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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恋·上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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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回过头来，望了望我生活了19年的棣花山水，眼里掉下了一颗泪子。这一去，结束了我的童年和少年，结束了我的农民生涯。我满怀着从此踏入幸福之门的心情要到陌生的城市去。但20年后我才明白，忧伤和烦恼在我离开棣花的那一时起就伴随我了，我没有摆脱掉苦难……

　　我迷信，我认为婚姻永远是一种缘分，甚至你一生认识谁，坐公共汽车、看电影和谁靠了座位，那都是早已注定了的。世界这么大，人口这么多，每个人其实认识和交往的也就是那么六七个人，婚姻或许就在所认识的人中完成了，或许莫名其妙地远在千里之外。我也相信，人是气味相投的，而婚姻关系的产生，更是有特殊的气味。磁铁对于钉子有吸引力，对于木块却毫无感觉。我那时毫无道理地爱上那个叫我叔的人，便认作了她是世界上最美丽、最聪明的女孩儿，以至于不久后我的同学郭长来也来到了水库工地，我和他坐在工地的山坡上，我说出了我心中的秘密，长来“噢”地一声不言语了。他的反应令我不快，追问他对她的看法，他说这不可能：一、虽然是干亲性质，但毕竟有辈分；二、住得太近；三、你们话没有说破，即使说破，她也同意，两个家庭肯定都有阻力，家族的隔阂由来已久，更何况你家现在的情况；四、她长得并不漂亮。他的分析是有道理的，而对于他认为她不漂亮的话我几乎生了气。我怎么咋看她都漂亮呢？我那时还没有真正读过《红楼梦》，以至数月后去县城大姨家偷拿走了表哥的一本《红楼梦》，只匆匆翻看了后半部，而且将所有诗词空过去。但我总觉得我与她前世是有什么孽债要还的，多少个傍晚坐在山根的河边，眼瞧着石头和石头边的山桃树，我把我的名字写在石头上而把她的名字刻在山桃树上。上了大学后，我第一次完整地读《红楼梦》，读到了木石之缘，我之所以吓得魂飞魄散，就是我想起了我所经历过的这段恋情。
　　在演出队里，有一个能人，他叫任仕，不但拉得一手好二胡，吹得好笛，还会谱曲，演出的节目都是他导演的。起先因为与他熟了，可以去演出队找他，便趁机能见到她。但与他熟起来了，我们就成了知己。所以，后来每当演出，我就坐到了台后，任仕分配我的任务是隐身于幕侧给演员传递台词。化了妆的她美艳无比，没她的节目，她就坐到我的旁边，嘴里嗑着南瓜子——房东家种有许多南瓜，瓜子晒在窗台上，我总是偷偷要拿许多送她，这是我惟一能送她的东西——她咧开棱角分明的嘴，用一排白牙磕瓜子，“扑”地一下吐瓜子皮的样子让我觉得美妙极了！但她却不需要我传递台词，我惊奇她白天也要劳动，在工地上跑，那些台词是什么时候背诵下来的？到了10月，天气就凉了，穿上夹袄也冻得身上起鸡皮疙瘩。县上来了通知，要一个月之后举办文艺调演，各公社必须要出一台自编自演的节目。棣花公社当然也得进行选拔，任务下达到了各生产大队，也下达到了水库工地，任仕和福印就自然而然地承担了重任。任仕让我创作剧本，他谱曲配乐，我俩几乎在一个星期里创作了全部节目，虽然内容都是与水库工地有关的独唱、合唱、快板书、舞蹈、相声。排演了10天，先在工地演出，大受欢迎，连演了三场。去公社选拔演出，又获得第一名，可以上县里去调演了。这台节目，使我的声名大震，也赢得了演出队女演员们的青睐，我已经能自自然然地去排练室和她们说话了。
　　演出队里最活跃的还有一个姓田的女子，她与我爱着的那个形成鲜明的对比。一个安静，一个好说好动；一个穿着朴素，一个打扮艳丽。我对她是敬而远之的。每每见她穿了一件新的衣裳，或头上别了一只好看的发卡，就想我暗恋的人如果也能有，那该多好。乡里的孩子叫自己父亲为“大”或“大大”，惟独她说起她的父亲是“我爸”如何如何。因为她父亲是一个区长，县上的高干。我是听不惯她说她爸的，工地上的人几乎都认为她是长得最好看的人，但我不认为，我们也就客客气气地相处着。调演结束后，我一连十多天没有见到我暗恋的人；再去演出队，也没了往日的活跃。姓田的说：“没有一个人了，你就蔫成这样？”我说：“什么人？”她偏不说，拿手指戳自己的脸来羞我。我说：“你这么糟践我，我真的要蔫啦！”坐在那里像一堆抽了骨头的肉。她说：“我再给你说一件事，你就跳起来啦！”我说：“你说吧。”她说：“据可靠消息，她和一位现役军人订婚啦！这位现役军人你可能也认识，叫×××。怎么样，你黏黏乎乎哩，煮熟的鸭子扑棱棱飞啦！”我真的站了起来，但我没有歇斯底里，我笑笑地看着她，但我知道我的脸色一定十分难看，我问了一句：“你听谁说的？”又坐下来，说：“是吗，我煮什么鸭子了，扑棱棱飞啦？她是把我叫叔的……”我在工棚里的草铺上睡了一天，睡得眼泡发肿，照顾我的是长来。我的初恋就在这种暗恋中结束了，我恨我没有及时说破对她的暗恋，也没了勇气再去找她，因为我没有与那位现役军人可以抗衡的条件。他文化水平比我高，长得又英俊，而干扰和破坏军婚在那时是要坐牢和杀头的，何况我还是“反革命分子”的儿子。
