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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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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毕竟还是一个好学生，我上课用心听讲，不做小动作，从没和人打过架，也不给别人起外号，虽然个子矮，下课后同学们拿我做夯来打，我没恼过。我虽然体育成绩不好，但那是因为谁也不肯将球传给我，怕我个子矮守不住。我跟着队员跑过来跑过去，就觉得没意思了，再也不爱球类。我在没人时可以唱很好听的歌，只是牙不整齐，后来就羞口了。

　　我是1967年的初中毕业生，那时14岁。细细的脖子上顶着一个大脑袋，脑袋的当旋上有
　　一撮毛儿高翘。我打不过人，常常被人揪了那撮毛儿打，但我能哭，村里人说我是刘备。
　　回家已经半年了，书包就挂在土墙壁的木橛上，门前的公路上见天有红卫兵在串联走过，扛着呼啦啦的红旗。中午的太阳火辣辣的，从河里摸了七八个老黑鳖，用柳条穿了，站在那里对路过的汽车喊：五毛钱！五毛钱！汽车没有停下，一个红卫兵摇摇晃晃地从那一片冒着白烟儿的路上走来。他是个光杆儿司令，打的是一面“独立战斗团”的旗子，我和堂弟就“嗤嗤”地笑。堂弟穿着的是件花衣裳，动不动就从地塄上抠一点土放嘴里吃。他爱吃土，令我不可思议，就压住他掰开嘴要掏。司令立在那里看了好久，最后提起那串老黑鳖走了，交换的是那一顶草绿色的军帽。我的脑袋大，军帽戴不进去，但我偏不给堂弟，回家后用剪刀把帽子后沿剪了一个口儿，直戴过了一个夏天和冬天。
　　许多人开始改名了，改成“红卫”、“卫东”和“卫彪”，我改做“志强”。但这名字没有叫开，因为我姓贾，叫起来是“假”的。30年后，西安的一家夜总会，有人用粉笔在门墙上写了对联：假名假姓假地址，假情假意假亲热。横批：钱是真的。我就想到了那次改名。我那次改名倒是一派真诚，只是姓不好。这个姓决定了我当不了“左”派。即使从政做领导，也天生地不会让部下生畏的。
　　那天，军帽差不多戴得油腻兮兮的，端了碗蹲在猪圈墙上吃早饭。棣花街是世世代代每日吃三顿饭的，9点一顿，14点一顿，晚饭就没迟没早了。据说县城附近的村庄已开始吃两顿饭，这就让棣花街的人非常骄傲。我吃的是煮了洋芋的包谷糁米汤，一边吃一边将碗里的米汤往猪槽里倒那么一点，哄着猪呱呱呱地一阵吞食，一边与同样蹲在另一个猪圈墙上吃饭的人说闲话儿。那人的饭同我的一样地稀，但咂嘴的声音却比我大得多。我们由没有馍吃而说起了吃馍的山外人，又从山外人有馍吃却长得黑瘦如鬼说到山里人饭稀但水土硬人还长得白里透红的。不远处的一个茅房墙头上就冒出一个乱蓬蓬的女人头，恶狠狠地瞪我们。我们是知道她蹲在茅房里的，她是才把自己的女儿出嫁给了山外人，获得了100斤麦子10斤棉花，是故意要让她听的。我们在继续作践山外人，说山外人那么有粮，吃完饭却要舔碗的；舔碗是什么感觉呢？孩子拉过了屎，吆喝了狗来，狗就伸了软和的舌头舔屎尻子！这时长来、安娃、忠勋来叫我，说是去商镇领取初中毕业证啊！
　　“咱算毕业了？初中才学到一年半就毕业了？！”
　　“你没有收到通知书？毕业了！”
　　我把饭碗放在墙头上，心里想，这就彻底不上学了？！那女人提着裤子走去，走到村边的地塄上检查几窝南瓜结下的瓜；突然发现一只瓜被人偷去了，扯着高声叫骂，骂得全村人都听见了心发烧发慌，骂得鸡狗不安宁。但骂着骂着，骂出了一句：“你×你妈的吃了我的瓜，让你嘴烂成尻子，让你尻子烂得流血屙脓！”和我说话的那人就拾起了话头，变脸责问你骂谁呢？因为他患有严重的痔疮，这几日走路屁股缝里还夹着纸。两厢一交火，骂人没好口，都发急，一个扑上去扇了一个耳光，一个顺地倒抓了一个交裆，双方的家人就闻声赶来了。我害怕，抽身就走，一边走一边说：“打啥哩，有啥打的，咱领毕业证去啦！”
