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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下，相亲节目盛行，十几个女孩相看一个男人，或十几个男人围观一个女孩。一堆人对长相、衣着、性格、职业、身家、爱好品头论尾，或直言爱意，或语出惊人，更有“你看我怎么样，带我走吧”直爽之言，其大胆索爱，令人咂舌。与其说是相亲，不如说是娱乐。

　　

　　在古代，中国女子往往“生在深闺人未识，是妍是媸无人知晓”。经媒人说合后，男方往往提出看一看的要求。这种由男方在媒人的安排下到女家作初次访问的活动，称之为“看亲”。雅称“相亲”。

　　

　　古时人们如何相亲呢?

　　

　　相亲的日子是由媒人预先定好并通知男女双方的，因此，双方都要作好准备。男方要根据妇方父母的爱好，准备一点礼物;妇方要洒扫庭院，准备接待客人。作为当事人，男女二人都要打扮得尽可能有风度，有光彩一些，以便给对方一个好的“第一印象”。

　　

　　看亲是婚姻能否成功的一个关键环节，特别是男方，尤其要慎重要对待。礼物虽无非烟酒点心之类，并不在乎数量多，价值高，而一定要投其所好，切忌触犯对方父母的禁忌;衣着打扮要大方入时;言行举止要谦虚有礼。古时看亲时，男子只能由媒人创造机会偷偷看姑娘一眼，现在不同了，男女双方可以直接见面、谈话。双方都有机会对对方有一个初步了解。

　　

　　中国是个“礼义之邦”，讲究含蓄。看亲的结果往往并不直接表白出来，而用各种暗示来表现。很多地方都是在男方进门之后，女方父母先给小伙子倒上一杯热茶，小伙子看了姑娘觉得中意，就把这杯茶一口饮干;然后姑娘的父母同姑娘一起商量，如同意结亲，就留男方和媒人吃饭，不同意就任由男方告辞回家，有的父母甚至还托媒人将男方带来的见面礼带走。有些地区除了看亲之外，还有“察人家”的习俗。“察人家”其实也是看亲，是男方由媒人带领到女方看过姑娘后，妇方父母对婚事暂不表态，再由媒人带领，回方男家。祁阳一带则称为“看当”。看当时，男方父母应先奉上香茶一盏，然后和妇方父母交谈。妇方父母通过察看男家并与男方父母交谈，如果对婚事认可，就将香茶喝尽，男方父母立即以“亲家”相称，并盛情款待客人。否则，女方父母应起身告辞，男方不要勉强留客。

　　

　　在古代，男女本人对自己的婚姻根本没有话语权，一切听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婚姻大事，全由父母做主。如果“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钻穴隙相窥，逾墙相从，则父母国人皆贱之”(孟子·滕文公下)。而且在婚姻嫁娶的环节中，并没有相亲环节，洞房之前男女双方是不能见面的。在宋代以前，依照古礼，婚姻嫁娶要经过纳采(送礼、求亲)、问名(询问女子姓名、生辰)、纳吉(到女方家送礼、订婚)、纳证(男方向女方送聘礼、请期(定婚期)、亲迎(成婚)等环节，古称六礼。到了宋代，据《朱子家礼》所述，六礼已减为三礼，即纳采、纳币、亲迎。但是，无论婚礼繁琐还是简洁，一概都不重视见面相亲。如果说像现在那样男女交往一段时间再结婚，在古代则属于雷人的事。

　　

　　当然，宋代礼仪相对灵活，并不完全拘泥于古礼。所以，也有重视相亲的。据北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记载，相亲时，男方的亲人或者母亲到女方家，如果看中了，就送一枝钗子插在女孩头上，叫做“插钗子”;如果不中意，就会留下一两块彩缎，给女方压惊，这亲事也就算了。从记载上看，男方对女方是有选择权的，起码男方家长看到了女孩的长相。而女方只能凭媒人三寸不烂之舌，稀里糊涂地把女儿嫁了出去。洞房之夜，女子“看见员外须眉皓白，暗暗的叫苦”，咒怨媒人“将我误了”(宋话本·志诚张主管)。

　　

　　在中国，凡大事或喜事必有酒。南宋吴自牧的《梦梁录》如此描述相亲情节，“男家择日备酒礼诣女家，或借园圃，或湖舫内，两亲相见，谓之相亲。男以酒四杯，女则添备两杯，此礼取男强女弱之意”。意思是说，男方挑个好日子，带着礼品到女方家里，或者在园圃里，或者在湖上，双方见面。桌上，男方放四杯酒，女方放两杯酒，以表示男强女弱。在觥筹交错、酒酣耳热的背景下，男女青年一生的幸福就这样被决定了。神马脾气秉性、生活习惯、才能爱好，统统都是浮云，全凭那句“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古代富豪选妻子，可不会这么简单草率，婚姻大事，岂能钱情交易当儿戏?而是要考虑诸多配置，比如是否符合门当户对、联姻策略、聘礼与嫁妆对等、女方识字率、品貌等原则，“郎财女貌”在古代并不吃香。

　　

　　看过香港女星佘诗曼主演的《金枝欲孽》的观众，可能对其中的皇帝选妃情节记忆犹新，细节再现堪称全方位。而近两年屡屡被曝的富豪相亲派对，其盛况其性质，与古代帝王选秀亦何其相似。

　　

　　那么，古代富豪又是如何相亲的呢?