　　此后，她真的再也没有来工地，我依旧本本分分地编印我的工地战报，那日记本却快要写满了。我开始搬出了工棚，和新来的炊事员合铺睡指挥部的办公室。炊事员说，我常在梦中说胡话，说：“她漂亮。她肯定漂亮！”又是一天，弟弟再次来叫我回家。回家了，正是午后，母亲将一身旧衣服洗浆之后，又在捶布石上捶得平平展展，要我穿上去茶坊村我的一个亲戚家去。我问去干什么？她说亲戚给我物色了一个女的，约好今日相面的。我不去，我心里正难受着呢，我觉得世上没有比她更好的人啦。母亲骂着，须去不可。去就去吧，但我坚决不穿那浆洗过的衣服，就是随身的一条短裤，一双破布鞋，一件背心，背心背后又破了，是母亲拆了一个口罩补上去的。我说：“我就这样，她愿意了就愿意，不愿意了拉倒！”事后我才知道，在家的父母为我的婚姻可着了大急。作为“反革命分子”的儿子，如不抓紧，有可能就打一辈子的光棍儿。他们托了所有的亲戚四处物色，只要人家不嫌弃我们家庭，人无论怎样都不在乎的。我步行了5里路赶到亲戚家，她立即让我洗了脸，还替我梳了梳头，说：“一个夏天，你倒晒黑成茄子啦！”就去叫那女子。屋子里光线很暗，我坐了半天不见人来，倒困起来趴在炕沿打盹啦。这时门被推开，亲戚引着一个女子走了进来。我估摸那女子从外边进来，一时是看不清我的，但我却看了她一眼，心里像泼了水一般凉。她中等个儿，穿一件蓝地碎白花褂子，脖子下的纽扣扣得很严实，一条蓝粗布裤，也洗浆得有棱有角，脚上是一双自纳的黑条绒面儿的偏带儿鞋，是新的，似乎有些小，鞋口紧紧勒着脚面的肉。她的辫子粗长，像蛇爬在背上，一个眼睛有毛病，好像不对称。她像猫儿似的在一张桌子的那边条凳上坐下，头就垂下去，额上流着汗。亲戚借故去自留地，走时还把门拉闭，屋子里越发黑暗了。我们就那么坐着，坐了很久没有说话，但两个人都不自在，我在炕沿上已经换了几个坐势了。我终于把一把扇子扔给了她，我说：“你家不远？”她说：“不远。”我说：“你叫个啥？”她说：“我名字不好听……以后你就知道了。”我说：“多大啦？”她说：“17，虚岁18啦，我生日小。”两个人又没了话，憋了许久，我浑身热起来，又不知再说些什么。我说：“你热不热，嫌热了你把脖颈下的扣子解开。”她脸一下子通红，抬起头瞪了我一眼。她的一只眼确实有问题，是小时候跌伤过还是生过什么疤？我没敢问。我说：“我是农民，怕一辈子都会在农村的。”我说这话时是低头说的，要等待她的回答。但她没有说，我抬了头看她，发现她正在看我。她立即又低下头，低声缓气地说：“谁不是农民呀！”又是长时间的沉默了。我又问：“你属啥的，几月几日生的？”她这回立即说：“你还信这个呀，算大相合不合吗？”她这么一说，我倒不知怎么办了，慌乱中应道：“这倒不是……我是个日巴刷！”日巴刷是一句土话、脏话，意思是没人像、胡来哩。我说完就后悔了：我怎么就说了这样一句话？！却又想，说了就说了，反正这件事是不会成的，也无所谓啦！这时候亲戚在门外咳嗽了几声，随后推门进来，我们两个都站起来。亲戚说：“没喝水呀？”她没有给我们倒水，家里似乎也没看见保温壶。我们说：“不渴的。”那女子就走出了门，亲戚也厮跟了出去，两个人在门外“喳喳喳”地说话。过一会儿，亲戚进来，笑吟吟地说：“人家女子同意了，你呢？”我没有想到那女子竟这么快就同意了，我甚至怀疑她是否看清了我！我说：“这我拿不了事，要给家里人说哩。”亲戚说：“你倒不如那女子有主意！那好吧，3天后棣花集，我去你家，你们好好商量着。这女子好哩，会针线，知道节俭，是过日子人呢。”
　　我回到家，把情况给父母说了，我说我不同意，她是个斜眼。母亲就骂我：“咱弹嫌别人啥呀，只要不是瞎子，斜点有啥。错过这场婚姻了，你打光棍儿去？”但父亲听了我说的情况，一句话也没有说，闷在那里吸烟了。父亲的不作声，实际上是支持了我，因他的问题，使得儿子找不下个称心的媳妇，他心里有苦说不出。母亲见父亲不作声，就又嫌父亲不帮她，说：“我管不了你儿子，你就随他的意去当光棍儿呀？”父亲却埋怨起了我那亲戚：“她怎么提说一个五官不周正的人呢？”父亲这么一说，母亲也不硬逼我了，我赶紧擦黑儿往工地上赶去。在半路上，我遇见了引生，我感到晦气，怎么今天就碰上引生呢？难道他没有那玩意儿，我是有着也和他一样没个媳妇吗？与引生相对而过时，我朝天吐了口唾沫，引生就和我凶起来，我借机向他发泄，拳擂脚踢，但我不是引生的对手，他摔倒了我，又从地堰上搬下一大块土坷垃向我砸来；我就地一滚，滚到路下的河滩，只有骂：“你绝死鬼引生！”我最侮辱他的是把我的裤带解开，摇着那东西给他看，然后在暮色苍茫之中，将一根木棒端在腿根部恨恨地往水库工地走去。
