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神萌芽于人类的食物崇拜，由食物崇拜进至到图腾崇拜，而图腾的人格化，便出现了文武财神。土地神是冥界职位最低的神祗，但它却是万神之源，自然，它也是财神的源头。由于地域不同，种族的差异，便有各式各样的土地神，成为民间崇拜的偶像。财神庙的兴起，便是人类自造的财神的一种异化现象，人类占有了财产，便是有福，而长寿又是最大的福，由此，民间便产生了“福、禄、寿”，所谓三星崇拜。而且，这一崇拜至今不衰。
一、食物崇拜
财神究竟是如何起源的？这一问题是不难回答的，因为自从人类脱离了动物界他并没有摆脱要吃东西才能维持自身生命这一基本的需要。这就决定了他们必须寻找食物去填饱肚子，才不至于饿死，但这些食物又不是随意可以寻找到的。即便是野果，一旦季节过了，在那漫山遍野就只剩下那光秃秃的树枝了。即便果子挂满枝头时，还有其他的动物来争抢。一当漫天的冰天雪地，严寒封锁着大地，死亡威胁着人类生存之时，他们只有去拼博去抗争，直到从这个世界离去为止。虽然人类生存了下来，繁衍了下来，但至始至终对食物的依赖性，对死亡的恐惧性，却越来越无法解脱，而慢慢地便在意识形态中产生了一种超自然的东西，对这种东西，谁也说不清道不明，但却能支配着他们的生存和生命。由于原始人首要的是如何解决食物，所以这种超自然力就必然会成为支配和掌握着食物的神秘力量，这种神秘力量可能就是财神的萌芽。
人类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一直是赤身裸体的，而毛发并没有脱落尽，这些毛发便是抵御外界寒冷的保护层，换一句话说：原始人类在旧石器时代以前的野蛮时代，生存下来的唯一目的就是寻找每天的食物，他们对衣服、对住的地方（岩洞），并没有任何可担忧的。而且他们根本上还不怎么需要。由此他们每天所思考的是食物，由食物而想到的是某种尚无法理喻的超自然力，而往往又利用他们的幻想企图去战胜这种超自然力，至少去设法如何摆脱这种超自然力的束缚，获得更多的食物。究其原因：食物是人类的第一需要，没有食物人类就会饿死，但是人类之为人类是不会消极地等待死亡的，饥饿感对原始人类有无穷无尽的诱惑力，他们正是在这种诱惑力的驱使下生存下来的。这样便一代一代地繁衍了下来。如果说原始人类对食物的崇拜是一种自然崇拜的话，那也是最早的唯一的一种自然崇拜而已。
二、图腾崇拜
原始人类居住在林木森森、芳草鲜美、鲜花争艳的繁茂的原始丛林地带，然而，他们并没有去崇拜眼前的鲜花、高耸入云的巨木，璀灿的高山湖泊，然而，他们却在居住过的洞穴里留下了至今没有被磨灭掉的动物炭画，这是为什么呢？原来是他们每天都要吃东西，即便是婴儿一生下来噘着嘴哭，无非是要吃东西，要寻找能填饱肚子的乳汁。而母亲却需要食物才可能维持自己的生命才可能为儿子提供更多的奶水！然而，食物的获得又是如此的艰难，甚至为了食物还有的部落成员为此而献出了生命，成为猛兽的腹中之食。原始人类为了食物付出了多大的代价啊！古希腊一则神话说：国王坦塔罗斯受到神的惩罚，浸在齐颈的深水中，身旁有棵果树。但他低头喝水，水即退去，他伸手摘果，树就避开，他永远受着饥渴的煎熬。这则富有哲理的故事描绘了在自然和社会中受到折磨并感到迷惘的古希腊人的形象。因此，那些原始狩猎部落，只能去瞄准野牛、野马捕获，原因是这两种动物比起猛兽老虎、狮子、熊来要温顺得多这样就既容易获取又少些自身的危险，加之它们体大肉多，能解决部落更多的人的食物问题。但是每一种动物都有它们自身的防卫能力，它们决不会让人们轻易地便捕获到了成为人类的腹中之食，因为它们同样要繁衍下去。
动物的自我生存能力的选择，致使原始人类捕获起来，遇到越来越大的麻烦和困难。为此人类不得不进行祈祷，且作自我安慰。特别是在饥肠轳轳时，总希望在第二天能获得一头野牛或野马来饱肚子。这种欲望自然而然就诱发了部落中某些成员的灵感，于是，他就从火堆中拾起一块燃烬的木炭，在洞壁上把野牛、野马的形象画了下来，然后，让所有的部落成员来崇拜、来祈祷，希望第二天能猎取到它们，一当他们第二天果真获取到了一头野牛或野马，人们对那无意识中画的野牛、野马就会迷信起来，把它当成神来崇拜，抑或这就是人类最早的图腾崇拜。我们还可以汉民族后来崇拜的龙的图腾来作一分析：龙本身是一种不存在的动物，因此，这种龙的图腾实际上是原始人类图腾崇拜的一个综合物，龙的头上的角实际上是野牛的角，龙头的面部实际上是野马的头部，这样就把原始人类早期的图腾崇拜物融铸在一起了，成了龙头，而龙身又是鱼的身子，龙爪又是鸡爪，这样一个中华民族的龙的形象就站立起来了。这种由至少四种动物组合起来的新的品种，开始就具有财神的原始意义，从而成为华夏民族的象征物。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原始人类对野牛的崇拜吧！北美印地安人的野牛舞是在许多天都没有捕获到野牛而濒临饿死境地时跳的舞蹈，而这种舞蹈一直要跳到野牛出现在猎人面前时为止，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这种舞蹈具有逗引野牛的实用性。同时也表现了印地安人盼望野牛重新出现的愿望，还有一种就是企望超自然力的神看在对人类的护佑上，驱使野牛出现，避免人类饿死。为此我们可以从中发现：在野牛崇拜的背后还隐藏着对某种超自然力──财神的崇拜。不过此时，还是一种图腾崇拜而已。而这一图腾崇拜还没有得到神化。一切都还是那样原始、那样符合人类发展的自然规律、那样合情合理的。既有它的神圣感又有它的实用性，这就为财神的正式出现作好了铺垫。
无疑财神是在图腾的基础上产生的。它的萌芽期仍然是一种图腾文化，并没有脱离图腾崇拜。
根据上述：图腾崇拜是一种对食物的迷信而形成的拜物教。它是在自然崇拜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的。对食物的崇拜、对野牛的崇拜，还是一种自然崇拜，到图腾崇拜还有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图腾崇拜是与狩猎、采集野果及其生活资料相适应的一种原始宗教形式，它产生于旧石器初期而兴盛于旧石器中期，繁荣于旧石器晚期，至新石器时期而逐渐衰落。图腾最初被视为民族部落的亲属或祖先，而不是神。万物有灵观念产生后，图腾才被神秘化了，成为氏族、部落的保护神，或演化为地域保护神，成为人们取之不竭和用之不完的财神爷。
在图腾崇拜时期，原始人类不仅用动物、植物为本氏族、本部落的图腾标志，而且还以某些自然现象或自然物为图腾的象征标志。在世界上许多民族的祖先都曾以自然现象如太阳、星星、雷、闪电、虹、水、火、风、云、海等为其象征标志。我们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中的某些民族都曾以上述自然物为图腾。如川滇边境地区的傈僳族人他们中有两个支派各以太阳和霜为图腾；彝族支派繁多，他们中就有某些支派尊崇山、水、地为图腾的；珞巴族中的个别氏族部落就以太阳、月亮为图腾。远古人类对自然物的崇拜，已经隐含着对财富的企望了。
然而，在图腾崇拜的盛行期，人们把图腾视为本群体的血缘亲戚或祖先，并用“父亲”、“祖父”或“兄弟姐妹”来称呼他们。如东北的鄂伦春人称公熊为“雅亚”（祖父）；称母熊为“太帖”（祖母）。海南省的毛道黎人称雄猫为“祖父”；称母猫为“祖母”。云南省普米族称蛙为“舅父”。这些都表明：人们最初都不把图腾来当作神灵崇拜，既不向图腾祈祷，也不向图腾祭奠，在此时图腾是尚未被神化为自然神，仅仅把它们当作亲属和祖先或群体的标志象征。
随着万物有灵观念的产生，各种图腾逐渐被神化，逐渐演化为氏族的保护神，各种自然物自然现象无不例外。当农业、牧业出现以后，自然现象的变化对社会影响极为明显，风调雨顺对农作物就会有一个好的收成，反之亦然。畜牧业也一样，水丰草茂则牛肥马壮，而风雪严寒却使牛羊大量死亡。就拿人自身来说也有一个生老病死的问题一直困绕着人们，人为什么要生又为什么又要死？上苍造就了人类为什么又不给足够的食物？为什么要经受焰焰赤日的煎熬和风雪严寒的冻馁？凡此种种，都会使人们对自然现象既崇拜又畏惧。于是原来被人们奉为图腾的自然物和自然现象就逐渐被神化和神秘化了，甚至被人格化了，被赋予了神性和神职。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专门祭祀自然神的仪式，受到人们的顶礼膜拜。当这些自然物和自然现象──图腾被神化后，很快就超越了氏族部落的界限，受到人们普遍的崇拜。因为它成了一种抽象物，而再不是一般的自然物或自然现象了。
