邑，所以商朝也被后人称为殷朝，商人也被称为殷人。殷经过几代统治者的经营建设，规模不断扩大。城内版筑的房屋栉比成巷。到了纣王时期，城市的规模最大，它的南面有纣王的离宫朝歌(今河南汤阴），也是一座著名的城市。
　　从1928年起，对殷墟半个多世纪的发掘取得了极其巨大的成果。在这座都城中清理出商王居住过的许多宫殿遗址，包括王宫的防御设施；还有大型的商王陵墓及数以千计的奴隶杀殉坑；城中有很多中小奴隶主及平民的居住遗址、墓葬；有规模宏大的铸铜作坊和制骨作坊遗址；还发现了水井、道路、排水管道等遗迹。这座城市出土的生产工具、兵器和手工艺品成千上万。发掘出的大量甲骨文成为研究商代历史的宝贵资料。
　　在黄河流域城市建设不断发展的时候，中央王朝周围各方国的都城大邑也在迅速崛起，其中长江流域的城市规模越来越大，在经济生活领域起着重要的作用。湖北省黄陂县叶店的盘龙城，是商代前期偏晚的一座城市遗址，座落在江北的滠水支流府河北岸高地上。城墙的夯筑技术接近于郑州商城。
　　城外有宽约14米、深4 米左右的护城壕、壕底发现了架桥的柱穴，可知人们进出这座城市要通过架设在护城壕上的木桥。城内东北部高地上有宫殿基址，遗迹显示出当时宫殿的房顶苫以茅草呈出檐形式。殿堂与檐柱之间形成一周宽敞的外廊。宫城内也发现了用陶管相接的排水设施。在这座城市的外面，四周同样分布着一般居民区和一些手工业作坊。
　　综观商代各地发现的城市遗址，可以看出尽管地域不同，文化面貌也有一定差别，但城市的建筑技术、布局结构和防御、排水设施等都有很大程度的一致性。随着时间的推移，城市的建筑技术和规模都有显著的发展。商代的城市虽然主要功能仍然是防御外来的侵扰，但以城市为中心的各种手工业得以较快发展，也为商品交换和水陆交通的发展提供了便利条件。商代各时期城市遗址的发掘充分表明，一个以殷商帝国为核心的文化共同体在公元前17世纪至前11世纪已在黄河流域和长江中下游的广大地区确立。这种情况是中国大陆自新石器时代农业经济产生以来前所未有的，为此后以汉民族为中心的多民族的华夏文化统一体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如果说夏王朝统治时期中原及周围地区各部族的联合还是十分松散的，那么商王朝强大的奴隶制以其经济和军事的实力已牢固地控制了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大部分地区。商王朝各代君主对四周方国和尚处于原始氏族制度下一些部落的征伐，成为中国古代军事史上最早的篇章，这些频繁发动的战争也是中国早期城市产生的一个主要原因。商代统治集团在农业、手工业生产稳定发展的基础上，十分重视商业贸易活动，这是促进由集市转变为城市的又一个重要原因。商代城市的建设与发展，为城市经济的出现准备了条件。
　　商代开始兴起和逐渐形成的城市经济，在整个社会经济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一方面作为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经济的补充，另一方面也在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产品的交换过程中协调并促进了这些经济领域的发展。
　　城市作为商业经济的枢纽，在整个社会生产和商品交换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商业也逐渐成为城市经济的重要支柱，商业的经营者商人，成为社会生活尤其是城市居民中很有影响的力量。
　　夏代已经出现了通过一般等价物或早期的货币进行的物资交换，这种交换是生产者与需求者之间直接见面进行的。当时还未出现从农业和手工业中游离出来的商业。