　　学校在商镇，离家15里。丹凤境内十之有七都是山寨，平川地就是丹江两岸，而两岸的好地方只有龙驹寨、商镇和棣花。龙驹寨是县城，称城里，棣花称街，商镇就是镇。两年前第一次到镇上，是父亲用自行车带我去的。镇上的街道那么长，正逢着集市，人多得像要把两边木板门石房挤塌了似的，父亲和我好不容易进到镇西头的大集市场上。那里有一棵大药树，几个人搂不过来，父亲去给我买作业本，我靠着药树一动不动地蹲着，看旁边一个钉鞋的，钉一会儿鞋，从怀里掏出个小酒瓶喝一口，真是羡慕死了！后来，父亲过来，牵着我往东走，路过一家国营饭店，饭店的主任是我们棣花街人，头圆圆的，肚子很大，父亲和他说话，我却一眼一眼地盯着锅台上放着的三碗面条。面条已经捞出来时间长了，上边的一层有些硬，旁边的长凳上有个笸篮，里边是烤出的烧饼，一只苍蝇在上面起起落落。我是很长的日子没吃过这样的纯麦面面条和烧饼了，盼望着父亲能买一碗，我毕竟是中学生了，而且棣花的考生我是第三名，难道还不该奖励吗？但父亲没有给我买。我们又往前走，我恨我不是那只苍蝇。在街东头，那里有粜卖粮食的，父亲把那一口袋一口袋的麦粒抓起来看成色、问价钱，又把包谷抓起来看了，问了价钱，最后却和一个卖烂米的人在那里讨价还价。烂米是里边有着稻皮角的，吃不成蒸饭，可以做米面儿，价钱便宜。但父亲买不了那一口袋，卖主似乎在嘲笑父亲是教师，挣国家钱的，一口袋的烂米还买不了吗？父亲仰了头沉思着，好像在计算着什么；后来吸烟，烟影在地上呈着土红色，嘟嘟囔囔地说要给孩子报名的，真的没钱了，就买了半口袋。父亲到底是好父亲，他将烂米装在早已拿着的一只口袋里后，却跑过去给我买了一把水果糖，这令我喜出望外！我剥了一块用舌头舔，抬头瞧见旁边铁匠铺拉风箱的小儿在瓷眼儿看我，我立即将糖囫囵含在嘴里，我的腮帮子鼓起了一个包。一直走过了长街，直到学校的门口。校门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老头儿威严地坐在那里的长凳上吸旱烟。我知道他是门卫，害怕起来。不知怎么，我不害怕老师就害怕门卫，他头上方写着的“准时到校”四个字，像我在城隍庙里见到“你来了”一样心怀恐惧。父亲和我立在路边，他指点了远处河对面的山说那是商山——山形果真像个商字，我却看它像个坐着的巨人——商山是历史名山，商鞅当年封邑在这里，秦末汉初的“四皓”也曾居住在山上。我听父亲说着，心不在焉，又看了一眼那门卫。中学的门卫比小学的门卫更瘦，脸更凶。父亲说：“糖甜不甜？”我说：“甜！”父亲说：“将来上大学了，我给你买一筐糖！”商山顶上有一朵云彩，停住不动，太阳将四边照得通红通红的。父亲却说：“我就送你到这儿，你去吧，你自个去报到吧！”说完他就推了驮着半袋烂米的车子折身要走。父亲是严厉的，他一旦说什么就是什么，我原指望他领我去报到，到宿舍里帮我安顿床铺，但他偏要我独自去，我只好拿了一卷钱走进了校门。回头看看，父亲却站在那里，一眼一眼地看着我。
　　我终于是个住校的中学生了，上衣的口袋里插上了一支乌黑的钢笔，在那个有窗子没有玻璃的宿舍里与两个同学搭铺或与三个同学搭铺。我是尿过床的，也在身上发痒的时候摸出一个肉肉的小东西在窗台上用指甲压死，天明时那里留下一张瘪白的虱子皮。学生灶上的师傅有一颗发红的秃头，给我打饭时总是汤多面少，画过一次他的漫画在第三排教室的后墙上，而且配上一句话：秃，灯泡，葫芦，绣球；也因肚子饥偷吃过学校后院的毛桃，因作文本上错别字多被老师在课堂上示过众。但我毕竟还是一个好学生，我上课用心听讲，不做小动作，从没和人打过架，也不给别人起外号，虽然个子矮，下课后同学们拿我做夯来打，我没恼过。