由此观之，图腾崇拜与自然崇拜有密切的关联，由昔日的作为图腾的自然物或自然现象演化为自然神，也就是财神的一条途径。
不管怎样说，人们对自然物的崇拜，总是与他们的生存有关的一些物件，换句话说就是人们的财富。即使是自然现象也与人类的生存环境直接相关的，如太阳，不仅可以使他们得到温暖，而且有了阳光（白昼）他们才能去觅食，相对的黑夜，不仅使他们寒冷，而且不能去寻找食物，所以他们要崇拜太阳，而不崇拜黑夜。为此人们把那些神化了的自然物赋予了职责来更好的保护他们，使他们兴旺发达，创造一个好的生存环境，使他们更容易获得食物。因此每一种自然神都有一种神职，其最初的神职都是主司本身的自然物和自然现象。如太阳神主司太阳、风神主司风、雷神主司雷、土地神主司土地、山神主司山等。后来，由于社会发展和人类生活的需要，人们祈求的越来越多，于是对自然神赋予了越来越多的职责，便出现一神多责的现象。如太阳神，人们已经不仅仅祈求它赐予阳光了，而且还把它视为丰产之神，民族和王权的保护神，以及光明正大、明察秋毫的神，雷神、天神、山神、土地神也具有多种职能而造富于人类。
自然的形象却是客观存在的现实，人们司空见惯，而自然神的观念却是在这些司空见惯的物象的基础上产生出来的，而这种观念产生后，对物象就更加对象化了。因此，自然形象是人们祭祀、祈求的对象，是自然的象征物，它是由自然神观念而衍生的。今天大多数民族都有千古遗传的自然神形象，但也有少数民族没有自然神形象。
在自然神观念形成之初，人们直接崇拜自然或自然现象本身如祭拜天便直接对天进行跪拜、祈祷。如川滇交界的泸沽湖的摩梭人即烧树枝以祭天和祖先，使烟火带着人们的祈求和祭品直达天空。西南地区许多民族都祭山，最初也是对山而膜拜。祭土地一样，人们最早是把牺牲埋入泥土里面。然而，天空无限；土地无垠，不可遍敬；不可遍祭，山川众多；湖泊无数，不可遍礼；不可遍礼祀！人们这才不得不把某种自然物或动植物来作为自然神的象征。如象金沙江流域一带的少数民族的土地神以土丘、石、树、树枝、木桩为神的象征或象征物。在这些形象前供祭品，焚香祭奠。天神、山神、风神、雷神、雨神等也各以动物、植物、无生物或人造物为形象。后来随着抽象思维的进一步发展，自然神形象也进一步演化，由其他非人形象演化为人形偶像。它是自然神发展的最终产物。在中国许多寺庙里都供奉着人形的土地神（重庆供的总土地爷──唐代诗人韩愈）、雷神、太阳神、财神（文为范蠡、武为赵公明）等自然神形象。
人们对财神的祭祀场所的选取是在图腾崇拜观念产生后出现的，这是确定无疑的事。在财神还没有产生前，即自然神的早期，祭祀自然神是没有任何仪式场所的，随时随地都可以祭祀。但随着自然神观念的发展而祭祀也开始规范化起来，逐渐形成了固定的祭祀场所。最初的祭祀场所是简单的，如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祭天，就在某座高山上，或在某棵大树下面，或在水边，或在杆子下。后来人们为了表达对自然神的虔诚心理，修建自然神神庙和露天祭祀场所。20世纪60年代开始中国许多地方的山神庙、土地庙、雷王庙、财神庙，以及露天祭祀场所几乎遭到了全面破坏，而无一幸免，20世纪的80年代中期，那些带有浓厚的宗教迷信色彩的各种寺庙趁改革开放之机而得以死灰复燃。有些地方人们的生活水平尚未达到温饱，但为了求财神爷的光顾而不惜从那羞涩的口袋中掏出那仅有的几个钱来修寺庙，树起人们心中的财神形象。
人们一当把寺庙修建起来后，便要开始祭祀活动，因为只有这一祭祀活动才是人与神相沟通的唯一途径。如果人神不能达到交流就谈不上祈福了，而财从何来？祈求财神的仪式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不断变化着的，早期的仪式是极为简单的，后来却十分繁杂。如果从性质来看：巫术仪式最早，巫术与祭祀活动相结合晚。最晚的是纯粹是祭祀仪式。从祭品来看，活人祭、血祭、火祭是较早的；牲祭、禽祭则稍晚，最晚才是一般性的食物祭祀。从这一祭示过程的发展来看，财神爷给人们的越多而财神应享受的供品却越来越不值钱。也就是说人们对财神爷的虔诚心已经贬值了。然而，祭祀的规模却越来越大，它不仅有普通的祭祀，而且还有特殊的祭祀典礼。普通祭祀是非固定的日期举行，非集体的祭祀。是某家某户或若干户所举行的祭祀活动。祭祀典礼，于固定的日期举行，集体性的祭祀活动，如象农历三月三的财神庙会。
通过对自然神和图腾崇拜的叙述，我们可以看到它的神化和人格化取决于人类对财产的占有的多寡，以及战胜大自然的能力。所以当时的人们还生活在虚幻和现实的交界处，即一半是虚幻，一半是现实。在旧石器晚期，新石器的开始时代，人类对食物的需求似乎显得不那么紧迫了，这与上苍的看重和超自然力的护佑有很大关系。因为人类在战胜大自然的长期实践活动中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并获取到更多的食物来填饱了肚子，此时，也就感到了另一种需要：用树枝、树皮、兽皮来遮蔽自己的身体，开始虽然是御寒而后来就有了羞耻的意识了。正如《易经?上六》爻辞所说：“女承筐，无实；士刲羊，无血”。虽记的是劳动场面，但他们剪羊毛的目的不过是为了御寒遮丑罢了。当然生存条件的改善，随之人们的意识也开始变了，过去对野牛、野马崇拜的方式也自然变成了象《吕氏春秋》上写的：“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阙”。因此从虚幻中走入了更为实际一些了，过去庄严的图腾崇拜竟然变成了一种游戏，从此，超自然力也退避三舍。这样使神性的淡化，人们也就从过去的主要对物质生产的思考转向到对人的自身的思考了，这就是人对人的生产的思考。当然，仅凭虚幻是无法来承担人类自身这一生产的重任。于似乎便创造了一个既能赐予人类财富又创造了人类本身的神祗──女娲。女娲这一造人、造物之神，应该是人类创造于新石器时代的智人时代。1987年8月在金沙江畔的攀枝花市区回龙洞发掘了原始人类的遗址，发掘出大量原始人类的遗物。中国科学院古脊椎所进行了碳14测定认为：回龙洞遗址，处于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过渡时期，在这一关键时期，演化的态势十分明显，尤其是距今一万五千年左右的文化堆积，出现了骨针、砾石穿孔器、火塘和新技术产物和新生活内容，是古人类进化的标志，闪耀出了原始文明的一线曙光。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原始人类已经专注于物质的实用性而不是神性，其原因就是因为女娲的出现改变了一切，世间一切都被她改变了，整个宇宙都变了颜色，鲜花更加美丽，山川河流也变得如此温顺而循规蹈距，洪水猛兽再不是人类的敌人，因为有了女娲和她为此而创造的人巡视在这天地之间。
中华民族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创世纪史诗，这一部创世纪史诗都记载了各个民族的起源。中化民族崇拜的最大女性神女娲，是她创造了人类本身，成为人类的始祖当之无愧。传说女娲能生化万物，每天至少创造出、化育出70余种东西来，她的一断肠子就生化出10个神祗。当然女娲最大的功绩是抟黄土为人和炼石补天。
巴蜀古人留下的《山海经》上说：“高梁之山，又东四百里曰蛇山”。“蛇山”即今天所称的大巴山，即中皇山，山南古之巴国，山北为汉水流域，陕西平利县在汉水与大巴山之间，其间有女娲庙与伏羲山相连接，女娲、伏羲皆人首蛇身，以此作为大巴山之神！因为那里就是女娲造人这处。女娲在造人之前，于正月初一造出鸡；初二造出狗；初三造出猪；初四造出羊；初五造出牛；初六造出马。造到初七这一天她才感到应该造人了，于是她便用黄土和着水仿照自己的模样，造出了一个个的小人来，她造了一批又一批，感到速度太慢了，于是扯下一藤条蘸满泥水挥舞起来，星星点点的泥水洒满一地，点子大的变成了男人，点子小的变成了女人。然后她指定这些男女进行婚配，开始依靠自己的力量来接种传代繁衍下去。
从另一角度看，在女娲造人之前她已经为人类准备了食物，否则造出来的人就会饿死。然而，女娲在造人之初，已把人类对财富的分配不公定下了基调：因为她用黄土造的人便是富人，而藤条溅起的泥水造的人就是穷人，这种富人、穷人的分野究竟有什么依据呢？其原因就是用黄土造的人所用的力气多一些费时长一些，而用藤条所造之人相应要容易得多，元元众生都是用泥水造出来的，所以他们多而命贱，他们怎么能掌握更多的财富呢？不仅不能有多的财富甚至还要被剥夺应该属于自己的那一份财富。当然财富的分配不公我们也不能完全归罪于女娲，因为她造了人，为整个人类立下了无与伦比的功劳。能造人本是一件了不起的事。中国现代作家鲁迅在《补天》一文中对女娲造人作了最精采的描绘，特录于后：猛然间站立起来，攀上那非常圆满而精力洋溢的臂膊，向天打了一个欠伸，天空便突然失了色，化为神异的肉红，暂时再也辩不出伊所在的处所。