　　

　　“霸权逻辑”不能使“鬼推磨”

　　

　　富豪的“霸权逻辑”乃是社会心理定式，不是今天才有的，毕竟拜金风也不是今天才呼呼刮起来的。

　　

　　在古装剧里，我们会经常见到富家公子于光天化日强抢民女，比如王老虎抢亲，比如《花田喜事》里的小霸王周通等，都是这种霸权逻辑的滥觞。《红楼梦》里呆霸王薛蟠也是个例子，他骄横跋扈，倚财仗势，强买英莲(即香菱)为妾，喝令手下豪奴打死冯渊。历史上此类富豪不在少数。西晋那位与王恺斗富的石崇，富可敌国，他可没少做欺男霸女的事。当然，富豪的霸权逻辑，在官员的霸权逻辑面前不堪一击。石崇在位时，赵王司马伦即相中了他的小妾绿珠。等他失去官职时，司马伦便明目张胆地派人向石崇索取绿珠，逼得绿珠跳楼自杀。

　　

　　这种逻辑不光是具体行为的用强，寻常婚俗里也有它的影子。

　　

　　如南宋吴自牧在《梦梁录》里这样描写相亲：“男家择日备酒礼诣女家，或借园圃，或湖舫内，两亲相见，谓之相亲。男以酒四杯，女则添备两杯，此礼取男强女弱之意。”

　　

　　富豪不能绝对主导婚姻

　　

　　男尊女卑，固然是两千年封建社会的主流形态，体现在富豪相亲上，女性尊严被完全矮化。那么，古代真是这样吗?答案是，不一定。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一定程度地削弱了古代婚恋自由，但女子在选择权上，也不是完全没有，男方想绝对主导婚姻，恐怕只是传说，否则也不会出现《列女传》了。有的时候，贵为天子的皇帝在选择后妃方面尚且不能做到随心所欲，商贾富豪安能?这是一个历史认知的盲点。

　　

　　一方面，古代男女之间其实没那么多禁忌。先秦时期，《周礼·地官·媒氏》曰：“仲春之月，令会男女，奔者不禁。”政府非但不反对两性交往，还在春暖花开之际组织大规模的“相亲会”。秦朝之后各代，对男女之妨进行了立法，如“防隔内外，禁止淫佚”、“男女授受不亲”等，但在每年的上巳节、元宵节和七夕节，政府并不反对女子抛头露面，游园聚会，包括“相亲”。另一方面，婚姻的选择，不仅取决于男方是否有钱，是否想娶妻，而在于女方或女方家长对未来女婿发展前途及其家族背景的研判，选择权是公平的。我发现，越是礼教笃甚的时期，这种现象越明显。

　　

　　比如北宋大儒程颐有个侄女，“幼而庄静，不妄言笑;风格潇洒，趣向高洁;发言虑事，远出人意;终日安坐，俨然如齐;未尝教之读书，而自通文义。举族爱重之，择配欲得称者。其父名重于时，知闻遍天下，有识者皆愿出其门。访求七八年，未

　　

　　有可者”，25岁还没出嫁。

　　

　　以二程的地位与名望，找个乘龙快婿该不是难事，但能否让侄女满意，却是个难事。其中，女子的权利自觉或许起了关键作用。

　　

　　曾巩在父亲死后面临着为9个妹妹找丈夫的重任，他坦言自己“大惧失其时，又惧不得其所归”。这已然是选择性纠结了，既怕耽误了几个妹妹的终身大事，又怕所选非人，让妹妹们未来不幸福。

　　

　　“郎财女貌”在古代并不吃香

　　

　　传统戏剧里，像牛郎织女、陈世美与秦香莲等，之所以均是悲剧，门不当户不对恐是根源。我无意贬低其中的真善美元素，只是就客观现实说一个道理，你让一个名门闺秀嫁给一个大字不识的村夫，她会幸福吗?

　　

　　另外，儿女婚姻历来也是父母及家族的一种策略，上到皇帝用公主和亲，下到庶民“嫁娶先近邻”(白居易)，无不体现了多种登对配置的重要性和策略色彩。实际上，官员与官员家族联姻，官员与富商家族联姻，以及“亲上加亲”或“累世婚姻”等，在历史上并不是什么新鲜事。

　　

　　洪迈曾讲述黄左之的故事，黄左之1180年赴京城赶考，遇见一位姓王的富绅，二人成为好朋友，王不但供给黄左之生活费用，还许诺如果黄左之通过了考试，就把女儿许配给他为妻。黄左之后来果然中了举，得到新娘和500万钱的嫁妆。这个故事既寓意婚姻投资策略，又寓意聘礼(中举进仕途)与嫁妆的对等。有500万钱嫁妆作保证，起码可以使新娘子不会因为是商人女儿而被夫家瞧不起。试想一下，若一个富豪单以“女貌”选择应选女子，而不考虑其他配置，那么，他的婚恋观就很难被人认同。

　　

　　《新唐书》说：“敬宗饕沓，遂以女嫁蛮酋冯盎子，多私所聘。”“敬宗为子娶尉迟宝琳孙女，多得赂遗。”《大唐新语》说：敬宗“又纳资数十万，嫁女与蛮首领冯盎子及监门将军钱九陇(子)”。“九陇本皇家隶人，敬宗贪财，与之婚姻，曲为九陇叙其阀阅。”他将一个女儿嫁给富豪冯盎之子，又将另一个女儿嫁给本是皇家奴仆、后升监门将军的新贵钱九陇的儿子，为儿子娶的则是名将之后，动机虽说都是贪图钱财，但不排除有门当户对、联姻策略的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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