　　到了商代，交换日益频繁，交换物资的种类、范围扩大了，交换地区也显著增加了。物资的大量需求和各地物产的特点、质量的差异，不可能使交换平衡发展，也不可能使产销都直接见面，于是一些人从社会上独立出来专门从事买卖，组织产品交换，成为社会生活中一种经常性的，为人们所公认的职业，这就是商业。商业是从商代才正式出现的，最初从事商业活动的都是奴隶主贵族及其驱使的奴隶，很少有以经商为职业的平民。
　　随着物资交流的数量与地区日益扩大，交换的距离也越来越远。外出从事商品交易的人，往往离家数日数月，甚至终年不归。在交换有了一定规模发展之后，奴隶主再也不像过去的部落首领那样亲自参与远距离的交易活动了。代之而起由奴隶管家" 小臣" 来专门从事交换。" 小臣" 是奴隶主牢牢控制的商业奴隶，其身份带有掌握政权的贵族直接任命的因素。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商代的商品交易从它开始成为社会上的一种专门行业时起，就具有" 官家买卖" 的性质。这种"官商" ，就是各地大大小小的贵族。
　　由贵族操纵的商品交换中介人，在商代社会里表现得十分活跃。王室和各方国的奴隶主都从交换活动中获得了很大利益，因此一些奴隶主把商业活动当成一种重要事业，驱使大批奴隶担任实际的货物运输和买卖的劳动力。
　　在奴隶主严密地监督控制之下，商业奴隶长期在各地经商，免不了在外面风餐露宿，四处奔走跋涉，尝尽艰辛，奴隶主贵族则坐享其成。由于贩运有利可图，商朝的上层统治集团对商业是比较重视的。
　　商代的平民中也有一些做小买卖的，都是在当地从事自产自销一类的经营活动，如有些人煮盐、捕鱼，自己到市上出售；也有些人编竹筐、打草鞋、制作弓箭在市上叫卖；还有些人在市上屠宰、卖酒等等。商代中期以后，在参与交易的平民日益增加的情况下，交换已开始成为平民之间贫富两极分化的重要原因。不过，总的看来平民从事商业的人数仍很少，经营的规模也不大，而且基本上不脱离生产，因此，真正意义上的商人还没有成为社会上的影响的独立阶层。资本丰厚的奴隶主贵族千方百计占领市场，中小贵族和少量经商的平民没有平等竞争的条件，从各方面都要受到排挤和压制。所以，在" 官商" 的背景下，中国古代商业经济的幼苗一出现就呈畸型发展着。
　　生产的发展扩大了商品的种类。比较频繁的交换活动是在奴隶主之间、商王宫廷贵族和诸方国统治者之间进行的。当时主要的交换物品有奇珍异宝、牛马、奴隶等。在各城市的商业活动中，买主和卖主主要都是受贵族指派的奴仆。平民出售自己有限的一点剩余产品，或以当地土特产品换取一些自己需要的生活或生产方面的物品，这种情况在整个社会的交换活动中不占多大比重。尽管青铜制造业比较发达，但大众的日常生活器皿、农业和手工业工具等极少有用青铜制作的。平民中流通的手工业品，主要是普通的陶器、石器、木器和骨角器。其它时而购买的东西，则是粮食、蔬菜及少量的牲畜和畜产品之类。
　　商代的农业和手工业生产，主要以直接的生活资料为目标。某些专为出售而生产的商品，如江南一带的印纹硬质陶器、釉陶器和其它地区有特色的手工业产品，最终也是为了给商品所有者换取别的消费品，丝麻织品和珍贵的珠玉装饰品尤其如此。
　　纵观商代社会的商业活动，表现出商业产生初期阶段的以下几个特点：第一、以牟取更多货币为目的的发达的商品生产基地还没有形成；第二、对外贸易还没有形成一定规模，只是在不同文化的部族、方国间有所交流，远不如西亚和埃及那样发达；第三、土地和私有买卖还没有出现；第四、氏族社会遗留下来的公社组织还顽强地存在。在这种以地域和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公社内部，由小贵族或奴隶总管统辖着集体奴隶共同耕作，公社内部的商品交换没有大力开展，仍以简单的以物易物形式交流；第五、随着交换的发展和金属货币的出现，公社内部的贫富差别逐渐扩大，债务奴隶产生，但这种现象还为数较少；第六、传统的生活方式仍然是聚族而居，因商品交换而促成的各族杂居的情况仅在一些部族之间的边缘地区发生，但已较普遍；第七、商业及商品生产基本上仍由奴隶主贵族经营控制；第八、商代中晚期开始出现由平民中崛起的、以牟利为目的的工商奴隶主，他们开始专门从事商品生产和市场交易，成为新的社会力量，并影响国家的政局与经济发展。