伊在这肉红色的天地间走到海边，全身的曲线都消融在淡玫瑰似的光海里，直到身中央才浓成一段纯白。波涛都惊异,起伏得很有秩序了,然而浪花溅在伊身上。这纯白的影子在海水里动摇，仿佛全身都在向四面八方迸散。但伊自己并没有见，只是不由的跪下一足，伸手掬起带水的软泥来，同时又揉捏几回，便有一个和自己差不多的小东西在两手里。
虽然，女娲做的梦读者无法知道，但她在打欠伸之前，天色是粉红的，而之后却一变为肉红，并且再也无从分辩她所在的处所，由此可见女娲全身作这种肉红色，与天色合一。这就暗示女娲已处于性兴奋状态，她的生命本能十分高扬，而生命本能的形式是“力必多”（Libido），而女娲的力必多大得惊人,可使天地为之变色。可是女娲找不到发泄的对象，她所面对的是茫茫大海，于是从表面上看她的热度下降了（身中央一段纯白）。弗洛依德曾经指出,如果得不到某个对象,人的能量发泄作用可能转移到其它可以获得的对象上，这就是所谓“移置作用”，而用来替换的对象与原来的对象应有某种程度的相似。女娲抟土为人，无非因为她本来追求的对象就是人，因为没有那种现成的对象，于是她便创造出这种对象来。在弗洛依德的理论体系中，如果替换的对象是文化领域内的较高目标，那么这种移置便是所谓的“升华作用”。在原始时代，任何创造都带有文化的意味，造人更是了不起的奇迹，女娲由性苦闷到创造人,是一次极其伟大的升华。
从这段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原始人类在解决了吃、穿之后，“性”的问题便提到了生活的议事日程上来了。女娲这一造人之神，实际上是原始社会晚期母系氏族社会，人类对母亲的崇拜的产物，换一句话说是人类对女性生殖器崇拜的对象化而已。人类要满足性欲、繁衍后代，当然离不开财富这一基础。但在当时的条件下要获取财富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样就不得不借助于神灵，所以，我们可以说：女娲是华夏民族有名有姓的中国第一位财神爷，但这位财神却是以神秘化图腾崇拜的形式出现的。由此我们可以得知：人类已经由动物图腾崇拜转向了人类自身，因此在这种转向之中财神的最后形象也就逐渐地明朗化了。
那时女娲把人造出来了，也为人类准备了生存条件。但天地混沌，灾难重重，也就在此时，女娲为人类作出了第二个重大的贡献──炼石补天，为人类进一步改变了生存环境。女娲的这一行为产生于原始人类已经能用粘土烧结陶器的时代。由于，松弛的粘土能烧制成比较坚硬的陶器，那么，如此坚硬的石头经过烧结不就更加坚硬了吗？但是在当时的生产力条件下人类是没有能力把如此坚硬的东西来制成工具的，那么，只有把它们拿去补天。今天看来传说的意义远远不在于女娲是否补了天，而是人们从这一传说中得到了启示：为农耕时代人们的冶铁技术提供了参照系数，冶铁技术的发明，铁的出现，也就为远古人类广开了财源。而又为中国传统的宗教----道教的炼丹术即所谓的点石成金术找到了历史神话的依据。
因此，炼石补天的神话隐含的意义为人类带来了无穷无尽的财富，所以这位最伟大的女性神就成了人类最早的财神。但由于在多神论的中国，神祗的职责越分越细，而神性却变得越来越世俗化了，女娲这位中国最伟大的女神竟被贬低成为了媒神，一个红娘不再具有创造万物的能力了。其原因是：母系氏族社会不是人类社会一瞬间，就被父系氏族社会取代了。为什么会这样呢？这难道不是女娲在造人之初犯下的过错吗？她为什么要把人分为富人、穷人？富人有权取得更多的财富而穷人却很少占有财富甚至被剥夺了财富。社会财富的分配不公必然会引起社会动荡不安，而到头来连创造人的神也变成了男人的财富。女娲这位造人之神从此也就黯然失色了，她既不可能再造人也不可能支配人类的财富了。尽管如此，人总得有信仰，这越到后来越是如此。特别是人类对财富追求，不能不对神灵越来越亵渎。对财富的追求的鸿沟欲望是永远无法填满的，因为它不再是原始人类只求得填饱肚子为止。人类为了填饱欲望的鸿沟，那么，财富从何而来呢？自从人类从树上下来后，开始了农耕之战，这样也就为人类的财富追求者提供了新的广阔天地。从而也使人们认识到财富来源于土地，而不是来自于虚幻的神祗。从那时起，人类便被捆绑在土地上了，因为只有土地才能给他们所需要的一切。当晋国公子重耳在逃亡的途中，向一位农夫讨吃的东西时，那位农夫却只给了他一块泥土。泥巴虽然不能吃，但泥土从此却给重耳无限的权力和财富。
原始人类对自然的崇拜最终被神化了。由于多神论的缘故，至始至终也没有形成一个全民族共同崇拜的财神，而在这种混乱之中开始了较为实际的土地崇拜。从此，人类结束了自然神崇拜而进入了民间宗教神崇拜的阶段。
三、土地神崇拜
1、土地神原型及神职
《易经》把地名之为阴，并排在第一位置，从中也可以看出古人对土地的重视，同时也是古人的长期经验的结晶。因为人类长期生活在这块土地上，土地成为孕育万物之母。赋予了人类所需要的一切，给予了人类无穷无尽的财富，这样理所当然的土地神就充当了早期的财神，成为人类的“衣食父母”，最初的土地神是社神，“社”的本义是“示土”──祭祀土地的古人称：“社者，土地之神能生五谷”。由于土地在人们生活中的重要地位，自然而然地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关注，一方面，人们并不理解土地的奥秘；另一方面，加之人们对土地的亲切感，于是对土地便赋予了丰富的想象，物质的土地便上升为精神的土地，由此，而创造了大大小小的土地神，各司其职，主宰一方，之后又不断地发展，形成了内涵丰富的土地崇拜文化。从而山神、土地神正式产生。
山神、土地神又被称之为穷神。吴承恩的《西游记》中有一段关于穷神的描写，此不赘叙。在小说中，这是对穷神──山神、土地最精彩的描绘。20世纪30年代，四川仁寿县著名武侠小说作家还珠楼主的《蜀山剑侠传》中塑造了一个神广大的穷神──叫化子，此人后来创立“雪山派”。
穷神还有自己的寺庙，但已不是供奉的山神、土地神了，而成了一种行业保护神。从前，那些从事殡仪工作的人，就崇拜穷神，此当别论。
土地神观念是土地崇拜文化的核心，其他文化元素都是在土地神观念的基础上产生的。土地神观念的形成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所以产生出了各种各样的土地神。因而，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土地神，即便一个民族，由于地域不同，他们所崇拜的土地神对象也不竟相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这些土地神都先后演变为财富的崇拜偶像，而并非对虚幻的神祗的崇拜，金钱开始左右了一切。对财产的追求成为一切活动的唯一目的，神的面纱终于被金钱撕开了。财神的最后一块净土，就只剩下偏远而落后的少数民族居住的地方了。
2、丰产之神
丰产土地神观念是各种土地神观念中最早的一种。它是在土地有灵观念的基础上产生的。人们崇拜土地神的最初目的，主要是为了祈求丰产。因此在人们心目中，主宰农作物的丰产，是土地神的主要神职也是最初的神职，这一点是华夏民族崇拜土地神的共同点。
3、保护神
土地神最初只主农作物的收获，后来，人们不断地给它增加神职，使它身兼多职能，甚至成为万能的神祗，成为各个地域的保护神。例如：社神、王神、侯神、州神乃至村寨的保护神。彝族崇拜的地神就是保证所有的子民们丰衣足食。若遇到水灾、干旱、虫灾造成庄稼欠收，便要杀鸡宰羊，将鸡血或羊血洒在地上，敬地神。祈求庄稼丰产，人畜兴旺。彝族同时还崇拜石神，石神也是庄稼的保护神，它保护庄稼、修造房屋、道路畅通的神。山神是力的象征，是保护山林、土地；保护庄、稼、人畜并制服一切妖邪的神。如川滇交界处的沪沽湖周边的摩梭人对格姆山（狮子山）神的崇拜。石神、山神崇拜不过是土地神崇拜的演变。
4、司鬼魂之神
由于古代多实行土葬，人死后要埋入土里，故而人们认为土地神有司鬼魂的神职，为阴间之主宰也。在中国的某些地区把土地神称之为冥间地保，这在汉族地区极为普遍。一当人死之后，家人必须去土地庙向土地神“报告”。然后，阴阳先生才开始相阴宅。紧接着祭祀土地神向土地神买土地。同时在抬着死尸的路上还得不断地向土地神发放买路钱。待丧事办完后，还要备办文书到县城煌庙里去“注销”阳间户口.
