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瘟疫新理论

    【目 录】   

  明末(17世纪中叶)集瘟疫学说大成的吴又可,他突破《内经》、《伤寒论》等书关于瘟疫流行、治疗的理论,根据自己的医疗实践经验,写出了有不同见解的《温疫论》(这里的“温”字和现在的“瘟”字意义相同),这本书我国杰出的流行病学专著,给流行病防治理论和建立中医瘟病学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吴又可名有性,明朝末年江苏震泽(今江苏省吴江县)人。当时,由于大规模农民起义,震撼了封建朝廷的反动统治,以及“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促进了文化科学的发展。崇须十四年(公元1461年),瘟疫流行。山东、浙江、南北直隶(今河北、江苏两省)流行更为严重。当时医家按经典方法治疗,多不见效,死亡颇多。吴又可沉痛而深刻地批判医界泥古不化的害人思想说:“守古法不合今病,以今病简古书,原无明论,是以投剂不效。”(遵守古代的医法,不切合今天的病情,把今天的疾病去同古代医书对号,根本得不出明确的论断,所以,这样开方给药就不见效)“病愈急,药愈乱。不死于病,乃死于医”。于是他自己便总结同瘟疫作斗争的经验,“格其所感之气,所入之门,所受之处,及其传变之体,平日所用历验之方”,经二年时间,写成《瘟疫论》二卷。这是他勇于创新的胜利成果。

  在吴又可之前,一般医家都认为瘟疫(热性传染)是六气(风、寒、暑、湿、燥、火)不和引起来的。如《内经》《生气通天论》篇中说:“冬伤于寒,春必病温。”吴又可却根据崇颂十四年大疫流行中自己的医疗经验,突破千余年来的传统观念,创立新说:“夫温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及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 (瘟疫这种病发生的原因,不是风不是寒,不是暑不是湿,而是感染天地间另一种“异气”发生的)。他把这种引起瘟疫的异气叫做杂气。并且肯定它是一种物质,如他说:“气者物之变也”,“气即是物”。但是,这种物质是人们的感觉器官所不能直接察觉到的。而且不受时间地域的限制,人们感染后,就因气不同而得不同的疾病。如他说:“此气无象可见,况无声无臭,何能得睹得闻。……其着无时,其看无方,众人触之者,各随其气而为诸病焉。”更重要的是他对杂气特性的论述。第一,他认为杂气多种多样,而且有特异性。他说:“为病种种,是知气之不一也。……杂气为病,一气自成一病。……然牛病而羊不病,鸡病而鸭不病,人病而禽兽不病。究其所伤不同,因其气各异也。”第二,他认为杂气有特适性。他说:“盖当其特适,有某气专入某脏腑经络,专发为某病。”这也是对病原各有特殊致病部位和作用的正确认识,已为现代医学事实所证实。如伤寒菌寄居在肠道,引起肠伤寒;流感病毒寄居在呼吸道,引起流行性感冒等。第三,他认为杂气侵入的门户是口鼻。他说:“时疫之邪,自口鼻而入。”第四,他认为人感染杂气后,发病与否,同杂气之强弱及人体抵抗力之大小有关。他说:“本气(抗病力)充实,邪不能入。……其感之深者,中而即发;感之浅者,邪不胜正,未能顿发。”第五,他认为杂气有传染性。他说:“邪之着人,有自天受之 (从自然界感染)。有传染受之(人间传染)……其年疫气盛行,所患者重,最能传染。”吴又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能有如上各种正确认识,是难能可贵的。

  从19世纪中叶起到20世纪上半叶,由于细菌、病毒大量发现,欧美医学才有关于流行过程的完整概念。而在300多年前,祖国医学界吴又可就提出了较完整的流行过程(相当于祖国医学中的“疫”)的概念。他说:“疫者,以其延门阖户,如徭役之役,众人均等之谓也。” (所以叫做疫,就因为它挨门逐户地传播,像古代派劳役一样,劳动人民,人人有份)此概念的含义有二:一是一户之内或户与户之间杂气传播而成疫;二是如同封建社会里服劳役,劳动人民人人有份,无免疫力者都可得病。