　　总的看来，虽然商代的社会生产分工更加明显，商品交换比夏代发达，不少手工业产品和一些农产品已转化为商品，并出现了商品货币关系和专业的商人阶层，但是大量交换仍停留在一般等价物交换或以物易物的阶段上。
　　只有商王和奴隶主集团，得以从交换中获得极为丰富的消费品。
　　商代经济的发展是广大劳动者以智慧和汗水创造物质财富的结果，建立在奴隶制经济基础上的商王国，是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奴隶制文明的鼎盛时期，为世界古代经济做出了贡献。
　　3.西周的经济状况
　　周族是一个非常古老的部族，早在新石器时代就生活在黄河中上游的泾水、渭水流域。传说其始祖后稷，名弃，是羌族的一个首领，夏代曾活跃在陕西、甘肃接壤地带的子午岭以西、洮河两岸和岷山东麓。公元前11世纪之前，周族在古公亶父的率领下向东迁徙，定居于今陕西宝鸡、凤翔、扶风、彬县一带。他们摆脱了长期从事的采集和狩猎生活，逐渐熟练地掌握了农业生产技术，并向东继续发展，终于成为西北诸部族中一支势力强大的军事集团，并以武力战胜了商王朝，建立起世界东方最为强盛的奴隶制王国。
　　从周武王灭商到周幽王的统治崩溃(约公元前1066年- 前771 年），史称西周。近300 年的时间里，中国社会的经济发展随着政治制度的变革出现许多新的变化，农业和手工业经济及商品货币关系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局面，各种经济制度也日趋完善。西周是中国奴隶制社会的全盛时期。
　　(1)西周的土地制度
　　西周农业经济中的重要生产资料是土地。周承商制，西周早期的土地公有制继续发展，到中期以后则开始走向衰落。
　　西周的土地制度是奴隶主贵族土地国有制。全国土地在名义上都属于国王，这就是中国古代《诗经.小雅.北山》中著名诗句"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所描述的情况。周王把土地分赐给诸侯和有功的臣下，让他们世代享用，但是他们只能享用，并没有土地的所有权，周初的土地不得私相授受或买卖。
　　井田制是西周土地国有制的主干。井田制就是以纵横的灌溉渠道和道路分割成的方块田地，由周王赐给诸侯或百官。西周的井田制承袭于商代的土地国有制而有所发展，已经有了相当准确的亩制和比较完整的灌溉及道路系统，是井田制的完备形态。土地的丈量以百步为亩，一夫百亩，称为一田，是井田的基本单位。各地井田中间开挖的灌溉系统，称为遂、沟、洫、浍、川；与此相应的道路系统，则称为径、畛、涂、道、路。天子赐给诸侯和王公贵族的田地，称为采田和邑田，合称采邑。作为采邑的田地就是一种俸禄，亦即属于按官爵赏赐的可以终身享用的田地，后来逐渐演变为在子继父官的情况下也同时继承了采邑。
　　西周初年对诸侯的分封，既是西周王朝为了巩固其统治而采取的一种政治措施，也是以土地为主的财产再分配。在分封土地时，除了将殷、周原有的耕地分给诸侯，还包括了大量未经开垦的荒地及山林草原。另外，还将周人的势力尚未达到或尚未有效控制的边远地区，也统统分给了臣下。征服外部落时掠夺的土地和资源也先后作为赏赐分给诸侯。这样，形式上虽然没有破坏殷商的土地组织形态，土地从名义上仍为周王所有，实际上从分封之日起，天子已不可能有效地控制天下土地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诸侯和贵族在各自的统辖范围内越来越多、越来越公开地将土地吞并为私有。公田和私田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是并存的，在私田不断增加、拥有私田的人不断增多的情况下，耕作者在公田上的劳动到后来只是为了更多换取私田上的收获，从而导致公田逐渐荒芜，私田则不断提高产量。到了西周晚期，井田制已经名存实亡了。