我虽然体育成绩不好，但那是因为谁也不肯将球传给我，怕我个子矮守不住。我跟着队员跑过来跑过去，就觉得没意思了，再也不爱球类。我在没人时可以唱很好听的歌，只是牙不整齐，后来就羞口了。在学校里文体活动积极参加者都能引人注目，这两方面我都不行，就盼考试，一考试就能显示我的存在了。规定是一周一篇的作文，我几乎一直是一周写两篇。我曾经重写过一位老师为我起草的在全校会议上的讲话稿，也曾经被语文老师关在他的房里替他为别的同学批改作文。学生灶上的饭常常使我们挨不到时候，但为了节省吃饭，星期日回家带来的黑面馍和冷熟红薯，有两天就用开水泡了吃。街西头的国营饭店里，永远在诱惑着我们，我无数次地在那门口走过来又走过去闻香味，而我仅有一次进去用8分钱买过一碗面条，面条吃完了，发现碗底竟还有一只苍蝇。星期六的下午从来是不吃灶上饭的，赶15里路回家去吃一顿糊涂面。糊涂面即是包谷面糊糊里煮面条和酸菜，算是最丰盛的饭了。我可以一口气吃三大搪瓷碗，肚子就像气蛤蟆一样凸起来，鼓腹而歌。星期日的下午，背着粮食，提着酸菜罐，徒步再往学校去。这个晚上的宿舍里大家几乎都吃坏了肚子，响屁连天，不停有人跑厕所，天明总会发现有稀屎从门口一直拉淋到厕所去。我提的酸菜罐系儿很短，因为个子矮。村人见到就说：罐罐来罐罐去，回来提个罐罐系儿。我真的常常提罐罐来，罐罐撞碎了，系儿保存着。天晴的时候，我们穿布鞋或草鞋，天一落雨，就打赤脚，我穿破过十几双布鞋和几十双草鞋。村里的一个孤老头子是经年编织草鞋的，他编织的草鞋是用从河滩捡抛死婴的裹布做鞋耳的，穿着那鞋子我总觉得有孩子在哭。穿透了底，就脱下来高高地抛起，让它挂在树梢上或电线上。15里的路边树上和电线上常能看到那些破草鞋，摇摇晃晃的，提示着行人这是一条学生的路。
　　但是这次，我们再没有提酸菜罐，也没有穿草鞋，我们是毕业生了，毕业生应该有毕业生的体面。校园里很冷清，并没有多少老师和学生，野草丛生，墙上到处是被雨淋得已经肮脏不堪的大字报。据说这里曾做过一派组织的营地，高高的院墙里设有木架，还堆放着破砖和桌椅板凳腿儿。门卫已经很老了，患着哮喘，他看了我们一眼就剧烈地咳嗽，只说一阵咳嗽完毕，但又“咔咔咔”地咳起来，整个身子缩成一团，倒担心他从此就要过去了。我们吓得忙去扶他，他却又活了来，口里吐出吊线的痰来。俄语老师抄着手，踽踽地走过来，他看见了我们，喜欢地说：“毕业啦？”我们说：“毕业啦！”我们突然觉得应该送老师一件礼物，但我们身上什么也没有。我上课的座位总是在头一排，老师教卷舌音的那堂课，他一直站在我的课桌前，他的唾沫溅湿了我的课本，也溅湿了我的脸，我不擦，一动也不动。老师说：“回家了，有空儿得翻翻书，学俄语还是有用的。”还有什么用呢？国家已经与苏联反目了，即使专业人员也已没有了与苏联人打交道的机会，何况我们毕业了，就永远去做农民了！告别了老师，我们觉得他有点迂腐，一转过墙头就笑起来。说实话，我们很快乐，从今以后，再也用不着一趟一趟步行15里到学校去了，再也用不着整日背诵那些枯燥的俄语单词和数学公式了！
　　我们领取了毕业证，在校园里四处走动，破烂不堪的校舍使我们产生了破坏的邪欲，我们抬起了脚，看谁能把脚印按在墙的高处；又左盼右顾，希望能拿些东西带回家去。但是，到处是废纸、砖块和桌子板凳腿儿，所有的教室都上了锁，隔着没玻璃的窗子望进去，我的那张课桌还在，凳子没有了，桌面上蒙着厚厚的一层尘土，一只麻雀在上边走出几行“个”字。这麻雀前世也是个学生，我这么想。我趴在窗口上，趴了很久，一回头竟瞧见了前边一排房子屋檐下的电线上还挂着一条破布，脑袋里“嗡”地响了一下。一年半前，我们批斗了姓王的老师，批斗的那天许多人上去打他，把他的衣服都撕破了，有人就将撕下的一条布扬手一甩，布条便挂在了那电线上。王老师是第二天黎明在商镇的一个水库里投水自尽的，没想到这么久了，那布条还挂在那里！