5、土地神与稷神
稷神又称谷神，是土地之魂──社神派生出来的。也是因为社神所司神职太多、太杂，因此，古人便在社坛之外另立稷位祭祀稷神。中国的北方是以小米为谷神；南方是以水稻为谷神象征。但是在祭祀时一般是与祭祀土地神同时进行的，很少单独祭祀。
土地神的产生源于人类的第一次分工，它是自然崇拜到自然神崇拜的过渡神祗，具有双重性质，所以，它也是财神的源头，恰如土地能生万物一样，土地神也能生万神。
6、各种土地神符号
土地神符号是土地神观念的对象化。远古时代人们只把牺牲直接贡献给土地，后来，也仅只有一个牌位。伴随社会的发展，人们认为土地神也是人，故把它人形化，并为他塑造了偶像。中国统一王朝出现后，抽象化的土地神被尊称为“后土皇地祗”，后土是与天帝相对的，总司土地的国家级大神，为道教的“四御”之一，由国家来祭祀。但在地方和乡里仍然供着地区性的土地神。
土地神，俗称土地公、土地爷。因在神祗中级别低下故与人们最亲近。老百姓还给他配备了老伴叫土地婆、土地奶奶。土地爷虽然地位低下倒也办实事。在吴承恩的《西游记》中妖魔鬼怪拿他出气，好人也要唯他是问，他左也不是人右也不是人。但在关键时刻，孙悟空还要从他那里获取重要信息。土地神出现在中国许多神话故事之中，如《天仙配》中的土地爷就是一位大好人。
土地神人格化的途径是把一些去世的名人奉为当地的土地爷。如三国时的钟山（南京）的土地神叫蒋子文；汉末的祢衡当上了杭州瓜山土地爷。一些县衙门奉肖何、曹参为土地爷。朝廷的翰林院和吏部把韩愈尊为土地公。南宋时临安（杭州）太学的土地爷是民族英雄岳飞。
然而，在华夏这广袤的土地上，成千上万的土地爷们，有名有实的占极少数，大多数是通用的土地爷。在乡村的土地庙很小，甚至有的仅是象征性的一个小庙，庙中土地爷大都泥塑或石凿成，形象为一身着长袍头带乌帽、慈眉悦目、银须漂洒的一位白发老翁，因此极象山村的老学究。他身边的老妇人，就是人们称的土地奶奶。有的土地庙只有土地公而无土地奶奶。
土地神只管某一地面或某一地区的小神，同时也就作为某一村寨的保护神或守护神。按照阴间所谓行政系统：最高主宰是地藏王，但实际最高统治者是东岳大帝、十大阎王是最高实权派人物，他们身旁有五道将军、各种判官等高极冥官辅佐，下辖各州、府、县城隍。县城隍手下则是各村、里的土地神。因此，土地神是阴间最基层的低级小吏，犹如阳间的地保之类。但也有例外，如重庆市有一条街叫总土地（今改为八一路勤劳巷），那时曾是重庆市地方总土地的祭所。这这个庙子里除了总土地外，还有各种小土地爷和土地奶奶30余对。总土地是唐代大文豪韩愈。相传韩愈当上总土地后，恪守职尽，到各地巡视，把那些不称职的土地撤换，并押回总土地府接受“再教育”，改造好了再去上任。那30几对土地爷和土地奶奶都是在那里闭门思过的。
原始宗教对土地的崇拜是因为土地是人类赖以生存的重要物质基础，任何财源，如衣、食、住、行全离不开土地，所以人们称土地是“人类的母亲”，于是又产生出了一个女姓神──后土娘娘。后土娘娘是道教尊神“四御”之一，即辅佐三清的四位天帝之一，另三位天帝是玉皇大帝、北极大帝、南极大帝。后土娘娘与主宰天界的玉皇大帝相配，中国的第二位女神后土主宰着大地山川，她就是中国道教的财神，即所谓的“天公”（玉皇）、“地母”（后土）是也！
后土最初是一位男性神（这与佛教中的观世音有异曲同工之妙），在中国古代的阴阳哲学中，认为天为阳、地为阴，所以，后土逐渐变为女性神了。这与中国一家一户的自然经济也有很大的关联，封建时代的小家庭一般是男主外而女主内，而只有女人才能守住财产，所以民间把后土尊称为后土娘娘。后土娘娘虽然形成于汉代（道教），但她却由初民时代人们所祭祀的“地母”演变来的。地母能生衍万物（五谷），而人们种植的五谷又是由野生的培育而来的，这一功劳又主要是母系社会中的妇女创造的，这一伟大功劳是值得人类祭祀的。因此，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景颇族、彝族、白族、苗族都还有祭祀地母的习俗，但祭祀时间各不相同。后土娘娘这一尊神到唐代时她的职权被贬低，成了坟墓的守护神，人们在清明节祭扫坟墓时并对她进行祭祀，以表其功劳。
上述是人格化后的土地神符号，下面再来看看较原始的土地神象征符号。
土丘 封土为丘，大概是最早的土地神形象。祭土即祭社，文献中多有记载。甲古卜辞不必说了，《国语?鲁语》上称：“土为民社，助时也。”《公羊传?僖公三十一年》也说：“诸侯祭土”，何休注云：“土谓社也”。传说有虞氏之社即土丘。《管子?轻重戊篇》上称：“有虞之王……封土为社”。《淮南子?齐俗训》上也说：“有虞氏之祀，其社用土”。今天，丽江的纳西族人尚有所谓的“告山”、“敬包包菩萨”，每一村落都有自己所祭祀的山头和土丘。
石 以石为社神的象征，较为普遍，古今各族都有发现。最早以石碑为社神大概要数殷人了。《淮南子?齐俗训》记载：“殷人之礼其社用石”。周代的军主也以石为社主。郑玄注《周礼?春官.小宗伯》之军社云：“社之主，盖用石为之”。
金代北京的社坛上的社主“用白石，下广二尺，剡其上，形如钟，埋其半”。清代北京的社坛“中设石社主，半在土中，祭毕全埋，覆以木盖”。近现代仍旧有一些民族以石为土地神或社神的象征。在大西南，古蜀人、彝族以大石为崇拜的对象。摩梭人以石凹、石凸为崇拜的对象。苗族也以长形的自然石为土地神的象征，进行崇拜。
树 《白虎通?社稷》上称曰：“社稷所以有树何？尊而识之，使民人望见师敬之。又所以功也。故周官曰，司则而树之，各以土地而生”。上古三代均曾以树为社神，但各代的社树又各不相同。夏后氏之社树用松树；殷人之社树用柏树。《论语?八佾》宰我答哀公云：“殷人以柏”为社长。周人又是以栗树为社树的。
古人有太社、东社、西社、南社和北社，而各社的树又各不相同也。《白虎通?社稷》引《尚书》说：“太社唯松；东社唯柏；南社唯梓；西社唯栗；北社唯槐。”
人们选择树为社的象征的原因：其一是树有极强的生命力；其二是使人们敬畏。彝族分支红鱼系，在腊月三十必须到山上寻找一棵代表土地神的树砍回家中，并插在院坝中间进行祭祀，直到正月十五才拔除掉。凡社树都是神圣的象征，不得亵渎，有的民族甚至不让女人走近社树。
树枝 以树枝为土地神形象本是由树而发展来的。云南巍山县彝族在祭“地母”──米斯时，便是以树枝来代表米斯。云南富民、武定两县彝族以三岔树枝一枝代表荞地神，以一枝青松枝代表水田爷爷，并插于田中。云南景东、禄劝等县的彝族也以树枝作为地神，插于土中进行祭祀。怒江两岸的白族在种玉米时必须祭地神，用长约五市尺之栗树枝或芦苇杆插于地上，以象征地神。金沙江岸边的少数民族也有用树枝作为地神的象征进行祭祀的。
木桩 以木桩为地神或社神同样是从树演变而来的。云南澜沧县拉枯族的社神即以木桩。他们每寨寨中都有一块空地，在每年的春节之时，都要栽一棵刻有图腾花纹的木桩，象征村寨神居于此。据说它是村寨的心脏，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人形以人形作为土地神形象是较晚才产生出来的。人形偶像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以人创造的人形形象为偶像的；一种是以已故的人为偶像的。
