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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外的故事

    【目 录】   

  我常常想,她只要能主动一分,我就会主动十分,可她似乎没有那一分的主动。我一生的胆怯也就从那时开始了,而敏感和想像力丰富也就在胆怯里一点点培养了。

  指挥部的老任我总是不敢接近他,这个南方人说话含糊不清,阴沉个脸,一根接一根地吸烟。我问过福印,福印也说不清他的来龙去脉,说好像是地区水利局的干部,也是犯过什么错误,才到了县上又到了水库上。指挥部所有领导的家属都先后来过,惟独老任没有。他有没有家属这是个谜,但谁也不敢问他。有一次,从苗沟下游两边山梁上负责开挖水渠的曹爷——他是我的本族,辈分高,我得叫他曹爷的——来到指挥部,带了一大篓软柿子,要我去找老任也来吃,我去了老任居住的那个小屋。小屋在指挥部办公室后的山坡上,门开着,老任就坐在门槛上望对面坡梁上的一丛杏树,嘴里叼了烟。他完全是下意识的,一根纸烟吸完,手里就把另一根纸烟揉搓着,待这根吸到一寸长了,烟屁股就接在另一根的烟头上,竟一连三根吸过了还没有注意到我就站在小屋旁10米之外。我终于咳嗽了一下,说:“老任,老任,曹爷叫你的!”他怔了一下,看见了我,纹丝不动,说:“是你曹爷可不是我曹爷!”我说:“是我曹爷,他让你去吃软柿哩!”他披着衣服就往指挥部办公室去,却要我把晾在屋后石头上的一件衣服收了放到屋里去,免得起风吹跑了。我收了衣服第一次进他的小屋,小屋里零乱不堪,但桌子上却有一只大海碗做了花盆,里边栽着一株花,花开得红艳如血。这使我十分吃惊。农村人,甚至在农村工作的干部,从来没有人养花的,而他这么一个黑脸大个子,都认为严肃得没了情趣的人竟养一盆小花?!半年之后,老任调走了,曹爷从水渠工地上又来到大坝工地,他住进了老任的那个小屋。我和曹爷的关系是亲密的,他喜欢打猎,用鸡皮包了炸药做成丸子状,夜里去山根放药丸炸狐狸就把我带着,我们说过一次老任。曹爷说,老任是名牌大学毕业生,学得一肚子的本事,可毕业后却没有用武之地,他发过牢骚,提过意见,因此受过批判,从此人就蔫了。曹爷说到这儿,指着对面坡梁上的那丛杏树,说:“你去过那树下吗?”我说:“没。”曹爷说:“老任说,他每天对着那树看,树给他说过许多话。”我说:“这不可能,树怎么说话,树成精啦?!”我去了山梁上看过那丛杏树,树上结了小而涩的山杏,树并没什么特别处,我就估摸老任是神经上有毛病了。后来李治文在办公室偶尔说过一次老任调走是因为夜夜失眠得厉害,我就得意我的判断是正确的了,但老李哼了一声,说:“你这娃!怎么给你说呢?”他到底没有说。