　　西周土地制度的变革，是随着交换的扩大而逐步演变的。许多文献和青铜器铭文确凿地反映了这一历史现象。1975年，在陕西岐山县宗周故地董家村出土的窖藏铜器，其中3 件卫器铭文记载了西周中期土地交易的情况。卫盉铭文记述了裘卫以玉璋等财物换取矩伯的田地；卫鼎铭文记述了裘卫与厉两个贵族之间的土地交易；另一件卫鼎则记载周恭王九年(约公元前10世纪）裘卫以一辆带全套装饰和附件的好车，加上其它物品，换取贵族颜陈一片林地的过程。
　　由于土地可以进行私人交易，土地私有化进程迅速加快，奴隶制的土地国有制度就必然要解体了。文献表明：土地的私人交易有的是以田易田，有的是以物易田，还有的是在诉讼中以土地作为抵押或赔偿。田地也可以和车马、皮毛、布帛、食物、牲畜、珠玉、粮谷等各种东西一样有相应的交换价值，也就是说拥有土地，就意味着可以拥有其它财富。根据西周的商业制度、货币制度的情况看，可以说土地交易与当时普遍存在的商品交易一样，实质上就是土地的买卖。
　　从铜器铭文中还可以看到，西周中期以后的土地交易是受到国家承认并保护的。散氏盘等一些铜器铭文记载，只要双方田主自愿，就可以私下协商交易土地，再找个证人书写契约，立下誓言，即可做成买卖。在这种土地交易中，只有证人参与，并没有受到任何干涉，也完全不必请示王室和方国诸侯。这说明当时土地买卖的现象不仅大量存在，而且已经合法化，即得到国家的承认和保护。从西周中期起，土地私有制已经逐渐成为土地制度的主要成份了。
　　(2)西周的农业生产与畜牧业
　　周族祖先在生活于戎狄之间的时期，经济生产是以畜牧业为主的，农业很落后。周族先民曾长期居住的陕西长武县碾子坡遗址，出土了大量食后的牛、马、羊、猪的残骸，其中以牛骨最多，约占全部兽骨的一半以上，说明周族当时以养牛为主的畜牧业比较发达。农业生产虽然已经出现，但生产工具的种类和数量都很少。迁岐以后，周族的农业生产有了较快的发展；灭商之后，各地的先进生产经验得到了更为广泛地交流，农业遂成为社会经济的主要部门，发展得更快了。
　　在西周社会中，青铜农具的应用比商代略有增加，考古发现有铲、锄、犁、镰和收割用的青铜刀等。由于青铜农具制作不易，而奴隶本身价值低微，所以奴隶主一如既往不愿推广更为先进的青铜农具，各地的农具仍以石器、木器、骨蚌器为主，其中骨、蚌制农具大大增加了。集体奴隶身份的庶人，生活极其贫困，受到很重的剥削，本身无力使用先进的青铜农具，既使一般平民也缺乏这个条件。因此，锋利实用的青铜农具多集中在王公贵族的公田上使用，用毕即收回集中保管起来。从这个角度上说，农业生产的发展速度是不可能很快的。
　　当时的井田" 一易" 、" 二易" 的轮休制已经得到推广，即易地休耕以养地力。耕田主要靠人群密集型的劳动，通常是两人合作，称为" 耦耕".《诗.周颂.噫嘻》篇说：西周早期" 十千维耦" ，在另一首诗《载芟》中又说：" 千耦其耘" ，说明农业生产规模很大。
　　西周时期，黄河流域农村已比较普遍地推广了排水和引水设施，并在一些农业发达地区出现了除草、雍土、施肥、治虫等先进生产技术，经验越来越丰富。《诗.小雅.白华》说：" 彪池北流，浸彼稻田" ，表明人们已经知道应用人工灌溉技术，不过很大程度上他们仍然是依靠天然的雨水。
　　锄耕农业的推广，使垅作开始萌芽，因而耦耕和中耕除草技术在西周时期是广泛实行的。在农业丰收之后，人们还掌握了粮食的加工、贮藏方法，并推广了以自然冰冷藏食品的技术。农业的发展也带动了农产品加工品的发展，不仅自新石器时代晚期出现的酿酒技术有了飞速提高，而且出现了制造饴糖和煮桃、煮梅、用盐渍菜的方法。
　　西周时期的农作物种类比商代有所增加，粮食作物有" 百谷" 之称，但种植最多的仍是粟、黍和稷，南方则以稻为主。当时桑、麻的种植也很普遍，豆类和一些瓜果、蔬菜多栽种在特殊的园中，" 圃" 就是周围用栅栏围起来的菜园和果园。总的看来，秦汉以后中国大陆的主要农作物，西周基本上都已出现。
　　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农业发达的地区，人们已经初步掌握了根据自然现象预测天气的知识。物候知识也比夏商两代更进一步的指导农时。人们把熟悉的植物、动物的习性和生长变化规律与风、雨、干旱、霜冻等现象结合起来观察分析，指导四时农业生产。这些科学知识对农业的发展有很大影响。
