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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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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大多数人的概念中，知青指那些原本住在城里，有着还算富裕的日子，突然敲锣打鼓地来到乡下当农民的那些孩子。我的家原本在乡下，不是来当农民，而是本来就是农民。

　　回到了棣花，我成了名副其实的农民，在农民里又居于知识青年。但是，当我后来成为一名作家，而知青文学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走红于中国文坛，我却是没有写过一个字的知青文学作品。在大多数人的概念中，知青指那些原本住在城里，有着还算富裕的日子，突然敲锣
　　打鼓地来到乡下当农民的那些孩子。我的家却原本在乡下，不是来当农民，而是本来就是农民。报界里有一句话：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回乡的知青不是落难的公子，政府不关心，民众不关心，文学也是不关心的。
　　我读过许多关于知青的小说，那些城里的孩子离开了亲情，离开了舒适，到乡下去受许许多多的苦难，应该诅咒，应该倾诉，而且也曾让我悲伤落泪。但我读罢了又常常想：他们不应该到乡下来，我们就应该生在乡下吗？一样的瓷片，有的贴在了灶台上，有的贴在了厕所里，将灶台上的拿着贴往厕所，灶台上的呼天抢地，哪里又能听到厕所里的啜泣呢？俗话说：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俗话又说：家无三代富，风水轮流转。城市就是个优胜劣汰的营盘，在城里住久了的一部分人走出城门到农村去，一部分农村的有为者离开农村到城里来，城市就永远是社会文明的中心，也符合城市的性质。如今国家实行市场经济之后，面临困境最大的是那些计划经济时期建立的特大工厂。为什么这些工厂败家？其中一个原因是大的工厂除了生产外拥有着从幼儿园到小学、中学、中专和服务性的娱乐性的一系列完整的设施。工厂管理人员和工人的子女及子女的子女几代人的内部消化，工厂实际上已经成了一个庞大的村庄，哪里还具备现代社会的先进性和文明性呢？在我的经历中，我那时是多么羡慕着从城里来的知青啊！他们敲锣打鼓地来，有人领着队来；他们从事着村里重要而往往是轻松的工作，比如赤脚医生、代理老师、拖拉机手、记工员、文艺宣传队员；他们有固定的中等偏上的口粮定额，可以定期回城，带来收音机、书、手电筒、万金油，还有饼干和水果糖。他们穿西裤，脖子上挂口罩，有尼龙袜子和帆布裤带，见识多，口才又好，敢偷鸡摸狗，敢几个人围着打我们一个。更丧人志气的是他们吸引了村里漂亮的姑娘，姑娘们在首先选择了他们之后才能轮到来选择我们。前几年社会上流行一首歌曲《小芳》，暴露的是时过境迁之后那些知青对于后来进城时又抛弃了乡下姑娘的一份忏悔和追忆。我听见那歌曲中的“谢谢你，给我的爱，伴我度过那个年代”，我心里厌恶着小白脸的浅薄。他们在时代中落难，却来到乡下吃了我们的粮食、蔬菜和鸡，夺走了我们的爱情，使原本荒凉的农村越发荒凉了。姑娘们选择他们，是认作他们毕竟是城市人，终有一天会回城市。狼狗天生的比土狗漂亮雄健而有价值，我们作为男子的竟也是这样认为。