郴水至郴州城曾经的航船。
1911年1月8日,粤汉铁路湖南段首次试车。
位于湖南南部边陲、南岭北麓的郴州,自古就是“楚粤之孔道”,站在折岭上,可以看到湘粤古道、粤汉铁路、京广铁路、武广高铁、107国道、京珠高速的交通奇观。郴州这个因交通而兴的城市,完美诠释了“要想富,先修路”的口号。
那么,为什么这些南北通道,都选择了郴州呢?
经郴州湘粤古道,是中原通往岭南最直接通道
秦始皇在征服六国后,开始了统一岭南的征战,派了50万人的军队,兵分五路进军岭南。要征服岭南,首先要突破横亘在湖南、江西、福建与两广之间的南岭。南岭的平均海拔只有1000米左右,不过,山路崎岖,气候炎热。秦人在连绵的南岭中,越城岭、都庞岭、萌渚岭、骑田岭、大庾岭之间,寻觅了五条山间孔道,这些孔道多是低谷走廊和低矮的分水岭。
经郴州,翻越大庾岭,到达韶关乐昌的,就是湘粤古道。
经这条道路往岭南去,是一场艰难的行程。到达湖南后,从长沙经过湘江,入耒水,再进入郴水,到了郴州,就只能上岸,改用骡、马或者人力驮运了,行经九十里至宜章。然后再换小船,沿武水,到达广东坪石,换双船经九泷十八滩至乐昌,换大船依次至韶州、佛山、广州。往北,郴水船载下达永兴,至耒水,顺流而汇湘江。至衡阳、湘潭、长沙,出洞庭而达汉口。
这条线路辗转艰难,而且武水段水势凶险,只能小船行驶,时常出现事故。但是,唐朝前,湘粤古道依旧是最主要的南北交通干线。
汉唐时期,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都在长安、洛阳,政治文化中心在中原,而秦汉时期,广州已经是最重要的港口。从地图上我们就可以发现,从中原越过南岭到达广州,湘粤古道是最直接、也是距离最短的通道。
不过,唐朝以后,政治经济中心开始南移到长江下游地区,而且,随着开通京杭大运河,张九龄开辟大庾岭新路,南北交通也随之东移,翻越大庾岭的梅关古道成为了南北最重要的交通干线,而且长期稳定于江西境内。
交通线的东移,并没有让郴州很快衰落下去。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张伟然认为,随着经济文化的发展,湖南交通线的绝对交通量还在增加。清朝时闭关锁国,只准广州一口通商的政策,让湘粤古道重新兴盛起来,演变成湖广商道。嘉庆年间,郴州“盐贩贩盐而来,广客买麻而去,六、七月间收焉,九、十月间取茶、桐油。行旅客商,络绎不绝。……诚楚南一大冲会也”。
对郴州交通地位冲击最大的是通商口岸的开放和海运的疏通,进入水运时代。中外贸易的中心,从广州转移到上海。
1842年以后,上海、汉口、长沙、岳阳等地相继成为通商口岸,海运疏通,广州不再是唯一的出口,湖南出口的货物更多地经过长沙、汉口沿长江运往上海,也从这条线路进入湖南,水路成了南北贸易往来的首选。曾经作为商品集散地的郴州迅速衰落,经济凋零。“海运疏通,百货隧徙而之他,加以陆运濡迟,拔夫偷损,富商大贾,悉视州道为畏途。”曾经繁华的郴州城“河街店栈,落落晨星”。
这次,与湘粤古道同时衰落的,还有江西的梅关古道。
粤汉铁路,是“争”来的
“今日之世界,铁路之世界也。”十九世纪末,湖南人谭嗣同呼喊,这意味着古老的中国,开始进入火车时代。
1896年,盛怀宣、张之洞等洋务派提议修筑粤汉铁路,刚经历了甲午战败的清政府正在发愤图强,很快就同意了这个提议。
线路如何选择,是经过湖南还是经过江西?
两条线路都是古商道,经过江西,要绕道,距离稍远,但是当时江西较湖南发达,在官员的印象里,江西民风开明;经过湖南虽然距离近,官员们觉得湖南人认死理,民风彪悍,动不动会撬铁轨,破坏建设;官员们在权衡之后,决定绕道江西。
这回,湖南的绅商们充分发挥了鼓与吹的特长,强烈要求粤汉铁路经过湖南,上奏折、写文章,营造舆论氛围。
其中最有名的是谭嗣同,写了一篇《论湘粤铁路之益》的文章发表在《湘报》上,历数走湖南的“九大利”,“一曰径直”“二曰坦易”……“九曰力争形胜之地”。当然,也不忘陈述绕道江西的“六不利”,弧而迂,阻而劳,梁而费,需而窘,扰而败,冷而涣。
湘绅联合湖北、广东两省的商绅上禀,陈述湖南多矿产、铁路经湖南可以拱卫西南的安危等优势,并表示,湖南人已经“风气渐新”,不会有人捣乱;熊希龄、蒋德钧面见张之洞、盛怀宣等决策者。张之洞、盛怀宣被湘人的热情和执着打动,更被湖南丰富的矿产打动,当时的汉阳铁厂正处于燃料匮乏的时候,而湖南宁乡等地的煤矿足以满足汉阳铁厂的需要。在湘人的呼吁下,粤汉铁路改道湖南,1898年动工,1935年,南岭所有重要隧道被打通,当时的粤汉铁路局局长是郴州人——陈毓英,1936年,粤汉铁路全线通车,是京广线的南段前身,
粤汉铁路郴州段基本上与湘粤古道平行。一是古道选择的是较为平坦的山间孔道,适宜于修路;二是因为古道能够“因而用之”,工程较省。其后的京广线、京珠高速、高铁等东西大动脉的修建,线路与湘粤古道大体一致,而郴州也成了南北通道上重要的一个枢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