于是，我想起了教生物的刘老师还在不在牛棚？刘老师情况又怎么样？王老师被批斗的前3天，刘老师被剃了光头游街，我的那个头上长疮的同学在她游街时把一双旧鞋挂在了她的脖子上。我问：“挂旧鞋干什么？”他说：“她是破鞋！”我那时并不知道“破鞋”是什么。也就是这位同学，我们去西安串联时他是队长，夜里在新城广场排队买毛主席纪念章，我因去了一趟厕所出来，坐在厕所外的台阶上歇了一会儿，他便指责我排队不积极，惩罚我，不给我发买来的纪念章，使我坐在广场上伤心地哭。这时候我想起了刘老师，也就想起了长疮的同学，刘老师头上的头发是不是又长长了，那长疮同学的疮肯定还没好，活该他一辈子长疮！
　　离开了窗口，下台阶时，我看见了另一个门口前的小小台阶。那小小的三层台阶是我和另外两个同学修的。我们是学过雷锋的，在学校的范围内挖空心思地做好事。有一天，当发现班长和两个团员修起了教室南边的台阶，我们就商议修教室北边的台阶。虽然教室的地势是南高北低，北边根本用不着修台阶的，可我们还是修了，老师和同学走不走这台阶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要学雷锋做好事。那一年是学雷锋做好事最多的一年，有那么多的同学都拾到了钱交给了老师，我就奇怪路上怎么总有遗失的钱呢？后来才明白他们是将自己的钱说
　　成是捡的上交了。下午放学后我和另一个同学去丹江，那里有一座木板桥，我们就在桥板下支了一块石头，专等有人过桥时落在水里我们去抢救。结果并没有人过，却有一只狗从桥上跑过，掉了下去。我们没有去救它，它被水冲走几十米远后爬出来又跑走了。我们去宿舍，宿舍的门大开着，门扇上画着个大乌龟，那个瓷烧的尿罐还歪在门口，里边竟长出一株狗尾巴草来。往日里放尿罐的地方永远是湿汪汪的，半夜的月下，我们站在门口往外尿，看谁尿得远、尿得猛。那时是多么厉害呀，可以将尿罐下的一窝蛆冲死，就像电影中警察用高压水龙头冲游行的人群一样。有一次下雨，我闭着眼睛在那里尿——我爱做梦，往往起来小便眼不睁，小便毕了回床睡下，那梦是可以继续往下做的——怎么尿也尿不完，我在迷瞪状态里误把房檐流水当做在尿尿了，在那里足足立了半个小时。前几日，我从街上过，坐在路边栏杆上的两个人在说话，偶尔有一句在感慨他们老了。一个说：“一看电视就迷瞪，电视一关，却又醒了。”另一个说：“年轻的时候按着按着就尿倒了墙，如今扶着扶着偏还是尿湿了鞋。”我听了，回头看了看他们，就想起了当年在中学宿舍的情景。冬天里，宿舍里如冰窖一般，夜里常有老师来检查是否按时熄灯，我们已经感觉到老师就潜藏在窗子外边，嘴都不发声，却在被窝里故意努屁，惹得这儿那儿有“嗤嗤”地笑声。当然是老师进来要追查是谁故意放屁了，当然又是小鼻小眼的陈××要打小报告。可怜的陈××在这个晚上就遭殃了，他有起夜的毛病，他一出去上厕所大便，宿舍门就关了，任他回来怎么敲也没人理，只好翻窗子进来。陈××现在是某县的一位副县长了，不知道他怎么就当上了副县长？！我站在了窗子下的那张床板上，这里曾经是我睡过的地方。安娃说：“你是欠我半口袋炒面的！”我点头承认。有一天夜里我俩搭同铺，饿得睡不着，他就拿出了他的炒面口袋。口袋并不大，炒面却装得满满的，就你抓着吃几口把口袋递给我，我抓着吃几口把口袋递给你，竟把口袋里的炒面吃完了。从宿舍出来，靠院墙根的那一片小树林子旁边是王老师曾经住过的平房子，长来、忠勋和安娃赶忙走过去，而且一边走一边“呸呸呸”地往空中吐唾沫，我却往平房子的后边去。他们说：“王老师来了！”我没有整过王老师，做了鬼的王老师是不会寻我的。我走到了小树林里去看那棵小桃树，小桃树已经有胳膊粗了，它并不是枝叶茂密，但亭亭玉立，临风摇曳。就是这棵小桃树，在它第一次结果的时候，我于一个星期五的午后发现了，是5个毛桃。