所以，当征兵、招干、招工以后，城市来的知青先先后后都走了，我们回乡来的知青并没有嫉妒和做过什么破坏工作，因为天经地义，他们是应该的。这如同都是窑里烧出来的，而瓦就是用在屋顶，砖块只能砌在屋基。但不能使我们心理平衡的，倒是长着吹火状嘴的，老流着鼻涕，在人面前抓虱子的那个与我同过学的一位，他为什么就能去地质队呢？我们一群土著知青忿忿不平，密谋过、递交过攻击他的意见书，散布过他的种种不是的谣言。农民就是这样，方圆七八里，谁都知道谁家爷爷的小名；在村道里看见一只鸡，也清楚这鸡是谁家的媳妇喂养的。对于左邻右舍，若是日子过穷了，就嘲笑作践他的无能；若是谁家的饭比自家的稠了，又百般嫉恨。我们破坏“吹火嘴”去当工人的阴谋最后破产了，因为终于弄清楚“吹火嘴”的姐姐与公社大院的一个负责人有肌肤之亲，那干部是无法报复的。但“吹火嘴”家的几棵柿树被人用刀剥了一圈皮，不久就都枯死了。那时候，村里经常来一位阉猪的，骑一辆自行车，车头上插一根铁丝，铁丝上系一条红布条儿，工作轻松又收入丰盈。那天我正去看他给公路边那户人家的猪“摘蛋”，公社那个干部从“吹火嘴”家里出来，“吹火嘴”在临走时请客，那个干部喝酒喝得脸红红的。说：“你们几个同学都去喝酒了，你咋地不去？”我说：“我忙哩。”他看着我，笑笑，却说：“听说你在你们班学习最好，你就在村子窝一辈子？”我说：“我学阉猪呀！”转身就走，心里说：我学会了，我先阉你！20年后，我坐在书桌前读一本知青小说。我的女儿比我早几日读过了这本书，她感动得不得了，问起当年知青的苦难，我说过这样的话：“没有遇到饭店饿了一整天的饥和吃了上顿没下顿的饥本质上是不一样的，孩子！”
　　我们回到了家。我们每个星期六都回到过家，但这一次回家我们变成了另外的人，我们再没有了阳历，也没有了星期几的概念，上衣口袋里的钢笔取下来，墨水瓶里开始有第一只苍蝇出入。村里李家的那个儿子新婚的第二天，在门首对人说：“一夜淑女成佳妇，从此男儿已丈夫。”我们像那儿子，也像那媳妇。
　　象征着我的中学时代的那个菜罐早已被酸菜中的盐蚀得外边一层白，回家来把绳系儿割断，母亲装着了辣面放在了柜台上。20年后，我喜欢每写一部长篇小说时脖子上就佩戴一件玉或石，作品完成后就将佩件赠送给我所心仪的人。再后，我热衷了收藏，其中最多的就是唐代陶罐和汉代陶罐，它们大到如瓮，小到如核桃。每每欣赏它们的时候，就想到了我的那只酸菜罐。那是个没人能接受赠送的年月，装辣面的菜罐后来不知如何就没有了。在相当长的岁月里，我不堪回首往事，在城市的繁华中我要进入上流社会，我得竭力忘却和隐瞒我的
　　过去，而要做一个体面的城市人。母亲被接到城里与我同住后，有一天突然记起了那只酸菜罐，母亲竟也说不出那只罐子后来是怎么就没有了！我想，一只普通的罐子的存亡没有被记住，这是应该的，长长的日月就是这么逝去的。世上的万物都是来自于土、树木、鱼虫和人物，末了又归之于土，我们都不过是尘土的一场梦幻。如果我现在不是城市人，不是一个作家，不是过着还算优裕的日子，不是要写这本书，对于菜罐将不再提及。试想，世上有多少怀念母亲和老师的文章？细查一下，作者都是有成就有地位的名人，不是所有的人不热爱自己的母亲和老师，而是名人才有歌颂母亲和老师的价值与意义！母亲讲，她却是记得我的堂弟的那个菜罐的，堂弟比我低一个年级，同我在一年里毕业，他的菜罐原本是瓷的，类似于沙锅，毕业后家里就用它做了熬药罐。这只药罐一直在村里使用了许多年。谁家有病人需要熬药了，就来借，熬过的药汤喝下，药渣则倒在村头的十字路口，用意于散病。病好了，药罐是不还的，还药罐有还病的忌讳。再要谁家有病人了，再去借着药罐去熬药。堂弟的酸菜罐救活过无数的村人，我的酸菜罐没有这份功德，它默默地消失了！