  李治文和我们嘻嘻哈哈混熟了,我们也就没高没低没大没小,学他在民工大会上讲话的声调,学他鸭子样的走路。他夸奖我的文章,说等水库修成了,他要推荐我去县革委会宣传部写材料。但他的毛病是爱修改别人的稿子,先是他怎么改我都没意见,后来他改过了我觉得不妥又恢复原状,他就生气了,说:“你以为我这样改动不好了吗?我在宣传部工作时乃是县上‘第一支笔’!革命委员会成立的致敬电是谁写的?我写的!”李治文最终没有把我推荐到县宣传部去,因为水库还没有修起我就去上大学了,而上大学他是竭力支持的。他甚至在召集水库工地有关人参加的推荐会上,为我说了一大堆赞美话,说我的写作水平超过了他,是个人才,应该去深造。大学二年级的暑假里,我回故乡时专门去看过他,他那时发福得厉害,搂抱我又搂不住,两只短短的手在我腰际使劲地拍,说:“毕业后一定回咱县吧,你就到宣传部来,咱们一块写材料。你会成为‘第一支笔’的!”毕业了,我没有回到丹凤县,因为陕西人民出版社来学校把我要去了,我从此有了西安户口,是西安城的市民了。但我再次回到丹凤,苗沟水库已修好,他却去世了。他的老家在很远的深山里,我没有去他的坟上奠杯酒,只是伫立在寒风里,面向他家的方向,默默地祈祷他的亡灵安息。眨眼又过了10年,我采风去了一个边远的小县,小县里宣传部的一位干事发表过一些文艺作品与我相识。他接待了我一个礼拜,讲了许多关于宣传部的故事。那时,他并不是县上的“第一支笔”,但号称“第一支笔”的那位住院已经3天了,3天里昏睡不醒。当时北京的一位首长要来视察工作,“第一支笔”的任务是必须尽快拿出一批汇报材料。可怜那人就拿了五条纸烟住进了县委招待所,7天7夜没有出那间屋子。材料是写出来了,县委县政府的领导又认为这里没有写足那里没有写够,意见提了一大堆。“第一支笔”又关起门修改了两天。第三天,北京的首长到了,“第一支笔”回家去睡觉,但却怎么也睡不着了,送进医院,注射了针剂,睡着了却3天3夜不醒。我的朋友领我去医院看望了那“第一支笔”,他还昏睡着,守在床边的老婆流着泪,悲哀着她的丈夫,说他几乎搭上了命写就了那么多材料。据说首长听了一个小时的汇报后就不愿听了,提出要到一些乡社实际去看看,那一堆材料就没用了,成废纸了。出了医院门,我突然想起了李治文,暗暗庆幸着我没有分回县上的宣传部,没有成为县上的“第一支笔”。
  我的日记本里记载了身边发生的故事,很多人都希望我能写到他,并且要看看写出的他是什么样子,但指挥部的炊事员却惟恐我写了他。他说:“你写了我啦?”我说:“没。”他说:“顺政说你写了我啦。”我说:“人家是逗你的。”他说:“你不要写。如果你写,你一定得写我是英雄人物!”但我确实没有写他,他不可能是英雄人物,他只有许多荒唐可笑的事。每天民工上了工地,指挥部办公室里就留下我和福印,还有电工房的小巩,我们正油印着战报,他从厨房里唱着戏走到办公室来,汗水光亮地在秃得没了几根头发的脑袋上,
肩头上搭一条毛巾,进门往长条凳上一蹴,必然开讲他的锅盔烙好了,锅盔烙得多么黄,或者是今天吃哨子面,面擀得一窝丝似的。我是烦他说这些的,他说起这些只能使我觉得肚子饥,不理他,福印也是笑而不答。他见没人理他,就去打开指挥部惟一的那台收音机,而且音量拧到极限,立即就能招引来一些人,最早笑嘻嘻来的就是关印了。关印是棣花民工连的愚人,吃饭不知饥饱,睡觉不知颠倒,但他是最能出力的,什么苦活脏话,只要说:“关印你去干吧,今日灶上做了烧饼,多给你吃一个!”他说:“说话要算话哩”,“嘿嘿嘿”笑着去干了。他是工地上连续五次评选出的先进分子。“先进分子”在几日前的施工中被石头砸了脚趾,闲下来了,一听见收音机响他就“嘿嘿嘿”地踱过来。