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8期
杜青访谈：“我若一日千里，很快到达天堂”
作者：佚名
有时候，诗歌的凝静与内敛冲刷着灵魂，那内心的刹那颤动，于无声处让你感受到日常生活细节和存在世界的真实，会有一种无比喜悦的快感漫上心头。杜青当之如此，我惊讶于她的诗如此流畅、圆润，明丽而不纤细，如此朴实无华，在平静下面张扬诗性，让人感受到一股内敛的激情，顿生高歌一曲的冲动。
——阿翔
a_xiang2003@163.com
阿翔：我收到你寄来的一本你的诗集《一粒沙上的大海》，这是我漂泊到广东后收到的第一本诗集邮件。呵呵，我在这本诗集感受到一片蔚蓝。你在选诗时有没有某种考虑？你怎样看待它在你写作生涯中的位置？
杜青：哦，那是我7年来写的诗歌作品，我出这个集子的最初目的就是说给自己的诗歌一个阶段性的总结。既然是这样想的，我在选诗时就很纯粹，就按年历选，时间明显，思想观念和写作手法随着时间的变化都明显地在变化着，有我成长的痕迹。
我在《一粒沙上的大海》的后记是这样写的：“我没有说出心中更重要的秘密，那就是，我热烈地爱上了小说，但心中却一直感恩着诗歌。是诗歌引领我来到一片宁静的天空下，让我改变生活的方式，让我看见世界、人、生命。诗歌像是我的母亲，我必须把母亲安顿好，才能安心地踏上新的路途。”很明显，《一粒沙上的大海》出版在我的写作生涯中的位置就是我刚在写作的道路上仿佛刚离开起跑线，像一个游子背着行囊出门去寻梦，而梦在永远的远方，我需要刚毅地行走。其实，这感觉伴我多年了。
阿翔：那么，到2008年，你已经写作诗歌多少年头了？你能否谈谈你写作的历程，尤其是最初写作的动机？
杜青：我是2000年开始诗歌写作的，已有8年头了。我的写作从一个陌生人的一句话开始。在1999年底，我出差到深圳，（那时我在一个单位当会计）席间偶遇香港天天日报的一位记者，他姓缪。那时，他正在深圳办小说培训班。我知道他是记者，心中满是敬意，他问我写不写东西，我的脸马上就红了。我想着我这天天算钱的手，怎么可以去沾染那文字呢？文字在我心中是那么圣经，我怕污染了它。于是我说我不是读中文的。他说当作家的不一定都是读中文的，读中文的不一定都能当作家。就是那句话，改变了我后来的生活道路。起初，我写了几个微型小说，他看了说比他想象中好，虽然未能发表，但我心中已得到了鼓励。2000年春，我莫名其妙地写了一节分行的文字，并厚着脸皮拿给我们市里的一位老作家（我在之前帮他画了好几本书的插图）看，老作家很惊讶，说没想到我还会写诗，还给我许多投稿的地址。于是，我的诗歌就到处飞，没想到还到处都发了，还有稿费，更给我惊喜的是，竟然有人把我的一首诗歌谱了曲。
从那以后，我就没有离开文学。我心里一直感恩着缪记者，可是多年失去联系了。
阿翔：这让我有点惊讶，我以为你之前肯定受过某种文学熏陶。我是说，在你写作前，你是否受到过文学影响？
杜青：文学氛围倒没有。不过以前读书时，作文倒不错，可以说每次都被当作范文。
阿翔：那不就是了嘛，这么说来，可以能找到你写作最初的痕迹。可不可以谈谈你小时候在哪里度过？
杜青：我出生在海丰县可塘镇的一个农村，听母亲说我当时刚生下来就准备不要我了，把我搁放在门后的粪箕上，等父亲回家就把我扔到河里。父亲那时候在邻镇当裁缝，那晚刚好没有回家，我才活了下来。到下户回城镇时，父母亲都回到镇里居住，而我留在农村，跟着奶奶，到了7、8岁才到父母亲身边读书。
我的小学基本上是在父亲工作的地方叫流冲墟的地方读的，虽然叫“墟”，其实也是农村。那村连同周围十几个村庄都是余姓，我在学校读书是异姓，同学们对我特别好奇。也许是因为太多人在注视着我，我在学校里十分活跃，美术，音乐，作文可以说是出类拔萃，常常在这方面为学校赢得荣誉。
