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服务社会

　　随着美国逐渐发展成为一个金元帝国，世界各地的大批梦想淘金的人纷纷涌入美国。在1913年到1914年间，移民的人数就有140万人。

　　这些移民大都身无分文，又无一技之长。他们喜欢聚集在大城市，听天由命地等待机会。由于生活无着，住得拥挤，卫生条件极差，许多人就自甘堕落，酗酒赌博，卖淫嫖娼。

　　底特律因为汽车工业的急剧发展，向外界提供了大量的工作机会，成为一个对移民有吸引力的城市，因而迅速地由一个安宁、古老的殖民城市摇身一变成为一个繁荣的大都市。在这里“遍地是黄金、色情和死亡”。城里有1600家营业酒馆，还有1000家地下酒馆，鸦片馆、赌场、妓院至少在500家以上。

　　那些在汽车厂找到了事做的移民大多住在提供食宿的公寓里。这种公寓，住的人员无论是国籍还是职业，五花八门，极其复杂。福特公司对它雇员的生活不是放任自流的，亨利将他个人的生活准则——有序、整洁也贯彻到他的企业中来了。为了指导工人的生活，防止公司员工及其家庭受到社会的不良影响，公司专门成立了一个社会部。社会部的工作人员分片包干，他们来到底特律的各个居住区，调查他们职工的婚姻、宗教、储蓄、健康、嗜好等情况，帮助或者指导他们寻找生活环境比较好一点的住所。社会部的工作，保证了福特员工文明的素养，同时这项工作也为福特公司家长式的统治打下了基础，谁要是没有按公司制定的规范生活，谁就得不到跟其他人一样的待遇。它过多地干预员工的私生活，后来也遭到了人们的非议。

　　现在的福特工厂有二万多职工，他们当中的71%是来自22个国家的移民。各国移民的生活习惯各自不同，更严重的是他们大多不会讲英语，思想无法沟通。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福特动员了他公司的150位工头，充当业余教师，开设了英文培训班。

　　福特公司招收的女工比当时当地的其他公司都多。她们的薪水也较其他公司高。

　　福特对于残疾人也敞开了就业之门。在施行日薪5元的制度时，亨利嘱咐人事部门，只要不是传染病患者，就可以招收。对于在公司受伤的工人，也不得以残疾为理由辞退。人事部按照亨利的建议，将工厂所有的工种分成8千个小单位，以便于使各种健康状况的人各得其所。福特公司的这一政策，吸引了很多残疾人来求职，有许多被其他公司辞退的残疾人都在福特公司找到了工作。一时间，福特的残疾工人多达上万人，包括缺了双手、断了双足的，只剩一只手或一只脚的有100多人，瞎了一只眼的有将近500人。福特工厂还有一幢特别的房子是给肺结核病人工作用的。所有残疾人跟一般人的工资标准是一样的。如果在其他地方，他们很难找到一份工作，因此，这些人对福特厂怀着一股感激之情，比一般人更卖力地干活。工厂还雇了好几百名出狱的犯人，其中有些是假释犯，通常他们比守法的工人还努力。因为他们知道，不是每个公司都欢迎他们去就职的。

　　没有一把钥匙能打开所有的锁的，（中学生读书）福特的日薪5元也不是令每一个工人都满意的。5元的待遇就意味着5元的压力和要求。一个工人的妻子抱怨：“天哪，福特先生，我丈夫每天回家只想睡，根本不想吃饭，日薪5元是个福音，可是你如何去补偿失去的东西？”还有那些希腊东正教徒，他们在宣布新的工资制度后，都离开了公司，因为他们跟其他基督教徒不一样，他们的圣诞节在一月，而不是十二月，当这几百名希腊人未经请假，回家过完节后，公司宣布不再要他们了。

　　亨利本人不追求很高的物质享受，他的生活甚至可以说是俭朴的。

　　他没有什么不良嗜好，不喝酒、不吸烟，西服也只有五六套。他总是把他的薪水、奖金和股息都投到生产上去，他计划把工厂再扩大两倍，汽车价格降到300元以下。他不需要拼命赚取利润，他觉得钱赚到某种程度就行了，超过一定的程度反不如把额外的利益用在降低售价上，让顾客也得到好处。1914年7月，他又出了一个新招，宣布：如果他的汽车在今后的12个月内售出30万辆，那么每个购车者将会得到50美元的返利。这一招果然灵验。一年后得到了实惠的客户们个个成了福特公可的广告宣传员。亨利被誉为现代第一位将大规模消费和大规模生产结合起来振兴经济的企业家，他成了人们崇拜的偶像，连一些工人运动的领袖也在歌颂他，称他为著名的社会主义改革家、欧文第二，甚至比欧文更伟大。

