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骑驴”猛然失去了重心，停在原地旋风似的打转儿，单田芳也身不由己地随着车子扭起了大秧歌。三拐两拐，终于控制不住了，“哐！——”一声巨响，和迎面开来的大卡车撞了个正着。单田芳像个笨拙的面口袋似的横飞出去，摔倒在地之后，昏迷了足有两分钟。当他清醒过来的时候，头顶上已经聚拢起围观的人群，几十双惊恐的眼睛一眨不眨地注视着他微弱的肢体反应。
●两个孩子都舍不得离开，惠丽撅着小嘴儿不吱声，九岁的老铁可就不像姐姐那么有“涵养”了，小家伙儿哭着喊着不肯就范。闹到最后，王全桂急了，举起巴掌就要抽耳光。单田芳按住妻子，轻轻拉过扭脖子的老铁，说：“孩子，这次去农村，可是毛主席他老人家的主意呀……”
单田芳返回干于沟不久，上边的命令就下来了：集训期满，全体返城。一到鞍山，又有了新精神，解除对“牛鬼蛇神”的集体看管，遣散回家。就这样稀里糊涂地结束了，既不发文，也不宣判，只是向全社会宣布：“你是大坏蛋。”
“牛鬼蛇神”们想和造反组织较真儿，最起码，是非曲直要弄清楚吧，否则，回到群众中间可怎么做人呢？然而，他们得到的答复却相当暧昧，既不说你究竟有什么罪，也不判你清白无辜，而是皮里阳秋地表示：“你们这些人的问题，由军管会负责，我们什么也不知道。如有疑问，可直接同他们联系。”可是，军管会在哪儿呢？弄到最后，这群“戴罪之身”还是大庙不收，小庙不留。事关原则的个人问题又被无限期地挂起来了。
“组织”，就是这么奇怪。你日子过得好好的，它找衅你；等你被折腾得水深火热的时候，却找不着它了。“牛鬼蛇神”们一声长叹：还是各回各家吧。单田芳终于可以每天守着他的妻子儿女了。
深更半夜，大街小巷里便敲锣打鼓，说毛主席下达了“最高指示”：知识分子要“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鞍山市各级单位闻风而动，曲艺团也跟着闹起来了，几乎所有人都上交了申请，还有几个更积极的当众表决心，“咔嚓”一声咬破手指，刷刷点点地写起“血书”来。这些硬骨头当即变成了正面典型。造反组织也跟着起哄，大会小会一再表扬：“瞧人家张三，再看看李四，那些孩子自愿放弃优越的城市生活，下放到农村安家落户……”在热烈的掌声中，表扬人的人以及被表扬的人都感到非常光荣、非常满足。
单田芳也夹杂在人群里，头头脑脑的看见了，便拿话“将军”：“人家都下去了，你老单怎么办啊？”单田芳一时语塞，倒不是害怕下乡，问题是下乡之后投奔谁。他从小长在城市里，对农村相当陌生，乡下甚至连个拐弯儿的亲戚朋友都没有。但是，政治气候来了，也不能无动于衷，更何况，头头儿们已经把话挑明了：“我们的原则是，一，组织安排；二，自己找目标主动申请。”单田芳想，反正早晚都得下放，何必等人家指派呢？还是赶紧回家商量商量吧。
听完这事儿，王全桂眼前一亮，她的老家在长春市附近，名叫“一间堡”，毕竟是乡里乡亲的，彼此也有个照应——蛮好！给他们寄封信说说呗。随后，单田芳向曲艺团郑重递交了赴农村插队落户的申请书。当然，两口子都是剃头挑子——一头热，折腾到年底，一间堡那边也没肯收留他们。但是，起码这个时间段心里有个盼头儿，还不至于空虚无聊、没着没落的。
下放前那段日子，单田芳这帮“牛鬼蛇神”干什么呢？分组给曲艺团归置家当。东西并不值钱，无非是茶壶茶碗、破桌子烂板凳什么的，团里打算把这些玩意儿分发给下乡的职工。搬运东西的都安排好了，仨人一组，也累不着。不想，无意中赶上了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差点儿就要了单田芳的一条腿。