马可波罗曾到过云南，他在他的游记中记载了蒙古人崇拜地神的情景，他说：蒙古人“各置一神一家，用毡同布作成神像，并制神妻神子之像，位神妻于神左，神子之像全与神同。食时取肥肉涂神及神妻神子之口，已而取内羹散之门外，谓神及神之家属由是得食”。他们的土地神偶像供在天神牌位的下面，名曰“纳的该”。当然，云南的蒙古人已大多汉化，这一风俗已荡然无存了（参见何星亮《中国自然神与自然崇拜》P112-120）。
土地神原为女性，即所谓的天公地母。土地生万物，原始人类自然以之为女神。《礼记?郊特性》上说：“社，祭土而主阴气也。”也暗示出了土地神原为女性。上古最早的土地神应为后土，她是由初民社会所祭祀的地母而演化来的，因为地母能生五谷，五谷是由野生栽培的，这般工作主要是由妇女承担，在母系氏族社会，即称地母为后土，因此，“后土”在有夏之时即是地母的代名词。后字最原始的涵义是象母亲育子形，地母才是真正的后土，无论是土地神还是社神，最早都是女神。
汉代后土成为道教的“四御”之一，充当了道教名符其实的财神后，使土地神或社神由过去的女性变成了男性。《礼记?郊特性》正义注引《五经异义》说：“春秋称公社，今人谓社神为社公，故知社是上公。”过去土地神、社神都是男性，称土地公公或土地爷爷。根据道教的发展，地母、社母早于地公、社公。
人类对土地的崇拜，虽然产生于农耕时代，但是在神祗的发展史上，却占有重要地位。土地在人类心灵上深深扎下了根，人离不开土地，它不仅滋生了万物，成为人类生存的根基。换一句话说：他还是人类自身，女娲抟黄土为人，难道人不是黄土抟成的吗？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看：女娲抟黄土为人的神话，它就产生于农耕时代，由于对土地的崇拜，由土地能生万物，而联想到了人类自身也源于黄土，人死了自然要回归于黄土的。但是社会生活的复杂化，也导致了神祗的复杂化，仅一个土地神──对财神的崇拜是远远不能满足人类的精神需要，这样福神、寿星、文武财神便应运而生了。
四、民间财神
中国传统文化大都起源于民间，形成于朝庭，就其人类对自己命运的关注更是如此。在命运之神中，财运是其核心，没有财运何谈命运？财运是命运的象征！我们可以把战国时代那个御风而行，洒脱自在得意的列子作为例证。他在《列子.力命篇》中很巧妙地通过“力”和“命”的对话，宣传他对人生命运支配财富的思想。力对命说：“你的功劳怎比得上我老子呢？”命不慌不忙地答道：“你对世间事物有什么了不起的功劳？竟想和我老子比起高低来！”力不亢不卑地辩解道：“一个人的寿夭穷通，，贵贱贫富，正是我力所能及的。”命听后反唇相讥道：“彭祖的智慧不及尧舜，而活了八百岁。颜回的才华出众，可寿只三十有二。孔老夫子的德不比天下诸侯差，却在陈、蔡等国蒙了难。商纣王的行够不上仁人，但坐上了帝王的宝座。吴国公子季扎没能在吴国做上官，坏蛋田恒却篡夺了齐国的政。商国忠臣叔齐和伯夷饿死首阳山，鲁国权臣季氏的钱又远远超过了贤士展禽。如果说你力能发挥作用，又为什么要让彭祖长寿颜回夭折，孔子困厄纣王登基，季扎低贱田恒高升，伯夷、齐叔、展禽困而季氏富贵呢？”力被命这样一反驳，楞了好一阵才回过神来，“照你的说法，我虽然没有对世间事物有多大的功劳，可世道搞得这般模样，你又为什么不出来制止呢？”这时命胸有成竹地说：“世上一切事物都听凭他们自己去变化，长寿的长寿，夭折的夭折，困厄的困厄，通达的通达，贵的贵，贱的贱，富的富，穷的穷，难道是我能够改变的吗？”
从列子编造的这段对话中，我们便可以看出：世界上种种不合理的事情，财富不均的现象，都不是人力所能解决的。因为在命运安排面前，人力原本是渺小而可怜的。有道是拼命去追求，倒不如知足常乐！然而，孔子却告诉人们：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这个道就是不能损害他人的利益为前题，凭自己的才力去获取财富。
东汉哲学家王充，他本不信鬼神，一生反对迷信，可是对人的命运，却唯心地主张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他在《论衡》中说：“凡人遇偶（碰上好运）及遭累害（遭受灾祸），皆由命也。有死生寿夭之命，亦有贵贱贫富之命。”他还进一步论证道：“自王公逮庶人，圣贤及下愚，凡有首目之类，含血之属，莫不有命。”“贵贱在命，不在智愚”。王充这番高论，实际上是西汉兴起而流行的谶纬神学，各种方术迷信的余绪。从而也就给他的唯物主义哲学蒙上了一层阴影。
世上是否存在着命运之神呢？是否有一种无形的超自然力在支配着人的财运呢？不管怎样说，命运的观点源远流长，它产生于人类的童年时代，正如《易经》中所总结出来的：“乾道变化，各正性命。”这里的命，即“人所禀受，若贵贱夭寿之属也。”对于命运的记载在甲骨卜辞、彝器铭文中早已多次出现过。春秋时代，儒家的祖师爷孔子，早年雄心勃勃，带领门徒奔走列国，到处推销自己的政治主张，企图想干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业，可到头来却四处碰壁，最后才深深地领会省悟到：命运之神竟如此这般地厉害。然而，此时，他已是半百的小老头子了，这样他就不得不面对现实（苍天），发出无可奈何的哀叹：“五十而知天命”！这本是从他的不知命到知命这一转化过程中得出的结论，到头来，孔子不仅知命，而且还是一个畏天命的人。在他的影响下，他的门徒们便不遣余力地宣扬“生死有命，富贵在天”的宿命论思想，企图来欺骗和蒙蔽贫穷者。这些门徒还说什么：“不知命，无以为君子”“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险以侥幸”的思想。在儒家的说教里，一个人生死贫富，都是命中注定了的，作为一个君子来说，非得知命不可，否则就够不上做君子的资格。正因为君子是知命的，所以他们能安分守己，服从老天爷的安排，但是小人却不这样，他们不肯听从天命，往往冒险强求，希望侥幸能得个好结果，谋取一大笔财产。恰如民间所说的：马无夜草不肥，人无横财不富。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完全否定孔子天命观中的辩证思想，“既授于天，且受于人”。换句话说：“命”已经是上天注定了的，如一个人投生到官宦之家，或贫穷之家是不能由自己来选择的，但还有一个后天的造化，即“运”的作用，凭一个人的后天努力，是完全可能改变命运的。孔子这种思想也确实在后天得到了验证，无论是在政治领域还是在文学领域卓有成就者，大都是出身于贫寒之士，他们通过后天的努力和奋斗，终于改变了困厄之运。明代大散文家归有光，不正是通过他的几十年奋斗，在六十岁时方中进士，而实现了他的抱负嘛！
从天文学角度，我们来看命运的话，抑或能得到某种启示：我们生活在这一大宇宙之中，日月星辰在不停地运行，宇宙形成的力场，对每个人都会产生影响的，这样一来，当一个人受胎到降世之时，就显得尤为重要。仅就这一点，抑或古代的各种算命术、相术、方术尚有一点道理，但过分地推崇就必然会形成一种迷信，反过来桎梏人们的思想行为。同样道理，孔子的天命观经过孟子的补充和阐释，成为一种极有生命力的文化现象，就连世外超人老子、庄子，虽然讲“道法自然”，但在命运面前，也只得无为而无不为。