　　1916年，福特公司制造了50万辆汽车，T型车售价降到450元以下。

　　虽然售价降低，但公司获利高达6000万。福特的社会部负责人马奎斯牧师说：“福特先生从未把他的计划当作一种救济，亨利和他的工人们都是为了各自的利益而工作。”正如亨利解释他的日薪5元的意义时所说：

　　这样做对于他本人体现了他生活的意义，对于工人来说，则是他们本应获得的劳动报酬。

　　日薪5元的工资制度为亨利带来了巨大的声誉，尽管不久这点增长额为通货膨胀所抵消，但是此后，高工资、高消费刺激生产的原则在美国一直延续下去。亨利发现这一经济规律比凯恩斯要早20年。

　　2. 和平船事件

　　1914年6月，斐迪南公爵在萨拉热窝被刺，引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此前，正是工业文明在欧洲大踏步前进的时期，美国也正在急起直追。

　　战争的爆发太令人痛心了。亨利知道，美国人天生乐观、单纯而又自大，他们总是梦想规范这个世界的秩序。美国很有可能参与这场战争。

　　亨利读书不多，但他30多岁时曾读过一本《大问题一瞥》，对他的世界观形成影响很大。他相信轮回学，相信人生既有前生也有来世。他一生勤奋努力即基于这样一种信念：万事万物有生有灭，只有对后人仍有意义的东西，才能永恒。他就是在创造这种永恒。他奇怪地认为自己的前生是南北战争时的士兵。他出世的那一天正是盖茨堡战役结束之时，他是这次战役中死去的某个战士灵魂的再生。因此，他特别反感暴力和流血。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他说，战争是金融寡头和军火商人的愿望，诚实的人在埋头工作。“是纽约要战争，但美国不要。”

　　福特公司早在1903年打开海外市场以后，就已成为跨国公司了，它的分公司和代理商遍布欧洲。他曾经到他海外的领地视察过，当地政府对他的来访都非常关注。他早就意识到自己在国际事务上的影响力了。

　　一次，底特律《自由报》的一位记者戴拉威尼采访他，询问这位汽车大王对欧洲大战的看法。亨利明确地表示了他的反战态度。他说他宁肯把工厂烧掉也不去造军车，并表示愿意拿出100万作为促进世界和平的基金，只要能阻止战争，他情愿放弃他所有的一切。

　　戴拉威尼立刻把他跟汽车大王的谈话披露出来。 《自由报》第二天 早上的头条新闻就是：《亨利·福特致力于全球和平运动》。戴拉威尼还说亨利愿意捐钱做奖金，颁给写反战文章的人，他还要在全球投资，生产拖拉机——田野上的耕耘机械，那是和平的象征。

　　但是这样的事，亨利并没有跟公司的高层主管商谈过，纯粹是他一个人的想法。他建议要给每一位客户附送一本小册子，号召美国人民反对战备。库兹恩斯听说这事后，坚决反对亨利的“假仁假义”，说那不过是标新立异，故作惊人之举。他劝说亨利不要因无谓的慷慨而招致恶果。

　　亨利把库兹恩斯的对立看成是个人的原因，他以为库兹恩斯是英格兰人，他支持美国参战，帮助协约国是从个人感情出发。

　　当库兹恩斯发现无法劝说亨利回心转意时，便决定与之分道扬镳。

　　亨利可能也感觉到他们之间的缘分已尽了，他只是劝库兹恩斯不必冲动，再考虑考虑。

　　当然，库兹恩斯肯定不是一时冲动，他早已考虑过了，并且早已感觉到亨利在有关公司的大政方针上越来越刚愎自用，令人很难与之共事。亨利与库兹恩斯合作的岁月就这样结束了。后来库兹恩斯走上了政坛，当选为美国参议员。