　　在发展农业生产的同时，家庭采集、养殖和狩猎活动继续成为农业经济的补充。从西周开始流传的古老诗歌集《诗经》，许多民歌描述了农业生产活动中砍伐树木、修整农具、种植黍稷、收割稻粱、为农夫送饭、放牧牛羊等等过程和场面；也有许多诗描述了妇女们采集荇菜、卷耳、苤苜、梅子、萝菔、蔓青、芥菜、苦菜、香蒿、野麦、木瓜、野桃、野李等等的情景和心绪，可知采集活动仍是妇女们经常性的、繁重的劳动；有一些诗则记述了猎人们捕获獐、鹿、雉、鹑、兔、獾和渔夫们捕获鳣、鲔等的情况。
　　西周时期无论是城市遗址还是农村聚落遗址和公共墓地，都普遍出土了数量很多的牛、羊、马、猪、狗、鸡的骨骸。据文献记载，祭祀用牲，牛为太牢，羊为少牢，重大庆典要宰杀用牲三百头。当时各种祭祀活动频繁不断，可知饲养业、畜牧业的发展已相当可观了。从《礼记.王制》等文献中以看到，西周时期对饲养牛羊特别重视繁育增殖，明文规定" 大夫无故不杀羊" ，除祭祀、庆典和节日外，不能随意杀羊以为食。市井屠宰贩卖的肉类主要是猪与狗，屠羊卖肉是春秋时期才逐渐出现的。牛的饲养也很发达，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夏、商两代，牛的数量日益增多，殷墟发现的卜骨大多是牛胛骨，仅1973年就在小屯南地出土牛胛骨4442片，可见养牛业的兴旺。周族本来就有饲养牛羊的传统，西周遗址出的牛骨更为丰富，同时出现了许多的牛、羊为图案的陶器和青铜器造型艺术品。陕西岐山董家村发现的一件青铜匜，有铭文157 字，基本内容是一篇完整的判决词，被告人的名字叫牧牛，可能与管理养牛业有一定关系。
　　(3)西周的手工业
　　西周社会经济发展的各个阶段，手工业生产始终在持续提高，并在整个经济生产中占有越来越多的比重。其中制陶业、青铜制造业、玉石器制造业、纺织业、骨角器制造业、木器制造业几个部门的成就比较明显。
　　①制陶业。西周的制陶业较之商代有一定发展和变化。陶器质料仍然主要是泥质陶、夾砂陶、白陶、硬陶和原始瓷几种，其中泥质陶数量最多，是民间日常生活中主要使用的食器和水器，其次是多用于制作炊器的夾砂陶。
　　白陶的制造比起商代有明显衰落；硬陶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和华南继续发展，数量和质量都有提高；原始瓷器也有了更大的发展，仍然流行于长江中下游地区，有些远销黄河流域。陶器的种类和器型与商代是一脉相承的，大致可分为生活用陶、建筑用陶和少量工具如纺轮、网坠、弹丸等。生活用陶除日常所用器皿外，还包括墓葬中逐渐盛行的明器。酒器比商代减少了，陶豆、陶鬲的形制与商代相比变化较为明显。陕西岐山县是西周的发群地，位于县城东北9 公里的赵家台村，有一处面积较大的西周遗址，清理出了陶窑和一批陶器、空心砖、条形砖等。建筑材料的发现不仅说明西周初年已经有了比较成熟的制砖技术，而且表明建筑水平比商代有突出的进步。
　　②金属制造业。西周王朝对矿冶和青铜制造业非常重视，当时的采矿、冶炼和铸造技术在各地有非常普遍的推广与交流。青铜器的生产，成为奴隶制经济中科技发展和经济水平的一个重要标志。
　　西周的铜矿资源主要在长江流域的湖北、湖南、安徽、江西等地。江西瑞昌夏坂乡，有一处自商代至春秋战国时期相沿的铜矿，附近就有冶炼加工的遗址。这个遗址地层清晰，包括了西周时期的堆积。遗址地名今称铜岭，可见采掘铜矿的历史由来已久。铜岭古矿早期的矿井采用框架式上下间隔支撑井筒的方法，框木构件的接合为碗口接法，框架与围岩间采用木棍或木板护壁。这个遗址的遗迹有立井、平巷及其相关的探矿、选矿、工棚、木作业、排水等设施。出土的生产工具中有用于木作业的青铜斧、锛、凿；用于凿岩的青铜镢、钺、斧等；装载用的木铲、木钺、木撮瓢、竹筐、竹篓和扁担；提升用的木轳辘、木钩、绳索等，还有用于照明的竹签。从围岩看，当时采掘的矿石主要是孔雀石，其次是自然铜。
