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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时珍的药物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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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时珍（1518～1593）是我国古代杰出的医药学家，他在长期采药和医疗实践的基础上，系统地总结了16世纪以前我国药物学的宝贵经验。写成了一部　190多万字的名著《本草纲目》。对我国和世界的医药学和自然科学做出了不朽的贡献。

　　李时珍字东璧，号濒湖，蕲州（今湖北蕲春县）人，他生活的时代，正处于中国封建社会已经衰落，资本主义开始萌芽，农民起义不断高涨，阶级矛盾尖锐，农业、手工业生产关系正在发生着变化，商品经济迅速发展的时期。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促进了自然科学的进步，李时珍的药物学巨著《本草纲目》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产生的。

　　李时珍从青年时代就随同他父亲全力从事医学工作、他对医药学刻苦钻研，精益求精。由于多年的医疗实践，又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他的医术是很高明的，博得了广大群众的信仰和一些知名人士的钦佩。他广泛地接触群众，一方面为群众治病，同时又向群众学习以丰富他的医药知识。有一位患习惯性便秘已30年的老妇人，经过多人医治不见效，李时珍从群众中听说，“牵牛子有下泻作用”，他就用适量的牵牛子给那位老妇人试服，大便果然畅通，此后他还用牵牛子治好了许多病人。这件事给他很大启发，使他深深地认识到在群众中有丰富的医药知识，需要把这些零散的知识很好地集中起来，于是促使他更广泛地虚心向群众学习。如萍、苹、尊、和蓬草的区别，是请教农民解决的；各种鱼类和兽类的生活习性和繁殖状况，是从渔民和牧民那儿学来的；矿物的采集和制炼知识及铅中毒、煤气中毒等疾病，是访问矿工获得的；旋花有益气作用，是从“北土车夫”学来的。

　　他还很重视收集单方和验方工作，一面整理前人遗留下米的，一面收集散失在民间的，做为临床实践的参考。凡有显著疗效的，均加以总结推广。

　　李时珍通过大量的医疗实践，认识到药物学知识在医疗上的重要性，深刻感到有重修“本草”的必要。我国的药物学始自《神农本草经》，记载药物365种，梁陶弦景增药一倍，唐《新修本草》又有所增附，直到宋朝的《证类本草》已记载药物1000多种了。但是，这些旧本草问题很多，名目混乱，分类不科学，其中还掺杂有方士、巫医的迷信事例。此外，从《证类本草》

　　（1082年）到李时珍时代已经过400多年，在此期间人们对药物的性质、效能有了新的认识，新品种也不断增加，矿业的发展和中外交流也引进不少新的药物。因此，重新编写“本草”已成为当务之急，李时珍适应药物学发展的迫切需要，乃下定决心编著《本草纲目》。

　　李时珍在给群众治病的同时，即开始专心研究本草。多年来，他研读了经、史、子、集各种书籍，尤其是医书、药书等800种，手头又积累了大量单方、验方和自己写下的医案、读书札记等，需要进行整理了。但如何进行整理？他深感只读书不接触实践的研究方法不能解决问题，必须到实际中去，他说：“熟读王叔和，不如临症多。”他为了证实前人对鲮鲤认识，在其“集解”内说：“腹内脏腹俱全，而胃独大，常吐舌诱蚁食之，曾剖其胃，约蚁升许也”。为了证实曼陀罗花有使人笑舞的作用，他亲自作了实验，并吸取前人经验同火麻子花配合，作为外科手术麻醉剂。他说：“八月采此花，七月采火麻子花，阴干，等分为末，热酒调服三钱，少顷皆昏如醉，割疮炙火，宜先服此，则不觉苦也。”这两种药物的麻醉镇痛作用，已为现代医学实践及药理所证实。他为了了解贵重药材白花毒蛇的特性，置生命于度外，曾不畏艰险，几次攀登高山，观察白花蛇的活动，并捕捉解剖，将白花蛇与

　　蛇对比，写成了《蛇传》这一科学著作。

　　他从朴素的唯物观点出发，从1565年起的十多年间，他几次走出书斋，远出旅行进行调查研究，历尽了千辛万苦，先后走访过现今湖北、江西、安徽、江苏、河南等省的山野、矿山。每到一处他都得到当地樵夫、药农和猎户的帮助，采到了许多没有见过的新药草，同时弄清了许多疑难问题。李时珍这种重视实践的精神，是他在药物学上获得成功的关键。

　　在这样的基础上，他进一步将各种药物进行分类、比较，并着手编写和绘图。直至1578年终于完成了这部名驰中外的药物学巨著——《本草纲目》。它凝结了千百万劳动人民的智慧和李时珍终生的辛勤劳动。全书共52卷，分为16部62类，共载药物1892种，其中新增加374种，附方11096个，并附图1160幅，规模比过去任何一部“本草”书都大。对每味药物均有集散、叙述、产地、形态、气味、主治、发明以及附方，并有正误、栽培方法和生产过程。这部巨著曾博得鲁迅先生的高度评价：“本草纲目实在是极其宝贵的”，