　　就在库兹恩斯辞职的当天，亨利发表了他对战争强烈的谴责，指名道姓地指责摩根财团向协约国提供5亿美元贷款的作法。他说：“应把那些银行家装在罐头盒里运出国”。

　　亨利的反战姿态，吸引了一位和平主义者史基威摩夫人来拜访他。

　　史基威摩夫人是位匈牙利籍的犹太人，精力充沛、思想偏激、能言善辩。

　　她善于用她激情的演讲调动别人的热情。她满腔热忱地为世界和平而奔走，在她的皮包里，装满了她与欧洲各国领导人谈话的纪录。据此，她坚信她的和平调停计划有实现的可能。

　　能够争取到亨利·福特这位举世闻名的大工业家、大富翁的支持太重要了，因此，她于11月动身前往底特律，面见福特。不料却被亨利的私人秘书欧内斯特挡了驾，他不信任这位巧言善辩的人。史基威摩夫人气得要离开底特律了，正巧，欧内斯特第二天要外出公干，于是一位记者帮助夫人走进了福特办公室的门。

　　亨利一向对女人很宽容，对女强人更有种钦佩之情。听了她的一番游说，亨利信服不已。他邀请史基威摩夫人第二天到他乡间的别墅共进午餐。

　　亨利在他的家乡迪波恩买了一片4000英亩的土地，建起了一座小鸟和小动物的乐园。在家乡的红河边建了一座别墅。

　　那天陪同史基威摩夫人来到迪波恩的还有那位记者戴拉威尼和芝加哥的一位和平主义者拉克纳，此人正在替美国草拟一个和平计划。他们在迪波恩过得很愉快。亨利接受了他们的建议，在本周末到纽约走一趟，跟一些美国的和平运动领袖见面。他还决定带艾德索一起去。

　　亨利时刻关心着自己儿子的成长，期待着有一天将公司交给他掌管。艾德索也很尊重父亲，或者说是很顺从。按他的学习成绩来说，上大学是决没有问题的，他这样的富豪之家经济上更不会有困难，即使是常春藤这样收费昂贵的私立学校都可以去。但亨利不重视高等教育，他让艾德索中学一毕业就到公司来熟悉他的工作。这时艾德索是公司的秘书，亨利到哪里都愿意带着他。

　　亨利自从上次跟夏尔登打官司后，很注意留心报纸上有关自己的新闻了，特别是经过日薪5元这件事，新闻界大加渲染，使他成了全美家喻户晓的人物，他的一言一行都为公众所瞩目。他重视这点，这是他人生价值的体现。当然，其中也包含有商业利益，不管他自觉还是不自觉。

　　这一次，他要尽量利用自己的影响为和平而努力。

　　11月22日，亨利与反战人士亚当斯、史基威摩夫人、拉克纳等人在一起共进午餐，他们谈到派代表团赴欧洲的事。会上有人提到弄条船去欧洲，把中立国的和平使节送往欧洲，既方便游说，又有一定的声势。

　　亨利善于把计划化为行动。回到旅馆后，他就把“奥斯卡二世”号邮轮的头等舱和二等舱位全包下来。这条船是往返于美国和北欧航线的。第二天，他带着这个计划到白宫谒见威尔逊总统，力促官方来推动和平运动。

　　亨利在华府请总统以官方的名义派和平使节团前往欧洲调停，他保证，一切费用由他承担。总统的回答是：“福特先生，你想调停战争，维护和平当然是一件很好的事，但是，要维护和平，也许还有更好的方法，所以非常抱歉，我虽然身为总统，却不能赞同你的计划。”

　　亨利固执地说：“可是我已包下了一艘船，为了和平，请总统好好利用它吧。”

　　接着亨利还邀请总统的女儿、女婿一同前往。威尔逊总统更感到无法接受。亨利只好对总统说，既然意见不被采纳，就只有自己去完成它了。

　　亨利·福特从总统府失望地回来后，第二天举行了一个记者招待会。

　　这个记者招待会是早就计划好了的。他原来准备讲的“让那些战壕里的孩子们圣诞节回家”的主题此时不得不换种口气说了。

　　亨利在大庭广众之下本不善于言辞，加上白宫之行令他失望，这下他嘴里就更没词了。他对记者们说道：

　　“女士们、先生们，只要是有良知的人，都会为谋求人类的幸福而努力，所以我预备组织和平使节团前往欧洲调停，希望能赶在圣诞节前把战壕中的士兵们全部撤回，而且我也竭诚希望爱迪生，以及百货大王华纳能共襄盛事，支持我的计划……各位，我弄到了一条船……”