　　又一批招工的指标到了公社，又有许多人离开了水库工地，从此要吃国家饭了。他们差不多在极短的几天时间里完了婚，欢天喜地地给大家发喜糖。而完了婚姑娘就尾随身后，屁股一拧一拧地轮得圆。我真不明白，一端了国家的饭碗，婚事就这么容易，这些姑娘好像都在那里存放着，谁一招工招干，就给谁批发一个？！福印说，在山上割草砍柴你该有经验吧，再高再野的山上，你看不到苍蝇，可你刚一拉屎，苍蝇就出现了。喜糖吃是吃过了，但吃了喜糖却议论纷纷，说这批被招工的都是各大队干部的儿女或亲戚。有人就在工地上大骂，结果有干部回了声，两厢便翻了脸，最后打起来。当然是干部受伤，打干部者以破坏水利建设的罪名进行了批斗。对于这次事件，我无动于衷，我只关心我那一张小小的报纸，记我写在日记本上的故事。医疗室那个医生不断地散布着新近的趣事：西山塬民工连的某某饭量大，灶上的份饭不够吃，每顿另外吃一碗稻皮子炒面。可吃了难拉下，到医疗室要泻药吃；没泻药，用体温表来抠，体温表竟一半断在肛门里。库区内的几户山民，地里种的红薯、萝卜丢得多，连挂在屋檐下的辣子串烟叶串也被偷走了，气得三个婆娘用稻草扎了个人形，眼睛里全扎着酸枣的刺。而离工地4里地的那条沟里，那患羊癫风的男人的婆娘，据说已经有许多人光顾过了，傻男人每每路过工地，人们就逗他，问夜里看见了什么？他说怪哩，睡觉的时候炕底下放着的是一双他的草鞋，一双婆娘的布鞋；半夜里起来尿尿，迷迷糊糊却见炕底下鞋多了，是一双黄胶鞋；天亮起来，炕底下又是一双草鞋，一双布鞋。
　　各大队又来了一批新的民工，展开了新一轮的大会战。小小的山沟里拥进了近四千多人，整日里红旗招展，夯声阵阵，演出队配合大会战又办晚会了。没有了她，节目得重新调整。我照旧去幕布侧传递台词。心想，这些演员真笨，除了姓田的，再也没有一个能胜过她了。她这会儿在家做什么呢？福印却过来，悄声说：“想啥哩？”我说：“没想啥。”他说：“我听说了，你去茶坊村相过亲？”我把这事给长来说过，长来一定是又说给他了，我支吾，想把话题岔开。福印却说：“我倒给你物色一个，我怕人家不同意，事先并没给你说，我先试探了人家，她只是笑，好像有门道儿。”我说：“谁个？”福印努了努嘴，竟指的是正演出的田×。我说：“你别戏弄我，人家能看上我？”话只说到这里，这个节目就快结束了，福印忙着让下一个节目准备。对于田×，我真的没有注意过，经福印这么一提，倒细细看起来。她头圆脸圆，胸部丰满，肤色嫩白，抬脚动手不是农家子弟的味。但她的脚不好，肥嘟嘟的有些笨，又怕冷，整个冬天穿一双棉鞋，演出时也不敢换单鞋。我看着她的时候，她从台前下来坐在那里对着镜子补妆，于镜子里瞧见我看她，向我说：“抠眼睛！”我忙避了眼。她却说：“看啥哪，我又不是×××！”我怕她再说出什么来，赶快离开台子，也不去传递台词了，悄然回到指挥部办公室。办公室里，会计和关印坐着喝酒，问我怎么不在台上，我说头痛。他们就一边喝一边说起演出，竟也说到田×：“干部的娃和农民的娃就是不一样。”我说：“怎么个不一样？”他们说：“洋气嘛！”田×是洋气，她能和我是一个辙里的车吗？
　　福印没有再向我提田×的事，我也没向他问起，我似乎没有了激情，是一堆湿漉漉的柴，点着了不起焰只冒烟。第三天晚上，我正在陈家沟民工连的工棚里看别人吵架，福印把我拉走了，说：“两天了没见你求我提亲的事，你是不热火人家？”我说：“差距太大的事我就不想。”福印却说：“多少人都要想死了，你倒不想？今夜是我约你们在河湾见面，10点钟你独个去吧。10点钟！”回到了办公室，我心里扑腾扑腾跳起来，真的要和她谈恋爱呀？我没手表，办公室里有一台马蹄钟，我看了看，是9点，还得一个小时。炊事员烧了一锅辣子杆水，让几个领导烫脚。大家的脚差不多都冻伤了，可只有两个盆子，先领导泡，然后才是我们。我刚泡了一会儿，马蹄钟响起来，已经是10点了，忙把脚取出来，来不及穿袜子，穿上棉鞋就往河湾去。河湾里有月亮，有屋大的石头和一棵从石堰上斜长过来的柿树，但没有人影。我站立了一会儿，刚要转身离开，大石后闪出一个人来，是田×。她说：“你不守时，福印说你要在这儿见我，我来你却不在！”我走过去，说：“我不是要见你，他说让我到这儿来……”她说：“你不承担责任，那好，算我在这儿约你！”格格格笑起来。我忙把她制止了，并让她声音往低些。她说：“你到底有经验！”我脸火辣辣的，我知道她说的是什么意思，立即又想起了我暗恋的那个人。河水哗哗地响，寒气一阵阵袭过来，河对岸的坡上有一声什么鸟叫。她说：“咱们打开窗子说亮话吧，福印让你来说什么呀？”我说：“……福印说你愿意？”我说这话时声音发颤，她说你冷？我说冷倒不冷，这儿说话是不是不安全？她说：“鬼到这儿来哩！福印是给我说了，我以为他开玩笑的……这事还得给我妈我爸说哩。”她一说“我爸”，我立即安静下来，明白站在面前的是革命干部家庭的孩子，我们是有距离的。