　　“含有丰富的宝藏”，“大部分药品的功用，却由历史的经验，才能够知道这程度。”世界上把《本草纲目》看做是伟大的医药学宝库和自然科学的百科全书。

　　李时珍早在青年时代就专心钻研医药。当他医术闻名之后，被推荐到明朝最高医府——太医院作为补缺。李时珍不愿与院内的方士、巫医同流合污，并坚决反对他们“服丹成仙”的邪论。他向太医院提出要重修“本草”的建议，遭到太医们的攻击，说他“擅动古人经典，狂妄已极”，并讽刺他为卑贱者的“草泽之医”。李时珍在愤怒之下，即辞职南归了。

　　他在编写《本草纲目》的过程中，首先打破了历代御医、官医为封建帝王、王宫大臣服务而把药分为上、中、下三品的旧框框，创立了为人民群众容易接受的分类系统，采用“析族、区类、振纲、分目”的分类方法。在药用植物方面，把植物分为草部、谷部、菜部、果部和木部五部，30类。如把草部又分山草、芳草、湿草、毒草、蔓草、水草、石草、苔草、杂草九类。这种形态、特性、生态和应用相结合的分类方法，是世界上分类学的创举。是从人为走向自然分类法的尝试，比欧洲公认的植物分类学家林耐的《自然系统》还早175年，而且内容还丰富得多。在药用动物方面，将动物分为虫、鳞、介、禽、兽和人六部，基本符合动物的进化顺序。在全书的分类安排上，先水、火、土、金石，其次是植物，最后是动物，这充分表现出由无机到有机、有低级到高级的进化思想。

　　他对使用有毒药物主张辩证论治，既要看到有毒的一面，也要看到如利用恰当可以治病的一面：他一方面批判方土服水银以求民生的迷信说法，“岂知血肉之躯，水谷为赖，曷能堪此金石重附之物久在肠胃乎？求生而丧生，可谓愚也矣”。“方士之言不足信”。但另一方面又强调其药效说：“其治病之功不可掩也”，“此乃应变之兵，在用者能得其荣，而执其枢机焉”。意思是说，此药在病变时可作应急之用，关键在于用药者要了解性能善于掌握运用它。他有一定人定胜天的思想，他说：“是升降在物亦在人也”。既指出药物性能有它本身的物质基础，又肯定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可以加以改变，关键在于认识药物性能和它的发展规律，不然就不可能对它们进行改造，这就是他所说的：“此非窥天地之奥而达造化之权者不能至此”。意思是说，若不能了解自然规律，想达到其对掌握运用，是做不到的。

　　李时珍具有自发的唯物主义思想和朴素的辩证法观点，这是他在科学上能做出卓越贡献的重要原因之一。他初步认识到很多事物的发展变化规律，他说：“物理万殊若此，学者其可不致知乎”，“物之理性万殊，从之用舍宜慎”。又说：“故天地之造化无穷，人物之变化亦无穷，肤学之士，岂可恃一隅之见，而概指古今六合无穷变化之事务为迂怪哉？”意思是说，自然界变化无穷，社会事物变化也是无穷的，学识浅薄的人，哪能以个人孤立静止的看法，就认为宇宙古今的无穷变化是不可思议的怪事呢？这些分析是对唯心主义先验论和形而上学观点的有力批判。

　　《本草纲目》写成之后，李时珍到处活动都找不到刻印的地方，迫切需要这部书的人便只有用手传抄了，12年以后，南京一个出版商看到有利可图，才刻印这部书。1593年，《本草纲目》还未全部刻印完毕，李时珍便与世长辞了。他逝世之前，还希望明朝廷帮助刊印，使这部书能流传更广，造福于人民。但当《本草纲目》第一版（金陵版）刻印完以后，李时珍的儿子李建元将书献给明皇朝时，明神宗朱翊钧只批了“书留览，礼部知道”七个字，便被搁置起来。清代陈念祖在《医学三字经》中，诋毁它是“杂收诸说，反神农本草经之旨”，并大肆叫嚣要把《本草纲目》烧毁，“方可与言医道”。

　　《本草纲目》的“金陵版”本是历史上极珍贵的文物和科学资料，但在国民党统治时期，“金陵版”在国内几乎绝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本草纲目》才得到了广泛的流传。

　　《本草纲目》早在明末及清初就传到日本和欧洲，视为自然科学的宝库。1659年，波兰传教士布弥格首先把该书的植物部分译成拉丁文，称为《中国植物志》，对欧洲植物学的研究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不久这部巨著就有日文、英文、德文、法文、拉丁文、俄文等十余种文字的译本，流传世界各地。

　　在《本草纲目》中也有些缺点和错误：奴番木瓜（马钱子）有毒，而李时珍说它“苦寒无毒”；还有“烂灰为蝇”、“腐草为萤”等错误论断。有的地方还有些迷信色彩。这些，都是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我们不可苛求于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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