　　“福特先生，一条什么船？”

　　“奥斯卡二世。”

　　“那么你弄这条船来是干什么的？”

　　“我们打算把士兵们找回来过圣诞节。”

　　“你将怎样实行你的计划？”

　　“你们很快就会看到的。”

　　“你要去哪里？”

　　“暂时还不知道。”

　　“你要去哪个国家？”

　　“我说了我不知道。”

　　“那你又怎么能办成这件事？”

　　“哦！我们有保证。”

　　记者们问什么保证。其实，亨利是指史基威摩夫人皮包里的那些文件，可是他自己从未见过，因此，这事要他解释会越扯越扯不清。

　　亨利简直被记者们弄得下不了台。他本想让身旁的拉克纳等人代他回答问题，但越回避反而越引起记者的追问。

　　应该说，这次记者招待会的失败，不是他不老练，缺乏外交辞令，归根结底，是计划本身的轻率。

　　第二天，一些报纸就嘲讽开了：“大战将在圣诞节结束，福特阻止的。”

　　“福特先生根本没有明确的计划，他到欧洲去不知做什么。”

　　所有不赞成这个计划的人中，克拉拉是最坚决的一个。她早就看出史基威摩夫人靠不住，在迪波恩她就看不惯这位夫人的夸夸其谈，到纽约、华盛顿这位夫人住的是最高级的酒店，每天的电报费上千元，为了这趟出行，她还特别为自己订做了一套晚礼服和皮大衣。这一切全记在亨利的账上。然而她却对人说：“我想要的，只要棍子轻轻一点，哪，就出现了。”克拉拉气坏了，她给史基威摩夫人写过一封信，说：“福特先生的名字和钱被可耻地糟蹋，你是始作俑者。”她知道这趟出行凶多吉少，她特别担心亨利不能平安归来。可是丈夫的决心比她更坚决，她只好将丈夫嘱托给公司的随行人员马奎斯牧师照料。

　　此时德国潜艇一再击沉保持中立的美国船只的事件激怒了美国人，要求美国参战的呼声高涨。亨利的“和平船”计划不可能得到舆论的支持。主战派讽刺说，如果“奥斯卡二世”号也被德军击沉了，那才是自食其果。

　　但是亨利决心一干到底，不过他把自己的目标降低下来了，他明白光靠这个计划不可能实现和平，他只希望通过自己的行动驱散一点笼罩在每个人头上的战争硝烟，让他们清醒一点。

　　支持“和平船”计划的人也不少。“奥斯卡二世”在纽约启航的那天，有15000多群众到码头送行。爱迪生也赶到码头，为不能亲自同行而道歉。

　　“和平船”在人们的欢呼声中驶离纽约港，岸上的乐队奏起《我生儿子不是为当兵》的曲子。一位名叫厄奔·勒多的冬泳爱好者跳入冰冷的哈德逊河，尾随“奥斯卡二世”号挥臂追去，他说是要为“和平船”护航。

　　这条船的船名“奥斯卡二世”与它此时担负的任务倒是名副其实的。

　　奥斯卡二世是瑞典一位温和的国王，瑞典和挪威分裂成两个国家而没有发生战争与他的努力分不开，所以他在国际上素有调停者的美誉。

　　船上有50位代表团成员、44位随行记者，此外还有一些行政人员，史基威摩夫人也在船上。船的第一个停靠地是挪威，再到瑞典、丹麦、荷兰等中立国，一路呼吁和平。

　　船上一位牧师问亨利：“你不认为这项计划是为神而做的吗？”

　　“不，我从不曾想到什么神，而且我也完全不懂这些，我只是为了人类的利益而已。”

　　“你难道没有信仰吗？”

　　“当然有，我的信仰就是人类的善意。我认为只要相信别人，别人就不会背叛你。这是我和福特公司的员工相处时，亲身体验到的。”

　　出发的第四天，亨利致电各参战国领袖，电报内容是：“鲜血已流得够多，人民备受痛苦，物资的破坏也太大了。用枪炮弹药无法解决的问题，请在会议桌上解决吧！”

　　亨利的呼吁没有得到响应。

　　不久，从美国又传来消息，威尔逊总统已把准备参战的方案提交国会议决了。这个消息在代表团的成员中引起了意见分歧。一派坚决主张各国都应解除武装，立即停战；另一派则认为祖国既已准备参战，作为美国公民，即使持不同的政见，也应与祖国共命运，不要再从事与国策不协调的活动了。

