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在南方局文化组领导下，重庆的进步文艺活动蓬勃发展。这当然引起了国民党 的注意，他们加强管制，严格审查制度，多方刁难不准演出，或是对剧本大删大砍， 各种手段都用尽了。但我们的作家、艺术家已经锻炼出各种应对的本领。你要删台 词吗？可以。演员到台上照讲，审查老爷总不能天天坐在那里听吧？即使听了也无 可奈何。 国民党当局什么都禁演也不那样体面，于是就弄出个把御用文人，写剧本唱对 台戏。大家难以忘记的是陈铨的《野玫瑰》。这个戏鼓吹国民党的“曲线救国论”， 歌颂女特务、女间谍。国民党下令由“中万”上演。当这个剧本交到剧团的时候， 即引起导演、演员们的反对。剧团领导指定名导演、名演员来负责排练。消息很快 传到我们这里，文化组为此还召开了会议，研究如何对付这场对台戏。当时决定， 有名望的导演不导，名演员不演（本来大家也都这样想过的，但怕势单力薄，受到 压力）。这样就不是一两个人，而是所有的人都拒导拒演。当时剧团找过舒绣文、 白杨、张瑞芳等名演员扮演那个女特务，但经也不接这个角色。这样斗了一个来月， 陈铨毫无办法，只好凑上几个人，演出了几场，影响不大，反受到进步人士的批评。 从此，大家更感到这种无形的组织是一股力量。那段时间，真有一股好风气，演好 戏一呼百应，不争角色，不争名次，两三个名演员同台演戏是常有的事。坏戏下来， 一齐罢演。可以这样说，当时党的领导思想已经深入人心。 1942年，戏剧演出十分兴旺，许多作家都写剧本。郭经若在两年间创作了六个 历史题材的剧本，演出大都获得很大成功。茅盾、老舍等老作家也创作剧本。中华 剧艺社成立以后，在短短的两个雾季已经演出了14个新戏，很受观众欢ó？，已是 很有声望的民间职业剧团了。但剧团没有经济上的支持，完全靠演出维持团员的生 活，还是非常困难的。因此从香港回来的艺术家通过私人关系，资助一笔钱，又办 了一个民间职业话剧团——中国艺术剧社。当时官办剧团固然也可以为我所用，但 总是限制重重。自己组团则可以自由许多。所谓民办剧团，其实也是受党的领导。 中国艺术剧社在这种情况下筹办起来，由金山出面，利用私人的社会关系得到 些资助，地下党员于伶、章泯、司徒慧敏等同志具体参与领导。有关中国艺术剧社 的大事也常在南方局文化组讨论决定。 中国艺术剧社成立之后，在重庆演出了不少好戏，其中有夏衍等同志创作的《 戏剧春秋》，曹禺改编的《家》，茅盾的《清明前后》等。这些演出，当时在重庆 也都是很有影响的。 在雾重庆的戏剧活动高潮中，应该特别提一下戏剧评论。因为那时的戏剧评论 对推进整个戏剧活动起了很大的作用，成为戏剧活动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恩来同 志以及南方局文化组对这一工作极为重视，在雾季演出期间，《新华日报》用不少 篇幅刊登戏剧评论文章。虽然那时评论文章的理论和艺术水平还不高，但已经完全 丢弃了过去那种“报屁股”、“捧角”的做法，而是严肃认真地探讨有关演出的各 种问题，从演出的社会意义和艺术价值来评价演出，在观众、读者中起到了较好的 媒介和教育作用。 那时《新华日报》刊登的戏剧评论文章，不少是经过集体讨论的。有些是由《 新华日报》组织文艺戏剧人士开座谈会，而后写文章或发表纪要；有的由南方局文 化组邀请一些同志讨论，然后写出评论。恩来同志、徐冰常常参加这种讨论，还常 常和同志们一起争论，发表见解。有不少评论文章是经恩来同志看过、修改过的。 大约是1941至1943年，重庆政治环境恶劣，恩来同志因受到国民党特务的严密 监视，许多政治活动被迫停止了。这时，他就有较充裕的时间来了解和领导重庆的 文艺戏剧运动，交了许多朋友。恩来同志在重庆时领导文艺工作，从来不是通过生 硬的、命令的方式，而是交流思想，潜移默化。这样做，在广大文艺界中，影响更 大，根子扎得更深。就是在解放以后的许多年来，恩来同志对文艺的领导，仍然保 持并发扬了这种优良的传统。 现在不少同志关心、讨论、总结抗战期间的文艺运动。