这么一想，倒不颤抖了，真的感到了身上冷。我说：“那你和你父母商量好。”她说：“这事我不给我爸说，我妈听我的，我怕我爸，以后再给我爸说……我爸不会同意的。”我站在那里没有说话。她问我怎么不说话了。我说：“你愿意吗？”她说：“你呢？”我说：“我是农民，我父亲还有历史问题，我恐怕一辈子窝儿在农村了，这你想好。”她说了一句：“我只要你有本事！”事情到这一步约会的目的是达到了，我轻轻跺脚。她说：“这儿就是冷！”我说：“我没穿袜子呢。”她低头看了看，说：“那咱就回去吧，别冻坏了脚……这事你不要给任何人说，男人家就爱给人显摆，说了事情就槽了！”我说：“我知道。”她就先走了，走到了水田边的路上，咳嗽了三声，我听出是她给我的暗号，才从树后走出回指挥部办公室。炊事员问我哪儿去了，袜子都不穿？我说拉肚子。福印使眼色，我们走出了门，他悄声问：“怎么样？”我汇报了情况，最后说：“冷得很，人都要冻僵了！”
　　真正地谈恋爱，这算是第一回。第一回的恋爱是从黑夜里开始的，又冻坏了我的脚，也冻坏了她的脚。数年后，当我们解除了我们的恋爱关系，我就觉得那一晚选择的地方不好。今天早晨，我到《美文》编辑部召开编前会，编辑们又在会前互相戏谑了。一个编辑说昨晚上给副主编老王打电话，问老王在家干什么？老王说：“停电了，黑灯瞎火的能干啥？”编辑说：“那正好扒灰吗！”老王说：“扒灰也扒的是黑灰！”大家哈哈地笑，我也笑了。猛地想到遥远的那一夜，心里说：我的第一次恋爱是“冷爱”。有了那一次的“冷爱”，每次在工地上碰着田×，我总是羞答答地手脚无措，而她则应付得滴水不漏，因此除了福印，竟谁也没有看出。不久，她告诉我，她的母亲同意了，但仍是没给她爸说。我开始和福印形影不离了，没人时谈的都是田×，他对她评价是非常高的，逼着我写情书给她。但是，田×却因母亲有了病，离开了工地。在没有了她的日子里，我觉得工地空旷了许多，才知道自己已经对她有了感情了。福印是十天八天就要回家一次的，我就同他一块去他家。福印自然要走5里路，翻过一座山梁，去她家把她也叫来，我们就坐在福印家的土炕上说话、嬉笑和吃热土豆。她送给过我笔记本、钢笔，可我没什么送她。在土炕上我们脱了鞋，坐在那里用被子盖了腿，我是在被窝里用脚蹬住过她的脚，却没有吻过她，也没有摸过她的手。
　　我在福印家住过的那两天里，父母让弟弟到工地再次找过我。父亲的冤假错案有了平反的迹象，学校派人来通知父亲返校，弟弟是来报告这喜讯的。事后，我把父亲可能平反的事告诉了田×，田×欢喜得一蹦老高，说：“看来我会给你家带来福气的！”几十天后，父亲正式得到平反，恢复了公职，补发了工资。我们家有了翻身解放的喜悦，家中的客人骤然又多起来，一来人就嚷道祝贺，要吃喜烟，要喝喜酒，父亲就又大摆酒席。母亲是不高兴了，怨父亲不该再对某某好，受难的时候他几时来过家，路上见了如同不认得似的；向他借一元钱，不但不借还说了一堆难听的话。父亲说：“有理不打上门客，世事就是这样嘛！”父亲正经地和我谈话，问我和田×的事发展如何？我说还是那样，她不敢对她爸说。父亲说，现在你让她给她爸说吧，你已经不是反革命分子的儿子啦！田×的回话是给她爸去了一封信，并邀请我和福印去一趟她家。我和福印去了她家，在她家院门外，我却紧张了，想打退堂鼓，福印一把推我进院，她已经在堂屋的窗内看见，大声喊：“妈，来客了！”她妈肥胖胖地站在堂屋门口，从院门到堂屋是几米远，我觉得我走了半天，手没处放，脚下也拌蒜似的。她们家收拾得特别整洁，许多家具是农村很少能见到的。床上铺了太平洋大单子，每个枕头上都罩着枕巾或细纱头巾；生一盆特别旺的木炭火，有热水壶，用巨大的搪瓷缸泡茶；小房的四壁和屋顶糊着报纸。贴着系列年画。而庭堂里耀眼的是两辆飞鸽牌自行车，一台缝纫机，柜上放有小摆钟，她的母亲也戴着一块手表。这一切都显示着一个干部家庭的身份、地位和富有。但他爸仍是没在家，任何亲戚也没来，偶尔邻居有人过来，说：“来客了？”她母亲说：“她们工地演出队的同志。”
　　当我们重新去了水库工地，不出一个星期，几乎一阵风似的大家都知道了我和田×在谈恋爱了。我矢口否认着，别人却说：“田×都承认了，你还保密啥？是舍不得给我们吃糖吗？”我跑去见到了她，问她怎么就给外边张扬了，她说：“知道就知道吧，咱又不是做贼哩！”我只好将发给我的两元钱买了水果糖，在棣花民工连的工棚里散给大家。
　　父亲领回了补发的工资，他除了拿出一部分买酒肉招待来客和给二伯父家周济外，就买了一辆自行车，然后全部购买粮食。自行车买回后，依照当时的风俗，用一种塑料带子把所有的车梁车杆都包扎了，以防磨损。这车子成了我家最贵重的物件，有事没事都去擦洗。买粮的那天，是棣花逢集，父亲领了全家去。我记得在中街一户熟人家的院子里，放一个筐篮，把集上买来的一袋一袋麦子往里边倒。母亲一直是蹴在筐篮边上，她似乎不相信这些粮食是我家的，对我说：“你大大把剩下的钱全买了粮食，我说留些给你们买布做衣裳，可他全要买粮食！”我说：“先吃饱再说！”说完，抓了一把麦子丢在嘴里嚼。回到家，弟弟拿了新买的麦子去水磨坊磨了，全家人直等到面粉担回来，做了一次捞面吃。这一天我没有去水库工地，全家欢欢喜喜地坐了半宿，因为弟弟妹妹捞面吃得过多，胃反倒都吃坏了，难以消化，不停地放屁。父亲笑着对母亲说：“你闻闻，娃们放屁都有臭味了！”