  现代流行病学按流行强度将流行过程分为“散发”与“流行”。而早在300多年前,吴氏就按杂气盛衰将疫分为两类:(1)疫(相当于流行)——

  “大约病遍于一方,延门阖户,众人相同,此时行疫气”;(2)微疫(相当于散发)——“其年疫气衰少,闾里所患者不过几人”。

  现代流行病学将传染病分为烈性或甲类传染病和一般或乙类传染病。吴氏在当时就按疫对人体之危害性将它分为二类:(1)常疫——相当于现代乙类传染病之流行;(2)厉疫——相当于现代甲类传染病之流行。如他说:“至于瓜瓤温、疙瘩温,缓者朝发夕死,急者顷刻而亡。此又诸疫之最重者,幸而百十年来间有之,不可以常疫并论也。”

  在流行病治疗方面,吴氏特别强调病因疗法。他说:“因邪而发热,但能治其邪,不治其热而热自已。夫邪之于热,犹形影相依,形亡而影未有独存者。” (由于感染邪气而发热,只要治理邪气,虽不治热,热也会自然下降。邪气和发热的关系,就好像形体和影子互相依存的关系,形体没有了,影子就不能独自存在了)他还进一步设想,致病杂气可用特效药制服它。他说:“此受物之气以为病,还以物之气制之。……能知以物制气,一病只须一药之到,而病自已,不烦君臣佐使、品味加减之劳矣。”(感受物质化生的邪气而生病,还要用物质化生的正气去治疗。知道用化生正气的物质可以制服邪气的道理,那么,一种病只用一种合适的药物,就可以治好,用不着君臣佐使地配置、加减药物那样烦劳了)他这一大胆设想,已为现代医学中很多实例所证明。如锑剂治日本血吸虫病,磺胺、抗生素治各种炎症等。

  总之,吴又可在17世纪上半叶所著之《瘟疫论》中能大胆革新,提出上述一系列科学认识,确是很宝贵的。这和他善于总结医疗经验,敢于突破传统思想束缚的创新精神是分不开的。

  王清任的解剖实践

  王清任(1768~1831)字勋臣,河北省玉田县人,是清代的医生。他生活的时代,正是我国封建社会的后期,西洋科学文化不断输入,我国的科学文化因之起了一定的变化,不少科学家一面继承我国的传统科学,一面吸收外来的科学成果,而有新的成就。在医学方面也是这样,特别是西医以解剖生理为基础,对于中医也是有影响的。

  我国古代劳动人民本来早就创造了解剖学,例如《内经》、《难经》等早期医学著作中,就有很多关于人体解剖的论述。此后历代医书中,也都有零星的记载。但因为传统礼教把人体解剖视为大逆不道,《孝经》一开头便指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连一根毛发都不许动,当然更不允许进行人体解剖了。所以,在长期的封建社会里,我国解剖学的发展受到了严重的阻碍。