关印一来,炊事员就要作践他了,问他想不想媳妇?说想。又问哪儿想?说头想。炊事员就说:“头恐怕不想,是这里想吧?”用柴棍儿捅人家的交裆。然后摇头说人活到这个样有什么活头,就只会吃饭和干活,“当年我在县上给王主任做饭的时候,他家……”他又开始讲他的光荣历史了,我不止一次听他讲过给王主任做过饭,无非是王主任爱吃捞面,吃得满脑袋汗水,还要喝一碗面汤,不,面汤应该叫“银汤”。王主任嘴是方嘴,屙屎也是方的。还有,王主任的一个侄儿,在省城工作,坐着飞机上班的,读砖头一样厚的书。我说:“关印是先进分子,你就这样作践他呀?这一期战报上还有写他光荣负伤的报道哩!”炊事员就不言语了,闷了好久,却又问关印:“脚还没好?”关印说:“没。”他说:“去半崖上撬石头,别人不敢去,你却去了,你是怎么想的?”关印说:“我想,总得有人去吧,我就去了。”他说:“不对,你一定想到了毛主席的教导,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是不是?”关印说:“我背不过那么长的话。”他又摇摇头,越发看不起关印,说:“你去把厨房里的那个猪头拿到河边退毛去吧,煮肉的时候,你来啃骨头!”关印真的提了猪头去了。我和福印“哈哈”大笑,说你还真懂得采访嘛!他说:“跟啥人学啥人,要叫我当领导我不比老任差!”但偏偏老任就从门前小路上回来。老任一定是听见了他的话,但老任黑着脸没言传。他赶紧去厨房给老任端了洗脸水,老任没有理,也不洗脸,问:“什么饭?”他说:“你爱吃锅盔,专门做了锅盔,熬的稀饭,炒了酸菜!”就端饭菜上来,又去取筷子;似乎为了干净,竟将筷子在他的胳膊肘内擦了擦。老任就火了:“谁让你这样擦筷子?你那衣服就干净吗?!”他瓷在那里,满脸通红,我和福印就抿着嘴笑,小巩还嘴里啧啧咂着响,幸灾乐祸。他一怒敲了小巩的头,骂道:“响你妈的×哩!”
  一个月后,老任终于不让他做炊事员了,他去了工地,在索道卸土处负责拉土箱的绳。没想干了几天就死了。大坝上需要填粘土,而粘土要从库区左边的山头上取,就从山头架一道铁索到大坝前的半坡。铁索上一溜六七个装土的木箱,木箱下行到半坡停住,拉动箱底的绳,土就可以倒下来。他拉了最后一箱的绳,原本这边摇旗的人一摇旗,山头那边才开绞索机,但偏偏出了差错,这边旗还未摇,那边竟开了机,木箱开始上行了,而他双手还握着绳头,众人喊:“快丢绳!”但他已不能丢,一丢落下来站不稳要滚坡的。木箱瞬间已离开坡道有几丈远了,众人又喊:“不能丢手了,抓住抓住!”木箱就越来越快地向山头运行,他也只好双手抓着箱绳吊在几百米高的半空。绳是系在箱底板上,一晃一晃的,又在半空遇着风,他便不停地旋转,左旋转,右旋转,旋转得看不清人形了。整个库区都目睹了这一幕,几千人一片惊叫;有人就随着木箱在地上的影子跑。已经经过了大坝上空,经过了那段河道,开始到了对岸的山头下了,如果再有3分钟,他就可以安全到达山头,但是他终于坚持不住,掉下来了。人们哭喊着往山下跑,他窝在了石头堆里,上下身子折在一起。脑袋压缩进了肩里,死了。他是水库上死亡的第二个人。他死后,我们都怨恨老任,但也在说:“他要是不死,坚持到了山那边,那他又不知该怎么吹了!”