　　在我们村里，有一户地主，据说解放前人缘不好，但发了暴财。在西安城里也有铺面，还有小老婆和小老婆生的孩子。解放后他死了，他留在了村里的是大老婆和一个比我大三四岁的儿子。历次的政治运动，他的老婆就受批斗，那已老得没了牙齿的老太太见人就说她有罪，说社会主义好，说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后来就屙血尿血死去了。她一死，替丈夫还罪恶债的任务就交给了她儿子，“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儿子就被揪出来。儿子年龄小，自身没乱说乱动，但总得陪斗。而村里一发生盗窃事件、破坏通讯和水利设施事件，或者有了什么反动标语，首先就提审他。他长得丑，沉默寡言，没有朋友，像幽灵似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去过他家，住在原先他家老宅的一间厦屋里，黑洞洞的，什么家具也没有，晾在门窗下的单子被子上留下肮脏不堪的痕迹。我父亲的冤案平反后，我在泉边碰着他担水，见没旁人，他低声说：“你大大平反啦？”我说：“嗯。”他笑了一下，这是我看见他第一次笑，笑里是恭贺和羡慕，然后担着水就走了。望着他远去，我心里一阵冷，他是不可能平反的，地主成分这座大山会压着他家一代一代的。但或许压到他这一辈就结束了，因为他不可能娶妻生子。可怜他今生不知道女人的滋味！不知道了也好，免得生子又害子啊！5年前的一个中午，我在西安城里的西大街突然碰见了他，他苍老得我已经认不出了。好像是谁在叫我，我转了一下头没发现熟人，就又收拾我的自行车；又听见谁在叫我，就看见他站在前边，拉着一个架子车。就在他似乎要走了，我认了出来，赶忙叫住他。他说：“我叫了你两声，见你不理，我只想你不会理我了……”我忙问他怎么在这里，第一个念头是不是现在不讲阶级斗争了，也不讲地富和贫下中农的高低贵贱了；他是来到了城里的婶娘家了吗？他说：“我给一家饭店打工，拉煤的。”我问了问他的情况，他依然没有成家，婶娘家他去过，也是一辈子受改造，现在退了许多房子，但人家并不认他。我说：“你出来这么些年，没回老家吗？”他说：“去年回了一趟，我家也没有啥，但还被贼偷了，偷了被子和锅，我回去了一天就又回来啦。”我留下我在城里的住址和电话，让他有空儿来坐坐，他却再没来过，也没打过电话。我浩叹了，这位地主的儿子一生就这么度过了！如果我父亲的问题一直不得平反，而我又没有上大学的机会，我又会怎么样呢？
　　父亲重操旧业，做他的教师，政治上虽不背那沉重的包袱了，但教师仍是没有社会地位的，并且受过那样的摧残再如何地笑，笑容也不会灿烂。我呢，与田×的恋爱还是悬而未解，虽然母亲已经开始积攒粮食、棉花，织起了土布，因为要订婚，起码给女方240元钱、三套衣服、五个土布的。我反对过母亲做这种积攒，我在院子的梅李树下拍腔子说：“我要找的女的，应该是一分钱不要的！”我说这话时，天上轰隆隆响了一个雷，使我吓了一跳，莫非我说大话了？！母亲也吓得脸色煞白，赶紧对天祈祷，骂我没有尿泡尿照照自己长个什么样？说张狂话天怒人怨的。母亲是温良恭俭让的，父亲平反后，又买了一批粮食，她就害怕引起村人的嫉妒，见谁都客客气气，感谢着人家曾经给予的关照；谁家有红白喜事，立即去行“门户”；她甚至端了升子，给左邻右舍分别送过面粉；而家里来客喝酒，就院门关了，尽量不让划拳声传出去；垃圾里不得有鸡蛋皮。她说：“田家虽然是干部，可不给人家财礼，人家那么大个姑娘就白白给你养啦？”但我拿定主意，要给田×谈一次的，财礼我是绝不给的，这并不是我不爱她，也不是吝啬，而是不能让父母为财礼受艰难困苦。可是，田×依然没有再到水库工地，得到的消息却是她被提拔成了公社妇联干事。那时候是讲究提拔一批年轻人进入机关的，她属于以工代干，虽然还是农业户口，却每月可以拿十多元的补贴工资了。她的提拔，使我有些丧气，甚至觉得我们的恋爱是不会成功了。因为她正式参加工作是不可避免的事，而妻子是国家干部，丈夫是农民的家庭还没有听说过。我就没去再找她，静观她的表现，任其自然发展。当我再次回家，听母亲说，田×来过一次家，她是公社的干部了，来村里检查工作，就顺道到了家来。母亲显得异常兴奋，对田×的印象颇好，说人长得一朵花儿似的，又会说话，句句都叫着姨，也不羞口，一句一个平娃长平娃短的。我说：“她没有叫你妈？”母亲说：“人家再大方也不能没过门就叫我妈的！我给她20元钱，她死也不接，我说这是规矩，你是嫌少吗？