人相信命运之神，崇拜财神，这主要是古代有一批大学问家的参与、坚信和鼓吹，可谓盘根错节，阵容不小。在这历史文化背景之下，加之人们对种种不合理的社会现象如不该飞黄腾达的反而飞黄倦达；不该久处人下的反而久处人下；不该富贵荣华反而富贵荣华；不该穷愁潦倒反而穷愁潦倒，以及自己难已把握自己的命运；自己难已把握自己的未来；自己难已把握自己的财富等种种困惑，得不到圆满的答复，因此，自然而然地相信那些大知识分子的说教来了。而统治者为了稳坐钓鱼台，也乐于接受这一套，恰如基督教产生于民间，后被统治阶级接受了，遂成为统治者的工具。来为巩固自己的统治，确保永远支配社会的财富服务。
在8-9世纪左右，西方基督教传入中土，随着基督教的传入，西方巫术也掺和进了中国传统文化之中。以西方救世主的面目，既为人测命运，又为人测财运，这些东西不过为中国固有的迷信增添了些许新的光彩，也就使中国民间财神崇拜更趋完善。严格地说，在明代以前，中国民间并没有一个财神的偶像让人们共同来崇拜，财神崇拜也仅只是其他神的崇拜的一种附属。不论是文财神，还是武财神的偶像，都是在明代许仲琳的神怪小说《封神演义》的问世而产生出来的。文财神比干，是《封神演义》中的一个忠臣，被纣王残暴的掏了心，比干本是历史人物。武财神赵公明是《封神演义》中的一个虚构人物(因为他是秦朝时人，也有人认为是商周时人)，是一个武功法术高强的，而助纣为虐的人物。佛教中的善财童子，虽然在东汉佛教已经传入，但善财作为财神也应该在明代，它是与吴承恩的《西游记》的问世有直接关系，可以说，没有《西游记》，就不可能把善财作为财神爷来崇拜。因此财神作为人们崇拜的一种偶像主要是与明代的资本主义萌芽相关连的，是一种资本主义生产经营所需要的产物，就恰如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首先在中国现代又产生出了新的财神偶像──关羽。但在封建时代的羽帝庙，并不是把他作为财神来崇拜的，关羽毕竟是现代人的财神爷。
当然，在天命观十分流行的古代，也同样有人站出来反对，墨子应该说是有记载的第一人，他从功利主义出发，指出了天命观对人生和社会的弊端和危害。在墨子之后，屈原在《天问》中也说：“天命反侧，何罪何佑？”指出天命颠三倒四，何尚能驱恶佑善呢？道教虽推崇老庄，但他们却宣称：“我命在我，不在天地”！企图通过道教独特的气功修炼方法，不仅完全主宰自己的命运，而且达到长寿，支配更多的财富。唐、宋、元、明、清都有许多明达之士起来援笔作文抨击各种迷信活动。如元代伟大的戏剧家关汉卿在《窦娥冤》中借窦娥之口怒斥道：“有日月朝暮悬，有鬼神掌着生死权。天地也，只当把清浊分辩，可怎生糊涂了盗跖、颜渊。受贫穷命更短；造恶的，享富贵又寿延。天地也，做得个怕硬欺软。却原来，也这般顺水推船。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作天！哎，只落得两泪涟涟。”这是关汉卿从艺术角度上指责了天地，实际上也就对掌握人的命运的天地进行了否定。另外，还有一些有识之士，从揭露金钱的罪恶而达到对人们崇拜的财神爷的否定。如明代出身于皇族的朱载育，在他的散曲《山坡羊?钱是好汉》中写道：“论英雄钱是好汉。有了钱，他诸般趁恶，没了钱，他寸步也难。拐子有钱，走歪路合款；哑巴有钱，打手势好看……”这就是金钱的罪恶，一但小人有了钱得了志：“街前骡子学马走，到底还是驴儿样。”可见对金钱罪恶的揭露之深刻，从而也就动摇了人们所崇拜的财神的根基。文艺复兴时期，英国伟大戏剧家莎士比亚在《雅典的泰门》中借主人公之口忿怒地控诉了金钱对人以及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腐蚀作用：金子！黄色，闪光，宝贵的金子……
这么一点点就足够颠倒黑白、
美丑、是非、尊卑、老少、勇懦……
这黄色的奴才
能制造成破坏宗教；祝福罪人；
麻疯病人被当作情郎；有了它，
在元老会议上，强盗可以封官获爵，
受人的跪拜、颂扬；有了它，
老朽的寡妇也能再作新娘。
马克思在《资本论》和其他著作中，曾引用这段话来说明货币的本质以及它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消灭一切差别的作用。从而，马克思才真正看到了金钱在社会生活中的本质作用，即金钱在人与人的关系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样，人与人的关系的实质就是一种物质（金钱）关系最终被揭示了出来。
中国民间的一种说法：有钱能使鬼推磨，这便是金钱的万能论。同时，中国古代文人对金钱也作了极为深刻的批判，晋鲁褒《钱神论》即为代表，其文曰：钱之为体有乾坤之象，内则其方，外则其圆。其积如山，其流如中川。动静有时，行藏有节。市井便易，不患耗折，难折象寿，不匮象道，故能长久，为世神宝。亲之如兄，字曰孔方。失之则贫弱，得之则富昌。无翼而飞，不足而走。解严毅之颜，开难发之口。钱多者处前，钱少者居后。处前者为君长，在后者为臣仆。君长者丰衍而有余，臣仆者穷竭而不足。诗云：“哿矣富人，哀此茕独”，钱之为言泉也，无远不住，无幽不至。京邑衣冠，疲劳讲肄，厌闻清谈，对之睡寐，见我家兄，莫不惊视。钱之所佑，吉无不利。何必读书，然后富贵？昔吕公悦于空版，汉祖克之于赢二，文君解布裳而被锦绣，相如乘高盖而解犊鼻，官尊名显，皆钱所致。空版至虚，而况有实，赢二虽少，以致亲密。由此论之，谓为神物。无德而尊，无势而热。排金门而入紫闼。危可使安，死可使活，贵可使贱，生可使杀。是故忿争非钱不胜，幽滞非钱不拔，怨仇非钱不解，令问非钱不发。洛中朱衣，当途之士，爱我家兄，皆无已已，执我之手，抱我终始，不计优劣，不论年纪，宾客辐辏，门常如市。谚曰：“钱无耳可使鬼”。凡今之人，惟钱而已。故曰：军无财，士不来，军无赏，士不往。仕无中人，不如归田，虽有中人而无家兄，不异无翼而欲飞，无足而欲行。
作者在文揭示并肯定了金钱的作用，同时也批判了其罪恶。人与人的关系，既然是一种物质关系，而金钱又是物质的集中体现，撕开表面现象，我们就能看到那种金钱关系的赤裸裸的实质。人成了金钱的奴隶，最终成为财神爷的奴仆，这就是人的本质的异化，搞出了种种民间宗教崇拜和迷信活动。普通老百姓在这些民间宗教中，主要崇拜的又是财神。
中国民间宗教活动往往又是与各种各样的政治斗争相联系的，而民间迷信活动又是以财富为最终目的的。如各地农历三月三所举行的财神会，便是旨在求财的一种庙会，因而把民间财神崇拜推到了顶峰。但除了财神会外，民间也还有其他种种求财的方法，而这些对财神的迷信，遂成为一种人们普遍的社会心理，支配着人们的衣食住行，致使人们长年累月地活在虚幻的迷信之中！可谓贫穷者的悲剧啊！
在封建时代，供奉财神爷的财神庙遍布城乡各个角落，因此、财神爷成为世人最为崇拜的偶像之一。为什么呢？人们要追求幸福美满的生活，则与个人占有财富的多寡成正比例的，所以对财富的追求成为世人生活主要目标。
春节，是中国民间最盛大的全民节日。其中除夕之夜有一项重要的民俗活动，就是迎财神。人们吃罢酒菜，彻夜不眠，等待着接财神。“送财神”的，其实是叫卖印制粗糙财神爷像的小贩。这种活计是一些贫寒子弟、特别是穷孩子的临时生意。他们低价买来财神像，穿街走巷，挨门挨户叫卖：“送财神爷来啰！”产主绝不能说“不要”，而要客客气气地说：“劳您驾，快接进来。”几个铜板就可买一张，即使再穷的人家也得赏个黏豆包，换回一张。一个除夕之夜，有时可接十多张。这是为了讨个“财神到家，越过越发”的吉利。这种习俗在我国一些地区已经恢复。春节期间一些乞丐到村子里挨家挨户乞讨钱财，主人施舍给他们钱财以后，他们就在主人家门口的墙壁上贴上一张财神像。这种财神像很粗糙，用红纸印刷而成，中间为线描的财神像，两旁另有“添丁进财”、“祈求平安”的吉祥话。这些乞丐拾起老祖宗的传统，重操旧业，利用人们普遍的求吉生财心理，借财神爷的光发了点小财，也可谓生财有道。
