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中产阶层调查

导言—成长，或有待突破的困境（2）对中国中产阶层的成长来说，问题之三则来自于意识形态方面的压力。我们知道，中国目前的国家政体仍然是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但是，随着国营企业越来越多地陷入困境、产业工人的领导地位遇到挑战。我们发现，正是这种挑战使得“中产阶层”的合法性至今没有获得法律文本的肯定，大多数政府官员和政府文本对这一阶层的称呼也是“中等收入阶层”或“中间阶层”。显然，不从理论上给予中产阶层或中产阶层以应有的承认，对这一阶层在中国未来的成长是不利的。其实，仔细想来，在肯定中国目前的国家政体和中产阶层存在的现实之间，矛盾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大：（1 ）我们已经分析，对中国这个尚未实现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中产阶层还未能成为社会的主流，甚至在今后的几十年间传统意义上的工人阶级（所谓“蓝领”工人）的增长速度仍会大大超过“中产阶层”，大批的进城民工会源源不断地补充进产业工人的队伍之中，因此，中产阶层在中国的成长不会动摇国家的基本政体。（2 ）邓小平提出的将知识分子视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观点不仅有理论基础，也有现实的要求。在西方社会学界，将从事脑力劳动的人口视为“白领工人”是一个十分普遍的常识，因为他的职业特点和中等收入没有更改其从事“劳动”的本质。所以，我认为，如果中国共产党人能够坚持以中国大多数人民的利益为自己现阶段的奋斗目标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将中产阶级或中产阶层在中国的增长视为工人阶级队伍中“白领”和“蓝领”成分此消彼长的一个过程。如此，将知识分子视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化解不同社会阶层可能出现的矛盾与冲突，是邓小平在社会分层方面的“大智慧”之一。在21世纪，我们看得到的一个变化将是，在中国的农民通过工业化不断进入城市的同时，中国工人阶级中的大多数也将进一步改变他们的经济和社会地位，成为现在尚为数不多的“中产阶层”或中产阶层中的一员。我们已经论证了中产阶层或中间阶层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要意义，现在需要讨论的是，在现阶段如何培育或扩大我们社会的中间阶层？这是与中产阶层在中国的成长发展休戚相关的大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十六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写道：“理顺分配关系，事关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和积极性的发挥。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既要提倡奉献精神，又要落实分配政策，既要反对平均主义，又要防止收入悬殊。以共同富裕为目标，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02年11月18日。这里，从分配关系入手，深入分析了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的基本途径，并且将此与“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联系在一起，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具体说来，我们可以依据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将培育和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或中产阶层的基本途径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1 ）加快城市化的进程，切实通过工业对农业的“反哺”、城市对农村的 “反哺”，缩小城乡差别，缩小农民与市民之间的差别，为建设中间阶层占主导地位的“橄榄型”社会奠定基础。城市化速度的快慢和程度的高低，与中等收入群体或中间阶层的扩大关系密切，在当代中国更是制约中产阶层扩大的瓶颈之一。按普雷斯顿定律，工业劳动力占全体劳动力的比例每增加1%，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会增长2%。但是，我国自改革开放的1978年到2000年间，工业劳动者占群体劳动者的比例上升了282%，但我们的城镇人口比例却只上升了183%。李强：《“丁” 字型社会结构与结构紧张》，《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2 期。换言之，我们的城市化严重滞后于工业化，这种滞后导致了城乡差距的进一步增大。据统计，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例，1884年为1 71∶1 ，2003年达到3 23∶1 ，考虑到城市社会福利方面的因素，这种差距更是达到6 倍左右。事实上，人们已经注意到，中国基尼系数的增大，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增大有着最为直接的联系，而庞大的农村人口不减少，中产阶层或者说中等收入群体的扩大就不可能，和谐社会的建构就难免遥遥无期。（2 ）进一步调整产业结构，降低传统产业结构尤其是第一产业即农业的比重，在进一步推动工业化的同时，积极发展服务业，提高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为中等收入群体尤其是新中间阶层的出现和壮大创造条件。我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已经发生了传统产业比重下降、现代产业比重上升的急剧变化，在1978～2002 年的25年间，在产业结构中第一产业从705%降至500%，第二产业从173%上升到214%，第三产业则从122%上升到286%。但是，由于前述城市化的进程较慢，且我们的第三产业发展中信息化的程度不够，不但使得农民进入城市的成本和代价过高，而且也阻碍了管理者和专业技术工作者等“白领”职业比重的提高。（3 ）职业结构的分化是工业化的必然结果，而职业分化又必然会导致不同职业群体的收入和声望等方面的经济与社会差异，这是产生中间阶层的重要途径。我们已经看到，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原有的职业结构也发生了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一系列的与中等收入群体或中间阶层相关的职业应运而生，如独立执业的建筑师、律师、会计师、房地产评估师、营销人员、影视制作人、股票经营者、计算机软件设计者以及其他类型的自由职业者。下一步我们应该在产业结构优化的过程中，进一步加快职业结构的合理分化，并赋予其相应的经济报酬和社会地位评价，为促进中等收入群体的扩大提供适宜的温床。（4 ）尽管中等收入群体直接体现为其成员的收入水平的高低，但是所有的人都意识到扩大中产阶层的关键因素在于发展教育事业。在当今中国社会，要有效地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从教育领域而言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要积极稳妥地发展高等教育事业，优化专业结构，使得我们的高等教育体系能够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需要，使得我们能够为更多的人成为中等收入群体提供基本的教育和素质保障；其二，优化教育结构、平衡教育资源，在率先发展高等教育的同时，大力发展义务教育、农村教育和职业教育，即使我们不能在短期内将大多数低素质人口尤其是农村人口打造成中间阶层的后备军，我们起码应该努力使他们的第二代能够获得与他们的未来相称的教育。对教育资源的平等占有从某种程度上说比对物质资源的平等占有更为重要，因为它直接影响到一个人的前途和未来。社会主义的和谐社会应该为每一个人的健康发展提供良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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