她还是不接，她倒把头巾送给了你妹妹，你没见她那天穿得多洋气哟，她穿的是黑呢子短大衣哩！”我说：“这还行。”去厨房里找剩饭吃。母亲撵我到厨房，说：“你今日回来了，去公社找找她，领回来了我给你们包豆腐饺子吃！”我不去，说：“她还没给她爸说哩，你别高兴得早，八字还没一撇哩！”我返回了工地，继续编印工地战报，但最热闹最有色彩的水库生活似乎过去了，没了两员台柱子的演出队缺少了演出的条件，我也不愿为他们写什么节目，一有空就在另一个日记本上写我的故事。只是在工地收工后，我和电机房的小巩在指挥部门口的石板上下象棋，我又上了棋瘾。这一日，已经吃过晚饭，我坐在工棚给大家念我新写的故事，有人告诉我，南沟的傅先生盖的新房塌了。傅先生是棣花方圆惟一的阴阳先生，虽然不敢公开行事，但谁家盖房修墓，嫁娶埋人没有不黑夜里把他请来掐算方位日子的。他的老宅在南沟的一个洼地里，却偏偏在梁峁上盖了一座新屋，河这边的棣花街上，人一抬头就能看见，都说傅先生能把新房盖在那儿一定是那儿有好穴。但是，新房却塌了！大家议论开来，多少还有点幸灾乐祸。有人就断言，这一定是他的同行给他使了法。因为傅先生有个师兄弟，会鬼八卦的，夜里走路能使法让鬼抬轿，也可以使法让鱼突然掉到谁家院里，让谁家蒸馍蒸出了一笼石头，最后死时是浑身起了蒜头大的水泡。自个说，他一生整过别人，也得罪了一些对手，有高手使了五雷轰法，他破不了，他该死了。这么一说，大家都恐惧起来，我偏详细询问，要把这些事记录在日记本上。但福印狼一样地在指挥部办公室门口喊我，我去了，办公室里坐了我的弟弟。弟弟又是要叫我回去的，说家里有重要事。我当时想，会不会与田×的事发生了什么变化，要么，父母不会天这么黑了让弟弟跑来！我们就点着了一根火绳，一路摇甩着跑回家，父亲告诉我的却是从此改变我命运的一宗大事。父亲说：“我一直认为你不应该就这样下去的，你会从山里出去的，现在真的有机会了，大学开始招生了！”父亲很激动，双手又嗦嗦地抖起来，他端了酒盅喝酒，酒洒了一身。我说：“这是真的？”父亲说：“文件已经到县上了，我的一个学生在教育局，他给我打的电话，我赶紧就回来啦！”我说：“上大学，我能上大学吗？”父亲说：“这是天赐的良机！你想想，以前当兵招工，我的问题没解决，公社里又没咱认识的人。这次招生，偏偏我刚落实了政策，教育局也有我的学生，公社的文书也是新调来的。他是和你舅家一个村的人，我感觉这事该到成功的时候啦！”我说：“我的意思……我是初中生，能读大学吗？”父亲倒骂了我一句：“没志气！”他的想法是，只要有机会上大学，课程赶得上赶不上那就看自己的奋斗了，天底下哪儿有轻轻松松的事呢？他告诉我了招生的范围包括初中67届学生，招生并不严格考试，原则是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审核，学校最后只是象征性考试罢了。父亲说：“你应该第一个报名，这消息不几日就会传下来，你得抓紧。好像你不热火？”我说：“热火！”父亲给我倒了一盅酒让我喝，我喝得口辣心烧。第二天，我去大队支书家。支书不在，说是去水库工地了。赶回工地一打问，支书却偏偏又回家啦。我就又往棣花去，我背了一背篓干柴准备作为见面礼，这是福印给我出的主意。以前的参军招工，都是有后门的，或是要送礼的，我一时没钱买酒和点心，福印提议把我存放的柴背去，但我存放的柴不多，他又将他存放的柴给了我一些，送我上路。一路上，我舍不得这些柴，心想事情真能成了还罢了；若事情不能成，这柴就白送了，为砍这些柴，我是不小心用砍刀砍伤过小腿的哩。我黑水汗流地把柴背到支书家的村口倒紧张了，我是从未给人送过礼的，背一背篓柴怎么进人家的门？见了支书又怎么开口说话？想了几套说话的方案，到了他家院门外，门关着，敲了一下没有响动，倒高兴啦！他家没人，是可以躲过求人的难堪啦！我把柴背篓背回家去，父亲没在，母亲听了我的叙述，倒催我再去。她没有骂我，而是好言好语劝着鼓劲，我只好抖抖精神，把柴背篓又背去了。天已经黑了，他家的院门这回开着，我低了头往里走，门小，柴捆大，一时又不得进去，堂屋里支书的老婆听见响动喊：“谁？谁？！”我一紧张连人带柴倒在那里，赶忙爬起来解了襻儿绳，把柴往台阶上抱。我说：“支书在家吧？”他老婆说：“在哩。你这是怎么啦，给我家背柴火？”我说：“我从水库上捎了一点柴，这有啥的，年轻人砍点柴值个啥哩！”我进了堂屋门，支书在炕上躺着吃旱烟，坐起来了，把烟锅嘴擦了擦让我吃。我是不吃烟的，我说：“支书，我有个事要给你说的。”支书说：“是指挥部捎什么通知？”我说：“我自己的事，得求你哩。”支书就自己吃起烟，说：“啥事？”我说：“我在工地上找你，说你回来了……我想考大学哩。”说完我就看着他的脸。我看见他愣了一下，他分明是还不知道有这事。他说：“考大学？大学不是停了几年了吗？哪儿的事？”我说了我父亲说过的情况，说：“可能文件很快就到大队的，我先来给你报告的，我父亲是从教育局得到的消息……”我强调我父亲消息的来源，我的意思是要他知道我父亲已经平反了，是人民教师了。