于是，我保守着秘密一直到第二天中午，放了学，别人都回家了，我钻进来，摘了所有的桃子吃下。后来，我有了奇异的感觉，看什么都是有生命的。譬如我住院，老觉得医院的人群里是混杂着鬼的，医院的一草一木或许就是曾经去世了的人幻变的；在大街上，又总疑心熙熙攘攘的人流中是有着神祗或狐狸精以人的形象出现着。有这样的感觉就想到了这棵小桃树。是个好心的女子，它给了我一顿饭食。我抱着小桃树，向小桃树再见！安娃在那里大声地喊我，我出了林子，他们问我干什么去了，我支吾着不肯实说，学生灶的红秃头师傅就迈着八字步过来了。我和师傅吵过一架后，他每次打饭，勺那么一拐总会给我留得比别人的饭稠，但长来是仇恨他的，他从来都给长来留的饭稀，长来皱了一下鼻子，把头转过去。师傅说：“来领毕业证的吗？”我说是的，“几时到棣花赶集了，到我家去喝喝水呀！”我交待着我家的地址，他说：“去嘛去嘛，一定去的！”但他没有去过，据说他后来得了厌食病，活活地饿死了。
　　我们已经走出了校门，并且已经商量了今日每个人都掏出自己身上的钱，去商镇街西头的国营饭店里一定要每人吃一碗素面的，然后不走公路，从河堤上，沿丹江溯流直上回棣花，天黑能到就天黑到，半夜能到就半夜到，反正要逍遥快活一次。我们掏钱的时候，长来将一枚5分钱镍币含在了口里，被我和安娃发现了，按在地上从嘴里掏出来。但走出校门，看见别的班级的学生有几个在那里照相留影，我们心里就来了酸劲儿。留影的是家住在商镇的学生，他们其中有干部子弟，穿得好，梳着分头，骑自行车，裤带上总别着乒乓球拍。棣花来的学生都是农民的孩子或“一头儿沉”干部的孩子，一进校就人以群分了。
　　这种现象，过去有，现在依然有，人性天然使然。知识决定着人的素质，钱财可以提高人的境界。城镇的孩子与乡下的孩子智商并没有什么差别，城镇的孩子表现出来的聪明、大方、灵活是因为见多识广，乡下的孩子却因穷产生自卑、萎缩、胆怯而转为强烈的嫉妒。人穷越是心思多，敏感而固执，仇恨有钱人，仇恨城市，这就是我们父辈留给我们的基因，而又使我们从孩子时起就有了农民的德性。当我已经不是农民，在西安这座城市里成为中产阶级已二十多年，我的农民性并未彻底退去，心里明明白白地感到厌恶，但行为处事中沉渣不自觉泛起。环境是改变着人的思维的，当我收集着各种汉代陶罐，在一只巨大的陶罐上写着“大观”二字时，我理解：大罐便是大观，大观便是大官，能从大的局面看问题的必然能做大官的。我住在西安，常常接触各方来的人，比如北京上海的人和西安人思维不一样，西安人和县上的人思维不一样，县上人和村中的人思维不一样。当然，也有一类人，即从农民变成城里人后，比城里人更城里人。我的一个大学的同学，他是由农村来的，他成为城市人后决不再回老家，老家来人从不请吃和请住，老家人一走，就会用消毒水、空气清新剂喷洒沙发。他越来越讲究，到了40岁，发展到了洁癖，买来的任何菜都必须用洗洁精浸泡，以至于有一次菜蔬没浸泡，全家大小都拉起了肚子。
　　看着商镇的学生大呼小叫地照相留影，我们就盼望有一只狗冲过去，或者，在哪儿找一只老鼠，蘸上煤油点着了，让老鼠跑向他们。但哪儿有狗和老鼠呢？我们不能把学校的影子留在照片上带走，我们得拿些学校的东西！于是又返回学校，走到图书馆，图书馆的门窗全被木条钉死了，走过那棵丁香树下，伸手就折断了一枝，在北边西头的那间教室里，终于发现窗子上还有5块完整的玻璃，忠勋、长来、安娃皆卸下一块，用纸或衣服包了，夹在胳膊下。我该拿些什么呢？去扳动窗子上的铁皮活页和窗扣，用力过猛，擦伤了手皮，血流不止。
　　我们最后离开学校时是真真正正地做过一次抢窃者的，然后还蹲在教室角落里拉下了一堆臭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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