  我在水库工地时基本上是一个月回去一趟,每次回去,都要背一背篓柴的。民工灶上的烧柴是每天轮流一人到20里外的山头去砍,但差不多是每个人背了一百三四十斤的柴走到库区上游的山村里,就将一半卸下来存放在某一户人家的院里。待将剩下的柴背回交灶上了,又去山村背那一半连夜送回自己家。这种假公济私的做法谁都如此,谁也不说破。自然我也这样,但我没有那么大的力气连夜送柴回家,而是在指挥部的后檐存放得多了,一个月回家时捎带着。对于我在水库工地进入了指挥部办战报,父亲十分高兴。他让我将每一期战报带回去,他会戴了眼镜仔细地读几遍,常常就检查出了若干错别字。指挥部补贴的每月两元钱,我是极少花销的,拿回家交给父亲,父亲几乎是一半用来买了信封和纸继续投寄申诉材料,一半为家里买盐。但是,父亲染上了喝酒的恶习。他是好客之人,以前家里的客人不断,凡是来人,必是留着吃饭,去商店里买一瓶酒,然后对母亲说:“弄几个下酒的菜吧!”他只管吩咐,母亲却作难:拿什么去弄菜呢?就只好将仅有的几个鸡蛋炒了。而喝酒吃饭时,母亲就打发我们兄弟姐妹都出去,等客人走后再回来。有时母亲会在锅里给我们藏那么一碗挂面,有时只能喝点儿面汤。现在,客人是稀少了,即使是有人来,也没了面条吃、没了酒喝,父亲就会把水烟袋拿出来,用包谷缨子搓了火绳,一遍一遍劝人吸烟。星期天里,三伯父和大堂兄要回来了,他们肯定是拿了酒来和父亲喝。安慰的话已经没有什么言辞可以说了,酒就是他们的兄弟之情、叔侄之情,一切都在酒里。这样的一个晚上,兄弟二人和大堂兄一起轮流着用一个酒盅喝,没有菜,干喝着。然后水烟袋你吸几锅了,交给他吸,他吸几锅了,再交给另一个。我从水库上若是回去,就和弟弟妹妹坐在一旁,我们是派不上喝酒的,只被他们支使着去烧水,泡一壶像棉花叶一样廉价的粗茶,或去瓮里捞一碗酸菜,切一碟青辣丝儿。母亲也坐在一旁给我们纳鞋底,绳子拉得“哧哧”响,父亲就不耐烦了,指责着拉绳子声烦人。母亲是好脾气,就不纳鞋底了,坐在一边不吭声。酒都是一元钱左右的劣质酒,容易上头,常常是父亲先醉,一醉就给我们讲他的冤枉,他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是:“我一生没有害人呀,怎么会有这下场?!”他一说这话,我就心酸,说:“不喝了不喝了,酒有啥喝的,又辣口又烧心!”父亲就瞪我,骂道:“这里轮不到你说的!”就又对母亲说:“让你弄个热菜,你也不弄,不是还有鸡蛋吗?”母亲说:“哪里还有鸡蛋,你不知道昨日集上我卖了吗?”父亲不信她的,对我说:“你妈抠得很,她舍不得给我们吃,你去柜里看看,还有没有鸡蛋?”我起身去堂屋开柜,母亲给我挤眼,我明白母亲的意思,开了柜,果然发现那里还有四五个鸡蛋,偏也说:“没有,鸡蛋皮儿也没有!”父亲便说:“真没有了?那咱再喝吧。”他须要把三伯父带来的酒喝完不可,最后就醉得一塌糊涂。
  父亲越是爱喝酒,三伯父和大堂兄就想方设法给他买酒;越是有了酒,父亲就越喝上了瘾。他的酒量却越来越小了,喝到三两就醉了。我和母亲曾劝三伯父和大堂兄不要再给父亲拿酒了,三伯父说:“他心里不好受,就让他喝喝,喝醉了他就啥也不想了。”后来听弟弟说,寄出去的申诉信亦无音讯,父亲有些失望,我拿回去的两元钱,常常说好去买信封信纸的,买回来的却是一瓶酒。我只好叮咛弟弟,劝酒是劝不住了,让他在父亲喝酒时多守在一边以防醉了栽在什么地方起不来。