　　两派互相攻击。这情形由随行的记者用无线电拍发出去了。国内报纸立刻对“和平船”上的新闻重新发生了兴趣。当时报上篇篇报道有如漫画一样，极尽挖苦嘲弄之能事。报上说“和平船”在大海中被关于威尔逊总统参战方案的争论摇得晃来晃去。记者们把响应总统号召的一派称之为“起义者”。说“和平船”在没有来得及调停战争之前自己躯壳内就发起了战争。诸如此类的新闻竟导致路遇的两艘船上的警官有心要帮助“奥斯卡二世”船长维持秩序。

　　至于“和平使节团”的成员则还在认真地各自捍卫各自的真理，顾不上自己在国内报纸上的形象。

　　船长要求亨利查禁这些免费旅行的无冕之王的报道。亨利一笑置之：“不必了，随他们去说吧。记者是我的客人，我怎能检查他们写的东西呢？我相信事实会证明一切，我们这项工作的意义，不久会被世人了解的。”

　　亨利以他的真诚和宽宏赢得了争论双方以及记者们的尊敬。他与史基威摩夫人的表现相反，这位夫人整天关在自己的房间中拒绝参加所有的聚会和讨论，她那神秘的皮包里的文件，从不让人看，人们背后说她像个大蜘蛛，正在结她的计划网。

　　亨利在船上已渐渐感到这次出行的不祥。他与人聊天，多半是谈些与和平调停无关的事，话题一接触他的和平计划便会含混不清，说不出个道道，整个旅途他只有一次感到轻松愉快，那就是他独自一人溜到船舱下的轮机房，在本能的驱使下察看机器的运转。

　　旅途的末段，他病了，心情再也没好过。他把自己关在客舱里，除了马奎斯，不想见任何人。记者们几天不见他露面，起了好奇心。终于，某一天有一个冒失的记者闯进了他的房间，他竟大声嚷嚷：“福特先生，皮尔篷·摩根死后6小时我们报界才得到消息，这回我们可不能再犯类似的错误了，我们来看看您是否还活着。”

　　1915年12月18日，“奥斯卡二世”抵达挪威首都奥斯陆。

　　亨利在船上患的感冒一天天加重。这天气温是零下12度，上岸后，他们步行来到旅馆，一进房门，亨利就倒下了。助手们将他送到医院。

　　几天后，病情仍未好转，但他仍坚持出席了一次记者招待会。

　　这一次记者们看到穿着医院病人服，疲惫不堪的亨利，没有再给他出难题。亨利向他们谈起了他的拖拉机，他没有为他的拖拉机申请专利，所以军火商也可以制造它来赚钱，他希望他们停止生产武器，把坦克变为拖拉机。

　　亨利的病情仍然严重，医生劝他立刻离开代表团回国，不然可能更加恶化。他的助手马奎斯牧师有克拉拉的重托在身，也力劝他回国。亨利躺在病床上，想起了克拉拉跟他分别时的不安。克拉拉担心欧洲海域遍布水雷，丈夫此次远行凶多吉少。亨利当时安慰她：“我只是离开很短的时间，一个月之内就会回来。”现在差不多一个月了，而自己却卧病在床，壮志未酬身先病，亨利不得已，只得听凭助手们将他送上返国的旅程。

　　在回程中，亨利与马奎斯谈到他为什么要花50万美元冒险组织这次行动，他说：“我不要钱，我要过一种生活，为了使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

　　亨利承认自己的失败，但他不在乎别人怎么说。他聊以自慰的是，他是个爱好和平的人，并且义无反顾地采取了争取和平的行动。换言之，他以堂·吉诃德的忠诚为自己的理想而殚精竭虑，从这一点看，他觉得他的行动仍具有崇高的意义。

　　亨利离开后，这个和平使节团并未因此受影响，他们继续按预定计划前往瑞典、丹麦、荷兰。这些国家的人民对他们的欢迎出乎意料的隆重。瑞士、瑞典政府的知名人士，以及一批社会民主党人、知识分子、女权主义者都表示支持他们。瑞典议会还通过了一项督促政府召开一次官方中立大会的决定。和平船的代表们在海牙发表了复活节《告交战国书》。

　　尽管亨利走了，留下来这部分人的费用仍由福特公司支付。不过他们最终也未能完成调停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