　　初回村的数月里，我们是出了鸟笼的鸟儿，终日快活。早晨一般起来得很晚，总是母亲揭了被子，用扫炕的条帚磕打着屁股：“还睡，不上学了就这么睡，睡死呀？！”起来仍是迷瞪，蓬头垢面地要坐在堂屋的门槛上或台阶上半个小时。有时也是起来得非常早的，那是头一天夜里几个同学约定了要去3里外的另一个同学家的，或许是堂姐的婆婆家过红白事，家族里要去许多人，去了能吃到人家的柿饼和核桃。中午里，我们去丹江河里戏水，爬到高高的石堤上往河里扎猛子，或者手探进石堤的石缝里摸鱼。丹江里有一种五彩鱼，颜色极其艳丽，但我们摸到鱼却是不吃的。老家的人是从来不吃鱼、虾、黄鳝、鳖的，即便在1960年遭年馑，将村前村后的树叶树皮全吃光了，也不去吃鱼吃鳖。我们偶尔将鱼在锅里煮了吃，大人要将锅碗用草木灰洗搓数遍，祛其腥味。在石缝里摸鱼，常常会摸出蛇来，这蛇是不会咬人的，顺手扔出去，它会从水皮子上斜斜地游走，样子甚为优雅。大人们最反对我们在正午去河滩，因为正午和子夜一样，是鬼出没的时候。村里曾发生过一人在正午去河边的芦苇丛里割草，突然头往沙土里钻，待人发现后已死。鼻孔耳里口中眼内全是沙。我们并不怕鬼，将鱼用荷叶包了，再用青泥包，拾柴火在河堤上烧，待青泥烧干，掰开来吃鱼肉。当然是吃一半扔一半，只觉得好玩儿。待回到家，很老实地溜进门，母亲问哪儿野去了？回答在魁星楼上下棋睡觉了。母亲伸手在我的肩头一抓，抓出五道泛白的指印，立即生了气：“这是在魁星楼上？河里哪一年不死几个人，你好好去么，去给横死鬼当替身吗！”玩儿过水，经太阳一晒，手在身上能抓出白道的。至后，我们再从河里出来，要先去泉里擦擦身子才敢回家的。
　　到了夏末，河里开始发大水。在小的时候，丹江的水常常漫过大堤，淹到村里来。有一次水来了，人都往房上跑，眼见着水浪“啪”地把房门压倒，好像是压倒了一张硬纸板，随之浪又一收，水从屋中退出去，柜子、箱子、包谷棒子、被子、筛子一溜带串地也跟着出去了。但现在丹江没那么大的水了，河堤上响着巡堤人的锣声，村人都去护堤，水终于没有翻过堤顶，而人们就开始用长长的捞斗站在岸边捞水面上的浮柴。浮柴里有粗的树、鼓着肚子的死猪，胆大的人就钻进水里向树和猪游去。我不敢，用绳子将自己拴在岸边的树上，只是捞那些树枝柴棍。天黄昏时刘叔则捞上来了一个女人，他以为是一头猪，待抓住了才发现是人，骂了一声：“你要拉我当替身？！”丢开手，又去抓那一根木头。但那女人翻了一下身，说了一句：“救我……”，刘叔才知道她还活着，便又去抓她，她却一下子死扣住刘叔，刘叔险些随她一块冲到河中去。刘叔一拳把她砸昏，抓着那一蓬长发到岸上。这是一个50多岁的女人。女人被背回了村，俯身架在牛背上，牛被牵着在大场上小跑，女人就在牛背上“哇哇”地吐水。她开始说话了，说的是蛮语，她说他们一家人都淹死了，跪下给刘叔磕头。这女人再没有离开棣花，嫁给了一个老光棍儿，逢年过节，老光棍儿和女人就提了鸡蛋来看望刘叔。我那时常疑惑，刘叔怎么不娶了她？刘叔的婆娘是个母老虎，整日像个茶壶似的一手叉腰一手指了刘叔骂，刘叔竟能容忍了婆娘而把那个白胖胖的女人送给了老光棍儿！
　　一场大的暴雨之后，秋季里更是连绵不绝的淋雨，村里许多人家不是院墙倒了，就是檐角发朽的绽板终于折断，泥巴和砖瓦就塌下来。修在门前或屋后的尿窖子全灌了水，又溢出来，粪便就漂得哪儿都是。差不多的猪圈都是用石块胡乱砌的，于是塌得七零八落，大猪和小猪在村道里跑。逢着连阴雨，大人们就抱着头睡，睡三天四夜，头都要睡扁了。雨还在下，他们就收拾着稻草在门槛上打草鞋。我们是睡不着的，先是去看五林叔骂他的老婆。五林叔是因一顿饭没有吃好而骂老婆的。他瘦高的身子竟能盘脚搭手坐在蒲团上，像女人一样有