  有一天,淅淅沥沥下着雨,弟弟突然来到了工地,说父母让我回去一趟。我不知家里出了什么事,问弟弟,他又不说,擦黑到家,原来是生产队的一头老牛犁地时从坡上滚下去死了,各家分了些牛肉,父母让我回来吃一顿萝卜丝炒牛肉片。父母的心意我是领了,但我却生了一肚子气,觉得实在划不来。想想那次工地上吃猪肉饺子,原准备留一些送回家的,可留下那么一碗,又忍不住全吃了,这时候便后悔自己没孝心。到了“十一”国庆节,工地灶上又改善伙食吃了一次肉,这一次肉是集体做的,肉片切得一样薄厚大小,并有人专门清点了肉片的数量,吃时每人5片。我终于控制了自己的馋欲,吃了2片。将剩下的3片用树叶包了送回了家。送回家,母亲却告诉了我一宗大事,这便是提说了我平生关于第一次婚姻的事。母亲说,她托人给女方的娘说话去了,就是从陈家沟搬住到中街的那户干部的女儿,有文化,人才又稀,如果事情能行,也真是一门不错的婚姻。母亲说这话的时候,脸上笑了一下,温柔又苦涩,好像很对不起她的儿子。我那时不足18岁,却也是村里很少的几个没订婚的人。母亲的话我并不在意,我自信我不会成为光棍儿的,而且会娶下世上顶漂亮的女子。第二日一早,我要往工地去,母亲硬是不让走。一定得等媒人回了话再走,我就去泉里担水。清早的村路上便遇见了一位女子,高挑个儿,大脸大眼,蛮是漂亮,正背了一背篓锅盆碗盏;我以前似乎知道她就是陈家沟那个干部的女儿,见又背了灶具,像是在搬家,就意识到母亲提说的那个女子该是她了。但她漂亮,我不敢多看她,她原本要寻着地塄放下背篓歇歇的,抬头看了看我,脸色粉红地又走了。我想如果真是她,漂亮是漂亮,可心里已被叫我叔的那一位塞得满满的,哪里有位置放她进来呢?吃早饭的时候,媒人来到我家,见我也在,却并没有说什么,使眼色将母亲叫到了院门外,两个人就站在厕所边的短墙下叽叽咕咕说话,然后就走了。母亲回来,脸色铁青,说:“还不愿意哩,离了你,我娃就娶不下人啦?!”我说:“这事以后你不要管!——她怎么说的?”母亲说:“她妈说了,她女儿年龄还小,将来还要上大学呀,现在不谈这事。这是巧说哩,嫌咱家不好……”被人突然拒绝,又说这样伤人的话,我就有些受不了了,怨怪不让母亲管,偏要管,这不管出一肚子气来?!我说:“她是不是想招个女婿进门呀?我可不干那事!”她家是一堆女娃,没个男娃的。母亲一听,也有个台阶下了,立即说:“倒插门咱不干,她就是同意我娃也不去的!”我重返了工地,继续恋我该恋的人了。半路上有一棵柿树,叶子已经落了,但遗下来的几颗柿子红得像小灯笼一样还在树顶,我爬上树好不容易摘下来,没有吃,放在背篓里要带给她,但在她的宿舍里取给她时,柿子却被一路摇晃破了。
  工地上的文艺演出隔三岔五地就举办一次,演员来自各民工连,都是些人尖子,她当然在其中。演出没能力排大戏,节目大致是些小演唱和样板戏的片断,别人一晚上或许出场一次两次,她是七八个节目里都有的。她一出场,我的眼睛就盯着她转,平日见面,我倒不敢死眼儿看她,现在她全在我的眼里。演完戏后,幕布道具和锣鼓家伙得放到指挥部办公室的。她来了,我就对她说:“你瞧瞧我这眼里有个什么?”她俯过身来看,以为我眼里落了什么东西,说:“没啥吗。”我说:“你再看看有没有个人?”她看到的肯定是她自己,一个小小的人。她脸红了一下,给我眼里猛吹一口气,说:“我把你叫叔哩!”