我已不再是“可教子女”了！但支书说：“考大学？好嘛！只要你能考上你考吗！这又不是参军呢、招工呢！”他是应允了，我立即如释重负，说：“那我这就算报名啦！”我没想到这么快我的任务就完成了，我想好的那一套一套要说服他的方案一个都没用上，我感动得认为他是一个好人、好支书，应该当一辈子的支书！从他家里出来，我琢磨着我们的全部对话。支书是以为这次上大学要考试的，像往昔考大学一样，而且我是第一个报名的，所以，他一口就应允了。如果他知道最主要的是群众推荐、领导审核上大学，他是不会这么干脆的。事后，果然是这样，等大家都知道这件事后，报名的已十多个，竞争得十分厉害。是公社的文书坚持把我列入了报名者的前三名，才没有在第一轮、第二轮中淘汰。而第二年后，村干部都知道了上大学比参军、招工更好，从此就没了一般人的份儿啦。报完了名，我又返回到工地，而父亲却反复不停地走动着。他找到县教育局，找到公社的文书，尽量给人家说好话，还把我编印的工地战报拿给人家看。母亲告诉我，父亲是整夜睡不着觉的，担心这样担心那样，惟恐有差错。不久，田×来了一次工地，因为她的铺盖一直还在原来的民工连里。她取铺盖时来找了我，说大学招生的文件正式下达到了公社，公社的文书、主任都与她爸熟，她也报了名，而且是作为第一候选人推荐的。我说我也是报了名的，应该是第一个报名的，不知大队文书把我的名字报上去了没有？她说，听文书说了，名单里有我，我父亲也找过了文书，而且她也求文书能推荐我，我被列为第二名，争取两个人一块去上大学！随后，我回到家，十多天没去工地，专门关注着公社的动静。父亲也从学校回来，那文书就来我家喝酒。文书是能喝酒的，而且豪爽，他说田×给他讲了她与我的关系，他表示这次一定先让我们走：“是人才怎么能不给人才发展的机会呢？总不能把笨蛋送去上大学吧！我看过平娃编的战报，编得好呀；那田×的字写得也好嘛，不像是女娃娃写的嘛！古时候都有伯乐哩，人才在咱公社里，竟然这么多年军也参不上，工也招不上，以前的公社领导营私舞弊嘛，他妈的个王八蛋！”我赶忙敬酒，全家大小都敬酒，他就喝醉了，直到天黑，披着那件红卫服外衣摇摇晃晃地回了公社大院。什么叫天时地利人和？这是我第一回体会到的。我有些自命不凡了，原来参军不成招工招干不成，连代理教师也不成，都是要我等待着大学招生了！我夜里去了三娃家，三娃也为我高兴，他翻出一本书，寻到李白的一首诗念给我：“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 以文件要求，每个候选人必须有一份群众推荐书的。我找到支书，希望他召开个群众会，给我出一份推荐书。支书却说主要劳力都去水库工地了，而且这么些年我主要在水库工地，应该是水库指挥部出推荐书为好。我只好又到工地，工地上已传出我要考大学，一些人就嫉妒了，说真正的贫下中农子弟没有去，而刚刚平反了的“反革命分子”的儿子竟上大学；他又是和田×恋爱的，好事怎么让一个人全得了？我担心写推荐书时有麻烦，但召开的会议上说我好话的人竟那么多，评语写得好得不得了。甚至建议团支部在短时间内吸收我加入共青团。我将推荐书交给公社，在公社的大院里竟意外地碰到了田×和她的父亲。她的父亲是那种十分刚毅的人，脸面严肃，不苟言笑。看见他，我立即有了压迫感。田×把我介绍给他，他并没有多说话，只看了我几眼就去支书的屋里喝酒。我跟着去屋里。没人同我说话，也没人让我喝酒，默默地坐了一会儿，周身不自在，说：“我给你们再买一瓶酒去！”退出来，身上却没有一分钱，站到商店门口企图碰个熟人借钱。田×跑来了，说：“我知道你没钱！”她买了一瓶酒，让我拿去。他们似乎觉得这很平常，就把瓶子打开，五魁六顺地划起了拳。田×在门外向我招手，我走出来，她悄声说：“我爸同意啦！”我问：“怎么个同意法？”她说：“我爸说，要谈就谈成，却不得半途又不成了！”她父亲说这话的时候，我不明白当时是怎么想的，但后来我们却真的就半途不成了，这当然是后话。当时听她说她爸同意了，我看着她的手，想去握一下，没敢，院子里没有人，但一只鸡站在台阶上朝我们看，我觉得鸡也有灵性，它监视哩。田×兴奋地说：“咱俩都上了大学，以后就再不回来，世世代代都是城里人！” 3天后，我们正式订婚，仪式是福印以媒人的身份领了她来到我家，我的母亲给了她几块布料，她不接。福印劝她：“不接就是表示不愿意。”她接了，开始叫我的父母亲为“爸”为“妈”，叫得亲热；并当日去商店买了一双鞋送给福印，算做谢媒。又几日，将那些布料做成衣服送给了我的妹妹。她做得非常周到又体面，村里人没有不夸奖的。但我从来没叫过她的父母，我口笨，见面只“扑哧”一笑。她开始频繁地出入我家，在院子里格格格的笑声使左邻右舍都听得见。她甚至要我领她去村里转转，说是散散步，我不。我去自留地灌溉的时候，她也一定要厮跟去，我不和她一块走，偏让她前边先去，我磨蹭着在后边拉开距离。