我写下自己一些具体回 忆，几十年前的事了，难免会有疏漏或不准确之处，希望大家批评指正。 周恩来同志和邓大姐都很关心青年人，特别是关心烈士子女，这几乎尽人皆知。 抗日战争初国共合作时期，因为环境许可，恩来同志即尽最大力量在全国各地寻找 失散的烈士亲属和子女，找到后即把这些孩子或亲属送到延安或苏联学习。当时有 不少传闻，说恩来同志夫妇，尤其是邓大姐，收了许多“干儿子”，“干女儿”， 其实是他俩人把烈士的子女们视为亲生儿女一般。著名戏剧家孙维世是突出的例子。 孙维世的父亲孙炳文是我党优秀党员，曾接任周恩来出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兼 总教官，是周恩来的好朋友，1927年在大革命中牺牲。抗战初期，孙维世的母亲任 锐带着孙维世和哥哥孙央到延安。我在重庆工作期间还曾照顾过任锐同志。 1955年末，我从天津市调到北京中国戏剧家D ？会书记处，主要是管《戏剧报 》的编经审稿工作。解放前我也曾在文艺界工作多年，但我还没有强烈感觉文艺圈 工作的复杂性；无论思想上或人际关系上，我还比较单纯，缺少经验。 1956年，中国青年艺术剧院上演了一出新的话剧《同甘共苦》，是岳野的新作， 由孙维世导演，舒强、于蓝、刘燕瑾主演，受到观众的欢ó？。不少人认为这是解 放后作家解放思想，敢于揭露矛盾的力作，在《戏剧报》上也曾发表过称赞的文章。 工作所系，当然我也去观看了。我这个人有个“毛病”：大家说好的，我总想去挑 点毛病；别人批评的，我反而要找出些好处来。我第一次去看《同甘共苦》时，感 觉戏写得不错，很吸引人，演员阵容一流，导演更没得说。但我思想上总觉得有些 别扭、不顺，主要是剧本内容引起我这种看法。 现在可能有不少人当年是看过演出的。这是一部感情戏，故事写老干部的三角 恋爱。男主角（舒强饰）是党的高级干部，女主角之一（于蓝饰）是抗战时期的知 识分子，女主角之二（刘燕瑾饰）是党的高级干部前妻，农村妇女。剧本故事情节 也并不复杂：抗日战争期间，一个年轻人告别新婚的妻子参了军，从此杳无音讯。 后来他的妻子也参加了抗日后勤工作，成了妇女积极分子，但夫妻二人因战乱而失 去了联系。男青年在抗日队伍中又认识了一位知识分子女干部，结婚生子。这种情 况在那个年代很普遍。这是战争环境所造成的，无可非议。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 三个人相逢了。这时男青年已成为高级干部，遇到前妻既抱歉又难堪。他看见前妻 已成为进步分子，对他再婚也毫无怨言，相反还百般照顾他，使他十分感动。抗战 妻子开始有些嫉妒，但慢慢感到这位前妻既能干又贤惠。两位妻子都觉得自己应该 退出，但那位高级干部不同意，于是便成了一夫二妻，相安无事（剧情内容我只是 记忆，没有再查证）。如果在旧社会，这种事是可以让别人接受的，难得三人都这 样识大体顾大局。但当时新中国成立不久，正在宣传一夫一妻的新婚姻法。于是我 心里提出了问号：这样的戏不是违背婚姻法吗？而且那位高级干部同时面对两个妻 子，使我感到不可思议。最后我得出结论：这个戏的主题思想不健康；虽然演得好， 导得好，观众喜欢，但不能提倡，而且应该批评。于是我写了一篇剧评，洋洋洒洒 写了三四千字，批评该戏思想不健康，违背婚姻法，还给老干部脸上抹黑。总之是 一棍子打下去了。 文章登在《戏剧报》上，这多少会引起圈内人士的吃惊。孙维世和岳野的名气 都不小，活动能量也强，而我是刚到北京来的新人。不几天剧D ？艺委会就召开了 有关《同甘共苦》座谈会，到会的人不少。我当时认为只是讨论一下，交换意见。 我已经发表了文章，没有再多要说的了。会上还真有争论，开始都心平气和的，到 孙维世发言时她很严厉地指着我说：你不就是掌握舆论工具吗？怎么就这样胡言乱 语给人扣帽子？新生事物出来不容易，你一棍子就想打死呀。你是什么评论家，一 窍不通！当时我都懵了：没想到会这样。我的个性也倔，见她如此，便回了一句： 你是了不起的大专家，批评不得吗？座谈会变成了吵架经经 我和孙维世认识很久了，相处得也不错，这一下成了“仇人”似的，见面都不 说话。