到了初二，还要祭财神。即把除夕接来的财神纸马，集体祭祀一番，然后焚化。祭品多用活鲤鱼和羊肉，取“鱼”、“羊”之合，乃为“鲜”意，以表示新财神降临，今年发新财。午饭要吃馄饨（抄手），俗称“元宝汤”。南方有些财神庙这一天开庙，届时人山人海，趋者蚁集，香火极盛。庙中有许多纸制元宝，买几个元宝带回，说是向财神爷“借”到了元宝，今年准会大发利市，庙旁的一些元宝摊子，有的只做一天生意，即可维持一家人大半年的生活。因为“借”宝者不惜重价，利市三倍。更有用金纸做成驮聚宝盆的金马驹者，价格奇昂；但决不愁卖不出去，迷信“金马驮聚四方财”者，大有人在，舍得用重金“借”走。
如果谁赶脱了正月初二祭祀财神机会，还有各地定期举办的财神庙会，这样就给世人第二次做发财梦的机遇。这种财神会。一般是农历三月三举行，但也有在其他时间举行的。在举行财神庙会的这一天，各大小城市极为热闹，几乎是全城空巷，倾巢出动。即使是妓女、老鸨；还是梨园弟子都成群结伙前往。在财神爷面前的神座下面，有一堆堆银光闪闪的纸质银锭，这些都是庙祝提前做好的。妓女们出于职业的本能，总得想法偷它几个银锭带回去，藏在青楼中的小钱柜里，以望财源滚滚而来。妓女们要偷，庙祝们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让大伙儿们花一笔钱买一个欢喜回去。因为纸质银锭值不了几个钱，连香客们花的零头都用不了（参见易夫《俗界诸神》P250-251）。
五、天官赐福
人类生来就有那种贪得无厌的心理，由于对财神爷的崇拜，从而使人们大获财富。那些富人们居住着高楼大厦，在那里坐享其成，过着不劳而获的寄生生活。但他们对财富的追求却永远无法填满那条鸿沟的。这就是说：他本人在世时要享尽荣华富贵，而且死了之后还得给儿孙们留下一大笔遗产，让他的子子孙孙们都象他那样享尽荣华富贵而无穷尽。即便他到了另一世界的彼岸，还企图再享人间之乐。中国古代小说中塑造了一个又一个守财奴形象，在他们弥留之际，还要告诫他们的儿女子孙，必须守住财产，将来到阴间得向他们报告。基于这一思想，人们对土地神的崇拜是远远不够的，还不得不寻求新的精神家园，创造新的神来。新的神祗造出来了，但是这些神大多是根据民间传说或小说中的人物而创造出来的，然而人们并不知道其底细，便开始了盲目地崇拜。
富人们企望长生不死而无穷无尽地享乐下去，但自然法则谁也违反不了，不论是国王还是乞丐，到头来都得回到黄土之中──纵有千年铁门槛，总需一个土馒头。人们是无法解释这一自然规律的便只有靠幻想来暂时得到一些安慰，这样便在人们心目中渐渐形成了“天官赐福”这一类迷信崇拜。它包括“福神”和“寿星”两部分，而这两部分又是相辅相成的。这是土生土长的中国宗教──道教塑造出来的神祗，来支配中国人的财富、寿延。
福的概念，在世俗人心目中，是很美好的，福可解释为“福运”、“福气”、“运气”、“幸福”等等。自古以来，又有五福寿为先的说法，所谓五福：即“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见《尚书?洪范》）又有人认为是指“寿、富、贵、安乐、子孙众多”（见桓谭《新论》）。总之，“福”是人们孜孜以求，极其向往的人生的主要目标，于是福神便应运而生成为人们虔诚膜拜的偶像，并希望福星高照，降运临门，幸福绵长不绝。福神源于福星，所谓福星即岁星，亦即木星。古代术士们认为木星能照临降福于民。后来，福星逐渐人格化，但考究起来福星究竟附会于何方人氏，却有种种说法。
东汉人张陵在青城山创立道教，影响很大。张陵死后，其子张衡继续传道，其孙张鲁占据汉中统治长达20多年。道教大力提倡“三官”信仰，三官即“天官、地官、水官”，每当信徒有病时，张衡便劝说他们不必去找郎中，也不用药，只需向三官“祈祷”即可。这种祈祷过程是：书病人姓名，说服罪之意作三通（份），其一上之天；其一埋之地；其一沉之水。谓之三官手书（《三国志?张鲁传》注）因此，道教公然宣称：天官赐福、地官赦罪、水官解厄。这一说法一直流传下来，尤以“天官赐福”最受人们欢迎，于是人们便把天官作为降福的福神来崇拜了。
天官赐福，这一题材，特别是在过年时节，成为历代民俗画中的重要内容之一。天官除被称作福神外，又叫福星、福判，典型形象作吏部天官模样，一身朝官装束，红色袍服、龙绣玉带、手执大如意、足蹬朝靴；慈眉悦目，五绺长髯，一派喜悦色，雍容华贵气象。有的官衔大者身边还有童子，手捧花瓶，瓶中插玉兰、牡丹，此中寓意为“玉堂富贵”。还有一种天官赐福图，笑容满面，手抱身带五个善童，童子手中分别捧着仙桃、石榴、佛手、春梅和吉庆鲤鱼灯等吉祥物。民间农历新岁，多贴这些年画，以求天官赐福，带来好运。此种风俗不衰，这不仅在农村，而且在城市，某些居民的门上都贴上一个“倒福”的字画，根据汉字的谐音即为“到福”。
因为福中也包含着财运，发财意，故有的风俗年画中又把天官作为赐福的财神。图中天官手执如意坐在宝座上，上方画有金银山和斗大的“福”字。下方是聚宝盆，两侧为和合二仙、招财童子、利市仙官。画面主题鲜明，色彩斑斓，充满了福运和财运的象征，表达了人们渴望天官赐福的心愿。
“福神”要保证人们在世之时享尽荣华富贵，“寿星”就是保证其永远享受下去，甚至长生不死，“寿比南山”，这就是道教所谓的了道成仙。但那些富贵之人可谓绞尽了脑汁到头来也不过是水中捞月一场空而已。秦始皇当年就曾派三千童男童女去蓬莱仙岛寻找长生不老之药。然而哪一个帝王不想长生不死，但到头来谁也得到阎罗殿上去报到，一腔遗恨付黄土。
虽然人并不能长生，但却能长寿，所以，总得有一个偶像来崇拜，以求得精神上的平衡。由此，各种各样的寿星崇拜便应运而生了。寿星，本是古人的星宿崇拜，流传至今而不败，且备受欢迎非寿星莫属，但是今天的寿星神味儿淡薄了许多，更世俗化了。因此，在许多地方把寿星挂在墙壁上或靠于沙发背或立在案头，或画在寿品盒子上，模样也逗人发笑。寿星身量不高，弯腰弓背，一手拄着龙头拐杖，一手托着仙桃，慈眉悦目、笑逐颜开，白须飘逸，长过腰际。最突出的是凸出的大脑门儿。在人们眼中，它根本不是什么“星”，而是一位慈祥和善的长者，一种吉祥的象征。寿星又叫南极老人、南极仙翁，这在中国古代许多神话小说中有极为精彩的描绘。
对于穷人来说：财神就显得特别重要了，因为他们必须首先得解决温饱；而对富人来说：他们不愁吃不愁穿，财神也就自然退居二线了，寿星崇拜自然走上了前台，他们企望活长点甚至长生不老，当然，这不过是多消费一些物质罢了，反过来，寿星并不光顾那些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人！
1、福星
福星似乎高照，关键是你是否有财产作为根基，无财者何谈福？这样福神便与金钱、权力成为了一对孪生兄弟，你是无法把他们分开的，它也不会单独存在的。
福神本是由历史上的实有人物演变来的，即道州剌史杨成（阳城）。据《三教源流搜神大全》所说在汉武帝时道州剌史杨成，因抵制向皇宫进贡侏儒矮民，救了三州百姓，被百姓奉为降福解厄的“福神”，后流传各地，被奉为“福禄神”。