  富有创新精神的王清任,勇敢地冲破了当时传统观念的束缚,坚持同传统势力作斗争。他认为在祖国医学上自古以来虽然有许多光辉成就,但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完美无缺、至高无上的“圣经”。他指出古医书对脏腑的记载,存在很多矛盾,提出了一个又一个的问题。例如,古人论肾,说肾有两个,中间动气地方是命门,但又说左肾是肾,右肾是命门。这不是自相矛盾吗?左右肾本来就是相同的东西,在这里却两立其名,这究竟有什么根据呢?诸如此类的问题很多。王清任认为,所以存在这些矛盾和错误,就是由于缺少解剖实践的缘故。他反对不做实际调查研究,不明人体内脏的真实情况,就随便著书立说。他说:“著书不明脏腑,岂不痴人说梦。”在这种朴素唯物主义思想指导下,为了认清人体的内脏,王清任渴望能进行人体解剖的观察。在当时封建礼教严重束缚的形势下,想搞到一具人的尸体在室内进行解剖研究是极为困难的。但他并未因此而灰心,总想找到实际考察人体内脏的机会,立志把做为医学基础的解剖学推向前进。1797年,王清任正在河北滦县稻田镇行医。那里正流行着小儿传染病,死亡率很高,穷苦人家多用草席裹着小孩尸体,很浅地埋于义家内。尸体多半被野狗刨了出来,因此在义冢上露于土外边的破腹露脏的尸体很多。一直渴望能亲自观察人体内脏的王清任,借此机会,便下定决心冒着风险到义冢去解剖观察尸体。尸体大都被狗抓得残缺不全,要想观察到一个完整的尸体很不容易。为了尽可能观察的全面,他将残缺不全的尸体对照着观察。这样,他不辞辛苦地坚持观察了十天,终于看全了30多个尸体的内脏。此后,他又在奉天(今沈阳)和北京三次去刑场观察尸体。为了对照了解人体的构造,他还考察了许多家畜的内脏。

  王清任的解剖实践是我国解部学史上第一次大胆的创新,这种实践本身就是对孔孟之道的有力冲击。通过解剖实践,他纠正了古人对人体构造的许多错误认识。根据解剖观察及行医经验,他写成一部具有创新精神的解剖学专著——《医林改错》,对我国解剖学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王清任在他的《医林改错》中,强调了人的“灵机记性”不在心而在脑。对传统的谬论——谈道德,言理性,大讲灵机在心——严加驳斥。指出他们

  “其言仿佛似真,其实脏腑未见。以无凭之谈,作欺人之事,利己不过虚名,损人却属实祸。窃财犹谓之盗,偷名岂不为贼!千百年后岂无知者!”一针见血地揭穿了传统势力的虚伪欺骗。他还无情地嘲笑那些不顾实际情况的无知妄论,批判了传统势力在医学中鼓吹的唯心论的先验论。比如他指出那种认为胎儿在母腹,几月由肝经养,几月由胆经养之类的传统看法,完全是主观臆测,“实在无情无理”。他说:“儿在母腹,全赖母血而成,一言事了,何必图取虚名,故作欺人之论?”他还正确地指明了区分胸腔和腹腔的分界物——横隔膜,在横隔膜之上只有心和肺两器官,其余的内脏器官都在横膈膜之下;他指出肺有五叶而不是“六叶二孔”,肺中也没有二十四孔,纠正了古人认为气管是直接插入心脏的错误;指出“阑门”不是分清浊,分粪尿之处。同时他还详细地记述了颈动脉、主动脉、肱动脉、股动脉、肾动脉,并发现了幽门括约肌、总输胆管等。根据对人体解剖观察,他还绘制了25种脏腑图,连同古人画错的内脏图一起收入 《医林改错》中,以作比较,改正传统的错误认识。

  王清任做解剖观察是为医疗服务的,不是为研究而研究。他认为医生治病,应当先了解人体内脏。他形象地说:医生治病,不了解人体内脏,就好比瞎子走路。他试图将医学理论建立在人体解剖的基础上,这种想法是科学的,方向是正确的。现代医学的发展,首先就是来自解剖学的革新。没有现代解剖学就没有现代生理学、病理学等等,而没有这些,也就没有现代医学。在《医林改错》中,王清任根据人体解剖理解的气血理论,列举了20种气虚病和50种血瘀症,还自创方剂31个,修改古人妇产方两个,立方的主导思想是逐瘀活血和补气活血。据后人经验,其中不少方剂,对某些病,确有很好的疗效。

  王清任这种敢于大胆创新的精神,使一些庸医们惊恐不安。他们对王清任进行了恶毒的攻击,骂他“不仁”,是“狂徒”、“邪人”。说他是教人在尸骨堆里和杀人场上学医道,诬蔑《医林改错》是“无知妄作”。然而真理是骂不倒的,进步的医学家是拥护王清任的创新精神的,他们把《医林改错》比作“清夜鸣钟,唤醒了沉睡的医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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