那天的活儿比较远，就是去单田芳当年成名的那座“立山茶社”。三个人领着一头“倒骑驴（两个轮子在前边的“三马子”）”，歪歪扭扭地朝郊区奔，可惜，大家的“骑驴”技术都很差，只好一人一段路，替换着骑。赶到和平桥的时候，轮到单田芳了。这个地段十分开阔，马路顺着山势一泻而下，直抵鞍山钢铁厂的东大门。下班时间人来车往，熙熙攘攘，再碰上单田芳这个“骑驴”的生手儿，一上车就刹不住闸了，“倒骑驴”风驰电掣地滑向人群，他的脑子里除了呼啸的风声，一片空白。同行的俩伙伴儿只顾张着大嘴害怕了，哪儿还挤得出营救的时间？眼睁睁就是一场车毁人亡的惨剧。
幸亏单田芳及时恢复了理智，他使出浑身的力气向一侧猛推车把，为的是把强大的惯性破解开。最后，“倒骑驴”猛然失去了重心，停在原地旋风似的打转儿，单田芳也身不由己地随着车子扭起了大秧歌。三拐两拐，终于控制不住了，“哐！——”一声巨响，和迎面开来的大卡车撞了个正着。单田芳像个笨拙的面口袋似的横飞出去，摔倒在地之后，昏迷了足有两分钟。当清醒过来的时候，头顶上已经聚拢起围观的人群，几十双惊恐的眼睛一眨不眨地注视着他微弱的肢体反应。
单田芳缓缓地抬起头来，首先看到了胯下那辆严重扭曲变形的三轮车。哦，自己还活着！站起来吧。这么想，却一点儿也动不了，原来一条腿还在“倒骑驴”底下生生地别着呢。一见这个阵势，钻心的疼痛立刻就袭上来，单田芳的第一感觉是：我这条腿完了。
这起事故被息事宁人的单田芳独自包揽下来，他惟恐跟人矫情再生出其他的麻烦来。卡车司机和警察见没有纠纷，乐得拍屁股走人，最后，只剩下他自己，在同伴的陪同下，一瘸一拐地回了家。恰逢老婆孩子去长春探亲，只留下他独自倚在床头，慢慢地卷起带血的裤脚儿验伤——哎呀！半条腿已然青紫臃肿，车胎的花印，深入肌肤……回想车祸的经过，单田芳惊出了满头冷汗，关键时刻，如果没有那段马路牙子垫起撞过来的车轮，恐怕自己下半辈子都要拄拐棍了。
几天之后，王全桂回家，见丈夫好端端地伤成了这样，顿时冒上一股无名火儿，她气急败坏地骂道：“真是他妈的横陇沟里捞磙子——一步一个坎儿！我们上辈子做过啥孽呀，这些倒霉事儿都让咱家摊上！”
骂也不解决问题，最后还得上医院，在造反组织的监控下，单田芳被送进鞍山市最权威的医院，照Ｘ光、上石膏板、打绷带……医生直截了当地告诉他：“伤得很严重，一定要注意休息，不可随便走动。”旁边的“造反派”不爱听了，他们的如意算盘是赶紧把这个“现行反革命”发配到边远的农村去，如果一拖再拖，说不定会节外生枝。揣着这个卑劣的心理，他们直接和主治医生交涉，希望能按照造反组织的意图涂改诊断结果。恰好，诊室的房门没关，只垂着一条白布帘子，屋内的对话被门外的单田芳听得清清楚楚。
“造反派”带着几分威胁的口气说：“大夫，这个人是‘现行反革命’，需要马上遣送到农村去监督改造。无论如何，你也得考虑一下自己的阶级立场吧。”
大夫则不卑不亢地回敬道：“我是医生，首先应该讲究医德，你们怎么说，我就怎么写？那叫渎职。在我这儿，只有患者，没有什么‘现行反革命’。我必须对患者负责。他的腿严重挫伤，如果得不到妥善治疗，可能就有截肢的危险。这些情况你们知道吗？”
好心的医生自愿充当了挡箭牌，这回好，拿到医院的病假条，可以名正言顺地抱病休息了。俗话说：“官不差病人”，起码不用天天准时参加政治学习，下放农村的事儿也可以拖延一阵子。
直挺挺地躺在床上，单田芳长长地舒了口气，他眼睛眨也不眨地望着屋顶寻思：将来会怎么样，谁知道呢？也不操那份闲心了，过一天算一天呗。想着想着，他昏昏沉沉地入睡，不知不觉间，窗外已是满天星斗。
一条病腿也挡不住被遣送下乡，尽管有医院的诊断证明打掩护，造反组织还是对单田芳下了最后通牒，限令他们全家必须在2月2日前赶到下放地点报到。眼看就到春节了，过完年再走不行吗？“造反派”把脑袋摇得拨浪鼓似的：绝对不允许！
那么，鞍山的房子呢？原来，“组织”上早有规定，三间房子按照国营牌价核收，房费外加遣送费，总共七百多块，拿上这些钱，单家四口就被彻底“扫地出门”，从此，与鞍山市再也没有任何关系。他们与这座城市的脐带，被活活儿地割断了。