　　条不紊地开骂，时不时嘴一噘，一口唾沫从上牙豁口处喷出来。我们称五林叔是“棣花第一嘴”，他骂人骂得幽默、狠毒，他的老婆倒只会“呜呜”地哭。后来又去看大伯父用鞭子撵借宿在厦房里的孤老头儿。孤老头儿在雨季里没柴烧，竟去捡了猪、牛、狗的骨头。当然也有人的骨头来烧饭，骨头的臭味弥漫在院子里令人胸口发呕。这时候，安民肯定是会在院门外向我们招手，他是大我3岁的，原本是小学的同学，但他每次考试都不及格，小学四年级就不念书了。他是除了不会念书而样样都会的人，上高爬低，泅水打架，还会配钥匙和钉鞋。他现在用木板制做了高跷式的雨鞋，呱达呱达地在村里走，我们就去向他学着做木鞋。学做木鞋的还有邻村的那两个从城里来的知青，后来我们就在他的房子里玩儿扑克，一直玩儿到天黑。一个知青已恋上了另一个村的女子。他说：“想不想吃鸡？”我说：“当然想。”他说：“那咱晚上就吃鸡吧！”村里好多人家已叫嚷丢鸡了，还用鸡皮包裹了炸药埋到牛头岭下去炸狐狸，原来偷鸡的是他们！去偷鸡时，我害怕了，但我已经不能退出，我只有随着他们，在被偷的人家门前放哨。知青是有手电的，他一道光照在人家院门处的榆树上，栖在树上过夜的鸡就一动不动；安民就举一根上边钉了木板条的棍子捅捅站着的鸡，鸡便走到木板条上；一连偷了三只，那个知青在怀里揣了一只去孝敬未来的丈母娘了，另两只拿回家，藏下一只，宰掉一只，我可以吃到一只鸡翅膀。
　　星期六，父亲从10里外的两岭小学回来了，他回家来大多的时间是在自留地里忙活。他喜欢吃辣子，自留地里就栽了许多辣子；他喜欢吸烟，烟苗也栽了那么一畦。要么就是推石磨，我最害怕的是推石磨，常常是晚上把三四升麦子倒在磨盘上，需要磨四五个小时。母亲就扒在婶娘的窗口，轻声说：“二婶、三婶，你帮我推推磨子，过后我给你还工。”二婶娘有时就来了，有时因别的事不得来，我们娘儿仨就艰难地推那石磨，走一圈又一圈，我和弟弟就抱着磨棍打瞌睡。父亲一回来，有了劳力，石磨推起来就轻松得多，但推到半夜，仍是没推完，我和弟弟就发脾气，赌气不推了。母亲就要骂我们懒，白天里疯得不沾家，猪没食了不去寻猪草，没柴烧了也不劈劈楼上的那些硬柴。“你以为你还小，你还是学生吗？你现在毕业了，是农民了，你不生心？！”母亲骂着的时候，父亲是没有言语的，坐在磨道里吸烟。母亲还在诉说着，我有些心焦了，一摔磨棍，磨棍竟跳起来，打翻了旁边放着麦麸的簸箕，我又气又吓，拔脚就跑。父亲的脾气是暴躁的，他常会严厉地斥责我和弟弟，我担心他要发怒了，一气儿跑到村外的水渠边，却是后悔了。我虽是无意打翻了簸箕，但把簸箕里的麦麸撒在了地上，母亲不知会怎样心疼！我知道我犯了错，今晚儿是不敢回去了。渠水哗哗地流着，谁家的猫像小孩儿哭一样地叫着，我想，回去肯定要挨一顿揍的，如果父母找来，我就隐身到那棵柿树后去。但是，一抬头，父亲却站在我的身边，他没有扬着手打过来，也没有骂，平静地说：“不上学了，就这样耍呀？”拿眼睛看着我。月色下，父亲的眼光是多么忧伤呀！他就那么看着我，我站在那里不动了。我永远也忘不了父亲的那次眼光。他原本对我是寄了很大的希望的，只说我会上完初中，再上高中，然后去省城上大学，成为贾家荣宗耀祖的人物。而现在初中未上完却毕业了，就要一生窝在小山村了，沉重地打击使他多么懊丧与无奈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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