阿翔：你现在恨不恨你父母亲？
杜青：不恨。母亲那样做也是心中有苦。因为，在我上面已有两个哥哥，三个姐姐了，那时候家境那么贫苦，母亲不要我，也是一翻好意。
阿翔：看来可谓是可怜天下父母心。有没有东西给你童年的记忆刻下了不可抹灭的印记？
杜青：没有鞋子穿，最可怜。我读一年级的时候在镇里，与父母亲不在同一个地方。冬天了，我没有鞋子穿，冷得要命，上体育课时，不好意思让老师和同学看见我的脚，可是我的裤子很短，谁都看到我穿的是凉鞋和冻得红红的双脚，我很尴尬。多年来，我都做着同一个梦，梦见大庭广众之下，众目睽睽之中，我没有穿鞋子的那种尴尬。
阿翔：童年总是这样让人难以忘怀，她们源自于我们对生活的热爱，在我们成年之后，她像个隐性的瓶子，装满了很多透明的东西，如果你用一个成年人的眼光去看，是怎样的东西使你坚持下来，保持童年那种令人心动的感觉？
杜青：也许是对远方的向往，让我生活得津津有味。其实我们对童年保持清晰的记忆，我想并不是因为我们有所坚持，只是那时候我们的生活比较简单，内心比较单纯，把事物储存起来，没那么容易忘记而已。童年是过去，如果没有过去就没有现在，不管是苦是乐，它总属于我们自己的，自己的东西回味起来会激动也正常呀。
阿翔：读你诗作的总体感受是，你的诗歌是偏于内省的。在语感上显得随意、柔和，譬如“它隐缩成一个空洞的词语，空气一样在大地上/离我们很近，其实很远”（《爱情》），我以为这很符合你的内心，那么你怎么看待诗与人的关系？
杜青：诗与人的关系就像空气与人的关系。我们不写诗时，诗依然是存在的，它无声无息地存在于我们的周围，存在于我们的视野之中和之外。我们写诗时，是我们发现了诗，而不是创造了诗，诗通过我们的思维转换成另一种形式存在，被更多的人阅读，感觉。
阿翔：这些年，很多人在诗歌的技术上下了很多工夫，呈现出来的是复杂的写作，甚至是一种炫技的写作，你在这方面好像没有作过多的努力。
杜青：可以这么说。但写诗是需要技巧的，只是过于追求技巧的作品有点形式多于内容之嫌。一首诗歌的技术处理，一般体现在诗歌的语言和节奏上。而语言和节奏本身就包含着一种技巧在里面，都是与各人内心审美有关。若刻意去雕刻语言，语言就会变得花枝招展，忸怩作态。但不讲究语言的技巧，语言就会变得松松垮垮，像一个身材臃肿的村妇，缺乏美感。而诗歌的节奏，我认为它是早已存在于诗人心中，仿佛先天生就。诗人在写作中，能把节奏把握得越来越好，是他在后天的学习中得以充分发挥自己的天赋。技巧也是需要创造的。我在这方面也不是没有努力，只是一些人应用的技巧，我不认同而没有去追应而已。我认为任何诗歌都是有技巧的，只是应用的技巧是否高明就难说。一个初学习写诗的人，他对语言和节奏的把握可能没那么老练，看似没有技巧，其实不是。那种技巧就像呀呀学语的孩子那样纯朴和稚嫩。我还认为诗歌写老了，应回归到最初貌似没有技巧的时候才是高级的。
阿翔：从你的诗歌里常能感受到对脆弱性的表达，对柔软的甚至是软弱无力的东西的敏感，比如你有这么一首《下午》。是否因为经历了生活的磨砺，感觉到精神资源的匮乏？
杜青：人一辈子总有许多经历，许多克服，许多无奈。我认为所有的人都是弱者，都是匮乏的。人经历多了，对事物的认知日益深刻和丰富，其内心应相对充实才对的。但人又是矛盾的，许多人因为经历多，知道的多，反而有种被聪明所累的感觉。有时候又觉得自己对世界一无所知，而感到彷徨和焦虑。我想这些都不是个人的问题，而是许多人，甚至整个人类的问题。许多人都会有种身处人群，而内心感到寂寞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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