　　安徽南陵戴镇乡、铜陵市木鱼山等地也发现了西周时期的铜矿和炼铜遗址。周王和各国诸侯乃至一般显贵，都拥有数量不等的大小铜器作坊，几乎分布在王朝统治的全部区域内，并影响着周围的一些部族。因此，西周时期的青铜器即有某些共同特点，在偏远地区也逐渐突出了一定的地方色彩。
　　青铜器的数量从发掘来看已远远超过商代，历年发现的西周青铜礼器、用具、兵器、工具和各种装饰品是很可观的。现在所知最早的一件西周青铜礼器，是1976年在陕西临潼一处窖藏中出土的利殷，造形美观庄重，殷腹内底部有铭文32字，记载了周武王征伐商纣王的历史事件。宝鸡出土的何尊，则记载了西周早期成王迁宅于成周(今河南洛阳东郊）的情况。许多青铜器都有铭文，其中有关社会经济的铭文成为研究西周经济极其宝贵的资料。西周青铜器铭文最长的毛公鼎，铭文长497 字，其制造工艺之精巧可见一斑。
　　③玉石器制造业。虽然西周的青铜生产工具比商代增加了，但在农业生产中使用的工具主要仍是石器、木器和骨角、蚌壳制品。手工业作坊中木器和骨、角、蚌器也占大多数。总的看来，西周的石器制造技术与商代相比没有多少突出的进展，但玉石加工技术则有一定提高，生产出许多珍贵的艺术作品。
　　玉在新石器时代即已被人们认识和喜爱，不过直到新石器时代之末及夏代，除局部地区用玉料制成琮璧类礼器和一些装饰外，多将玉和其它石料一起加工制成各种实用的生产工具。商代以后，玉和玛瑙、水晶等宝石的价值逐渐被人们认识，西周时期玉石制品的数量和品种都大大增加了，雕琢工艺也有所提高。各地考古发现表明，玉石器的制作水平对了解当时的经济和社会生活都有重要意义。
　　据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西周时期的玉石器大致可分为礼器仪仗类、实用器皿类、装饰艺术品类等几种，主要发现在大型墓地中，如陕西的斗鸡台、张家坡、茹家庄，甘肃的白草坡，河南的辛村，北京的琉璃河、白浮村，安徽的屯溪等。当时各地诸侯所居的大邑都有玉石作坊制作玉器。从事这项劳动的，主要是富有经验的手工业工匠，属" 百工" 中的一种，地位高于奴隶，但亦必须依附于奴隶主贵族，离不开官营作坊。由于人数不多，他们的特殊地位使其中一小部分转变为贵族。
　　④纺织业。西周时期的纺织业是在蚕桑业大力发展的基础上有了长足进展的。《诗经》中有许多诗篇对当时的种桑养蚕做了描述，反映出黄河流域纺织业的繁荣。一些民歌中唱出了各地开辟桑田、种植桑树、采桑、伐桑和养蚕、缫丝、纺纱、织锦、刺绣等各种生产的具体情况，也有一些诗歌描写出妇女采桑时的心情和青年男女在桑林中幽会的场面。丝绸已成为贵族服饰的主要原料，采桑、养蚕、织锦、刺绣是西周农村妇女的主要生产劳动。
　　考古发现的西周纺织业遗迹和遗物较多。陕西宝鸡清理的两座西周早期墓中，一些铜器和泥土上有明显的丝织物和刺绣的印痕，刺绣所采用的辫子股针法直到当代还被妇女们广泛采用着。
　　⑤骨器及角、牙、蚌器加工业。以动物的骨、角、牙和蚌壳为原料制作各种生产工具、生活用具、兵器和装饰品，历史非常悠久，可以上溯到旧石器时代晚期。西周建国后，因青铜工具的使用，使骨角器制作更快地向前发展了。由于动物的骨角和牙的来源十分丰富，加上制作比较简单容易，所以骨角器的数量比商代有大幅度增加，使用相当广泛几乎每个遗址都有发现。
　　西周的骨角器与商代一样，有铲、刀、锥、针、鱼钩等生产工具；有镞、矛等兵器；有簪、梳、勺、匕、叉等生活用具；有珠、管、环、坠等装饰品；还有骨角雕刻的人物、动物等艺术品。各地发现的制骨作坊中出土的骨角器，除骨铲多选用动物的肩胛骨和下颚骨制作外，主要以禽、兽的肢骨为原料。
　　陕西扶风云塘制骨作坊遗址规模较大，从出土的器物看，工匠们已熟练地掌握了锯、割、锉、刮、削、钴、镶嵌等一系列技巧和工序，这些都在骨器上留下了痕迹。在周原的歧山、扶风等地先后出土了17000 多片西周甲骨、甲骨文的刻字十分精细，字小如粟，直笔刚劲有力，曲笔圆润娴熟，无不恰到好处，不仅是中国古代书法艺术佳作，也是古代微雕艺术的珍品。西周的牙雕艺术也很精湛，陕西长安的井叔墓中出土了几件象牙杯和杖首，刻制精美，并镶嵌绿松石片。河南浚县的卫国贵族墓中出土的刻花骨板，也是稀世之珍品。