我心里也很不是滋味，怎么会这样呢？不就是一篇剧评吗？但我还没有认真 去思考我的文章会有什么不好的影响。 不久，周恩来总理办公室给我打电话，让我吃午饭时去西花厅。我到了西花厅， 看见维世已经坐在那里和她的邓妈妈亲热交谈着。我一见这情景不知所措，也就坐 下来。不一会儿就开饭了，公务员提来两个饭盒放在桌上。邓大姐和周总理的饭菜 从来就很简单，倒是给我和维世的那两份又多又好。这时周总理进来了，维世是他 们的干女儿，很亲热地叫爸爸。总理很客气地先和我握握手，便让我们吃饭，也没 再说什么话。吃完饭，坐在沙发上，总理笑着说道：听说你们两个人当着不少人的 面打了起来？维世笑着不说话，我吃惊地看着他们说：没有呀，怎么可能打起来呢？ 不过是对一个戏有不同看法而已。总理哈哈笑起来：我的情报又准又快，真的没打？ 维世说：打了，不过是嘴仗。邓大姐这时才发话：你们都是老党员了，不会各自多 作自我批评吗？都认为自己全对了？她说话时表情很严肃，但语气很平和，没有责 备的意思。我觉得很难向维世道歉。这件事好像就这样过去了，我和维世也和过去 一样了。 就在这时候，戏剧圈忽然刮起一阵风，既批评《同甘共苦》，又批评别的有创 意的剧本和演出。比如青艺演出的《瘦马记》，南京演出的《布谷鸟又叫了》，等 等。这时我才真正感觉到我的无知。我的文章居然引来了一股极“左”风——应该 说这股风从来就有，是我的无知不觉中起了推波助澜的坏作用。我想做个自我批评 也无济于事了。到了反右派时，这些作家们都被批判成为右派分子，这时我才知道 自己犯了大错，但根本无能为力去挽回什么了。这件事成了我数十年来的一块心病。 我一直感到对不起维世和岳野，当时确是出于无知，但也不能经谅。 我和孙维世1937年在延安就认识了，那时候大家都称她为大小姐。她年轻漂亮， 是从上海到延安的电影明星，她比经青名气大，因此在那时候经青对她埋下了嫉妒 之心。她在延安演的第一个角色是话剧《团圆》的女主角，沙可夫写的剧本，左明 导演。维世是女主角，大小姐的名气可能由此而生吧。林彪也追求过她，但维世对 “首长”并不感兴趣，这也引起了叶群的嫉恨，以致几十年后她被人害死。1939年， 孙维世随周恩来、邓颖超同志去苏联留学，直到全中国解放前夕才回国。 新中国成立后，维世成为著名专家导演回到北京，在那段长时间我们没有什么 接触，我和她母亲任锐成了好朋友，她小姨任均和我在鲁艺是同学，所以我和她一 家也还是顶有缘分的。在抗战期间，任锐因为身体不好，曾到重庆治病，那时我正 好已调到重庆工作，我受恩来同志的嘱咐照顾老大姐，所以与她感情很好。解放后 我在天津工作时，任锐又在天津治病，那时维世到天津看望和照顾她母亲，我常常 与她见面，一起去看望她母亲，直到她母亲去世。不久我也调到北京工作，而且都 在戏剧圈里，那次矛盾很出我的意料，当然很快也过去了。其实我对她的艺术才能 一直都很钦佩，她的为人、她的勤奋，都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解放不久，由廖承志领导创建了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在当时这是一个很有实力 的剧院，孙维世是总导演，其他导演有不少，另有金山、石羽、杨露曦等著名演员。 青艺与北京人艺成为当时在首都最有实力的、演出数量最多、质量最好的剧院。当 然这两个剧院的演出风格完全不同。 孙维世在青年艺术剧院排演了俄罗斯及前苏联的名剧，如《凡尼亚舅舅》和《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曾轰动全国，在教育年轻一代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在艺术 创作上也非常成功，成为一时的典范。孙维世还在中央戏剧学院办起了导演、表演 艺术训练班，请来苏联专家列士里等人做教授，这使全国的话剧艺术都得到前所未 有的提高。孙维世在20世纪50年代中国话剧事业创下的业绩是无可否认的。 应天故事汇(gsh.yzqz.cn) 下一章　回目录