两个孩子都舍不得离开，惠丽撅着小嘴儿不吱声，九岁的老铁可就不像姐姐那么有“涵养”了，小家伙儿哭着喊着不肯就范。闹到最后，王全桂急了，举起巴掌就要抽耳光。单田芳按住妻子，轻轻拉过扭脖子的老铁，说：“孩子，这次去农村，可是毛主席他老人家的主意呀——你不是最爱毛主席，最听毛主席的话吗？”
小孩子果然上钩儿，抹了把眼泪，执着地点点头。一看有门儿，单田芳便捡着更好听的说：“你想，毛主席叫咱们去农村，你愣不去，他老人家会生气的。况且农村比城里好玩多了，有山有水，有花草有树木……”老铁的精神头儿来了，追着问：“有苹果吗？”
“苹果？没有。那儿有的是玉米地。”
“好玩吗？”
“嘿！好玩得很，到地方你就知道啦。”
儿子趁机要条件：“去农村，可以；不过，我有个要求。”
“说！”单田芳倒愿意让老铁趁火打劫，干嘛叫孩子不高兴啊。老铁开出了自己的条件：“你不是说，农村宽广吗？我想在那儿学骑车——你得给我买一辆漂亮的自行车。”
单田芳略加思考，还是咬牙点了头。儿子知道父亲从不骗人，立时擦擦眼泪，心满意足地笑了。
单家的根须，整个儿从鞍山城拔出来，一辆拖斗大卡车塞进了所有的家当。卡车后边还尾随着一辆破旧的吉普车。遣送人员一脸的不高兴，他们面色阴沉地坐在车里，似乎谁欠了他们几百块钱。这种场面使单田芳想起了评书中林冲发配的情景，随即自嘲道：英雄落难，尚且无奈，我这样的小人物就更不在话下了。单田芳回过头来，摇头苦笑，又想，还提什么评书啊？赶路要紧。
在东北大平原凛冽的寒风中，汽车启动，车辆穿过隆冬时节灰蒙蒙的荒山秃岭，无限悲凉地驶往辽宁省台安县杜大连泡大队。
单田芳清楚地记得，离开鞍山的那天是1970年2月2日。王全桂把袖筒里捂得热乎乎的右手轻轻放在了单田芳冰冷的手背上，患难中的夫妻彼此凝望着，谁也不说话。然而，互相却能感觉到对方的心跳，两人的手握得很紧，也很扎实，似乎用指尖和掌心就可以默默地交流。单田芳注视着妻子，心潮起伏，暗自说：“全桂啊！谢谢你，危难之中能够常伴左右。现在，只有你，才是我惟一的亲人……”
王全桂与单田芳的婚姻算不上青梅竹马、举案齐眉，俩人的性格确有某些不和之处，年轻时，还经常鸡吵鹅斗、粗脖子红脸。眼下，是单田芳最倒霉的时候，妻子却死心塌地地支持他，下放改造也好，迁户农村也好，从来没有埋怨过。
个别人喜欢搬弄是非，曾当着王全桂说小话儿：“反正单田芳已经这样了，你还跟着他瞎跑个啥？干脆领孩子在鞍山一呆，谁也不能把你们孤儿寡母怎么样。”王全桂把心一横，
说：“我们夫妻一场，同甘共苦，混到今天不容易。他是个说书的，啥活儿也不会做，到农村孤苦伶仃的，谁管？好端端一个演员就给糟践了。无论如何，我也得跟着，哪怕刀山火海也在所不辞，单田芳到哪儿我到哪儿……”
“文革”时代，因为阶级立场和政治利益，反目为仇、妻离子散的中国家庭不计其数。因为政见问题、路线问题，多少亲朋好友“划清界限”、拔刀相向？又有多少恩爱夫妻“反戈一击”、分道扬镳？在时代潮流和政治高压之下，人是那么无可奈何，那么身不由己。王全桂，一名普通的书曲艺人，一个相夫教子的家庭妇女，能做到“荣辱与共，生死相随”就已经非常了不起了。她陪伴“戴罪”的丈夫下放农村，等于牺牲了后半生的幸福，“生死相托，不离不弃”，王全桂为他们这段并不完美的婚姻平添了一层可歌可泣的色彩。
虽然单田芳讲起评书来滔滔不绝、口若悬河，但是，在夫妻感情方面却内向而细腻，他不习惯在这种问题上单向标榜、自我表白，而是把个人的感受一点一滴地储藏在心底最隐秘的地方。自从1992年至今，王全桂早已过世多年，对她当年慷慨的付出，单田芳至今仍感喟不已。这正应了一位诗人的句子：“花开的时候不说，花落的时候不说。无法报答的时候，只有，默默地记着。”
夫妻俩默默地牵着手，彼此依靠，单家四口伴随着纷纷扬扬的鹅毛大雪，黯然驶向陌生的远方。天地之间，梨花乱舞，苍茫一片。关山渺渺的尽头，谁也不知道，前面等待他们的又是怎样的生活和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