　　⑥竹木器加工业。早在新石器时代，长江下游的河姆渡文化先民已表现出木器制作加工的聪明才智，当时已出现了中国最早的漆器。西周社会里，各地贵族追求奢华的生活，许多生活用具和室内家具不仅讲究造型艺术，而且竹木器的髹漆工艺发展迅速，成为贵族生活的时尚。各地考古发现的许多木器，都采用了髹漆工艺，为春秋战国时期漆器的繁荣打下了基础。西周时期出现的用蚌片或蚌泡镶嵌成图案的早期钿漆器，是难得的艺术品。
　　1985年春，陕西长安发掘的西周井叔墓中发现很多漆器残迹，其中两件图案比较完整。一件铜蹄足漆案，面髹黑漆，案面中央和案沿四周髹红漆，案侧在黑漆地上以红漆绘窃曲纹饰，蹄状铜足上有鳞状纹，十分美观。北京房山琉璃河燕贵族1193号大墓中发现了一批漆盾，有的保存较好，形状各异，盾表面除了红、黑、褐色髹漆外，还有人面形、菱形、圆形的大铜泡等作为镶嵌物。
　　西周时期，长江流域已经开始经营漆林，并在市场上用生漆交换其它生活必需品。《周礼.地官.载师》中说：官府对漆林征收的税很重，高达" 二十而五" ，即课以百分之二十五的重税。这种政策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漆林的经营，也影响了生漆的生产与交换的发展。
　　西周手工业经济的发展，在井田制渐趋瓦解之后，有了更大的飞跃，并对春秋战国时代的政治、经济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4)西周的商业及财政制度
　　在中国古代社会里，农业经济始终是占主导地位的，商品经济出现之后，在整个社会经济中只是起到一定的补充和调解作用。西周时期商品交换这一新兴的行业，主要由奴隶主贵族所掌握，并为他们的需要服务。商业在《周礼》中被列为" 九职" 之一，目的在于通四方之珍异，事实上，各地市场贸易中占突出地位的仍然是地区之间土特产品的交流。社会的稳定有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交通的发展也促进了物资的交换。当时，市场上的主要商品是奴隶、牛马、手工业产品和珠宝等。
　　和商代一样，西周的贸易往来中担任贩运劳动的，主要仍是奴隶，而且其中许多是被征服的商族中的奴隶及其后裔。工商并称，自西周始，即" 工商食官" ，也就是由王室和各方国来直接控制盈利致富的手工业和商业。在明确实行重农政策的西周政权统治下，商业奴隶的地位在奴隶中是最低贱的。西周中期以前，王室和诸侯用官府的名义直接控制着商业奴隶这是中国奴隶社会商业经济的一大特点。
　　由于商业操纵在官府的手中，商品交换只能在官府允许的范围内有限度地发展，因此在民间留给私人经营的余地就不多了。一般平民只有在农闲的时候，才能抽身出来出售自己的某些剩余农产品和小型农具、手工业品等。
　　到了西周后期，开始出现一些不属于官府的私人商业，由新出现的小贵族经营，役使少量奴隶为他们从事规模不大的商业活动。从商代开始产生的商人与商业，直到西周晚期才开始形成一种社会力量，但仍很弱小，并且继续受到王室和权贵们的歧视与压制。在中国的传统农业经济思想中，商人与商业一直处于卑微的地位。剩余产品的增加和货币的出现，使城市的商品经济得到发展，商业制度也随之趋于完善。西周的商业制度有以下几方面内容：
　　①市场管理制度。市场的设立由官府规定，作为商品交换的场所，市场即是商品的集散地，也是买卖人集中的地方，在都邑中都有指定的区域，驿道上也分别按一定距离设市，交通条件对城市的发展和市场的设置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都邑中的市场一天只进行三次交易，早晨的朝市以各大地商贾之间的买卖为主；日中的大市以一般消费者主；傍晚的夕市以贩夫贩妇的小商品交易为主。
　　按照规定，进入市场的各种货物都必须整齐排列于规定的地段。市场入门处有称为" 胥" 的官吏执鞭纠察。市场内有官吏巡行。货物出入市场必须有凭证方可通行。对于哪些货物可以上市，哪些货物禁止出售，都有比较严格的规定。
