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中产阶层调查

中产阶层的休闲特征（5）如前所述，因为中国社会发展的特殊性，所有制类型、单位性质等对于配置性资源的影响非常大，也直接影响到个体的休闲状况。S2的潇洒休闲就部分建筑在 “公费”的基础上：“像去年的国庆，我是最后两天找同学开车到江西去玩的。基本上都是公费，吃喝拉撒全是公家报销，车也是公家车。” 前面提到的B8现在是香港一家高档时尚杂志的国内分社主编，以前她就职的是国家报社，所以感到休闲生活改变很大：“时间不够。这种工作就是没完没了，你永远有事儿干……以前我是财经记者，而且是国内体制，自由度很大，只要安排好，我就每个礼拜会去打两次高尔夫，天天要打羽毛球。在国内，你要说休闲，我觉得这是个管理的问题。” 由此可见，享受的配置性资源不同，对休闲本质的理解自然也不一样。资源的多寡直接影响到中产阶层休闲结构的构筑，影响到中产阶层个体的地位认同。从中，我们也更深刻地领会到吉登斯关于权力的论述：“权力关系通常是以极为深入的方式，根植于被那些遵循它们的人视为理所当然的行为模式之中，尤其是根植于例行化行为之中。”吉登斯，同前引书，1998，第279 页。 3 认知能力与休闲在某些中产阶层个体眼中，休闲似乎还只是件可有可无的事情，他们无视休闲的稀缺状况，甚至主动向往以更多的闲暇时间来换取其他资源。S13 就说：“我选择（工作）的时候一般考虑薪水、福利待遇等，忙不忙事先也不知道的，而且我也不太嫌弃忙的。薪水和福利待遇觉得满意的话，多忙一点也是可以的，反而是有空的时候觉得不自在。这两天快不工作了嘛，很空，觉得不自在。在家呆着，两天、三天行的，到第四天肯定不行的。”在她的言语背后，仍潜藏着那种“如今闲人没有好日子过了”的共识，它真实地反映出中国中产阶层初步兴起阶段所面临的现实。但是，已有越来越多的中产阶层个体开始逐步萌发出注重休闲的生活意识。上述B8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她说：“我觉得（休闲）就是个态度问题……他真的有钱以后，钱确实是没有用，你想啊，钱到了一定水平后，人的精力、身体也到了一定水平了，生活的需求就那么点儿，那些钱怎么办呢？”访谈对象S7对自己的研究工作十分痴迷，但“现在的工作、休闲态度与以前有点变化，现在常常发现想做的与实际能做到的还是有距离的，所以现在感到计划要定得现实一点，比如相对能做多少，就少做一点，做得认真一点，要留下一点时间enjoy the life 。今年忙得到书店都不要去了。自己有种ambition ，想做啊做啊。自己要想不做的话，我想也是可以的。这可能就是种职业病，很多人做business，赚钱要多，其实多得对他已经没有什么意思了，丝毫不影响他，可他还是要多。发现这个问题感到很有意思。” 中产阶层参与休闲实践更多地建立在理性化思维的基础上，因此闲暇生活的质量与个体的认知能力密切相关。认知能力的基础是包含着规则和策略的实践意识，具体包括4 项因素：（1 ）行动者凭借自己的社会定位所拥有的获得知识的方式；（2 ）组织并表达知识的类型；（3 ）与被视为“知识”的信念主张的有效性相关的情况；（4 ）与可资利用的知识的传递方式有关的因素。吉登斯，同前引书，1998，第170 页。通过“传播革命”，“知识分子可获得的对社会现实的解释，如今日益可以从远方的人，从地理、文化和历史上遥远的群体，甚至从死者那里获得。并且，他们也许因此与自身所处的当地环境产生巨大的分歧。他们也许会把地方精英对社会现实的解释与其他地区和时代所作的解释进行招人不满的对比。”阿尔文·古尔德纳，同前引书，2002，第4 页。同样，在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等方面都占有优势的中国中产阶层无疑也具备更高的认知能力，他们往往通过互联网、跨国企业等渠道，将西方中产阶层或富裕阶层设置为自己的参照群体。如此一来，这些人视野中的中产阶层形象便带上了一定的理想化痕迹，从而与实际生活的感受拉开了距离。S13 曾在国外留学，所以感觉上海的夜生活不够丰富，“没什么节目让你选择” ：“其实上海我觉得晚上没什么好玩的，没什么大的、好的娱乐活动。要大家凑到一起很难，而且现在外面这种服务设施也不是很好，比如说就没什么节目的，不像在国外，节目很多，国内没什么节目让你选择的。而且到了晚上10点钟，外面都黑乎乎的，大家都回去了。”S2因为工作关系经常出国，对西方国家的休闲状况有直接的感受：“我在美国时住在希尔顿，看到很多老外，都是美国人。我想怎么美国人住饭店，不是住外国人么？分行的同事告诉我说，你不知道，人家老外星期天就是要出来玩。”B8积极肯定海归派对休闲方式和理念的影响：“海归派对休闲方式的影响也比较大，新的休闲方式，比如什么飞机啊，滑翔，骑马啊，赛车，北京挺流行赛车的，北京最近吉普车卖得特别好，160 多万的悍马卖得很好。我刚参加工作时主要是为生活状态考虑。现在如果让我在工作之外还能去打球的话，我就很满意了。” 话语矛盾与角色距离综合电话调查和访谈的资料，我们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那就是，尽管中产阶层闲暇生活的总体图景呈现出积极活跃的局面，可面对我们的访谈，许多中产阶层个体对自己闲暇生活的反思与表述却显得十分消极，即表达出对于休闲的某种距离。“尽管说具有资格能力的行动者几乎总是可以用话语的形式，对自己的所作所为给出自己的意图和理由，但他们并不总是能够说清楚动机。行动者就其所行之事以话语形式给出的理由，可能不同于真正体现在这些行动者行为流中的行动的理性化”，吉登斯，同前引书，1998，第64页。因此，我们应该透过表面的话语形式，探究其背后地位与角色之间的深层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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