村人在说：“婚姻就是那样的，一个丑的搭一个俊的，一个哭的搭一个笑的，将来他们是女的要当家！”但是，谁也没有想到，我们最后并没有成家。一年之后，因多种原因闹开了矛盾提出分手，而双方家长却已经亲密无间，坚决不同意解除婚约。这样拖过了3年，我为此跌过跤，差一点终身残废；她发生了失职行为，险些被开除公职，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而断绝了关系。现在，每当回想起那段生活，不由得不想起她。据我的妻子后来说，她怀孕时挺着肚子去县医院检查，常常在医院里就碰着了也挺着肚子来检查的田×，两个人友好地谈着要做母亲的喜悦。她还是那么直爽大方，高声大笑；也问到我的近况，甚至说她还梦到了我，在梦里与我吵架。但我在之后再没有见到她，只是默默地祝她幸福。我是个好男人，却不一定是个好丈夫，或许，她没有和我成家还是她的另一种福分哩。那一个春节是快乐的春节，也是焦急的春节，公社的通知迟迟不见下来，虽然文书不断捎来话，说是十拿九稳了，母亲就为我买了一双尼龙加底的袜子、一件绒褥，并缝制了进城的铺盖。可不幸的消息传来了：分配给棣花公社的招生名额因故取消了一个，只有一名了！这就是说，我和田×只能走一个，而她是排在第一名的。支书找着了我，也找着了田×，他作了种种分析，虽然他与田家更熟。但我与田×订了婚，应是一家人了；以我的学习比她好，推荐书也写得比她好，就只有我走啦。她哭了一场，最后说：“那就你走吧，我要走了，你肯定不放心，还没有妻子上大学丈夫是农民的，但却有丈夫是国家干部妻子当农民的。当初我说我图你有本事，你真的要上大学了，我高兴我有眼力！” 我终于接到了入学通知书，而几乎在我离开棣花不久，田×也正式招工。那一天清晨，从县城开来的班车停在了棣花的站牌下，我的一家人，甚至包括我的几个伯父伯母及堂兄堂弟，还有田×的家人，在站牌下已等候了一个多小时。他们把我的铺盖和一个小箱子搬上了车，叮咛这样，叮咛那样，我坐车走了。车开出了巩家河沟口，就进入商镇地面了，我回过头来，望了望我生活了19年的棣花山水，眼里掉下了一颗泪子。这一去，结束了我的童年和少年，结束了我的农民生涯。我满怀着从此踏入幸福之门的心情要到陌生的城市去。但20年后我才明白，忧伤和烦恼在我离开棣花的那一时起就伴随我了，我没有摆脱掉苦难。人生的苦难是永远和生命相关的，而回想起在乡下的日子，日子变得是那么透明和快乐。我不止一次地问自己：难道是我老了吗？但我不承认我老了，即使已46岁的人了，我心态依然未老；而产生这种想法，是我走过来了，走过来的人，给还没有走的人说什么道理他们也是听不懂和听不进的。那年是1993年，我刚刚出版了我的长篇小说《废都》。我领着我的女儿到渭北塬上，在一大片犁过的又刚刚下了一场雨的田地里走。脚下是那么柔软，地面上新生了各种野菜，我闻到了土地的清香味。我问女儿：“你闻到了清香吗？”女儿说没有。我竟不自主地弯腰捏起一撮泥土塞到嘴里嚼起来，女儿大惊失色，她说：“爸，你怎么吃土？”我说：“爸想起当年在乡下的事了，这土多香啊！”女儿回家后对我妻子说：“我爸真脏，他能吃土？！”孩子是城市的孩子，她喜欢上公园去登假山，去游泳池戏水，去动物园看狼看虎；她只知道衣服是从商店来的，馍馍是从厨房来的，她是不知道土有多香的。当乡下的亲戚和村里的人来城市看病和办事，好不容易来到我家，我用特号的大碗给他们盛饭，不放烟灰缸而让烟蒂就扔在地板上，女儿总是埋怨他们的不文明；而我那些依然还在乡下的初中同学拿着红茶、包谷糁来到我家，说：“我到你这里来，就是鲁迅笔下的闰土啦。”女儿总是笑，说我年轻，比我的同学至少年轻10岁。这时，我真想把孩子送回到乡下去三五年甚或十年。但我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孩子是不愿意去的，即使是真要送孩子走时我也会不愿意了。社会已到了这步田地，竞争十分激烈，你不让孩子加班加点学习，别人的孩子都在加班加点，你的孩子就会被淘汰，没了工作，没了饭吃。但孩子却越来越变得自私、孤僻、任性、娇气，缺乏生活的自立和坚忍。整个社会，一切都在速成着，一切都做作起来，人人忙碌，浮躁不堪。孩子们整日地唱着那些尽是愁呀忧呀的流行歌曲，我就说：“孩子，你们那种愁忧并不是真正的愁忧。在没有童年和少年的城市里，你们是鱼缸中的鱼，你吐了我吃，我吐了你吃。愁忧将这么没完没了地伴随着你、腐蚀着你，使你慢慢加厚了一个小市民的甲壳。真正的苦难在乡下，真正的快乐在苦难中，你能到乡下吗？或者到类似乡下的地方去？”

　　1998年10月1日夜写毕
　　2006年5月为插图版改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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