　　②价格制度。对于商品价格严格控制，是西周商业制度的又一个重要内容。价格是商品价值的货币表现，价格关系反映商品和货币相交换的比例关系。市场上由于价格引起的争端，一般由管理市场的大小官吏司市、胥师、贾师来负责调解处理。西周时期人们还未完全认识到商品价格存在的规律性，货币制度尚未健全，所以商人和消费者基本上各以主观偏好来确定商品价格，而最终评定价格的权力掌握在司市、胥师和贾师手中，并由贾师具体裁决。一般说来，上市商品须经各市场的贾师查看并同意其价格，才准许进入市场出售。贾师根据商品的变化确定价格。凡是官府不提倡的东西就抑其价，而官府需要的、提倡的则起其价。总的说当时的价格观念是很简单、片面的。
　　③税收制度。西周商业制度还包括税收制度。文献记载官府对市场上的交易要征收商税，收的货币由称为" 廛人" 的官吏主管。据《周礼》载，征收的税币主要有市肆中的房屋费、货物占地费、货物品种质量检验费、货物存放仓库费等等，此外还有违禁货物的罚金。对屠宰牲畜的肉贩，还另收牲畜的皮、角、骨，抵附加税上交官府。凡市中珍异衣物滞销的，以市价买入交予官府；遇到灾荒疫害之时，则市内概不征税。
　　除了对商税的征收，政府还对一些贵族私人开采国有山林川泽征收赋税，成为国家的一项重要财政收入。
　　④货物出入关市制度。市场对外地行商的货物出入关市有许多规定。中秋之月" 易关市，来商旅，纳物贿，以便民事" ，同时" 门闾毋闭，关市毋索" ，这种规定是为了使外地商人感到方便而制定的。另外，货物出入城门的关境要以"玺节" 为凭。商人从市内采购的货物欲运出境外，也要有司市发给的" 玺节" 做为出关的通行征。司门掌管国门(城门）的开闭以免违禁货物流出；司关则严格进行出境检查。市、门、关三个方面互相配合，能较严格地控制出入关的货物。对于那些不在市上购买、径直在民间易货的外地商人，由于没有司市签发的" 玺节" ，官府则要求各地在他们把货物运到关上时，由司关统一征收一笔关税，并付之以" 传" 做为补办的通行证件。倘若货物因故暂时停搁关下邸舍，则另交税币，称为" 廛布".对那些不经关口而走私运出的，一经发现不仅要没收货物，还要严厉处罚货主。
　　综上所述，西周的商业制度已经比商代有了较大的进步，也反映出商品经济具备了雏形。
　　⑤西周的财政制度。西周的财政和金融制度，主要依靠贡赋和税收的手段形成。
　　在当时的社会经济生活领域里，价值观念仍然停留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范畴内，财富基本上是以物品的自然属性或使用价值为内容的，货币并不发达，从贵族到平民，普遍认为财富的使用价值比商品价值更重要。因此，各地对中央的贡赋以实物为主，百官各司其职，分门别类的管理国有财产。
　　西周的整个财政支出主要是靠贡赋来维持的，每一项支出，一般都有一种财政赋税收入作为保证，即所谓专税专用的平衡财政收支。
　　随着商品经济的萌发，市场的税收也不断增加，逐渐成为政府的重要经济来源。西周王室加强了行政力量对金融、信贷事务的管理，成立了一个称为" 泉府" 的机构掌握税收现金，并办理货币的赊销业务及货物与货物的信贷。
　　西周的财政和金融制度比商代进一步发展，还表现在货币的流通方面。
　　虽然民间还普遍流行以物易物的交换形式，但各地市场大宗的商品交流基本上已同货币分不开了。除了玉作为一种" 上币" 以外，贝以" 朋" 为单位广泛流通，在文献中和青铜器铭文中多有记载。陕西长安沣西发掘的182 座西周墓中，共殉贝千枚以上，几乎半数的墓都殉有贝；河南浚县辛村的卫墓中殉贝更多，共达3472枚。在西周许多墓中还发现了玉贝、石贝、陶贝、骨贝，除了一部分作为装饰品，大部分是做为货币象征财富而随葬的。在局部地区，还开始流行铜制的贝和布、刀等货币。
　　经过夏、商、西周三代经济的持续发展，公元前770 年，中国进入了春秋战国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