  她这样对我说令我高兴,等她走了,我却想:她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呢?是她并没有想到我在爱她?还是知道了我在爱她而婉转地拒绝我?但若是要拒绝我,那俯过身的姿势,那眼角眉梢上的神情,那吹气的肥鼓鼓的嘴,并不是拒绝的意思呀!我难以入睡,浑身火烧火燎的,我不能影响了我同铺的人,也不能让同铺的人看出了破绽,就独自去了月色明亮的河滩;在哗哗哗地流水声中忆想着她的每一个细微的动作,嘴里轻唤着她的名字,而身体也发生着异样的变化。我决定明日一定去见她,说破我的心思;我甚至已想好了对她要说的内容,一环套一环,逻辑是那么严谨,言辞是那么华丽,我为我的天才都感动得双眼湿润了。可第二天见着她了,我却口笨不堪,说我是去工地寻找曹爷呀,没想到碰上你啦!就询问几时还演出呀,文艺队谁演的好,谁又不行;再就是说天气,说今年的雨水收成,都是些淡而无味的话题。我就是这么孱弱,话头绕来绕去,眼看着要绕到正题上了,又滑向了一边,像可怜的阿Q,圆圈的两个线头总对不到一块。我不敢吗!我一是说不出那火辣辣的话来,二是担心说出来了她变了脸骂我流氓怎么办?即使不骂我,好言好语地拒绝了我又怎么办?我常常想,她只要能主动一分,我就会主动十分,可她似乎没有那一分的主动。我一生的胆怯也就从那时开始了,而敏感和想象力丰富也就在胆怯里一点点培养了。
  指挥部的办公室是借来的两间民房,房主一家住在了隔壁。他们家有一个女儿,长得小巧玲珑,自几千里来到了寂寞的山沟,她见到了许多世面,自己也如一枚青柿子一样迅速地红起来,变软变甜。她学着演出队姑娘们的样儿留起了马尾巴的发型,也买了雪花膏擦脸,还将一件灰蓝布裤子一会儿宽一会儿窄地变化着。她的娘常常当着众人责骂她:“叫你去地里摘豆角,三声五声你不吭,照啥镜哩?镜子里有鬼哩,摄了你的魂去!”我刻蜡版的时候,她常就坐在门前的石头上纳鞋底儿,她能纳出各种图案。我一抬头,发现她正看着我,看见我看着她了,忙将头别开,慌忙朝河滩喊她妹妹,河滩里并没有她的妹妹。房东的邻居老太太长着一口白牙,她从来不刷牙的,牙却长得瓷一样白。一日突发奇想,她对我说:“你妈没给你订下媳妇了吧?”我说不急。她说,还不急呀,胡子都长出来了还不急?我摸摸嘴巴,是长了胡子,已经硬扎扎的,就拿夹子捏着拔,说:“媳妇反正在丈母娘家养着的!”老太太就指着在河滩地里拔葱的女房东说:“她是你丈母娘行不行?”旁边的安付就笑,似乎说了一句:“这倒是个好对象哩,两个人一般高的。”其实,我比那女子高。我说快别胡说,大家就哈哈笑。女房东提着葱过来问说什么呀这般高兴的?安付说:“平娃说你拔葱是不是包饺子呀?如果包了饺子会不会给他吃?”女人说:“行呀行呀,只要平娃不嫌我家脏,就来吃嘛!”果然这一日她家包了萝卜葱花素饺,给我端了一碗。这些玩笑可能也传到了那小女子的耳里,她见我倒羞答答啦。一日,我在她家房墙上的那块黑板上写指挥部的一份通知,中午时光,太阳白花花地照着,河水哗哗响,而树上的蝉又叫个没完没了。我写着写着,觉得山墙那边有人一探一探的,一仄头,小女子露出个黄毛脑袋,见我看见,极快地跑过来,手里拿了两个蒸熟的红薯,说:“给!给!”我刚接住,福印恰好从医务室那边过来,笑着说:“咦,咦!”小女子满脸通红地就跑了。我吃了一个红薯,福印吃了一个红薯,我警告福印:“这件事以后千万不要再说了,我没那个意思,也不要害人家。”小女子是很可爱的女孩儿,但我暗恋的有人,以后因自己心里没鬼,倒大方地去她家。而我的那个她也常去她家,我们可以随便翻她家的案板和锅台,寻找能吃的东西。小女子见我和这位叫我叔的人在一起话多,她就再没了那种羞答答看我的眼神,却仍一如既往地拿她家的东西给我吃,只是大方多了,没人时给,有人时也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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