《三教源流搜神大全》所述诸神本末事迹，大都杂取小说，民间口头传说及释道之书，虽间有历史人物，但不以当作正史来读。道州剌史抵制进贡矮民之事之政绩，历史上确有其事，但不是“杨成”而是“阳成”。阳成也不是汉武帝时人，而是中唐时人也。阳城曾作过道州剌史（今道县）。《新唐书?阳城传》载曰：“道州产侏儒，岁贡诸朝，（阳）城哀其生离，无所进。帝使求之，城奏曰：‘州民尽短，若以贡，不知何者可供’？自是罢。州人感之，以阳名子。”史书记载足以明证也。
阳城这位父母官，敢于同皇上抗争，救道州百姓于水火，被敬奉为福神是当之无愧的。《三教源流搜神大全》把阳城改写成杨成，年代也提前了900多年。这本是出于扬道抑释的目的，也无可非也。
福星（福神）与寿星，产生年代久远，并且皆独立存在，后来又加上了一个禄星，成为福、禄、寿三位一体。明清之时早已盛行于社会。三星的典型形象为：中间是赐福天官，手执如意；右为禄星，作员外郎打扮，头上插富贵牡丹花，怀抱婴儿；寿星在左，即南极仙翁，广额白须，执杖捧桃，笑容可掬。三星分别象征着幸福、官禄、大寿。因禄神常怀抱一小儿，或膝盖下有一童子，故有人称其为送子张仙。张仙何许人也？便是那位年过八旬尚能出入于青歌肆的著名唐代诗人，此很有象征意义。
福神作为幸福之神，人人欢迎，于是在人们生活中，出现了与福运、福气有关的大量俗语。好的地方叫“福地”，好消息叫“福音”，长得富态叫“福相”，不用费力总以赶上好事叫“福将”，给人们带来好事和希望的也叫“福星”。看到好东西叫“一饱眼福”，吃到不用自己掏腰包的山珍海味叫真有“口福”等等。在民间流传的还有什么“多子多福”的说法，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在汉代即有民谣曰：“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可见儿子不孝顺父亲的已是古代早已有的事了。而在现实生活中，八十老翁流落街头，而他却是儿孙满堂，而最终不得不求助于法律解决。所以说，多子并非多福也！甚至还是厄运。如今有社会福利，即便无儿无女，同样老有所终。因此个人的福份，财运是与整个社会相关的。但有一点值得注意：我们应切记孟子的话：“幼吾幼人之幼，老吾老人之老”。这样福神、财神自在其中也！
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有许多人为了人类的共同事业，他们过早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他们活在时并没有享受到什么福，他们无家、无子、无寿，但他们死后却被人们永远纪念，成为人们崇拜的新偶像。他们虽然没有长生，却得到了永生。他们并没有祈求财神的护佑，却永远活在人们心中，这就是一笔取之不竭的财富。
2、寿星
一个人能否长寿，与一个人的财产并无直接的关系。皇帝应该说他有无穷无尽的财富，普天之下莫非王臣，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但这些皇帝老倌们的平均寿延不过才30多岁，而山中农民，他们并没有多少财富，常年粗茶淡饭，有的人却能活到100多岁。他们没有多少财富又为什么能活那么长呢？究其原因只有一个，就是他们有一个健康强壮的身体，这一切都取决于后天的造化。
寿星，角亢也（《尔雅?释天》）。角、亢二宿，是二十八宿中东方苍龙七宿中的头二宿，郭璞注释说：寿星“数起角亢，列宿之大，故曰寿”。司马迁认为：在西宫狼比地有一颗大星，叫“南极老人”。老人星出现，治安；老人星不出现，兵起（发生战争）。唐代学者张守节以此解释道：“老人一星，在狐南（天南星东南），一曰南极，为人主占寿命延长之应。见，固命长，故谓之寿昌，天下安宁；不见，人主忧也。”司马贞认为：“寿星，盖南极老人星也。见则天下理安，故祠之，以祈福寿。”（《通典?礼四》）
二十八宿中东方七宿依次为角、亢、氐、房、心、尾、箕成苍龙之形。其中角宿有两颗星，因其似羊角，故名角，在东方苍龙七宿中如龙角；亢宿有四颗星，直上高亢，故名“亢”，在东方苍龙七宿中如龙头。现代天文学把这二宿划为室女座，其中角宿是一等之亮星，很有名。在每年五月初傍晚，即在东方低空出现，19点以后就很清楚了。至于南极老人星，在船底座，是一等以上的亮星，因它处于南纬50度以南，在我国北方不易见到，但在长江以南，特别是岭南地区，却很容易看到，尤其在2月间的20点时。以后它出现在南天的低空，周围没有比它更亮的星，所以很显眼，据说康熙皇帝在北京紫禁城看不到这颗星，有一年到南京特意爬上紫金山，登高眺望。可见这位英明天子也想求得寿星保佑，多活几年。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东汉时，封建国家还将祭祀老人星与敬老活动结合起来，在中秋之月（农历八月），祭老人星于国都庙。同时在这月，对已经进入古稀（七十岁）的老人们，“授之以王杖，哺之糜粥。八十、九十，礼有加赐”。所谓王杖，长九尺，上以鸠鸟为饰。鸠鸟，古人认为是不噎之鸟，其用意是老人不噎。尊老敬老是我国传统美德之一，东汉时期把二者结合起来，是值得称道的。以后老人寿诞之时，常送上老寿星一类的礼品，可以说是这种习俗的流传。
自周秦以来，历代皇朝皆列寿星为国家祀典，到明代始罢其祀。国家祀典虽废，但民间并不废，南极仙翁的故事广为流传，如明代的《白蛇传》弹词，以后改为《雷峰塔》、《义妖传》，以及后来的《三仙宝传》宝卷中，南极仙翁（寿星）是作为一个好心肠的老神仙出现的。《白蛇传》又被编为戏曲，其中《盗仙草》（又叫《盗灵芝》），演白蛇饮雄黄酒现出原形，吓死了许仙。白蛇乃潜入了昆仑山，盗取灵芝草，与鹤、鹿二童格斗，不胜。而南极仙翁对其遭遇十分同情，怜而赠之以灵芝，救活了许仙。有许多地方剧种，都演此戏。在明代的“三言二拍”小说第三十九卷《福禄寿三星度世》中专门收有南极仙翁的故事。明代许仲琳的神怪小说《封神演义》多处写到了南极仙翁，他是一个专做好事的仙人并富有正义感。
在元代杂剧中有一本《南极登仙》；一本《群仙祝寿》，还有一本《长生会》都有南极仙翁出现，在这剧中，寿星打扮为：如意莲花冠，鹤氅，玎铛，白发，白髯，执珪，同后来流行的寿星有些不同，不是光脑袋，也没有拄杖，长头大脑袋的像大概是明末定型的，一直沿用至今。民间常把寿星与福、禄星凑成一伙，合称福禄寿三星。他们代表着福运、官运、长寿，成为最受人们欢迎的三位神仙。吴承恩的《西游记》第二十六回专门写了孙悟空为了救活镇元大仙的人参果树，到东海蓬莱仙岛找到福禄寿三星求助。
民间长者作寿时，常在室内正中墙上挂上福禄寿三星设为中堂，两侧则是一副对联：福如东海
寿比南山
名高北斗
寿比南山
那些高寿者常被称作“寿星”、“寿星老儿”，既亲切又含有敬意。伴随人类生存条件的改善，人类平均年龄在不断地增长。如我国的男子平均寿龄为71岁而女子平均寿龄为73岁，可见寿星更钟情于女子也。活得长或短，取决于人的生存环境，这也是我们今天面临的严重问题。
总之，长寿就是人生最大的福份，也是人生最大的财富。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有一颗淡泊名利的心，那么，寿星将在你的头上高照。福星就永远护佑着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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